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怀念英雄的冀中人民
——创建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的回忆
吕正操
四十五年前，原国民党东北军五十三军六九一团，趁五十三军南撤时，和我们地方党的组织取得联系，脱离国民党军队，留在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我们和冀中人民在生死与共的斗争中，鱼水情深，永世难忘。冀中人民怀念当年的共产党、八路军；我们更加怀念用鲜血和生命保护、哺育了我们的冀中人民。
（一）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蒋介石下令不抵抗，东北军撤到关里，日寇占领了东北三省。东北军将士对蒋介石极为不满，强烈要求打回东北老家去。
1933年初，东北军在热河抗战，初战失利，退守长城。蒋介石逼迫东北军撤离长城防线，移防保定地区。我刚接任一一六师六四七团团长，团内官兵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极为愤慨。当时骑兵二师黄显声部已有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当兵，进行抗日救亡活动，此外，还有党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在此期间，我在黄显声那里结识了在该师领导地下党工作的孙志远、刘澜波。
1934年春，六四七团移驻北平，团内开始成立有士兵代表参加的经济委员会、图书馆、俱乐部、体育队等组织，并办有救亡小报，提倡官兵平等、民主生活和开展抗日救亡宣传。
我团担任北平城防，当时驻东交民巷的日军不断向我城防部队挑衅，企图寻找借口侵占北平城，屡遭我值勤部队坚决抵制。此后，值“一二·九”、“一二·一六”北平学生救亡运动高潮，我团官兵深表同情，并给以积极支持，同时也受到教育和鼓舞。1935年底，北平城防移交宋哲元部队，日军立即占领朝阳门，城防部队被缴械。此后，日军在北平市内横行无阻。
1936年10月间，我临时被调到西安张学良公馆。西安事变后不久，我即赶乘民航返部，并立即着手组织“东北革命军人抗日先锋队”（简称“东抗”，系党的外围组织），我任总队长。
1937年初，经我党北方局五十三军工委会介绍，学生党员胡乃超等来我团当兵，发展党组织。北方局又派地下党员李晓初负责六四七团内党的工作。
1937年3月下旬，我团移防河北定县，因团内党的工作迅速发展，引起军长万福麟、师长刘元勋的注意，便趁五十三军改编的机会，要把六四七团拆散，分编到两个师里。当宣布改编时，党员干部和积极分子一致要求投奔红军。经请示北方局军委，要我团服从改编，以免影响统一战线，同时，趁此机会发展党的组织，扩大影响。于是我带着六四七团第一营开赴石家庄，和原黄显声之一一九师六五四团两个营（也有党的组织）合编为一三○师六九一团。
“七七”事变后，我团即遵照北方局军委关于留在敌后抗日的指示，进行工作。7月中旬，当部队从石家庄开往前线时，我们即提出“准备向敌后退却”的口号，首先在党内和“东抗”组织内传达动员，再由党员干部分头在官兵中进行思想准备。当时，官兵群情高昂，同仇敌忾，坚决拥护向敌后退却、回师北上抗日。
（二）
1937年7月，我团开到任丘一带设防；之后于8月间，又开到安次、永清附近永定河设防。9月中旬，日军向永定河防线突然发动全线进攻。战斗一打响，三营营长刘裕勤打电话报告：“敌人向我阵地强攻。”我骑马赶到那里时，日军已从我团左侧突破五十三军及其他国民党军队的防线，长驱直入，南下追击。唯有我团官兵英勇抗击，坚决保住了阵地。但是营长刘裕勤、副营长王德平、连长王宽民和一位姓李的排长却光荣牺牲，其中除副营长外都是共产党员。敌人渡过永定河后，继续追击向南溃退的五十三军。我团留在原阵地一整天，稍事休整，晚上顺河堤安全南撤。
赶上五十三军部队之后，继续南撤，靠拢到赵县，我团一营防守梅花镇。当时我团党内决定不再南退，命令部队一定要固守阵地，趁机回师，因而，士气空前旺盛。村中老乡冒着枪林弹雨送来慰劳品。
当晚九点，我团在梅花镇外四德村集合了部队。遂即召集赵承金、李英武、沙克、王光文等营连长商议下一步行动，经过分析形势，认为我们对这一带以北地区比较熟悉，不能再往南去。大家都同意立即回师北上并选定北去晋县小樵镇，准备在那里休整、改编。
部队到小樵镇后，连夜召开了党的会议，讨论部队整编和北上的行动计划，并决定召开全体党员和积极分子官兵代表会。官兵代表会在一个小学召开，讨论部队改编方案和北上抗日问题，会场情绪非常热烈，一致拥护北上抗日，改变部队名义，甩掉国民党军队番号。经过民主讨论，决定改称人民自卫军，不准再叫五十三军；取消武装带，改用皮带，以示官兵平等；不许打骂百姓；严禁贪污。翌日正式宣布改为人民自卫军，回师北上抗日。
那时部队有两个营和四个直属连、一个通信队，两千多人。完成部队改编后，立即命令电台与五十三军断绝电报联系。从此，我们公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上独立自主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道路。
（三）
部队在小樵誓师后，继续北上，首先进驻深泽县，寻找地方党的关系。当时，深泽一带党的组织在抗战前虽曾遭受破坏，但因地下党员和党的影响所及，抗日救亡工作日渐活跃。而今突然出现一支抗日队伍，鼓舞了广大人民群众。地方党员邸清哲首先来到自卫军司令部，了解到我们是党领导的部队，就主动联络和动员党员、进步知识分子出来工作，及时支援和帮助自卫军完成了改编后急需的一些工作，如连夜赶制臂章、印件等。很快，群众成群结队，踊跃参加自卫军和各种抗日工作。地方党领导的抗日义勇军第五支队也全部并入自卫军。经过各种渠道打通部队党和地方党的关系，先后建立起县委会、抗日政府、人民自卫队等，并提出“减租减息”、“硝盐公卖”的口号，深为广大群众拥护。知识分子积极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起了先锋作用。
安排就绪后，继续北上，进驻安国。保属特委负责人侯玉田等同志代表当地党组织前来迎接部队，经共同商定，路过博野到蠡县，然后进驻高阳。同时见到保属特委军委孟庆山同志。
路过博野时，会见了博野民军司令张仲翰。他原是北平大学生，参加过“左联”，跟地下党有关系。我们当即约定互相支援，共同抗战。
进到蠡县时，侯玉田、孟庆山等同志，还有一批地方党员和进步的知识分子、男女青年，准备会同我们进驻高阳。到了高阳南门城下，驻高阳的伪冀东保安队尹松山部四门紧闭，拒绝我军进城。经过再三谈判，尹松山还是迟迟不肯开城门。我攻城部队打进城里，缴获大批日本新式武器，活捉了大汉奸尹松山。第二天召开群众大会，把他枪毙了。消息传遍四乡，大快人心。
打开高阳，旗开得胜，震动了整个冀中，官兵士气和军威大振，信心倍增；人民群众抗日情绪更加高涨，出现了参军高潮。各种地方武装都陆续找来要求收编加委，我们也给加上人民自卫军番号。
在当地广大党员的带动和影响下，自卫军部队迅速发展到五千多人，成立了三个步兵团、一个特种兵团、一个特务营。此外还有冀中地区其他各县的游击队、人民自卫军县大队和各种名称的地方抗日武装，遍地开花，迅速发展。
随着武装力量的壮大，各县人民政权也建立起来，有些县还建立了抗日救国会、战地动员委员会等，到处呈现出一片蓬蓬勃勃的新气象。
（四）
面对全面大发展的局面，究竟应该怎样建设成革命军队，如何开展游击战争，以及如何着手建立和统一抗日根据地等，对我们说来都是新课题。恰在这时，聂荣臻司令员在路西得知冀中区留有部分东北军，并打开了高阳。孙志远、吕正哲等已到晋察冀，孙志远当时就估计到是六九一团。经向聂荣臻司令员汇报后，即先派出我三弟吕正哲到高阳了解情况，孙志远同志因另有任务，于11月中旬到达高阳，着手建立政治部工作。聂荣臻同志还派专人带来电台呼号、密码，我们立即报告冀中情况。随后，就请求带主力部队去见习、整训，并会见聂司令员。经聂荣臻同志回电同意，我和孙志远同志带两个步兵团及特务营，共两千三四百人，于12月12日开赴路西。其余部队留下，由孟庆山同志任留守司令，并委任为人民自卫军游击司令。
我们分三路出发，顺利到达路西，部队留在晋察冀三分区受训。我和孙志远同志到阜平去见聂荣臻同志，请示部队改编八路军问题。聂荣臻同志待我们极为亲切，我们就住在司令部，和聂荣臻同志朝夕相处。
我和孙志远同志参加了晋察冀边区代表大会，并被选为边区政府委员。还参加了军区政工会议，听取聂荣臻同志对冀中工作的指示。
聂荣臻同志作风严谨，以忠厚长者言传身教，使我初步接触和认识到革命领导者的党性修养和红军部队的优良传统，开始懂得毛主席的政治建军和人民战争思想，比较清楚地认识到在冀中平原建立抗日根据地的不利条件和有利条件。聂荣臻同志曾多次鼓舞我们说，冀中这块抗日阵地，是我们党领导首创的平原根据地，要靠人民，人民群众比山还靠得住。聂荣臻同志的谈话，使我们更加感到肩负责任的重大、光荣。
经过这次见习、整训，我们初步学到了创建根据地和建军的知识，提高了指战员抗日的信心和决心。
（五）
1938年1月，我们从路西整训东归，正赶上过春节，军队走过村庄，一路受到群众热烈欢迎。
为了统一和加强冀中地区党的领导，确定成立冀中区党委。聂荣臻同志派鲁贲同志到冀中，任党委书记，张君同志为副书记。根据冀中区出现的新形势和上级党委的有关指示，决定改编杂色武装，整顿和统一冀中局面。
在此期间，保属特委在河间一带各县，并向北开辟雄县、容城、新城等新地区，大力发展了地方武装力量，并将人民自卫军留守司令部改为河北游击军司令部，由孟庆山同志任司令员。南部党的组织已迅速恢复，但是党的地方武装力量尚弱，大发展中出现了较多杂色部队，有些混乱，甚至混进了一些土匪流氓、地主联庄、残余国民党分子组织的武装。我们驻在安平，河北游击军驻在河间，经区党委组织共同商谈后即开始分头收编杂色部队，政治争取为主，不接受党的领导和图谋不轨拒绝改编的就武力解决，改编残部。同时，剿灭了深县和安国的匪军，收编了饶阳的地主武装。
3月间，我又一次到路西，参加边区党代会。会后上级党委派黄敬同志来冀中。4月21日在安平县城召开了冀中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建立冀中区党委，黄敬同志任书记，鲁贲同志任副书记。党代表大会的召开，统一和加强了冀中区党的领导，使各项抗日工作开始走向正规，顺利地开展起来。
接着，成立了冀中行政主任公署，我兼主任，李耕涛同志为副主任。同时开始整编部队，经中央批准成立八路军第三纵队和冀中军区，我任纵队兼军区司令员，孟庆山同志任副司令员兼第四军分区司令员，孙志远同志任政治部主任。下设四个军分区。
7月间，冀中行政主任公署、第三纵队、军区机关移至任丘青塔镇，坐镇大清河岸，抽调干部开辟大清河北。大清河北及两岸地区，成立第五军分区。所辖部队号称10万人，开始建立成为一支具有一定战斗力，纪律严明的主力兵团，并建立了后勤部门及军工生产。这时，有24个县城在我们手里，这是冀中的黄金时代。
8月1日，原晋察冀三分区政委王平同志来冀中军区任政治委员，开始建立部队政治工作体制。
为了坚持平原游击战争，冀中军民发起破路、拆城改造平原地形的大规模群众运动。这是冀中军民的伟大创举，与以后的地道战，同为坚持平原游击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冀中，的确是男女老幼，全民皆兵。抬担架、送军粮，缝军衣、做军鞋，妇女儿童站岗放哨，人民群众就是后勤部；拆城墙、挖道沟，人民群众又是工程兵。
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初步建成了。它使晋察冀根据地大大扩大了，使山区根据地能够得到平原人力、物力的支援和战略上的直接配合。它是插入敌人心脏地区的一把尖刀，同其他根据地相配合，形成了对敌人华北主要交通干线和中心城市的战略包围，从而能够更有力地牵制敌人，坚持华北游击战争。在冀中这块抗战阵地上，还培养了一大批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干部。
正是由于在党的领导下，广大人民和子弟兵英勇斗争，前赴后继，壮烈牺牲，才赢得了这些胜利。我不过是和人民战斗在一起的普通一兵，在党的影响教育和直接领导下，做了自己该做的一份工作。我常常想到失去的战友和壮烈牺牲的冀中群众，就此表示无限的敬意和悼念。
（本文即将于《晋冀鲁人民抗日斗争史资料选编》第一辑发表，本报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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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永不倦怠的共产主义战士——李逸民同志
张维桢 黄鼎臣 章夷白 徐迈进
不久前，我党的优秀党员，全国政协委员、解放军总参政治部顾问李逸民同志突然离开我们，与世长辞了。作为他的老战友，我们永远难以忘怀他那战斗的精神、坚强的性格和高尚的品质。
战斗的一生
李逸民同志是浙江省龙泉县人，原名叶书，1904年生。1925年，他在上海参加
“五卅”运动后，毅然放弃即将领到大学毕业文凭的机会，考入了黄埔军官学校第四期政治大队，并在参加第二次东征中，由军校政治部主任熊雄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黄埔军校毕业后，留校负责编辑《黄埔日刊》。在校期间，他同国民党右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大革命失败后，他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二十四师教导队政治指导员兼党支部书记，带领教导队参加了举世闻名的南昌起义。起义失败以后，他到上海找到党组织，担任了中共江苏省委兵运委员会委员，在李富春同志领导下继续从事革命斗争。
1928年春，李逸民同志被英租界巡捕房逮捕，并引渡给国民党反动当局，最后被判处无期徒刑。此后，他在狱中同国民党反动派整整斗争了十年，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
1937年秋，李逸民同志被党营救出狱，他满腔激情，连夜登上西去的火车，转辗到了延安，在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不久，他担任了本校政治教员，后又担任抗大党务科长，抗大总校迁到太行地区后，他先后担任抗大三分校政治部主任、中央情报部一局局长、陕北公学副校长等职。
七大以后，他到前线担任冀热辽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军调三人小组执行部第二十六小组中共代表。
国民党挑起内战后，他到东北先后任黑龙江三地委常委兼组织部长、社会部长，东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东北人民政府财经计划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秘书长等职，为巩固东北根据地、支援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公安部队政治部副主任、总参警备部副部长兼政治部主任、军委直属队政治部主任、《解放军报》总编辑、总政文化部长等职，为部队的建设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
“劝君莫为青春惜，将见世界满地红。”这是李逸民同志在国民党狱中写的两句诗，也是他的人生观的写照。他的青春，有整整十年是在国民党监狱中度过的。我们先后是他的狱中难友，他那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南昌起义失败后，中国革命处于低潮，全国到处是一片白色恐怖。李逸民同志到上海不久就遭到逮捕。敌人虽然想尽办法，但始终弄不清他的身份，最后以军事犯判处他“无期徒刑”。他带着一副十五斤重的大脚镣，先后被关押在上海漕河泾监狱、苏州军人监狱和南京中央军人监狱。
在漕河泾监狱和苏州军人监狱被关押期间，李逸民同志都是狱中党支部委员。当时，狱中的囚犯成份非常复杂，政治犯除多数是共产党人外，还有国家主义派、托洛茨基派和无政府主义者，也有少数叛徒。对于非党员的政治犯，李逸民同志除了团结他们同监狱当局斗争外，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性。有一次，国家主义派买通监狱当局，把一批政治犯送到病监加以“优待”，李逸民也在其中。这样，虽然生活上可以得到较好的待遇，但是脱离群众。逸民和其他同志拒绝了这种“优待”，又回到阴暗的普通牢房，
逸民同志时时准备有一天能出狱为党工作，十分珍惜在监狱这所特殊的学校里学习的机会。他除了工作和锻炼身体，总是抓紧一切时间读书，天文地理、古今中外，凡是能搞到的书他都看。到1937年出狱时，他一个人的书就整整拉了一马车。
在狱中，他非常关心我们党和红军的发展。当时，要得到这方面的消息很难，他得知唯一能送到狱中的英文报纸《密叻氏评论》刊登有这方面的报道，于是他从ABC开始，刻苦地自学英语，不久就能借助词典来阅读了。每当看到一点红军的消息，他都兴奋得睡不着觉，并把红军所到之处在地图上做下记号，然后用笔把各点连上，成了狱中自绘的红军长征路线图。为此，他曾受到监狱当局的一顿毒打。
十年，他就是这样不停地斗争、学习，从来没有退却。
随时宣传共产党的主张
国民党的监狱是名副其实的人间地狱。一间约八平方米的牢房要住十几个人，吃、喝、拉、睡都在里面，臭气冲天，臭虫、跳蚤、虱子多如牛毛，每天吃的是拌有砂子、老鼠屎并且发了霉的臭饭和没有一点油腥的烂菜，而且不给吃饱。狱卒们随时都可以动手打人。非人的生活待遇，夺去了一些难友的生命。
为了改善这种非人的待遇，保存革命力量，李逸民和狱中党支部成员一起，曾经多次组织了罢饭斗争。1930年春节前，李逸民等同志在漕河泾监狱组织了一次规模巨大的罢饭斗争，监狱当局怕得要命，在答应我们一些条件的同时，又调来宪兵队残酷镇压。李逸民同志被吊在柱子上惨遭毒打，但他不哼一声，他被放下来后已经遍体鳞伤，仍然继续斗争。他说：“一个共产党员如果不战斗，就等于失去了生命。”
李逸民同志认为，共产党员只要有机会，就不能放弃宣传自己的主张，要让人们知道，我们是无罪的。由于他始终坚持这么做，在狱中争取到不少看守的同情，并为我们送信、买东西。
1932年，李逸民、张维桢同志等100多个政治犯被解往南京中央军人监狱关押，按常规，“犯人”只能坐运牲口的铁皮车。李逸民等同志坚决反对这种人格上的侮辱，并向监狱当局提出坐客车的要求，经过斗争，监狱当局不得不答应，但派了大批士兵押送。在上车前，李逸民同志向押送的国民党士兵晓以大义，宣传我们是为抗日而坐牢的，希望他们不要虐待“政治犯”。许多士兵听过他的宣传后，在车上没有对“政治犯”横加迫害。
宽以待人 严以律己
在狱中的最困难时期，李逸民同志对同志极端关怀。他有个表哥在上海行医，每月都给他寄来二三十块钱，他除了自己买几本书外，把钱全部交给党支部使用。他托人买来一点萝卜干或香肠，切成一小片一小片，然后分给难友，他自己从来不多吃一片；买来肥皂、牙粉，也首先送给没有经济来源的同志。
1930年，由于营养不良，苏州军人监狱中许多难友得了脚气病，有的被夺去了生命。李逸民同志千方百计想办法，从上海行医的表兄那里得到不少维生素B针剂，另外还用钱买了一些，但他自己没有用一点，全部交给了党支部，集中用在病情最严重的同志身上，挽救了不少同志的生命。
1937年他出狱前，得知国民党政府阴谋将南京中央军人监狱一批政治犯作为刑事犯押到外地，企图长期关押。他出狱后，立即向党中央作了汇报，周恩来同志及时派代表同国民党交涉，终于使这些同志得到自由。
十年浩劫中，李逸民同志一共接待了200多起外调人员，但从来不给写一个假材料。张维桢同志专案的调查人员找李逸民同志，要他证明张是叛徒，李逸民同志发火了：“我说他不是就不是，要我写假证明办不到！”
李逸民同志关心他人，而对个人的利益却置之度外。延安整风中，康生搞所谓
“抢救运动”。李逸民因在敌人监狱中生活了十年，康生对他怀疑，专门到陕北公学作了一次报告，不指名点了他，并派了一个人名为帮助工作实为监视他，他的爱人周磊同志也受到审查。李逸民虽然早被选为七大候补代表，却不能参加七大预备会文件的学习，当时他苦恼极了，但并未因此患得患失，逸民同志认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随时接受党的考验，如果因为审查自己就消极起来，那就会对党离心离德，就不能算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最后，党终于对他在狱中的表现作了正确的结论，他光荣地出席了七大。
解放后，解放军评军衔时，李逸民任公安部队政治部副主任，被评为少将。许多战友认为，按他的资历，评少将太低了，感到不公平。李逸民却说：“我评个少将已经不低了。我们多少同志、多少战友牺牲了，有的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我今天有这样优厚的待遇，功劳不见得比他们大，如果没有他们流血牺牲，靠我个人是无法换来这个少将的。想想他们，我们有什么权力向党争名争利呢？”
李逸民同志在病重期间，每当我们去探望时，他总是向我们讲述他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各项政策的理解，讲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性，还在关心着各方面的工作。他常常教育年青人：“我们国家现在有困难，但正在不断改善生活。在一个共产党员看来，在广大人民生活没有普遍提高以前，不应该去谈什么个人享受。如果要进天堂，应该是天堂大门打开的时候，让人民大众先进去，而共产党人应当留在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