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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要善于从总结经验中学习
岳平
经过几年的努力，就全党来说，我们已经总结出了一套大的章法。现在，需要对各方面的工作进行系统的总结。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总结经验，是为了找出各方面工作的规律，使干部思想理论水平进一步提高，采取正确有效的工作方法，在各条战线打开新的局面。
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总结自己的历史经验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成果。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是这种成果的集中表现。这个决议对三十二年的重大历史事件作出了正确的结论，得出了基本的经验教训，从而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但是另一方面，就我们党在各条战线来说，就各地区各部门来说，总结经验的工作还做得很不够。在各行各业的实际工作中，许多问题都还没有从思想上、理论上完全弄清楚，人们的看法还不完全一致。这就要求各行各业、各个部门、各个地区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精神的指导下，总结自己的经验，作出自己的结论，分清是非，统一认识。就每个局部来说，这是一个在各项实际工作中继续拨乱反正的过程，是继续破除习惯势力的束缚，肃清“左”的思想影响的过程；就全局来说，这也是对已经取得的总结全党历史经验这个重大成果的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现在，各条战线都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需要我们解决。能不能有效地研究和解决这些新情况新问题，这是我们能不能在各条战线打开新局面的一个关键所在。这就要求我们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对各条战线、各个部门、各个地区的工作，进行周密的调查研究，对工作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经验，作历史的考察，对人民群众和广大干部在实践中提供的大量的丰富经验，进行科学的概括和总结，提升到理论的高度加以研究。进一步弄清，在有关方针、政策、体制、制度、方法等一系列问题上，三十二年来有哪些事情做对了，哪些事情做错了；哪些是需要坚持的好传统，哪些是需要打破的老框框，从中找出其固有的而不是主观臆造的规律，进而制定出适合本行业、本部门、本地区特点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来。
人们创造历史的能力，是在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当中逐步得到提高的。以我们的民主革命来说，开始的时候，并没有现成的经验和方法。当初，我们只知道要革命，但究竟怎么个革法，并不清楚。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的多次比较和总结，才认识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才产生了反映这些特点和规律的理论著作，从而引导中国革命走向了胜利。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规律，也必须通过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才能逐步认识和掌握。《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确定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十个要点，以及随后制定的经济建设的十条方针，都是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得出的。这几年，我们的农业战线之所以出现一马当先、方兴未艾的好局面，正是因为认真吸取了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坚决破除了老框框。同样，其他各条战线、各个部门、各个地区，凡是工作有起色，成绩显著的，都是因为认真地总结了自己的经验教训。
我们要学会建设社会主义的本领，当然必须从两方面着手：一个是总结我们自己的经验，一个是借鉴外国的经验。但是，在我们这样人口众多、情况特殊、革命经验极其丰富的大国，应当主要依靠总结我们自己的经验。轻视自己的经验，是不对的；企图照搬外国的经验，必然要吃大亏。
在今天，总结各条战线的历史经验，不但有它的必要性，而且已经具备充分的条件。
从主观上来说，我们的党已经确立了正确的指导思想，特别是六中全会的决议，对三十二年的重大历史事件作出了正确的结论，对三十二年的基本经验作出了正确的总结，这就使我们有了政治前提和思想基础，来实事求是地分析各条战线实际工作中的是非问题，总结经验教训。在过去的若干年中，我们的各条战线、各个部门、各个地区，也曾在不同范围内，不同程度上，以不同形式总结过各自的工作经验。但从根本上说，并没有总结出真正的经验，得出正确的认识。这主要是因为，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党内的政治生活不正常，我们的指导思想发生了“左”的偏差。今天的情形完全不同了。只要我们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坚持六中全会决议的精神，就能在各条战线总结出真正的经验来。
从客观上说，各项实际工作中的有些矛盾已经暴露得比较清楚。客观事物本质的暴露要有个过程。任何事情，在它还没有经受实践反复检验的时候，要对它作出正确的结论，那是不可能的。只有当它经受了实践的反复检验，当它的本质得到充分显示的时候，人们对它的正确认识才有可能形成。今天，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已经有了相当长的历史，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也碰了不少钉子，吃过不少苦头，走了不少弯路，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丰富经验。这就使我们有可能通过对成功和失败的反复比较，正确认识客观事物的本质，总结好我们的工作。
总结经验是一项科学工作。它要求人们坚持严肃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避免任何主观性、片面性。
不能就事论事。三十二年的实践，对于任何一条战线、一个部门、一个地区来说，回顾起来都是浩如烟海，头绪纷繁。在这种情形下，如何把主要的、基本的经验总结出来，而不是搞一本流水账，需要有一个正确的科学的方法。毛泽东同志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中指出：“我们应当总结过去的经验，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加以批判，使干部觉醒起来，以免再吃大亏。”这里，毛泽东同志对如何总结经验，给了我们一把钥匙。这就是要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高度，回顾过去工作中的理论、观点、方针、政策、制度、方法，哪些是符合实际的，哪些是不符合实际的；哪些是全面的，哪些是片面的；哪些是反映客观规律的，哪些是违背客观规律的。这样，通过对历史实践的考察分析，进行理论的思维。在这个基础上，就能作出一个有观点、有材料、有基本决策、有行动方针、有措施办法的好的总结来。
领导者要亲自动手。总结，是对过去的实践经验进行系统的回忆和思虑。这是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实现这个飞跃，不能依靠别人，而只能依靠本部门本地区的领导者。只有领导者亲自动手，经过认真思考，花力气，下苦功，付出艰苦的劳动，才能通过总结真正学到一点东西，使自己的思想水平、领导水平切实得到提高。如果作为掌握全局的领导者不亲自动手，光靠几个笔杆子，那就不可能总结出真正的经验来。同时，在任何一级领导班子中，都应当提倡老干部和新干部一道进行总结，老干部实行“传、帮、带”。通过总结，使成功的经验、革命的传统、优良的作风和正确的方法得到继承和发扬。这也是继往开来的一种好方式、好办法。
要依靠群众。这就是说，总结经验应当实行领导和群众相结合，应当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样一个工作方法，这样一条认识路线。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归根到底是人民群众和广大干部的实践。总结经验，从根本上说，也就是总结人民群众和广大干部的实践经验。各条战线的经验都是十分丰富的。要把它集中起来，不能光靠少数人。必须向广大群众和干部作调查，集思广益，发挥大家的智慧。不能光听一方面的意见，要倾听各方面的不同意见。如果光靠几个人关着门在那里冥思苦索，那就一定不可能搞出符合客观实际的总结，也不可能制订出正确的方针、政策、办法来。
要防止纠缠历史旧账。总结经验要回顾历史，分清是非，汲取教训，但这并不是要追究个人责任。总结过去是为了今后，是为了团结一致向前看。这就要求我们在对待过去的问题上，要实事求是，要跳出个人的圈子。不要一谈历史问题，就认为这是否定了谁，肯定了谁。总结经验，这是关系到党的事业、人民利益的大事，在这里，任何个人得失考虑都应当甩在一边。何况我们每个人都不可能是百分之百的正确，都需要通过总结经验来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提高自己的认识能力。对的，就坚持发扬；错的，就坚决抛弃。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这也是总结经验所应当遵循的一条重要原则。正因为这样，我们在总结中不应当回避事实，回避矛盾，既要充分肯定成绩，也不能随意掩盖错误。经验是不可能虚构的。只讲好的不讲坏的或者只讲坏的不讲好的，都不利于认真汲取经验教训，不利于提高思想，改进工作。
对于如何总结经验，近一个时期，党中央已经在对外经济关系问题、统一战线问题、宗教问题等方面为我们作出了榜样。只要我们各条战线、各个部门、各个地区，切实地抓住这个环节，进行艰苦的努力，就一定能够把丰富的实践经验总结出来，大大提高自己的思想理论水平和领导水平，采取正确有效的工作方法，在各条战线打开崭新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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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怕有人说错话”
鹿鸣
近读陈云同志的一段话，读了再读，总觉得意味深长。陈云同志说：“这几年我们党内生活不正常。‘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这种现象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人说话有时免不了说错，一点错话不说那是不可能的。在党内不怕有人说错话，就怕大家不说话。有些‘聪明人’，见面就是‘今天天气哈哈哈’，看到了缺点、错误也不提。如果这样下去，我们的革命事业就不能成功，肯定是要失败的。”
这里讲的道理，明白易懂，一点也不新奇深奥。但是，对照过去和现实，这个明明白白的道理，却似乎有许多人不大理会，身体力行的则更少了。
比如说，一个人免不了有时说错话，这个道理，大概没有人否认吧？但是实际上呢？听到几句“错话”就大惊小怪，就想方设法上纲上线，以至招来横祸大难的事，我们都还记忆犹新。在那种风气中，也就产生了一种据说是从来没有说过一句错话的非常人物，也还产生了一种看脸色、看气候、看时机说话从而立于不败之地的风云人物，同时又产生了一种专门说“今天天气哈哈哈”的聪明人物。至于天下兴亡，事业成败，他们哪会顾及呢？近几年来，这种风气诚然是有所改变了，但是，如果说已经大大改变了，则未免过分乐观。
再说，“不怕有人说错话，就怕大家不说话”，这个平平常常的道理，大概也没有人会提出异议的吧？但是实际上呢，有些人就是相反的“不怕大家不说话，只怕大家多说话”。好象议论纷纷，不如万籁无声静悄悄的好，这才可以显示出“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来。万幸得很，近几年来，这个风气也在改变，但说已经完全改变了，则仍不免是过分乐观。
上面引述的陈云同志的话，是在1962年说的。那时候，已经历过1957年反右扩大化和1959年反右倾运动，党内和国家民主生活不正常，“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看到了缺点、错误也不提的“聪明人”开始多起来了。“文化大革命”所以发生，并且终于成为长期的全局性的灾难，难道同这种现象没有关系吗？那时候陈云同志就已警告说：“如果这样下去，我们的革命事业就不能成功，肯定是要失败的。”真是语重千钧！只可惜那时候听得进去的人似乎是不多的。
“不怕有人说错话，只怕大家不说话”，这个平平常常却是关系我们事业兴衰成败的道理，应该不厌其烦地多讲讲。
（原载《民主与法制》198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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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点民国史
袁世凯与“洪宪帝制”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无视全国人民的反对，公然宣布实行帝制。接着，下令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准备于第二年元旦正式登极。历史上把这次帝制复辟，称为“洪宪帝制”。
袁世凯图谋称帝，由来已久。早在武昌起义后，他就曾跃跃欲试。1913年他镇压了“二次革命”后，便以为天下人莫予毒，决心把帝制付诸行动。为此，他一面强行解散国会，废除“临时约法”，一面通过制定新约法和改组政府机构，无限扩大个人权力，全面强化独裁统治。同时，他为了复辟帝制，极力提倡尊孔，并散布种种流言蜚语，诋毁“共和”，蛊惑人心。而一心想做皇太子的袁克定，也四出奔走，大肆活动。到1915年初，袁世凯一手导演的称帝丑剧，终于拉开了帷幕。
袁世凯为了推行帝制，不惜出卖国家主权，以换取帝国主义的支持。当时，一直对我国虎视眈眈的日本帝国主义，正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西方列强无暇东顾之机，疯狂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它探悉袁世凯帝制自为的消息后，以为有机可乘，于1915年1月18日通过其驻华公使日置益向袁当面提出了包括有五大项内容的“二十一条”，同时暗示将赞同变更国体，以图实现其独占中国的罪恶目的。袁世凯为得到日本对帝制的支持，经过几个月秘密交涉，5月9日竟然接受了除第五项以外的全部要求。
这以后，袁世凯有恃无恐，加快了称帝的步伐。6月，帝制的魔影就开始在北京浮动。8月3日，袁世凯的宪法顾问美国人古德诺公开抛出《共和与君主论》一文，鼓吹中国人知识程度太低，只适合于君主制。14日，杨度在袁世凯的授意下串联孙毓筠、李燮和、胡瑛、刘师培和严复，以“研究共和政治得失”为名，发起组织筹安会。筹安会正式成立后，立刻剥去“学术讨论”的外衣，一面派人到全国各地进行鼓动，一面通电各省将军、巡按使派代表进京“讨论国体”。几天后，筹安会就发表宣言声称：经各代表投票议决，“一致主张君主立宪”。与此同时，由段芝贵、袁乃宽出面纠合北洋军警要人，召开军警大会，为筹安会捶鼓助威。梁士诒、朱启钤、周自齐等一批官僚，“唯恐失此攀附之良机”，纷纷出动，极力拥护帝制。倪嗣冲、王占元、龙济光等地方军阀，也密发效忠电，请袁世凯“速正大位”。
但此时，袁世凯却不急于粉墨登场，甚而说改行帝制“不合时宜”。原来，他为了欺骗和麻痹人民，为了取得帝国主义各国对袁氏王朝的承认，还需要为帝制涂上一层“民意”的色彩。袁世凯这番“深意”，很快为梁士诒所领会，几天内就抢先拼凑起一个“全国请愿联合会”。该会成立后，在梁士诒、杨度、朱启钤等人指挥下，先是要求召开“国民会议”，继而提出另谋捷便办法。10月6日，参政院以“尊重民意”为词，议决代以“国民代表大会”。8日，袁世凯煞有介事地公布《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25日，所谓国民代表选举在全国开始。三天后，各省陆续举行“国体投票”。至11月20日，投票告竣，结果一律赞成君主立宪，并推定参政院为国民大会总代表。随后，参政院以“总代表”名义，两上劝进书，推戴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至此，袁世凯在假意推让之后，于12月12日宣布接受帝位，并恬不知耻地说什么“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接着，他接受朝贺，封爵加官，成立帝制“大典筹备处”，加紧筹划登极活动。据当时人记载：登极大典预算达590余万元。
袁世凯窃国称帝，不仅伪造民意，而且伴以武力威胁。在此期间，袁世凯曾连续电饬各省文武官员妥保“地方治安”，对人民的反抗“严拿惩办”。在北京，更是缇骑四出，警探密布，一片恐怖森严气氛。只要对帝制稍露不满，就被扣上“乱党”的帽子，或则逮捕入狱，或则搜查家宅，连坐亲属。以至茶馆、饭店、旅社等公共场所，都贴满了“勿谈政事，致干严究”之类的条文。
在推行帝制过程中，袁世凯耍尽了两面派的卑劣手法。如上所述，帝制活动由他一手策划，他却在表面上始终不露声色，俨然装出超然事外的样子，宣称他“毫无称帝之意”。有人晋见，不等对方开口，他就连声说道：我连总统都不想做，哪里还能想到当皇帝！对于一直追随他的段祺瑞、冯国璋等人，他也同样不露真情。例如，6月，当冯国璋专程自南京来探听帝制内幕时，袁世凯就板着面孔说这些都不过是“无风生浪的议论”，还信誓旦旦地表白：如有人劝做皇帝，就从此“不问国事”。所有这些，既表现了袁世凯急于称帝的疯狂，同时也反映了他内心的虚弱。
袁世凯自以为通过欺骗和恫吓，就可以安然登上皇帝的宝座。但是，经过辛亥革命战斗洗礼的人民是决不会让帝制复辟的。随着袁世凯称帝阴谋的暴露，一个反袁、反日的爱国运动迅猛兴起。在人民群众斗争的鼓舞和推动下，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公开号召人们“乘时奋起”，把反袁斗争进行到底。以黄兴为领袖的欧事研究会，断然抛弃“停止革命”的错误主张，积极投入反帝制活动。一向拥护袁世凯的进步党，也走上反袁道路。就是北洋军阀集团内部，也明显地分化。这说明，袁世凯的帝制活动是不得人心的，是注定要失败的。
历史正是这样发展的。袁世凯接受帝位不到半个月，黄袍尚未加身，就传来了云南蔡锷发起的护国战争的炮声。次年3月22日，迫于护国军的军事打击和全国人民的愤怒声讨，袁世凯不得不宣布取消帝制。6月6日，他便一命呜呼，结束了可耻的一生。 （徐辉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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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经济合同制对提高商业经济效益的作用
杜禹
提高商业经济效益，需要从多方面努力，进行综合治理。逐步推行经济合同制是有效途径之一。
推行经济合同制
（这里主要是指商品购销合同以及与流通有关的其他合同）对于提高商业经济效益的作用，可以列举许多，但主要的有三个方面。
促进产品适销对路
当前，市场形势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消费者购买商品，要求物美价廉、品种多样、款式新颖、及时适用，但是在计划安排上不同程度存在着追求速度，重产值利润，轻社会需要的倾向，以致生产出来的某些产品不适销对路，造成大量积压。经济合同制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好方法。经济合同是按照平等互利、协商一致、等价有偿的原则，在法人之间为实现一定的经济目的而明确相互权利义务关系的一种书面协议。供求（购销）双方在签订合同时，对于产品数量、质量、价格、交货期限、甚至花色品种、规格型号等都要有明确具体的规定，并从法律上用严格的各种责任加以制约和保证。
增强商品流通的计划性
改进商业计划工作，增强商业购销计划的科学性，需要做许多工作，处理好经济计划与经济合同的关系是其中之一。实行经济合同可使指令性和指导性计划具体落实，使非计划购销商品大体上纳入计划的轨道，特别是广大农村，大量是集体所有制经济，更需要通过经济合同这种形式，把国家计划与社队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协调起来。
完善商业经营责任制
我国7月1日起实行的《经济合同法》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是，对违反合同的，规定了严格的责任，尤其是经济责任。拿购销合同来说，供方如未按合同规定的品种、规格、数量、质量、交货日期供货，应偿付违约金、赔偿金。需方如违反合同规定中途退货，也应偿付违约金、赔偿金。违约金、赔偿金应从企业基金、利润分成中开支，不得计入成本。这就使企业和职工从物质利益上关心合同完成的好坏，促进生产和经营单位从内部加强计划性，重视调查研究和市场预测，改善经营管理。
《经济合同法》还规定，由于上级领导机关或业务主管机关的过错，造成经济合同不能履行或者不能完全履行的，应由上级领导机关或业务主管机关承担违约责任。这个规定有利于督促领导机关和业务主管机关改进工作，使企业的责任与部门领导的责任进一步联结起来。
推行经济合同既要积极主动，又要逐步前进。在当前还存在经济体制、结构和价格体系不合理的情况下，存在计划衔接不好，原材料、能源、运输、仓库不足，各种经济杠杆还不能充分发挥调节作用的情况下，应当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区别对待，逐步扩大，逐步提高，与国民经济调整改革的步伐同步进行，与企业整顿相结合，方能收到实际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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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经济管理学概论》即将出版
北京市委党校国民经济教研室编著的《经济管理学概论》，即将由中国财经出版社出版发行。
该书对经济管理学的基础理论作了系统简要的论述。作者结合我国建国以来经济管理的实践，探讨了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管理和企业经营管理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并对若干有争论的问题说明了自己的见解。
（柴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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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唯物主义思想简史》修订再版
《中国唯物主义思想简史》（张岱年著），是一本简明扼要介绍西周末年到清代中期鸦片战争以前的主要唯物主义思想的通俗读物。该书着重介绍了我国古代思想家的唯物主义思想精华，同时也指出了他们由于历史或阶级的局限而存在的缺点和弱点。作者在评价我国历代著名思想家的哲学观点时，采取了分析态度。例如，该书在阐述孔子的哲学思想时，就不是简单地把他说成是彻底的唯心主义者，而是认真进行具体分析。指出孔子的哲学思想总的说来是唯心主义的；但是他的哲学思想中确实也有一些唯物主义观点，对于以后的唯物主义的发展起过推动的作用。该书原出版于一九五六年，这次再版时，作者作了重要修改和补充。最近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元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