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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影评
感人的形象崇高的信念
——赞彩色故事片《天山行》
程必荣
彩色故事片《天山行》，是一部感人至深，激励人们为祖国的四化建设努力作贡献而振奋精神的好影片。
影片描写了副营长郑志桐、指导员余海洲和老团长等解放军指战员，为实现祖国国防的现代化，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守卫和建设边疆的动人事迹，赞扬了他们对待革命事业与个人利益的关系上的共产主义精神。
影片成功地塑造了一位当代我军基层指挥员的形象。副营长郑志桐原是插队知青，他性格倔强，纯朴可爱。他有理想，有信念，勇于探索，勤于思考，坚持真理，鄙视邪恶。他参军以后，在人民解放军这座革命大熔炉里，不断严格要求自己，终于锻炼得更加成熟，更加坚强。《天山行》中的我军基层指挥员的形象，充分表现了我国新一代革命军人的风貌与特色。郑志桐是一个精武善文的军人。他不仅会开山修路，会抓安全措施，而且有文化教养，读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著名小说，保尔、牛虻等人物形象在他精神世界里占有相当的地位。影片里甚至还表现了他和女朋友参加舞会的场面。当田野讥讽他只会走正步时，他应战了，在优美的民族乐曲伴奏下，他同李倩翩翩起舞，立时镇住了对手。他是个工程兵学院的高材生，他有较高的文化素养。这从侧面反映了我军基层干部素质的变化。
郑志桐感情丰富，爱憎分明。他懂得爱。他又有自己的美学标准。在舞会上，当听到外国迪斯科乐曲，看到田野、咪咪等人扭动腰肢跳摇摆舞时，他立即扭过头去，想到战友们正在战风雪、斗严寒、紧张地开山修路的战斗情景。几个问号在他脑子里盘旋：这就叫思想解放？我们能这样生活吗？当咪咪向他挑逗时，他再也坐不住了，终于吼了起来：“咪咪，我尊重你的人格，希望你也尊重自己。”随即拍案而起，愤怒地冲出门去。
郑志桐品质中最核心部分，是他有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他虽然也是十年动乱的受害者，可他并不因此怨天尤人，随之沉沦彷徨，而是努力去认识社会，使自己生活得更有意义。他对李倩说，这陕北根据地的暴风雨，曾经锤炼了中华民族的一代英豪，今天到了检验我们这一代人的时候了。当李倩由狂热转为消沉时，他问道：“栽扎根树的革命热情有什么错呢？难道我们的心灵上，只有血和泪，只有伤痕，连一点真理的亮点也没有了吗？要真是那样的话，我们这一代人还有什么希望。在这样的思想废墟上，还能建立起新的精神支柱吗？”他坚信在自己心灵上是有真理亮点的。为了不虚度年华，能过一种严格的军事生活，推开一扇认识社会的窗户，他光荣地参加了人民解放军。从此，他更懂得了国防建设、祖国四化建设的伟大意义。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军队，愿为保卫祖国、建设祖国作出最大的贡献。指导员余海洲牺牲后，他准备下连代理指导员，率领部队上施工第一线，李倩则不住地劝他回北京工作，建立他们的小家庭。他的回答是感人肺腑的。他说：“老团长常对我说，在这里工作是很艰苦的。可有坐车的，就得有修路的。多少革命先辈为造福后代，献出了自己的一切。我作为新一代的革命军人，为了国防现代化，为了不让侵略者的坦克进来压我们，就是把自己的身子铺在这条路上也心甘情愿”。他又说：“我何尝不想有个幸福、美满的小家庭呢？如果没有人流血流汗，甚至豁出命来建设边疆、保卫边疆，什么四化建设、爱情、幸福，能得到吗？”他劝李倩回北京后，永远保持一颗善良、正直的心，不要羡慕那种只知道追求享乐的人。他是宁肯牺牲个人爱情、幸福，也不离开保卫祖国、建设祖国的伟大事业的。他就这样把一颗比金子还宝贵的赤子之心，献给了祖国和人民。同样，这也是我军广大指战员的理想和信念。
李倩这个形象和她的思想变化，在这一代青年中，有典型意义。指导员和余大嫂、老团长等形象，也塑造得很成功，很感人。
《天山行》以真实感人的生活气息，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简洁流畅的电影语言，给广大军民增添努力建设四化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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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导演《鲁迅》札记
史践凡
打锡箔与时代环境
表现绍兴风貌，浙江电视台得天独厚。但怎样表现一百年前的环境？哪些景物最具有乡土气息，最能表现时代特征？水网交错，菜花金黄，用脚划船，特型毡帽，青石板路，千姿百态的石桥……这都不可缺少，但总觉得还不够味儿。经再三的研究、琢磨、苦苦寻觅，终于，我们寻找到了那个时代的特有的，至今不曾被影视艺术所表现的场景——打锡箔。
解放前绍兴有“锡半城”之称。有许多生产迷信用品的锡箔庄。以此为生的手工业者，竟占当地近半数人口。他们把锡熔化，浇铸成火柴盒大小的薄锭，几十张叠在一起，用重锤在石板上猛敲，直打到一平方米大小极薄的锡箔。据说，最早这是囚犯才干的苦役。那些赤裸着上身，头盘辫子，在昏暗的作坊里伴着震耳欲聋的敲击声的一幅幅画面，不正是那个时代的一角么？
旧绍兴，哪里有打锡箔声，哪里就有烧香念经的老太婆。她们四人一桌，八人一圈，摆着供品，坐在临巷的门边，闭目数珠，念念有词。而门外，赤贫在讨饭，公差在抓人，这不也正是当时绍兴的缩影么？
谁演小鲁迅好？
找到了典型的环境，选演员则成了重要的一环。传记片要求演员神、形兼备，有些专业演员因为形象距离太远未能入选，而一些从不曾拍片的人以条件接近跨入了影坛。
谁演小鲁迅？我们在杭州、温州、宁波都寻找过。多数演员不仅外貌不象，而且太洋、太漂亮。有人建议，从北京请有经验的演员来扮演。但我反复想，鲁迅是人，不是神，少年的鲁迅更应是普通的孩童，还不是无产阶级的斗士，小鲁迅应是“小绍兴”中出类拔萃者，他周围的同学、农村的伙伴，更应乡土味十足。如果我们选的小演员不会撑船，不会骑牛，不懂绍兴风俗，就失去了真实感。权衡再三，小演员和老演员决定全部在绍兴挑选。
扮演小鲁迅的王宏海，只有十岁，是绍兴鲁迅小学四年级的学生。他平时连文艺活动都不参加，但他的外形和少年鲁迅有接近之处。具备寡言、深沉、遇事善思的气质，也能理解导演的意图。我们放胆录用了他。开拍的第一场戏，是拜师、下跪、叩头，这对八十年代的儿童来说，真成了难题。老演员一面示范，一面给他做分解动作，他一连叩了近百个头，才掌握了要领。虽然他早已腰酸腿疼，还是愉快地拍好了这组镜头。
纯朴天真，活泼自然是儿童的天性。导演就是要排除一切障碍开启他们天性的大门，坚决反对让小孩去表演那种令人恶心的“天真”。在拍“放学路上”一场戏时，小伙伴们看到广慈堂的学生挨打，愤愤不平，他们数落着“矮赖胡”虐待学生的罪状，决心去惩治他。但是，这场戏拍了几次都不理想，演员说话结巴，表演呆板，动作僵硬。可是一停机，他们就活了，说着绍兴话，又打又闹。这时我注意到讲“官话”可能是症结所在，拍戏时他们为了说普通话，一个个咬文嚼字，拚力在管自己的嘴和舌头，甚至连眼睛都在使劲儿，哪里还有心思去表演。我决定让业余演员一律说方言。如小胖子有句台词是“矮赖胡没收了点心，他自己吃。”说绍兴话就成了“磨塞资地新，阿拉吾且七个啦！”这一改果然奏效，小胖子边说边咬牙顿足，满腔的不平一下都自然地表现出来了。
从未演过戏的
“老绍兴”
平均年龄八十多岁的几位老绍兴，不需化装，光把服装一穿，就很“够味”了。但是，他们毕竟年事过高，又从来没演过戏，所以拍摄前先和他们喝茶聊天，一方面叫他们熟悉环境，一方面观察每个老人的气质、记忆力、表达力等等，以便根据每人的特点安排角色，编排台词。为了使他们适应时代气氛，他们一到场，就先让他们穿好服装，每人手里都拿一件适当的道具，使他们从拘束中解脱出来。经过共同的努力，大部分业余演员都以他们特有的气质和乡土味儿，较好地塑造了每个角色，获得了观众的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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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程派继承者在上海
京剧界人士入党，由周恩来总理亲笔写信介绍的，全国仅有程砚秋一人。一九五八年三月九日程砚秋与世长辞，周恩来、郭沫若、田汉、夏衍等同志，都写诗撰文致哀。夏衍同志在一篇悼念程砚秋的文章中说：“流泪是补偿不了这个损失的，后死者应该挑起他放下了的担子，学习他的榜样，整理和发扬他丢下了的艺术财富”。二十四年很快过去了，值得欣慰的是，程派艺术继承者，已经挑起这副担子，程派艺术，正在整理和发扬。
程派艺术继承者，就是程砚秋嫡传弟子王吟秋、赵荣琛与程的生前好友、研究程派的专家陈大同（大学教授、上海程派艺术研究组负责人）。最近上海京剧院副院长李玉茹收广西壮族自治区京剧团著名旦角孙小玉为徒，适逢赵荣琛应邀来沪讲课，使上海程派继承者王吟秋与陈大同教授，有机会与北京赵荣琛共叙一堂。盛会难得，留此一影，以作纪念。（张古愚）（附图片）
从左至右：王吟秋、陈大同、赵荣琛、李玉茹。 杜鳌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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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重版《呼吸》序言
曹白
真想不到，1941年我在上海出版的《呼吸》，现在得到了重版的机缘。——可是它只能作为历史的陈迹了。
《呼吸》里所搜集的文字，极大部分是刊载在胡风主编的《七月》文艺杂志上的：其中《纪念王嘉音君》刊载在上海的《时事丛刊》；《二十一天——毗谛河记》刊载于《文汇报·世纪风》上；《林俊印象记》和《冬夜》则刊载在苏常太游击区域出版的《江南》和《大众报》上。
时间是过得多么地迅捷啊！
在这四十年中，我的战斗和生活，经受了多么大的曲折和苦痛，但形之于笔墨的，却只有这《呼吸》。出版了这《呼吸》后，我就没有作过其他的文字。
我是学着写作的，过去是这样，现在也还是这样，这真是不长进。翻翻自己青年时代所写的东西，仿佛看到了孩提时候的照相一样，使年近古稀的我又畅快、又痛惜、又惭愧。我为什么会写出这样的东西来的呢？自己也莫名其妙。要是在现在，就只有认真搁笔这一条路了。但也并不象有些文学家那样的“鄙其少作”——年少时写出来的东西，总不及人家的成名成家的作品那样的巨大和那样的完整。
在写作《呼吸》的当时，我总是愁着没有吃、没有穿、没有住、没有生活的裕如，贫穷和忧愤象毒蛇一样地紧紧地围困着我的身心，围困着我的灵魂。为了驱除这紧紧的围困，我便想嚎叫起来，以唤醒象我一样地那么苦恼和那么寂寞的青年们。
今天正是我们伟大祖国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我这四十年前抗战初期所写出来的东西，对现在怕没有什么重大的意义了。可是我的朋友和同志一再叮嘱我要再版这《呼吸》。我不能使人失望，失望会空虚和衰微人们的心。于是，我只好履行他们的嘱咐，把它付于版样了。它的内容，不增加也不减少，倒是把我的“题记”和“后记”抽去了，因为它们已不适合时代的要求。但在这里，我首先要感谢胡风的序，胡风对我无微不至的扶持，以及他对《呼吸》的偏爱。此外，我对贾植芳和耿庸二位同志的为《呼吸》的再版而奔波，表示我的虔诚的谢意。
现在，我们正在埋头于建设，《呼吸》所写的一切，只是我在当时的社会和战斗的反映。当提笔之际，是有心写给与我同样命运的读者看的；啊，让我们在祖国的沸腾的建设热潮中一同燃起那光华炽烈的希望的火把而共同地呼吸吧！
1982年4月写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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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海辞书学会成立
7月15日，上海辞书学会举行成立大会。来自上海各出版社和高等院校的300多名辞书编纂工作者出席会议。上海市市长汪道涵、中央编译局顾问、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社长姜椿芳以及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洪泽等同志到会，并讲了话。
到会同志认为，辞书学会的成立标志着我国辞书编纂的水平、辞书理论的研究以及辞书队伍的建设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近几年来，辞书的出版一年比一年增多。1981年我国新出版的各类语文辞书有51种，百科全书、专业词典和各类年鉴有108种。现在，辞书门类较全，能成系列，深受不同文化程度、不同专业爱好的读者欢迎。一门新兴的边缘科学——辞书学正在我国形成。
会上选举了汤季宏为会长，陈虞孙为名誉会长。学会聘请的顾问有：吕叔湘、姜椿芳、倪海曙、陈原、赵洵等11人。上海辞书学会目前是中国唯一的辞书学会。会后将吸收兄弟省市从事辞书编纂和研究的同志为上海辞书学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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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大家谈
净化插图
陈军
最近，翻阅一些文艺杂志，看到不少插图庸俗不堪。这类插图，有的离开作品的内容，搞一些花花哨哨的东西；有的不是描绘作品的典型情节，而偏偏喜欢在人物的爱情遭遇和儿女情长上花笔墨；有的则是把作品中本来就不健康的描写形象化，乱加发挥，画面上，或是摩登女郎袒胸露背，忸怩作态；或是男女情人接吻拥抱，甚至把流氓作案的镜头也搬入画面，实在不堪入目。
文艺作品配插图，本是为了增强作品的艺术感染力，提高读者的阅读兴趣。一幅好的插图，往往有一种一看之下立刻把读者吸引到作品中去的魅力。一般说来，好的插图常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要结合作品的内容构图，二是要有一定的绘图技巧，具有审美价值。获得全国书籍装帧优秀作品奖的几幅插图，无不如此。它们不仅刻画了作品中富有典型性格的人物，表现了故事的精采情节，而且在艺术上也有特色。如果把它们从整个作品中抽出来，作为一般的美术作品来鉴赏，也不失为优秀之作。
再说，插图也应是一种宣传画。鲁迅说过：“书籍的插画，原意是在装饰书籍，增加读者的兴趣的，但那力量，能补助文字之所不及，所以也是一种宣传画。”他又说：“我以为插图不但有趣，且亦有益。”我们的文艺作品，应该努力表现人民的新时代和新生活，塑造社会主义的新人形象，以推动历史的前进。作为文艺作品的插图，也应该这样，要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服务。而且，由于它形象，一看就懂，易于流传，所以更要注意发扬其积极的社会效果。如果不顾我们的民族习惯，不顾作品的思想性，不顾绘画的艺术特色，粗制滥造地搞一些低级趣味的东西，那么，势必会污染社会风气，并最终被读者所唾弃。
（原载《文汇报》6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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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奖金》
由中国广播艺术团电视剧团录制的电视剧《奖金》，最近已经和电视观众见面。
中年知识分子魏工程师，由于刻苦钻研，获得了优秀科研成果奖，部里奖给他二百元。研究所领导搞土政策，将奖金“平衡”，从研究所起，七扣八扣，最后发到魏工程师手里的，只有二十元。魏工程师对妻子和孩子的许诺、妻子想用奖金购置东西的计划，全部落了空。为此，夫妻之间闹了一场小小的风波。但是，魏工程师不计较这些个人的得失。当所里派给他一项紧急任务时，他马上又投入抢修工作中去了。全剧通过富有喜剧性的矛盾冲突，批评了“吃大锅饭”的不良现象，歌颂了我国知识分子的可贵精神。
该剧在改编和导演处理上，都比较细腻，富有生活气息。演员表演比较真实、自然。该剧由周锴根据张英的短篇小说《邻居》改编，导演周寰、张建民，主要演员朱旭、李燕、封锡钧。（金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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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魏工程师正在给妻子做解释和说服工作。 郭银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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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仲夏话荷花
刘宛芳
北京北海公园，荷花正在盛开。一进公园南门，阵阵沁人心脾的荷花清香，从湖上迎面飘来。看吧，那粉荷垂露，盈盈欲滴；白荷带雨，皎洁无瑕。怒放的，嫩蕊摇黄；含苞的，娇羞欲语。加之绿盖叠翠，青盘滚珠，好一幅迷人景色。
荷花，除了叫莲花外，又被称为菡萏、芙蓉、芙蕖、藕花、水芝、水芸、泽芝、玉环等。
我国栽培荷花有悠久的历史。早在二千多年前即有关于它的记载，古人有许多咏荷诗句，赞美荷花。《诗经》中就有“彼泽之陂，有蒲菡萏”的句子。爱国诗人屈原在《离骚》中曾想“集芙蓉以为裳”。三国时的曹植以荷花的美来形容他理想中的洛神。唐朝的李白曾以荷花表达爱情，他的《折荷有赠》写道：“涉江玩秋水，爱此红蕖鲜。攀荷弄其珠，荡漾不成圆。佳人彩云里，欲赠隔远天。相思无因见，怅望凉风前。”除了一些歌咏荷花的散见诗篇，还有歌颂荷花的专文，如曹植的《芙蓉赋》，唐朝王勃的《采莲赋》，而宋周敦颐的《爱莲说》中赞颂莲花“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高贵品德的佳句，数百年来流传于世，为人们所称道。
荷花原产于亚热带的印度，目前我国各地栽培较为普遍。它是夏季著名的水生花卉之一，花繁叶茂，香气袭人，除了在池塘栽培外，也可以移栽庭院的水池或缸中，以美化环境。荷花不仅供观赏，而且全身都是宝，既可供食用，又可供药用。
荷花的品种繁多，北海公园栽培的品种主要有两大类。食用类，粉川台，花粉色单瓣，是北海公园主栽品种，大量种植于白塔东南侧的湖泊中，约有三十亩。大白莲，花白色单瓣，北海有少量种植。观赏类，主栽于莲花缸中，其品种有并蒂莲，花粉色，花朵两两并生；碧绛莲，花重瓣，白色边缘带紫色条纹；大碧莲，花重瓣，淡绿色；大紫莲，花单瓣，紫色。此外尚有佛座莲、千层莲等。北海公园中的园中之园经济植物园内种有盆栽荷花。
荷花喜温暖，需要强阳光照射，但也能耐寒，北京地区池塘、湖泊中栽培，虽水面结冰也能露地过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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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荷花（油画） 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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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知识
我国的乐器
李德真
我国的乐器，源远流长，既有由古代流传下来的华夏乐器，也有历代传入经过融合改造的异国乐器，还有奇异多姿的民间乐器。把质地细腻的石犁铧片挂起来敲打的磬，用陶土做成有孔的空心圆坨吹奏的埙，把兽皮蒙在空心木头上击打的鼓，这就是中华民族祖先创造的古老乐器。
在殷商奴隶社会时期，中国乐器的种类逐渐增多。从河南殷墟出土的乐器实物和甲骨文字的记载，就已有钟、磬、陶埙、石埙、骨埙、铜鼓、铃、铎、铙、缶、鼗、龠、和（小笙）、言（大箫）等10余种。到了周朝，见于记载的乐器约有70种。
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音乐文化已发展到相当高度的水平。1978年，湖北随县出土了荆惠王时代（距今2，400年）的8种124件古代乐器。其中有一套65件青铜编钟（见下图），一套32件石编磬，还有鼓、琴、瑟、笙、排箫和竹笛等乐器保存完好、制作精致。竹笛、筝和筑就是这时产生的新乐器。笛在战国初期之前，已在中国流行，屈原学生宋玉的《笛赋》中讲到当时南方的笛，与今日之笛已非常相象、横吹。春秋战国之时民间音乐活动相当普遍。《战国策·齐策》中云：“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当时，琴已成为重要的独奏乐器，卫、晋、郑、鲁等国都有杰出的演奏名家。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后，带回西域各国丰富多采的音乐、歌舞和乐器。这期间出现的乐器，有箜篌、曲项琵琶、五弦琵琶、筚篥（管）、方响、锣、钹、星、羯鼓、腰鼓和达卜等。到了唐代，不但出现了用竹片拉弦的轧筝和奚琴，而且弹弦乐器极为盛行。在当时燕乐中，琵琶已成为主奏乐器。据《乐府杂录》所载，唐时的乐器约有300种。
在以后的近千年里，随着歌舞音乐的成熟、说唱音乐的兴起和戏曲艺术的形成与发展，中国人民创造性地发展了中国乐器，出现了三弦、二胡、板胡、云锣、京胡和坠胡等乐器，并传入了唢呐和扬琴。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非常重视民族乐器这一文化遗产，在一些传统制作地区，相继建立起乐器厂，除生产常用乐器、地方乐器和少数民族乐器外，还拯救了一些濒于失传的乐器，并研制成功了许多乐器新品种，如36音云锣、定音花盆鼓、26音排鼓、9孔陶埙、口笛、定调笛、加键笛、加键笙、加键巴乌、加键唢呐、加键管、双排弦箜篌、转调筝、转调扬琴、双千斤二胡、双千斤板胡、四弦大胡、低胡、革胡和大阮等等。
中国乐器是中华民族悠久文化的“明珠”，是中国人民的骄傲。（附图片）
这是最近改革成功的大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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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胜局已定 姜金良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