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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论改革
严家其
建国三十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了剥削制度，开展了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经济文化事业获得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巨大发展。但是，我国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等还不够完善，在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经历了不少曲折。中国人民深深地意识到，为了把自己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政府机构到事业机构，从经济体制到政治体制，进行深入持久的改革。
改革的一般规律性
任何改革的发生，决不是少数杰出人物个人意志的产物。一切成功的改革的基本前提是社会上对这种改革有迫切的要求，这是改革成功的客观条件。但历史表明，改革的成功与否不仅同客观条件有关，而且同改革的领导是否有力，改革的方针、计划、措施、步骤是否符合客观实际有关。所以，一切成功的改革，还必须具备种种主观条件。
首先，改革必须凭借国家政权的力量，必须有坚强的领导。同任何自发性的政治运动不同，改革是掌握政权的阶级、政党或人们凭借国家政权的力量自上而下地改变制度或传统的行动。
其次，改革必须从实际出发，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目标、纲领或方案。任何改革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下进行的，即使改革目标本身并不违背历史潮流，但只要改革方案本身脱离了实际，如离开本国国情，简单地抄袭外国成功的改革经验，改革也是要失败的。而且，在一个时期行之有效的做法，在另一个时期也许根本无法实行。所以，任何改革，都必须从实际情况出发。在实际改革过程中，特别是对于涉及面较广的改革，某一方面的改革势必影响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其他方面，因而必须在深入研究造成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弊端的根源的基础上，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根据改革的目标制定出改革的总体设想或总体方案。否则，改革的局部性成功往往要以其他方面发生困难或挫折作为补偿。
第三，为保障改革纲领或方案的实施，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一系列改革的具体措施。在着手进行改革的时候，必须认真地分析改革的条件，明确改革的步骤，采取一系列具体措施，积极地、稳妥地把改革引向胜利。
第四，要及时地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人类社会的改革不同于自然科学的实验，改革的方案不论多么周密和完善，改革过程中还会产生许多未能预想到的问题，产生新的矛盾，如果不及时加以解决，改革也会走向失败。这在历史上是有过无数次教训的。
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改革要取得成功，归根到底是要求改革符合社会发展的方向，要能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只有最终推动社会生产力和经济发展的改革才有可能获得成功。然而，如果改革没有强有力的领导，没有可行的目标，没有科学的方案、步骤和措施，不能及时地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任何符合历史潮流的改革也不能自动地获得成功。
改革是人民的迫切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的政治和社会变革。由于人民掌握了政权，成了国家和社会的主人，由于实行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了“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社会主义的建立为祖国的富强和人民的幸福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然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不可能立即根除旧时代所遗留的一切弊端，加上社会主义事业在我国是一项全新的事业，领导这样伟大的事业，也难免会产生某些缺点和错误，因而，建国以来，我们在各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各方面仍然存在着种种弊端。
在政治生活方面，社会主义民主没有建立起健全的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十年动乱竟使这一根本政治制度遭到严重破坏，这固然与党和国家的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制度方面。为什么延续多年的“左”倾错误不能得到及时纠正？为什么在社会主义的土地上竟会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灾难，而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不可能用正常的办法起来制止灾难的蔓延和发展？邓小平同志说得很深刻，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比个人的思想、作风、责任，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在存在党和国家最高领导职务终身制的情况下，随着个人崇拜现象的形成和发展，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原则就会遭到破坏。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说：“逐步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任务之一。建国以来没有重视这一任务，成了‘文化大革命’得以发生的一个重要条件”。在政治生活的其他方面，由于我们在机构设置和干部问题上没有建立起一整套适应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制度，长期以来，机构臃肿、层次重叠、职责不清、相互扯皮、推诿责任、效率低下的情况十分严重。在一些部门和地区，党和政府的正确方针不能充分贯彻，官僚主义严重存在，人民生活中的很多问题不能得到及时解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的指引下，在经济工作中认真改变以往的“左”倾错误、调整国民经济的同时，在农业、工业、财贸等领域进行了一些初步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是还没有来得及制定出科学的、周密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还不能有效地消除我国经济生活中的许多弊端，经济工作还远远地不能适应建设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的要求。
面对我国在政治、经济诸方面存在的种种问题，实行改革成了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全会结束了1976年10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并在政治、经济各个领域中实行了一系列局部性的改革。例如，在各级领导机关中恢复和加强了民主集中制，加强了集体领导，反对和纠正个人专断现象；在党和国家领导体制上，改变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在干部制度上，提出了废止实际上存在的领导职务终身制，制定了若干准则、规章，防止和纠正干部中的官僚主义、特殊化等不正之风；在选举制度上，实行了差额选举制，把直接选举人民代表的范围扩大到县一级；在国家机构的设置上，中央一级开始改变以往机构臃肿、层次重叠、副职过多、效率不高的状况，改进了工作作风，提高了工作效率。在经济体制上，增加了地方的权力，扩大了企业单位包括农村生产队的自主权，实行了各种形式的责任制；在对外经济关系上，改变了以往闭关自守的做法，实行了对外开放政策，等等。这些改革，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所取得的成就表明，为了更好地消除我国在政治、经济各方面所存在的种种弊端，清除前进道路上的障碍，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等制度，有必要把改革继续推向前进。
党一定能够领导人民完成改革这一伟大事业
我们今天正在从事的改革同剥削阶级国家进行的改革在性质上是根本不同的。对剥削阶级掌握政权的国家来说，某些改革即使在客观上增强了国家的力量，但改革归根到底是为巩固剥削阶级对广大人民群众的统治服务的。我们今天的改革，归根到底是为了巩固人民的政权，是为人民谋幸福的。
为了保障改革的顺利进行和改革的成功，改革必须有坚强的领导。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我们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党中央是我们进行改革的最高司令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六十余年的历史证明，党不仅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了巨大成就，而且党也一定能领导改革取得全面胜利。
为了保障改革的顺利进行和改革的成功，必须从我国的国情出发，经过缜密的研究，制定出改革的切实可行的目标，改革的总体方案和单项方案，改革的步骤和措施。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新宪法将为政治体制改革中最重要的部分——国家体制的改革指明方向。例如，在我们未来的国家体制中，将扩大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设置国家主席和中央军事委员会，国务院实行总理负责制，对国家最高领导职务实行“限任制”，确认人民群众管理国家和社会的广泛权力。新宪法的制定过程可以说是为国家体制的改革进行总体设计的过程。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我们还需就立法、司法、国防、干部、中央地方关系、党政关系等方面制定出具体的改革方案。在经济体制的改革方面，同样需要进行改革的总体设计、总体规划，制定出改革的总体方案。同时必须分别研究和制定计划、统计、财政、税收、价格、银行、商业、物资、外贸和劳动工资等方面的具体改革方案。当然，无论是政治体制改革还是经济体制改革，都是一个历史过程，不仅需要制定出周密的方案，而且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制定出改革的步骤，在试验和试点的基础上不断总结经验，逐步推广。
为了保障改革的顺利进行和改革的成功，我们还必须及时地发现和解决改革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同时还必须分别研究和制定计划、统计、财政、税收、价格、银行、商业、物资、外贸和劳动工资等方面的具体体制改革方案。当改革过程中遇到困难和挫折时，一定要保持冷静的头脑，既不能半途而废，更不能仓促后退，走回头路，而应当认真地分析造成困难和挫折的原因，采取切实的措施，使改革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得到及时的妥善的解决。
为了使改革卓有成效，我们还必须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同时，继续解放思想，清除理论上各种片面的、错误的观念或成见。长期以来，我们不承认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这种观念实际上堵塞了改革的一切道路，把社会主义看作是一成不变的东西。同样，当我们正确地强调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时，不承认为提高行政机关的行政效率有实行“首长负责制”的必要性；当我们正确地强调无产阶级领袖的历史作用时，不承认社会主义国家最高领导职务实行“限任制”的必要性；当我们正确地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经济时，不承认社会主义现阶段，在保持公有制占优势的条件下存在多种经济成份的必要性；等等。这些对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方面的片面的以至错误的认识，长期以来成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进一步发展的障碍。所以，
“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也应当成为指导改革工作的重要方针之一。
为了使改革卓有成效，我们必须动员人民群众积极投入社会主义的改革事业。人心向背，决定着改革的前途、改革的成败。改革方案、措施、步骤的科学性，决定于改革本身是否真正顺乎潮流、合乎民意。只有在党的领导下，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充分地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改革才能取得成功。
改革是我国八十年代为建设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进行的一项伟大事业。由于改革必将触动机构、体制、制度和作风，触动那些过时的、落后的事物，改革的道路不会是平坦的，肯定会遇到某些困难和阻力，会产生某些意想不到的问题。在今天，只要在党的领导下，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积极地、谨慎地、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改革，坚定不移、百折不挠，中国体制改革的伟大事业一定能取得成功，我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必将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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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全国辩证唯物主义讨论会观点简介
最近在北京举行的全国辩证唯物主义讨论会，就哲学基本问题，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涵义及其相互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讨论。现将主要观点作一简介。
本体论是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组成部分
一种观点是：哲学上的本体论问题，就是世界的本质、本原问题，也就是世界本来是什么的问题。唯物主义者认为自然界是本原；唯心主义者则到自然界之外去找一个什么“本原”，诸如把“不变的实体”或“上帝”当作世界的本原。持这种观点的同志着重强调，本体论是一切哲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赖以建立的前提和出发点，否认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本体论，也就否认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认识论和辩证法。
另一种观点是：本体论是旧唯物主义的概念。旧唯物主义往往把万物的“本原”归结为某一种或某几种具体的物质形态。对于这种
“本体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只作过批判，而从来没有正面肯定和论述过在他们的哲学中还有“本体论”这个组成部分。
还有一些同志认为，世界的本原问题，或说“本体论”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不是没有，但不能把它同认识的源泉问题、同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问题割裂开来。
哲学基本问题的两个方面的关系
一种观点是：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一个方面回答思维和存在何者是本原的问题，这是贯串全部哲学的最高原则，是哲学中最高的问题；第二个方面回答现实世界是否可知，虽然也很重要，但毕竟是一个次高问题，是属于下一个层次的问题。两个方面并不是并列的关系，第二个方面是从属于第一个方面的，是思维和存在诸多关系中的一种关系。
另一种观点是：哲学基本问题的两个方面是有机统一、不可分割的，它们共同回答哲学的最高问题。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还认为，笼统地把哲学基本问题的两个方面的关系确定为“最高”和“次高”、重要和次要的关系，是不对的。重要不重要，要看就什么具体问题来讲。脱离具体问题，笼统地讲重要和次要，就会产生重视一个方面而忽视另一个方面的后果。
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关系
与会同志一致认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关系，并不简单地等同于物质和精神的关系。但在对二者关系的进一步论述上，大家的意见又不完全一样。
一种意见是：从人类社会历史的局部情况看，精神文明并不完全与物质文明相对应；但从总体上看，归根到底还是物质文明决定精神文明。因此，在我们处理二者关系时，必须坚持和贯彻唯物论的原则，两个文明一起抓，不要不恰当地把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说过头，从而重犯片面夸大精神的能动作用的错误。
另一种意见是：精神文明并不是物质文明的派生物，不是物质文明的附属品。从社会发展史来看，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同时产生的，是对偶的。不能认为是先有物质文明，尔后才有精神文明。那种认为物质文明水平高、精神文明水平也必然高，或者认为精神文明可以自然而然地随着物质文明水平的提高而提高，诸如此类的观点，都是错误的。
怎样才能搞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
有些同志强调，要搞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就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抓好经济工作，搞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建设。这样，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才会有一个牢靠的、不可动摇的基础。
还有些同志提出，发扬社会主义的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和思想民主，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而搞好党风，克服领导干部、领导机关中存在的种种不正之风，尽快恢复和发扬曾遭林彪、“四人帮”破坏的我党的好传统、好作风，则是这一建设中关键的一环。党风不正，必然影响民风，影响整个社会风气。他们之中有的同志认为，把精神文明水平的下降主要归咎于年轻人不争气，是不恰当的。
讨论会中许多同志都指出，搞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教育人民和青年。马克思主义正确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人类历史上所创造的全部精神财富的最高结晶。马克思主义又是我们战胜各种腐朽没落的剥削阶级思想的强大的思想武器。只有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加强对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政治思想工作，才能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提高到新的水平。
（卢冀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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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评《谭嗣同传论》
王俊义
谭嗣同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爱国思想家，他作为戊戌维新运动中激进派的著名代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先驱，为人们重视和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邓潭洲所著《谭嗣同传论》（以下简称《传论》），就是这方面研究的新成果。该书与已有谭嗣同研究论著相较，史料丰富翔实，内容较深入系统，观点也勇于创新，是一部有参考价值的谭嗣同研究专著。
《传论》是在调查搜集了难得的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经过长期酝酿研究写成的。它对谭嗣同的生平和思想进行了系统的、全面的分析和论述。这部有传有论的著作，首先以较多的篇幅，详细记叙了谭嗣同的生平事迹，从他的家世和少年时代，直写到参加维新运动和壮烈牺牲，叙述中也澄清了已往谭嗣同传记、年谱中史实上的讹误。《传论》还有专章分析谭嗣同思想产生的社会基础、理论渊源。继之，又对谭嗣同的哲学思想、社会政治思想、文学思想等方面，一一展开论述。如对哲学思想的分析，既论述了谭嗣同自然观的基本唯物论倾向和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又阐述了他的发展变化的历史观，指出他在认识论上如何被佛教神学所窒息，终于走向唯心主义。《传论》从十九世纪末叶极端动荡和错综复杂的社会现实，说明了谭嗣同在哲学思想方面呈现复杂性的特征。《传论》对谭嗣同社会政治思想的论述尤为深入，指出谭嗣同在这方面较之同时代其他思想家，具有更为跳动着时代脉搏的丰富内容。作者着重分析了他的民主主义观点和革命思想，论证了谭嗣同虽然参加了维新运动，但其政治思想却超越了改良主义范围，成为后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导。截至本书出版之前，关于谭嗣同的研究论著，多是就某一方面的问题进行论述，很少有系统的、全面的研究性专著。《传论》一书史论结合，较为全面系统地论述了谭嗣同思想的各个方面，其出版问世，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推进了对谭嗣同思想的研究。
更为可贵的是，《传论》既吸收消化了已有谭嗣同研究的成果，又不为所囿，在学术观点上大胆探索，勇于创新。该书常通过论述或在脚注中，对各种分歧意见，阐明自己的见解。例如有些学者认为谭嗣同早年在政治上趋于保守，但哲学观点则是唯物主义的；戊戌变法前后，谭在政治上转向激进，而在哲学上却堕入主观唯心论的泥坑。《传论》认为这样把谭嗣同的哲学观点与政治思想加以对立割裂的论断是不妥当的。谭嗣同的政治思想与哲学观点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其哲学观点是政治变革的理论基础。他的哲学观点基本上是唯物主义的，但有浓厚的唯心主义杂质，其政治思想日趋激进，但也有不彻底的一面。这种思想上的复杂性，正是他所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软弱性与理论上的妥协性的反映。
《传论》对谭嗣同研究中一些较流行的看法和史料，也依据史实提出质疑。例如康有为、梁启超在谭嗣同死后所写的《六哀诗》、《谭嗣同传》，是流传下来的最早的谭嗣同传记资料，长期来成为研究谭嗣同生平思想的重要依据。《传论》认为，这些作品把谭嗣同描写成康有为的忠实信徒，十足的保皇分子，这就抹煞了谭嗣同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光辉，也掩盖了谭嗣同与康梁政治观点上的分歧。康梁之所以如此歪曲谭嗣同的形象，乃是企图利用人们对谭的尊崇，扩大他们保皇思想的宣传和影响。因此，对康梁的《六哀诗》和《谭嗣同传》，作为史料运用时，必须加以分析鉴别。又如，据传谭嗣同临死前写给康有为、梁启超的《绝命书》，长期来也被人们视作可靠的史料加以引用。《传论》根据与康梁同时亡命日本的王照所述，加以研究鉴别，指出其中渗透了康梁保皇的论调，与谭嗣同思想的主流和风格极不一致，断定其显系赝品，属康梁伪造。这一论断，既有材料依据，又有理论分析，发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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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商业经济学会成立
中国商业经济学会于六月上旬在武汉市举行成立大会。会议集中讨论了如何提高商业经济效益问题。
大家认为，当前努力提高商业经济效益，是贯彻国民经济调整方针的一个核心问题。商业经济效益，同工农业生产或其他经济部门比较，有它自己的特点。一是，商业劳动是
“中介”性劳动，商业的经济效益主要表现在商品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实现上，购销任务的完成上。在合理满足消费需要的情况下，买卖过程越迅速，商品流通越畅通，商业经济效益就越大。二是，在保证市场正常需要的前提下，合理使用流动资金，资金周转速度越快，所需的资金就越少，商业经济效益就越好。三是，商业活劳动的占用和消耗比重较大，商业部门目前多数行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主要是手工劳动，合理地组织劳动和实行科学管理，商业劳动效率就高，经济效益就好。四是，商业企业的经营成果和商业利润的多少，往往受客观因素的影响较大，并不完全决定于主观努力程度。大家认为，在讲究和提高商业经济效益时，要根据上述特点对商业经济效益进行综合分析。同时在评价商业指标时，要注意指标体系的完整性，不仅要考核进销额、利润和利润率，而且要考核资金占用和使用效果、劳动效率、服务质量、流通费用和费用率等，才能全面反映企业的经营状况和管理水平。
大家认为，当前商业战线需要着重抓好以下几个问题。一、大力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主动协调农商之间的关系，提高农副产品的商品率；积极帮助工业部门调整生产结构，做到产品适销对路。二、要扩大商品推销，加速商品周转，降低流通费用，改进服务态度，提高服务质量。三、积极开展打击经济领域中违法犯罪活动的斗争。在斗争中结合企业整顿和机构改革，建立和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堵塞漏洞，改进企业管理水平。
会议还对今后商业经济理论需要研究的新课题，提出了
一些设想。例如，在商品流通领域如何贯彻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问题；商业体制改革的理论和改革的方向问题；如何遵循价值规律和按实际情况改革物价管理体制问题；如何发挥国营商业的主导作用，进一步办好集体和个体商业问题；粮食、经济作物和副食品生产经营如何同国民经济发展和市场需要相适应的问题；如何搞好工业品下乡、扩大城乡物资交流问题，等等。（苏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