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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计划经济的管理方法
何建章
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国家必须对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实行计划管理。但是，怎样进行管理，运用什么方法进行管理，仍然是一个需要继续探索的问题。
计划经济的管理方法，包括行政方法和经济方法。过去，计划管理的一个重大缺陷，是太偏重于用行政办法管理经济。它的主要表现是：第一，注重按照行政层次、行政区划用行政机构管理经济；第二，只注重指令性计划，力图用指令性计划指标把一切经济活动都纳入一个统一的计划之内；第三，实行过分集中的中央集权的计划管理体制，否定社会经济的基层组织——企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这种管理方法是以否认企业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否认社会主义经济还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否认价值规律和市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还具有一定的调节作用为理论依据的。
在我国，过多地依靠行政方法管理经济，主要是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在此之前，虽然也强调行政方法，但是总的说来，那时还是行政方法和经济方法并用的。这是我国恢复时期和“一五”时期经济管理工作搞得比较好、国民经济发展比较顺利的一个重要原因。1957年以后，单纯依靠行政方法管理经济的倾向严重发展。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有人鼓吹取消商品生产，消灭货币。实际工作中普遍发生了“一平二调”的错误。在工农业生产中，强行贯彻不切实际的高指标，严重损害了经济单位特别是集体经济单位的利益，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单纯依靠行政方法，违反客观规律，包括违反商品经济规律的要求，是当时经济工作失误的重要原因之一。针对这个情况，六十年代初期，有的经济学家就曾明确提出以经济方法为主管理经济的主张。特别是刘少奇同志，通过亲自的调查和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总结，提出“按经济办法管理经济”的思想，提出组织和试办各种公司（托拉斯），在公司的基础上改组我国工业组织结构。“文化大革命”中，上述正确主张被林彪、“四人帮”当作“修正主义的黑纲领”、“复辟资本主义的黑样板”来批判，试点工作被迫中断。粉碎“四人帮”以后，通过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越来越多的经济工作者和经济理论工作者认识到，必须改革单纯依靠行政方法管理经济的办法，实行经济方法与行政方法相结合的办法。
那末，怎样实行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呢？有以下几点值得考虑。
逐步由行政机构管理经济过渡到主要由经济组织来管理经济。要根据专业化协作的原则，从提高经济效果出发，组织各种公司。公司可以是自下而上地组成，也可以自上而下地建立。按经营范围不同，公司可以采取多种形式。有的实行生产联合（专业公司或联合公司）；有的实行商业联合，统一承办订货，协调商品销售；有的是服务性的，如各种维修公司；等等。按经济联系的性质和范围，公司可以打破部门和地区的界限，也可以打破各种所有制的界限。有的公司是全国性的，有的公司是地区性的。公司是经济组织，实行独立核算，盈亏包干，具有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应有的地位和权限。全国性公司同地区性公司之间，总公司同分公司之间，以及公司同独立企业之间，不是行政隶属关系，它们之间的关系都要通过经济合同联系起来。除按法律规定向中央和地方机关上缴税收和其他费用外，中央和地方行政管理部门同公司的经济往来也采取合同形式。中央和地方行政管理部门将不再直接插手各经济组织的日常经营管理事务。它们的工作重点将是研究和制订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拟订发展规划，提供经济情报和预测，进行技术指导，组织经验交流。中央和地方政府还要制订各种经济法规和经济政策，协调各经济组织的计划，并利用经济杠杆把它们的活动引导到国家计划要求的轨道上来。
实行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和自由生产相结合的计划管理制度。针对我们过去指令性指标偏多的情况，看来需要逐步减少指令性计划指标，扩大指导性计划的范围，充分利用各种经济杠杆来保证国家计划的实现。
长期以来，人们把计划经济制度与指令性计划完全等同起来，甚至把指令性指标的多寡看成是计划强弱的标志。这是一种误解。我们说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除了指经济制度这层含义以外，主要是指社会主义社会能够规划国民经济的主要比例关系，如积累和消费的比例，社会生产两大部类的比例，生产和建设的比例，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提高的幅度，社会购买力和商品可供量的比例，等等，求得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之间的平衡，以保证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从我国的经验来看，过去由于急于求成的“左”的指导思想影响，积累率多数年份偏高，基本建设投资总规模偏大，造成重工业过重，挤了农业和轻工业，市场供应长期紧张。近几年来，注意缩短基本建设战线，降低积累率，提高消费基金的比重，但又发生了奖金和福利开支失去控制的苗头。因此，为了保证国民经济的协调稳定增长，国家必须严格控制基本建设投资总额、职工工资总额、奖金总额、福利和保险费总额、文教卫生及其他社会公共事业费。只要这些方面管住了，整个国民经济就出不了大乱子。因此，对关系全局性的比例关系和基本建设投资的总规模和重大项目的建设，国家要直接掌握，对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品必须下达指令性的指标。但是对于大多数企业和大多数产品来说，国家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下达指令性指标。国家只需要对比较重要的消费品和生产资料提出指导性计划。企业参照指导性计划，并根据市场的实际需要来制订自己的产供销计划。除了企业违反政策，或者企业的经营活动严重威胁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国家必须进行行政干预以外，在通常情况下，国家主要通过价格、税收、信贷等经济杠杆加以引导。至于其他的零星小商品，特别是三类农副产品和农民家庭副业产品，国家不下达具体计划指标，只颁布市场管理办法，作出一般市场预测，由经营者按照市场状况进行生产和销售。
实行集中管理与分散管理相结合的方针。在经济管理中，属于宏观经济方面的决策权，如上述的国民经济的主要比例关系的确定，重要经济政策和重大经济活动的提出，要集中在中央。属于微观经济方面的问题，如企业日常的产供销、人财物的管理和经营活动，除少数产品按政策规定实行指令性计划以外，决策权应属于企业。当然，由于企业只是一个局部，需要国家从全局出发，协调企业之间的活动，加强管理。这种集中管理不但不否定劳动群众对企业的管理权，相反，它是建立在广泛的民主管理的基础上的。只有这样，才能既做到整个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又能充分调动企业的积极性，保证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生气勃勃地向前发展。
应当强调指出，以上我们着重谈了计划管理中的经济方法。但是，这绝不意味着行政方法不重要，可有可无。行政方法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职能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一个重要保证。在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中，行政方法同经济方法是相辅相成的。从我国当前情况来看，经济管理方面的行政方法主要有：协调各经济组织的计划，编制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制订各种经济法，为经济组织的经营活动规定行为准则；基本建设投资的大部分和重大项目的建设，由国家掌握；制订符合我国国情的各种技术和经济政策；国家在必要时运用行政权力，对经济组织进行干预，从下达某些指令性指标到下令某些企业关停并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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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点民国史
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孙中山对三民主义的重新解释
孙中山自辛亥革命失败后，又经历了“二次革命”和护法战争等一连串的挫折和失败。在护法战争中，他依靠南方军阀打北洋军阀，但“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结果到处碰壁，一筹莫展。特别是他培植多年、以为“可资依靠”的“革命将领”陈炯明，竟于1922年6月趁北伐军正要平定江西之际，在广州发动武装叛乱，悬赏二十万元捉拿孙中山。“祸患生于肘腋，干戈起于肺腑”。陈炯明的叛变，使孙中山遭受了一次最痛心的失败，完全陷入绝望里。
正当孙中山处于绝望的时候，继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之后，中国共产党又诞生了。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向危难中的孙中山伸出了援助之手，促使他总结辛亥革命以来的经验教训，开始走上新的道路。
孙中山从十月革命的光芒中看到了中国的希望。早在1918年，他就给列宁发贺电，表示“愿中俄两党团结共同斗争”。1921年12月，孙中山在桂林会见了共产国际代表马林。马林向他提出建议：一要有一个联合各界人民、特别是工农群众的好政党；二要有革命的武装核心，要办军官学校。孙中山对此表示赞同。1922年8月孙中山避难到上海时，中国共产党已经发表了《中共中央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又在沪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指出了中国祸乱的根源在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革命口号，并明确提出与孙中山建立联合战线的主张。李大钊多次与孙中山讨论“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的“种种问题”，给孙中山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同年8月马林再度来华。中共中央根据马林传达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国共两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指示精神，在杭州西湖举行特别会议，作出了部分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决议。会后，陈独秀、李大钊和马林一同拜访孙中山，提出了关于国共两党合作的主张，孙中山欣然表示同意。不久，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张太雷、张国焘等相继加入了国民党。
1922年9月和11月，孙中山在上海先后召开了研究改组国民党计划和审议改进党务的会议。陈独秀等共产党人应邀出席，并派代表参加草拟国民党的改组宣言和党纲、党章。1923年初，在李大钊、林伯渠的帮助下，孙中山在上海会见了苏联代表越飞，进行了多次会谈，于1月26日发表了著名的《孙文越飞宣言》，再次表示欢迎苏联对中国革命的帮助，确立了联俄政策。
与此同时，在孙中山的策动下，粤军邓演达会同滇、桂军驱逐了陈炯明。2月，孙中山由沪返粤，任海陆军大元帅，第三次重建广州革命政权。6月，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郑重地决定“共产党员应加入国民党”，并确定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政策。孙中山更加热情地欢迎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加速国民党改组的准备工作。8月，他派蒋介石、沈定一、张太雷和王登云组成“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考察，并邀请苏联派政治和军事顾问来华帮助中国革命。9月，苏联政府应孙中山的要求，派常驻广州代表鲍罗廷具体帮助国民党的改组工作。10月，鲍罗廷在广州同中共中央开会讨论改组国民党的方法，决定力劝孙中山召集改组会议。24日，孙中山委派廖仲恺、谭平山等九人为中央执行委员，李大钊、汪精卫等五人为候补委员，组成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全权负责筹备国民党的改组工作。25日，孙中山委托廖仲恺召开国民党改组特别会议，审议并通过了改组计划，同时聘请鲍罗廷为政治顾问，办理改组事宜。廖仲恺坚定地、全力以赴地协助孙中山进行国民党的改组工作。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孙中山在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代表165人。李大钊、鲍罗廷等参加了大会领导工作。大会在讨论国共合作时，遭到了国民党右派势力极力反对，经孙中山和廖仲恺等国民党左派以及共产党人的坚决斗争，大会正式通过了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资格参加国民党的决定；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章程》，大会选举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在24名执行委员和17名候补执行委员中，包括有廖仲恺等左派和胡汉民等右派。共产党人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毛泽东、林伯渠、瞿秋白、张国焘、于方舟等也被选入。特别是大会通过了著名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这是一篇极其重要的历史文献。在这篇宣言中，孙中山根据三大政策的革命精神，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民族主义，一是“免除帝国主义之侵略”，使中华民族独立于世界；二是“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反对民族压迫。民权主义，以实行普遍平等的民权为主要内容，人民“不但有选举权，且兼有创制、复决、罢官诸权”。民生主义，一曰平均地权，二曰节制资本。规定“农民之缺乏田地沦为佃户者，国家当给以土地，资其耕作”。反对土地权“为少数人所操纵”。稍后他又提出“耕者有其田”的原则；还规定有独占性质的大企业“由国家经营管理之”，反对私人资本“操纵国民之生计”。经过这样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便是新三民主义。
新三民主义与旧三民主义相比较，有很大的发展：民族主义由笼统反满到直接反帝；民权主义由抽象提倡“自由、平等、博爱”，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到实行普遍平等民权，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民生主义由空洞的平均地权，到承认“耕者有其田”，并提出节制资本的办法。这种具有反帝反封建内容和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基本原则上是一致的。因此，新三民主义是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是革命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
但是，新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仍有本质的不同，这主要是政纲（三民主义没有社会主义纲领）和世界观（三民主义的宇宙观是所谓民生史观，实质上是二元论或唯心论）的不同。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圆满成功，标志着革命统一战线的形成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改组后的国民党由原来的资产阶级政党变成了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
孙中山渴望祖国早日摆脱贫困落后和长期分裂的局面，矢志使中国成为一个统一、完整的国家。他“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以伟大革命家的宏伟气魄，推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建立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了广泛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推动了全国工农运动的发展。由此造成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高潮，取得了北伐战争的伟大胜利。
（方式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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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基础心理学讲话》出版
为了普及心理学常识，人民出版社最近出版了苏常浚编写的《基础心理学讲话》。
心理学是以研究人的心理活动规律为对象的一门科学。近几年来，各行各业都在探讨这个问题。比如，教育工作者注意研究儿童和学生的心理，商业工作者纷纷研究顾客心理，行政管理工作者在研究社会心理，政法工作者在研究犯罪心理，等等。
作者用通俗的语言，联系人们实践活动的体验，阐释了心理的生理基础、人的心理发展、人的认识过程，等等。（任 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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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讯
《可行性研究的内容和方法》出版
《可行性研究的内容和方法》一书，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可行性研究是国外广泛采用的对新建、扩建或改建工程项目进行技术、经济和财务等综合研究的方法。它通过调查研究，分析计算工程项目的相关因素，论证各种方案的经济效果，选择最优方案，从而为投资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文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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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重工业要努力提高经济效益
陈先
长期以来，我们在经济工作中过分强调速度，注意经济效益不够，以致社会财富的增加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同人民付出的劳动不相适应。赵紫阳总理在五届人大四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把提高经济效益作为考虑一切经济问题的根本出发点，作为经济建设的核心问题和新路子提出来。他说：“真正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走出一条速度比较实在、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实惠的新路子。”这是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现实生活的需要。当前不把经济工作转移到提高经济效益的轨道上来，就不可能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提高经济效益，在生产、建设、流通各个领域都没有例外，重工业更应努力以尽量少的活劳动和物化劳动消耗，生产出尽可能多的符合社会需要的产品。
大家知道，重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重工业提高经济效益，有着重大的意义。这是因为，第一、重工业在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大。重工业职工占工业职工总数的70％以上，重工业固定资产占工业固定资产总数的80％以上，重工业净产值占工业净产值的一半以上，重工业产品出口额占出口商品总额的40％左右。目前我国财政收入主要靠工业积累资金，而重工业又占相当大的比重。因此，重工业经济效益的好坏，对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关系甚大。第二、重工业对国民经济影响大。重工业产品除了满足本部门的需要外，相当大一部分是供给其他经济部门使用的，因此，重工业产品的好坏，直接影响其他部门的经济效益。如果我们的重工业能提供越来越多的技术先进、质量好、消耗少、效率高、成本低的产品，则整个国民经济的经济效益将大大提高一步。第三、重工业潜力大。当前重工业部门相当多的企业存在管理混乱，物资消耗大，产品质量低成本高，劳动生产率低，经营亏损多，生产能力利用率低等情况，许多经济技术指标还低于历史上曾经达到过的水平。因此，重工业提高经济效益，大有潜力可挖。
如何提高重工业的经济效益？从长远来说，要大力加强科学研究，组织技术攻关，推广科技成果，提高干部的经营管理能力，提高工人的文化技术水平，把重工业逐步转移到新的技术基础上来。从当前来说，要着重抓以下几点：
第一，要全面整顿企业。企业是经济活动的基层单位。提高重工业的经济效益，必须从整顿企业着手。整顿企业的重点，一是要整顿好企业的领导班子，选拔一批年富力强、熟悉业务、德才兼备的干部和技术人员担任正副经理和厂长，使重工业企业的领导班子向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革命化方向迈进一大步。二是要整顿和完善经济责任制，明确企业对国家的责任和职工对企业的责任，同时加强企业管理的各项基础工作，把财务会计和经济核算制度建立和健全起来，并建立各种岗位责任制，严格按定员定额组织生产，全面考核企业。三是整顿和加强劳动纪律，建立和健全奖惩制度。四是整顿财经纪律，堵塞“跑、冒、滴、漏”现象，对违犯财经纪律，擅自截留上缴利润，偷税漏税的，要追究经济责任。通过对重工业企业的整顿，就可以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出速度，出效益。
第二，调整企业结构和产品结构。首先要调整企业结构。目前重工业企业结构不合理，现有企业数量已经很多，但盲目建设、以小挤大、以落后挤先进的现象仍有增无已。因此，很有必要继续对企业结构进行调整，坚决关停并转一批产品不符合社会需要、质量很差、耗能很高、长期亏损的工厂。同时，要按照专业化协作和经济合理的原则，搞好企业的联合。还要制定建厂标准，制止盲目兴办新的企业，这样，才能实现企业结构合理化，提高社会的综合经济效益。其次要调整产品结构。当前重工业中燃料电力和森工、建材等原材料产品是短线，远远满足不了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加工工业产品特别是机电产品很多是长线，供过于求，库存大量积压。今后，要加快燃料动力工业的发展，扭转矿山落后的状况。同时要加强交通运输，继续发展原材料工业。在机电产品的生产上，要通过专业化协作，挖掘现有企业的潜力，做好产品的升级换代工作。改进设计，加强新品种计划，严格按需生产。对那些耗能多的不符合需要的长线产品，要坚决限制生产。对那些暂时属于短线的产品，要通过调查研究，全面规划，实行有计划的增长，防止一哄而上，造成新的积压。只有从长远的、全局的利益着眼，不局限于眼前的、局部的利益，才能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对重工业企业结构和产品结构进行这样的调整，可以从节约中求增产，以同样数量的燃料和原材料，生产出更多的重工业品，更好地满足社会需要。
第三，抓好现有重工业企业的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对现有企业进行技术改造比新建要投资省、见效快、效益大。重工业企业的技术改造，要根据需要和可能，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先抓好工业发达的中心城市和骨干企业，不要一哄而起，齐头并进。从当前情况出发，技术改造的重点应放在节约能源、节约原材料方面，放在提高产品质量和改革产品结构方面，放在增加社会需要的短线产品能力方面。一句话，应主要放在提高经济效益方面。技术改造所需的资金，主要依靠企业的自有资金。目前，重工业企业掌握的折旧基金，企业利润留成部分中的生产发展基金，数额相当大，如果加上银行贷款，数额更大。这些资金应当主要用于技术改造，特别是设备更新，而不应当去搞新建。把现有重工业企业的技术改造搞好了，投资效果会是非常显著的。
第四，提高基本建设投资效果。首先要对在建的重工业项目进行清理。凡是不急需的，建设条件不具备的，或建成后不能正常生产的项目，要坚决下马，把投资和物资撤下来，用到很快能建成投产的急需项目上去。凡是需要的项目，而有些配套工程没有同步建设的，应迅速补充安排，以利于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保证在建项目迅速建成，而且能够顺利投产。其次，对新建项目要严格控制。凡是能依靠现有企业实现增产的，就坚决不搞新建，防止拉长基本建设战线。新上大中型项目，要慎重决策，反复论证，确有把握，再纳入计划，然后再安排设计施工。所有大中型建设项目都要严格按基本建设程序办事，做好建设前期的准备工作，并实行五定，即定建设规模、定总投资、定建设工期、定投资效益、定外部协作条件，防止重犯过去资源和地质情况不清，经济效益计算不清，或者外部条件不具备，就仓促上马，造成浪费损失的错误。基本建设投资，要进一步推行把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的办法，促进建设单位加强经济核算。基建施工要逐步推行包建制，以加强施工进度，提高工程质量，缩短建设周期，降低工程造价，千方百计提高投资效果。重工业部门要力争用同样多的投资形成更多的生产能力。
通过以上几个方面的努力，重工业的经济效益就可以大大提高一步。
（摘自《 1982中国经济年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