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7月5日人民日报 第8版

第8版()
专栏:

旗帜不能卷起
舒平
共产主义,它不是平常用布制成的旗子,布制的旗子有的时候总会叠着或者卷起。它是我们共产党人心中的旗帜,是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卷起的。
在这面旗帜上,写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回荡着“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的声音,浸透着无数先驱者的鲜血……
可是,这旗帜,现在有的人却以为“既不能当饭吃,又不能做衣穿,何必如此认真对待”。这自然容易使人想起一百多年前德国那批庸人摩莱萧特们。他们把一切对于人类美好未来的信念都叫作“唯心主义”,似乎只有他们那种吃喝玩乐的潦倒生涯才是最“唯物”的。
也有人以为,反正现在不搞共产主义,这面旗帜还是让它暂时卷起吧。我们共产党人所以根本不同于别的任何政党,就在于心里始终有这面鲜明的旗帜。过去搞民主革命,五十年代搞社会主义改造,都是靠了它,才一步一步地走过来,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今天搞四化,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谁如果模糊了这个信念,卷起了这面旗帜,谁就会被卷到“那一边”去。马克思主义是讲历史条件的。我们清楚地懂得,决不能超越历史的条件拿共产主义的纲领和政策施之于当今的现实;但是,我们更必须清醒地看到,我们以往和今天所从事的事业,都是迈向共产主义的一个步骤。共产主义,这信念,这旗帜,是海上的灯塔,车前的路标。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信念的模糊,旗帜的卷起,在两种情况下是最易发生的。一是栽了筋斗的时候。两山之间有一谷,信念好比是一轮朝日,当你站在高山之巅,见它并不难,忽然一筋斗翻到谷底,单凭直观就看不到它了,必须具有科学的洞察力,心里才能仍然有一轮朝阳。二是同资产阶级、资本主义打交道的时候,香风阵阵吹,糖弹纷纷来,花花世界令人朦胧欲醉,一些原本不坚定分子就会抛弃信念,卷起旗帜,滚将过去;只有坚定的共产主义者,才能象“曲院风荷”,出污泥而不染,愈显其洁白无瑕的本色。今天,当我们经过拨乱反正,万众一心搞四化,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之际,我们岂能忘了心中的旗帜!
大浪淘沙。共产主义者要缔造全人类的文明和幸福,任重而道远,决不能被拍岸的惊涛冲走。我们头脑里的信念,一刻也不能模糊,我们心中的旗帜,永远也不能卷起,在滚滚向前的历史潮流中,永立潮头而不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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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童心贝
黄际昌
海贝如繁星,谁能数得清?
涌来了,涌来了,五光十色的螺贝,向海滩涌来。贝雕师深一脚浅一脚地迎上前去,象欢迎海外回归的游子,他挨个儿抚摸,轻轻地抱在怀里。
陌生的过客笑他对贝类太痴情。知情的密友却晓得,贝雕师林国钦倾心厚爱的却是儿童。说来也离奇,竟是天真的顽童把他引进“贝雕世界”的哩。
二十七年前,林国钦在这海岛上的一所实验小学担任少先队辅导员,兼任美术教师。他在台上教课,孩子们却把双手伸到课桌下摆弄不迭。是什么?贝壳!又是贝壳!他愤怒地说:“在课堂上玩这乱七八糟的东西,象话吗?”顽皮的孩子当面不敢申辩,暗地里还是把贝壳藏在书包里,悄悄地玩。这件事使年轻气盛的辅导员伤了自尊心,然而转念之间,他又反问自己:你童年时不曾玩过海滩的沙,海水飘来的贝?是呀是呀,你长大了,把童心丢了,还来责怪面前这一群孩子!
他带着几分内疚,找了几个玩贝的孩子头,和颜悦色地征求意见:我同你们玩贝好不好?孩子们带着疑惑的眼神,摇摇头,背着手。谁知老师心里打啥主意呢。
过了几天,林国钦拿出一包自己采集的贝壳标本,走上讲台,亲自给孩子们讲海贝的种类、纹理、色泽。还讲了一段往事:“同学们,我在童年时也玩过贝哩。有一天我病倒了,祖父把一只用螺壳堆贴的花瓶送到病床前,劝我吃药,我玩着玩着就睡着了……”一席话引起哄堂大笑。笑声中,小小心灵里藏着的朵朵疑云消退了。师生的心交融在一起了。
从这一天起,林国钦和孩子们经常利用课后余暇,到海滩拾贝。过队日那一天,他们一起用多种贝壳堆成第一件作品:《祖国的台湾》。一个60厘米×80厘米的贝堆,竟是令人一目了然的台湾地形图。师生们欢天喜地把这件贝制品和盘托起,运往心爱的中南海。过了一些日子,中央办公厅回复一封纸短情长的信,向师生们表示谢意,称赞这是“有创造性艺术性”的作品,希望今后创作更多的好作品,为国争光。
春风习习,红日高照,一个“红领巾贝壳工艺厂”在这所实验小学里诞生了。林国钦领着孩子们制作了一件件新作品:《东方巨龙》、《彩蝶纷飞》、《百花齐放》……各式各样的贝堆,出现在岛上渔家的案头上、窗台前,出现在孩子们甜蜜的梦境里。
现在,林国钦已是海岛上一个大型贝雕厂的厂长,当年一起玩贝的几个“小淘气”,现在是厂里的技术能手。产品再也不限于当年的简易贝堆,还有圆雕、贝雕画、花插等,而这里独创的嵌贝漆器,更令人叹服!200多个花色品种的贝制艺术品,畅销海外,美名远扬,不仅赢得世界上各种肤色的儿童的欢心,连老态龙钟的长者也捧着抱着,激动地发出颤音:宝贝!我心爱的好宝贝!
尽管贝雕艺术在这儿已有长足的进步,不知出于什么缘由,林国钦还把当年最早制作的几件贝堆珍藏着。这位两鬓添霜的老辅导员,把我领进他的工作室,兴致盎然地指点:
“呐,这件浮雕《枇杷》,是六十年代孩子们的作品,工艺粗糙一些,倒也鲜灵”。
“为什么还挂在最显眼的地方?”我向他探问。
他没有直接回答,却自言自语:“枇杷早熟了,孩子们也一个个长大了”。
此时此刻,真猜不透他的心境,是在欣赏《枇杷》呢,还是在思念当年制作贝品的孩子?
他仍然继续着原先的话题,给我讲述当年制作《东方巨龙》的实例:我设计出这个图案,孩子们跳呵蹦啊,在贝库里选拣各色各种贝料。你看,他们费了多大的心思!呐,“龙”的各个部位用的不同的贝料,都恰到好处:眼——大米螺,牙——角贝,鼻——肉螺,角是珊瑚,鳃——扇贝,爪——笔架贝。
我的心也被眼前的这条
“龙”征服了。是呀,遍体鳞甲,都是童心叠成的!听了我的由衷的赞语,他放声大笑,笑得那样爽朗、纯真,两只眼角的鱼尾纹,也顿时舒展开来。
我问老林:“世上到底有多少种贝?”
“海贝如繁星,谁能数得清!你来看——”他领着我环视几个玻璃橱柜,只见里面密密层层地摆着各色各样的贝类。他又从桌底下搬出一箱,叫我们放在桌面上一字排开,大的排前头,中号的、小号的、最小号的依次排下去,足足排了十四行,把桌面占满了,还没有排完。排头的大如拳,最小的如花生粒。老林用手指着柜角落说:“那里还有一个大兵”,他俯身抱起一个大贝壳,足有5斤南瓜的瓜瓢大。小小工作室,是一个连着大洲大洋的“贝类世界”!当年的顽童把林老师领进这个奇妙多姿的天地时,他也会象我今天一样看得目瞪口呆吧?
我站在桌前,面对着色彩缤纷的“贝类纵队”,数了半天也没有数清;但我却发现了人间有一种至今没有命名的贝,它生长在大小贝雕师、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心里,我给它起了个名儿:“童心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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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倚江挺立 吴家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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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贾平凹散文集序
孙犁
我同贾平凹同志,并不认识。我读过他写的几篇散文,因为喜爱,我发表了一些意见。现在,百花文艺出版社要出版他的散文集了,贾平凹来了两封信,要我为这本集子写篇序言。我原想把我发表过的文章,作为代序的,看来出版社和他本人,都愿意我再写一篇新的。那就写一篇新的吧。
其实,也没有什么新鲜意思了。从文章上看(对于一个作家,主要是从文章上看),这位青年作家,是一位诚笃的人,是一位勤勤恳恳的人。他的产量很高,简直使我惊异。我认为,他是把全部精力,全部身心,都用到文学事业上来了。他已经有了成绩,有了公认的生产成果。但我在他的发言中或者通信中,
并没有听到过他自我满足的话,更没有听到过他诽谤他人的话。他没有否定过前人,也没有轻视过同辈。他没有对中国文学的传统,特别是五四以来的现实主义传统,发表过似是而非的或不自量力的评论。他没有在放洋十天半月之后,就侈谈英国文学如何、法国文学又如何,或者东洋人怎样说,西洋人又怎样说。在他的身旁,好象也没有一帮人或一伙人,互相吹捧,轮流坐轿。他象是在一块不大的园田里,在炎炎烈日之下,或细雨蒙蒙之中,头戴斗笠,只身一人,弯腰操作,耕耘不已的青年农民。
贾平凹是有根据地,有生活基础的。是有恒产,也有恒心的。他不靠改编中国的文章,也不靠改编外国的文章。他是一边学习、借鉴,一边进行尝试创作的。他的播种,有时仅仅是一种试验,可望丰收,也可遭歉收。可以金黄一片,也可以良莠不齐。但是,他在自己的耕地上,广取博采,仍然是勤勤恳恳、毫无怨言,不失信心地耕作着。在自己开辟的道路上,稳步前进。
我是喜欢这样的文章和这样的作家的。所谓文坛,是建筑在社会之上的,社会有多么复杂,文坛也会有多么复杂。有各色人等,有各种文章。作家被人称做才子并不难,难的是在才子之后,不要附加任何听起来使人不快的名词。
中国的散文作家,我所喜欢的,先秦有庄子、韩非子,汉有司马迁,晋有嵇康,唐有柳宗元,宋有欧阳修。这些作家,文章所以好,我以为不只在文字上,而且在情操上。对于文章,作家的情操,决定其高下。悲愤的也好,抑郁的也好,超脱的也好,闲适的也好。凡是好的散文,都会给人以高尚情操的陶冶。王羲之的兰亭集序,表面看来是超脱的,但细读起来,是深沉的,博大的,可以开扩,也可以感奋的。
闲适的散文,也有真假高下之分。五四以后,周作人的散文,号称闲适,其实是不尽然的。他这种闲适,已经与魏晋南北朝的闲适不同。很难想象,一个能写闲适文章的人,在实际行动上,又能一心情愿地去和入侵的敌人合作,甚至与敌人的特务们周旋。他的闲适超脱,是虚伪的。因此,在他晚期的散文里,就出现了那些无聊的、烦絮的、甚至猥亵抄袭的东西。他的这些散文,就情操来说,既不能追踪张岱,也不能望背沈复。甚至比袁枚、李渔还要差一些吧。
情操就是对时代献身的感情,是对个人意识的克制,是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是一种净化的向上的力量。它不是天生的心理状态,是人生实践,道德修养的结果。
浅薄轻佻,见利而动,见势而趋的人,是谈不上什么情操的。他们写的散文,无论怎样修饰,如何装点,也终归是没有价值的。
我不敢说阅人多矣,更不敢说阅文多矣。就仅有的一点经验来说,文艺之途正如人生之途,过早的金榜、骏马、高官、高楼,过多的花红热闹,鼓噪喧腾,并不一定是好事。人之一生,或是作家一生,要能经受得清苦和寂寞,经受得污蔑和凌辱。要之,在这条道路上,冷也能安得,热也能处得,风里也来得,雨里也去得。在历史上,到头来退却的,或者说是消声敛迹的,常常不是坚定的战士,而是那些跳梁的小丑。
1982年6月5日晨起改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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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群言录

杜绝“私诉”
王希禹
最近看到清太祖的一道“圣训”,那上面写着:“国人有事,当诉于公所,勿得诉于诸王臣之家。其有私诉者,曾付以鞭索俾执而责之。前以大臣巴图鲁有私诉于家者,不执送,已治以罪,兹更加申谕,传于国中。”
这位太祖就是努尔哈赤,这道“圣训”从法令上明确规定:办公事要到办公的地方去办,不得到官员的家中去“走门子”。还拿出了前大臣接受“私诉”不举而受罚的“典型案例”,借以明示执行此法的决心。这条法令,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上看,是应当给予肯定的,就是在今天,也是值得借鉴的。
在今天,不论是在诉讼案件,还是一般的公事中,也还都有这样一种坏风气。凡遇到一点可能受阻的事情,一些人总是要想方设法打通“内部关节”,先私下里打个“透眼儿”,然后再办正式的手续——其实是走形式。这种风气给一些人的不轨行为开了绿灯,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了不小的损失。这种“社会存在”,也造就了一批“夜里忙”的政治掮客,每当太阳一落,他们就象蝙蝠一样到处串起房檐子来,干些见不得人的勾当,致使一些负责干部家里夜夜宾客如云,“私诉”者接踵而至,严重破坏了党组织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
因此,我们今天也应严肃申明:杜绝“私诉”,诉者必罚,纳者加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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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家乡的小溪
蒋楚兰是欢歌,还是音波,摇摇晃晃,我好象回到了幼年的摇篮,回到了家乡小溪的身边。记忆的小灯是那样明,啊,我心中的小溪,你还是那样明亮、清浅。淙淙,淙淙……在幽静的山谷里,在茂密的丛林里,在葱郁的稻田里,都飘荡着你那优美的歌声,留下了你那清晰的脚印。淙淙,淙淙……小溪啊,谁说你天真?唱着歌儿跳下千尺深涧,唱着歌儿攀登崇山峻岭,只因为你对大地爱得深,你才义无反顾地向前奔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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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是细流,我爱海洋
陈斯生命的小溪在向前迅猛地奔流,人生的沙滩上,印下了我青春的岁月,新鲜的足迹。此时呵,在生活的河谷上:我编织着理想的彩虹,没有犹豫,不再迷惘……我象浪花欢快地跳跃,思潮追循流逝的溪水在翻腾。流吧,流吧,清澈可爱的小溪流:请你用急流把我引向远方吧!我不畏任何暗礁、漩涡与风浪……我是细流,我爱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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