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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学习·团结·深入生活
——在全国文联第四届全体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闭幕词
傅 钟
我们这次全国文联第四届全体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现在就要结束了。
这次会议是一次学习的会，也是团结的会，鼓劲的会。开会期间，我们学习了毛泽东同志给文艺界人士的十五封信；学习了陈云同志《关于党的文艺工作者的两个倾向问题》的重要讲话；学习了邓力群同志传达的邓小平同志最近的重要谈话；学习了胡耀邦同志关于思想政治工作问题的重要讲话。胡乔木同志、王任重同志还到会作了讲话。通过学习，我们的认识提高了，许多问题比过去明确了。
在这次会议开始的时候，我们听了周扬同志的讲话和阳翰笙同志关于《文联会务工作报告》的说明，大家认真负责地讨论了《关于文艺工作的若干意见》（草稿）。在讨论中，同志们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认为根据党中央对文艺工作的指示精神，结合文艺战线的实际情况，搞一个文件是有必要的。会后，主席团将组织力量，综合研究大家提出的宝贵意见，认真修改这个文件。然后，发给各文艺部门、文艺团体，进行广泛的讨论，再进一步修改。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反复讨论、修改，直到把这个文件搞好。对于《文联会务工作报告》，大家认为，文联在党中央关怀下，工作是有成绩的。同志们辛辛苦苦，任劳任怨，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些工作都是为人民服务、具有政治意义的，体现了党对文艺工作者的关怀，促进了文艺界的团结和创作、评论的发展。
在这次会上，大家热烈讨论了《文艺工作者公约》。这是文艺界的一件大事情。全国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有许多创举，各行各业几乎都搞了自己的守则或公约。广大群众对于文学艺术在建设精神文明中的职责和作用，有很高的要求，对文艺工作者的精神状态和道德面貌，是十分关注的。我们每个文艺工作者应该作精神文明的模范，用共产主义思想风格和道德原则，严格要求自己，自觉遵守公约。这对文艺队伍的思想建设，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这次会上，还新补选了几位全委会委员，为全委会增添了新的力量。我代表主席团对这几位新委员表示热烈的欢迎。
大会还根据主席团的建议，同意设立文联书记处，协助主席团处理日常工作。这对加强文联的工作是必要的。
会后，同志们将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希望把大会精神带回去，把今后的工作做得好上加好，争取更大的胜利！
在此即将分别之际，我想着重谈三点意见，供同志们参考。
一是学习问题，就是如何把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直坚持下去的问题。
我们都是革命的作家、艺术家。我们都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者。许多同志是共产党员。我们的职业是光荣的职业。引导我们前进的旗帜是共产主义。我们必须用马列主义理论武装自己的头脑。党的三中全会、六中全会以来，我们重视了对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但是，由于十年动乱的影响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侵蚀，有些同志的学习热情还不够高；有的同志对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抱着一种轻视态度；个别同志甚至怀疑或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于文艺工作（包括文艺创作）的指导作用，这就是很错误的了。
我们的党，我们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了帮助作家、艺术家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更好地完成革命作家、艺术家的历史使命，经常勉励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学习毛泽东思想，认真学习社会，学习革命实践。敬爱的周恩来同志经常讲“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并以他自己的模范行动，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事实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不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不可能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就不可能有坚强的党性和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就不可能正确地观察生活、认识生活和反映生活。立志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奋斗的作家、艺术家，如果不认真学习或放松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那末，高举共产主义旗帜，就将是一句空话。
因之，党号召我们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无疑是十分正确的，非常必要的。我们文艺界在这个学习中，应力争走在前面，做学习的模范。我们的口号应该是：学习，学习，再学习！学什么？首先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还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文艺理论。过去学习过的同志应该重新学习，没有学习过或学得很少的同志，应该从头学起。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应该和学习六中全会《决议》、三中全会以来党的一系列文件结合起来。在学习中，密切联系实际，据以改造我们的思想，树立和巩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指导我们做好工作。只有学习得好，世界观改造得好，才能自觉地和党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更坚定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更好地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永远沿着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正确方向前进。
二是团结问题，就是我们文艺界如何进一步搞好团结，同心协力搞四化的问题。
目前我们的文艺界总的说来是团结的，但也不是一点问题不存在，一点芥蒂都没有了。部分同志之间还有隔阂，还有思想不够统一、步调不够一致的现象。鲁迅说过，文艺战线的团结，“是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的。”今天，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我们的团结，是建立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是在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同党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的前提下的团结，是在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方向上的团结。不言而喻，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我们团结的基础是一致的，目标是共同的。在这个大前提下，我们每个同志都要做团结的模范，尽一切可能消除隔阂，加强文艺界的团结。古人说：“文人相轻，自古而然”（见曹丕：《典论·论文》），那是封建社会长期存在的痼疾。我们的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可是，在某些地方、某些角落，“文人相轻”至今仍然“而然”。封建文人的陋习还在我们一些同志的身上残留着痕迹。不彻底清除这种痕迹，难免会影响我们的团结，贻误我们的工作，并给国内外阶级敌人以可乘之机。这是我们每个同志都不愿意的嘛。
当然，对于损害团结的、离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和社会主义文艺方向的错误，也绝不是不要进行批评、自我批评和必要的斗争，而是应该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自我批评，达到新的团结。在批评、自我批评中，要强调自我批评，要坚持党性原则，发扬共产主义风格；谁都不要自恃特殊，自以为是。建议同志们读读韩愈的《原毁》。他说：“古之君子，其贵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约。重以周，故不怠。轻以约，故人乐为善。”我看这是一种启发人们自觉克服本身毛病的好作风。他还说：“今之君子则不然。其责人也详，其待己也廉。详，故人难于为善。廉，故自取也少。”我看这是一种不愿帮助别人进步，而好显示自己处处比别人高明的坏作风。如果我们在批评、自我批评问题上，提倡那种好的作风，防止和克服这种坏的作风，严于责己，宽以待人，我们就能够不断地弃旧图新，共同进步。
我们的同志，不论在哪个岗位上工作，都是为人民服务，都应当互相尊重，互相支持，互相学习；都应当识大体，顾大局。度量要大，眼界要宽，不要小气，不要护短。“文人相轻”，是阶级社会里难以消除的弊病。我们是共产主义者，我们有共同的革命目标，是一条革命战线上的同志，我们没有任何利害冲突。我们有一切条件和可能根除这个弊病。问题是不要讳疾忌医。古代有个《扁鹊见齐桓侯》的故事。扁鹊是个名医。有一天，他告诉齐桓侯说：你有病！齐桓侯不听，说“寡人无疾！”扁鹊只好走了。过了五天，齐桓侯的病加重了。扁鹊又去看他，还是耐心地说：你的病还在发展，如果不治，会愈来愈重。齐桓侯还是说，我没有病，我没有病！又过了十天，扁鹊遇见了齐桓侯，转身便走。齐桓侯立刻派人去问。扁鹊说，齐桓侯的病转到骨髓里去了，没法治了！又过了几天，齐桓侯疼得打滚，派人去找扁鹊，扁鹊已逃到了秦国。齐桓侯很快就死了。这不是讳疾忌医的结果吗！我们不论哪个同志，都不应该讳疾忌医，都应该闻过则喜，虚心倾听别人的意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样，我们就一定能够以无产阶级的博大胸怀，从我们这一代开始，把“文人相轻”的千年陋习，彻底改变过来，变“文人相轻”为同志式的“文人相亲”。我们的导师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忠贞不渝的伟大友谊，就是我们搞好团结的榜样。我们要学习他们风雨同舟、和衷共济、情同手足、亲如兄弟，在艰难困苦中相互支持与帮助的崇高品德。我们的文艺队伍，历来有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的好传统，应该把这种好传统一代一代传下去，使之发扬光大。
三是深入生活、繁荣创作的问题。
目前我们文艺界的迫切任务，是争取文艺创作的更大繁荣。这是广大人民群众对我们的一致要求。巴金同志有句名言：“创作要上去，作家要下去。”我认为这是创作繁荣与否的关键。离开火热的现实生活，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无愧于我们时代的优秀作品，是断然难以产生的。
1930年，我在上海中央军委机关工作时，常常看到一些日本纱厂的“包身工”，挎个破饭篮子，衣服单薄，面黄肌瘦，形容枯槁，紧跑着上工，紧跑着下工，真是凄惨得很！二十年代初，我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先在钢铁厂当壮工，以后又到大多是女工的胶鞋厂做工，吃过好多苦，所以对于“包身工”的痛苦，我的感受是很深的。但是，我只是在街上遇到她们，夏衍同志却想方设法深入到工厂、工房里面，观察、了解她们。因此，他写出来的《包身工》非常真实，非常感人，现在读起来仍然催人泪下，叫我们永远忘不了帝国主义者和资本家对于工人的残酷剥削、压榨。
我们今天深入生活，首先应当深入到建设四化、保卫四化的第一线去，到生活沸腾的基层去，从人民群众中汲取营养和创作素材，描写四化创业者的形象，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典型，为我们树立生动的学习榜样。如果我们的文艺创作，不能满足人民群众这个要求，远远落在现实生活的后面，人民群众完全有理由批评我们没有尽到责任。
所以，各级领导应积极组织作者下去生活，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具体困难。下去生活，可以根据各人的不同情况有不同的安排和要求，方式可以灵活多样。要提倡建立生活根据地，或是象当年赵树理、周立波、柳青等同志那样，到群众中长期落户、生根，或是代理一定职务，同干部群众一起干四化。柳青同志长期生活在农村，周立波和农民一起劳动，所以，他们写出了反映农村生活的好作品。赵树理家居农村，对农村生活非常熟悉。他写的《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在土改时深受农民欢迎。后来，陆定一同志让人把《李有才板话》、《王贵与李香香》寄给在重庆的郭老。郭老读后，也大为赞赏。原因就是赵树理、李季同志能深入群众生活，在这个基础上真实地、正确地反映生活。抗战时期，太行山有个美术工作者胡一川同志，他画年画《春牛图》，就去找农民作老师，让农民修改。果然一改就改好了。解放初期，李伯钊同志带领我国文工团第一次出国，演出节目有《兄妹开荒》、《十二把镰刀》等小型歌舞剧。由于这是深入农村汲取民族民间文艺营养的作品，生动地反映了解放区大生产运动新的生活，所以，也深受国外观众欢迎。这都是我们文艺创作的好传统，应该大大发扬。否则，坐在房子里胡编硬造，就只能产生一些象华君武同志在《人民日报》发表的一幅漫画里批评的那种“牛头对上了马嘴”之类的东西。
我们的文艺队伍，经过历史检验，是支好队伍。好就好在它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陈云同志1943年讲话中提出的党性原则，在大多数老同志思想中是扎了根的。不论当前还是以后，只要我们继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作好文艺队伍的思想政治工作，善于及时总结经验，发扬成绩，纠正缺点，我们的文艺工作，一定会在建设四化、保卫四化当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党对我们文艺界这支队伍是非常重视的，热情关怀的，充分信任的，并且寄予很大的希望。让我们同全体文艺工作者一起，更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高举共产主义的旗帜，谱写更多更好的共产主义的凯歌，为促进社会主义文学艺术新的、更大的繁荣，奋勇前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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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巴人杂文选》跋
谷斯范
谈到杂文，我们就想起鲁迅来。鲁迅为什么写杂文？巴人同志在1937年7月写的《从崎岖到康庄》中说：“中国文艺之路，不仅是目前，即不远的过去与不远的将来也还是战斗的路。所谓战斗的路，在不远的过去，早有人走着过来。鲁迅先生放下他写小说的笔，用杂文作为投枪，作为迫击炮，在向阴暗、腐烂、毒疮以及一切僵尸们扫射着去，向内扫射，这正如注以血清针，增强白血球，而抵抗毒菌的进攻。”又说：“固然这路太崎岖了。不但是砂砾，而且满布荆棘，走去也许会直刺得满身是血。但斑斓的血迹，正是战斗者的姿态，正是每一个抱有披荆斩棘的决心的创造者的际遇。”（《中华公论》创刊号）巴人是如此理解鲁迅的杂文，他沿着鲁迅的脚迹，走着“战斗的路”，即使“直刺得满身是血”也在所不惜。
今年7月25日是巴人同志遭“四人帮”迫害冤死十周年，现在把这一本收有170多篇杂文的《巴人杂文选》呈献给读者，也算是个纪念吧。巴人是“文学研究会”早期成员之一。他用王任叔真名署名写小说、写杂文，大概始于1936年下半年。他在《关于〈边鼓集〉》中说：“写杂文的开始，还在《立报》《言林》发刊一年以后。为了高尔基逝世，我写了一些短文投寄《言林》，这就和编者结上了姻缘。”当时他在上海过卖文生活，这年年底，《言林》主编谢六逸约他每月写25篇短文，每篇四五百至千把字。“那时，我有的是时间，每天看报总花去二个钟头。看过后总有一点小感慨，‘举笔一挥’，也就成了。于是答应下来。”为避免引起CC党棍们的注意，由谢六逸对每篇随便填上一个化名。《巴人杂文选》所收辑的杂文，便从这个时候开始。
1937年11月12日，上海租界地区沦为“孤岛”，巴人是留在“孤岛”作家中从事抗战活动最活跃、写作品最多的一个，也是党员作家中团结党外作家最广泛，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成绩显著的一个。他负责上海社会科学讲习所，在进步青年中宣传马列主义，鼓动爱国热情，组织他们到新四军游击区去；与郑振铎、许广平共同编辑《鲁迅全集》；先后主编《译报》副刊《爝火》和《大家谈》，《申报》副刊《自由谈》，支持、出版《鲁迅风》、《公论丛书》和《大陆》月刊；用八戒、行者、无咎、毁堂、巴人、若水、忍士等七八十个化名给上海各抗日报刊写了大量文章。他在《生活·思索与学习》的后记中说：“环境要求我发表意见的机会较多，我是尽我可能的力量来应付的。文字大半在夜间匆促草成，夺去我睡眠时间三分之一。为此我白了半头的发，耳鸣不断的起伏。”他又在与郑振铎、孔另境合编的《大时代文艺丛书》序文中说：“文艺工作者在这个时代里必须更勇敢更强毅的站在自己的岗位上，以如椽之笔，作为刀，作为矛，作为炮弹，为祖国的生存而奋斗。”1941年9月，党派他到新加坡和印尼，在华侨间开展抗日救亡和爱国民主运动。从1938年到离开上海，他写的作品印行出版的，有杂文和文艺理论集《扪虱谈》、《窄门集》、《生活·思索与学习》、《论鲁迅的杂文》、《文学读本》，短篇小说集《皮包和烟斗》，青年修养读物《学习与战斗》。还与唐弢等其他作家合出了杂文集《边鼓集》与《横眉集》。短短的四年间，繁忙的工作之余，所写作品竟能出九个集子，真是“以如椽之笔，作为刀，作为矛，作为炮弹”，为抗日救亡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当时“孤岛”的敌我斗争是非常尖锐的。在有350万人口的租界地区，日伪不能用武装直接来镇压所谓“抗日分子”，就施用卑鄙手段，搞暗杀、绑架……巴人写了《眼前事实》，昂然不屈地反击敌人的暴行：“中国人是不会永远低头下去的……鲁迅的《眉间尺》所写，为了仇恨，即使割下头来，在油锅中还是追逐啮咬！这是中国人的最深切的一面。低头吗？便是割下头来还是不低的！”汪精卫公开投敌后，斗争更加尖锐。汪的爪牙们在租界地区也办报纸刊物，大倡“以和为贵”谬论，散布“抗战必败”悲观空气，用乌纱帽和金钱收买文化教育界败类，对抗日阵线从中挑拨、中伤，并造谣、告密，向日本宪兵队送黑名单……。但是，我们并没有被吓倒，巴人在《〈边鼓集〉弁言》中，公开宣告：“我们原是战壕里的战士。有谁怯于接受战士的名号，除却这战士的风貌吗？谁就得从我们战壕中掷出去！这是我们的誓约！从笔的斗争到血的斗争，这是我们准备着的路！”
1938年10月，“孤岛”曾引起一场要不要写鲁迅风杂文的争论。有些同志说，现在是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时代，杂文要战斗的，不要讽刺；要明快的直接的，不要迂回曲折的；要深入浅出，不要隐约晦涩的。巴人予以反驳，认为“讽刺的时代”并没有过去。且限于上海当前环境，为求文字可以发表，或更增加一些艺术的暗示力量，就是迂回曲折也无妨，鲁迅风的杂文还须提倡。他在《四年来的上海文艺》中说：“这里留下的根本问题，实际上是对抗战的现实和形势——对统一战线的内容和形式，抗战政治的实际和发展——的认识的不同。前者认为一喊抗战，万事改观：官僚变作圣人，老爷均成佛爷，自然应该恭贺道喜，三呼万岁，‘讽刺时代，也就过去了。’而另一方面，则认为中国虽已抗战，沉渣却也不少，去旧除腐，挖疮消毒，还属必要……”（《上海周报》四卷七期）。巴人一直主张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内部要强调团结，以巩固抗战的力量；但不是无原则的团结，而是既有团结，又有斗争。
1954年起，巴人同志回到他爱好的文学事业，负责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工作。1956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发表，我国的政治空气大为活跃，杂文应运崛起。巴人是喜爱杂文这一文学形式的。杂文如何适应新社会需要，解放后一直有争论。巴人同志的看法是：“杂文的作者必须是个坚强的战士。战士善于杀敌，但也敢于挖掉自己身上的疮毒，然后更显出战士的光辉。杂文的存废，不在于杂文的体裁、风格与笔调，如果，这世上不缺乏战士，则总会随兴所至，拿起这杂文的武器来。”（《〈鲁迅风〉话旧》）《巴人杂文选》第五辑所收杂文，几乎全部写于1956年和1957年上半年。他从维护社会主义事业、希望改进工作的愿望出发，对我们制度中若干不够完善的地方，某些部门存在的官僚主义、管理不善、作风简单粗暴等，提出直率的批评；对文艺创作存在的问题也写了若干篇杂文，最著名的是发表在《新港》的《论人情》（1957年1月号）。这篇短短随笔，1959年“反右倾”时被康生看作“人性论”典型。1961年起，他被撤销职务，调到东南亚研究所编译室埋头编写《印尼历史》，跟他所爱好的文学事业从此永远告别。十年动乱时期，他被戴上“叛徒”、“老牌修正主义”等几顶帽子。1970年3月，他被强迫遣返原籍农村，在残酷的摧残迫害下，精神错乱，含恨逝世。粉碎了“四人帮”，我们伟大的党，为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著名的文艺理论家、作家王任叔（巴人）同志平反了错案，恢复了名誉。
前年春节，我从台州返杭州，特地去奉化大堰公社看望巴人同志的坟墓。他的侄儿王梦林告诉我：
“回乡后开始几个月，我叔精神还正常，天天埋头编写《印尼历史》。我劝他：‘你搞文字受的罪还少吗？就休息休息吧！’他苦笑说：‘趁脑子清醒着，不能浪费时间。别的能丢，这支笔不能丢。遗憾的是，我已不可能在活着时完成这部稿子了。”梦林同志领我去看他叔的住屋，从窗口望去，屋里暗洞洞，空荡荡的，窗下放一张方桌，床上挂着破旧帐子。他叹了口气，又感慨地说：“有时更已深，窗口灯亮着，我叔熬夜在写作。听到连续的疲乏的咳嗽声，唉，心里真难受，他为什么丢不下那支笔？”我忽然记起屈原的诗句：“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巴人同志为党为人民战斗了一生，道路是艰难的，但他在四十多年前早说过了：“斑斓的血迹，正是战斗者的姿态，正是每一个抱有披荆斩棘的决心的创造者的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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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剧评
发扬话剧的战斗传统
——首都戏剧界人士座谈话剧《被控告的人》
在首都话剧舞台上，中央实验话剧院创作演出的话剧《被控告的人》引起了多方面的关注。最近，《人民戏剧》和《剧本》月刊编辑部为此联合举行了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有首都的部分戏剧界人士吴雪、刘厚生、凤子、石羽、吕复、蓝光、陈默、张逸生、李汉飞、宋凤仪、陈刚、杜高、方杰、颜振奋、于雁军等；中央纪委刘家栋和国家海关米荣真等同志，该剧作者李桦、导演田成仁及主要演员也出席了座谈会。
参加座谈会的同志们说，我国的话剧艺术有很好的战斗传统，就是及时反映现实生活中的矛盾斗争，歌颂推动社会前进的新人，赞颂真善美，抨击假恶丑。《被控告的人》发扬了这一传统。它及时反映了经济领域走私与反走私的严重斗争，歌颂了以海关分关长龙汉生为代表的先进人物，揭露了以某县县委书记曾坤为首的一伙走私贩私犯罪分子的嘴脸，因而富有强烈的时代感。
同志们还说，近年来在话剧创作中存在着某些脱离现实、回避矛盾的现象，出现了一些思想浅薄、趣味不高，甚至胡编乱造的作品。有的作者感到反映现实矛盾“难度大”、“不保险”。有的剧团为了追求票房价值，不顾剧目的思想和艺术质量。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实验话剧院创作演出《被控告的人》这样反映现实斗争的好戏，是令人鼓舞的。
刘家栋同志说：打击经济领域的严重犯罪活动，是资本主义思想腐蚀和社会主义思想反腐蚀的严重斗争。这场斗争是相当尖锐、复杂的。中央实验话剧院如此及时反映这场严肃的斗争，说明他们政治上很敏感，有胆识。吴雪同志说：看了戏，感到话剧舞台有很大的发展，题材上开拓了新的领域。我们看戏时，政治上受到教育，艺术上也得到了享受。这个戏急人民之所急，反映了千百万群众关心的问题，是难能可贵的。
会上，同志们指出，在我国四化建设的征途上，具有共产主义精神的新人，正在不断地一批一批地涌现出来。热情歌颂他们，为人们树立生动的学习榜样，是作家艺术家责无旁贷的责任。与会同志一致认为，剧中龙汉生这个人物是塑造得成功的。
米荣真同志说：过去有些戏中的人物，好人全好，坏人全坏，使人不大相信，而龙汉生则不是如此，他使人感到可信可亲。他是搞海关工作的，我也是搞海关工作的，他好象我们当中的一员。他的斗争，他遇到的问题、困难、苦恼和打击，我们是比较熟悉的。他说了许多我们平日想说的话，比如，他说海关“管小不管大”就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他不怕压，不受贿，两袖清风，什么也不怕，有共产党员的气概。他是英雄，是先进人物，但并不是那种“高大全”，作者也写了他的忍辱负重和苦恼。他代表人民，坚持法令，和违法分子作斗争，和有权势的坏人作斗争，他是一个真正的强者，很值得我们学习。
吴雪、李汉飞同志说，龙汉生这个人物写得好，他坚守岗位，忠于职守，做力所能及的工作，但不是一贯正确，也有缺点，有看不准的地方，因而显得可亲，可信，是活生生的人。现在感到不够的是，中央关于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的紧急通知下达后，他思想感情的变化不够鲜明。
同志们说，现在有些戏往往把反面人物写得简单化、脸谱化，或多或少影响了对先进人物的刻画。当然，有些戏把反面人物写得活灵活现，先进人物反而写得干瘪、苍白，这也是不可取的。《被控告的人》中几个被批判的人物形象，如港商黄贤达，县委书记曾坤、他的妻子与儿子，都写得不错。刘家栋同志说，黄贤达这个人物写得好。关于曾坤这个人物，大家认为写得不一般化、不简单化，但不够深。这些人身为共产党员，但他们的脑子里还有什么党的观念？还有什么共产主义？ 还有什么爱国主义？一点都没有了。应该狠狠地揭露他们，批判他们。所以，问题不在于能不能写这些人，但要写出他们犯罪的具体原因。许多同志感到，曾坤这个老干部变坏的原因写得不够具体和充分。宋凤仪同志说，曾坤变坏的外因写了，即他妻子和他儿子的影响，但他的内心活动写得不够，因而这个人物不够丰满和深刻。
参加座谈会的同志们说，这个戏是从生活中来的，生活气息比较浓厚。李桦同志如果不到南方沿海某地生活近半年，就写不出这个好戏。
有的同志在发言中指出：李桦同志并不是带着写这个题材的任务下去的。他在生活中，耳闻目睹许多关于走私贩私的事情，深感经济犯罪分子对党、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极大危害，产生了强烈的创作冲动，于是很快就写出了这个戏的初稿。他开始写这个戏时，中央还没有下达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的紧急通知。可见，一个作家，只要能够站在党的立场上，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到四化建设的第一线去，对生活有了真情实感，就可能写出为人民欢迎的好作品。
同志们认为，这个戏的结尾以“画外音”宣布省法院将要公审曾坤走私集团，并要龙汉生到法庭作证结束，显得简单了些，使人感到不够有劲，不够解气。
刘家栋同志说，象曾坤这样的经济犯罪分子在党内是极少数，但他们践踏党纪国法，破坏社会主义制度，对这样的人必须法办，要让观众看到对他的处理。宋凤仪同志说，希望能有“法庭”一场戏，让龙汉生在法庭上与曾坤进行面对面的斗争。陈默同志说，对曾坤应绳之以法。老百姓看戏，爱憎分明，他们希望结尾恶有恶报。我们不要怕人家说“光明尾巴”、“大团圆”之类的话。生活在向前发展，在我们的社会制度下，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是一切犯罪分子应有的下场。
（《剧本》月刊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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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书架
文艺评论集《风雨文谈》出版
我国著名文艺理论家张光年的文艺评论集《风雨文谈》，最近已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全书收有解放后十七年间写的三十一篇文章。
作者编选结集时态度严谨，着眼于文章的科学性和保留价值，几经斟酌、淘汰，才选留了十九万字。这些文章共分四集：一是艺术（戏剧和电影）评论，二是诗歌评论，三是文艺理论文章，四是回忆录。在文艺理论和艺术评论文章中，诸如《沿着戏曲的现实主义轨道前进》、《在舞台上创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典型性格》、 《题材问题》等，写来很有深度，有独到的见解，不仅在当时颇有影响，至今对繁荣创作仍不乏借鉴作用。《历史唯物论与历史剧、神话剧问题》、《在新事物面前》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存在着、发展着》，是当年就历史剧、神话剧创作问题、新诗和新民歌问题、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问题与人争辩而写的。作者用论辩的方法，摆事实、讲道理，陈述自己的见解，虽然有的文章中措辞比较尖锐，但没有扣帽子。时间不仅验证了作者所持有的正确和合理的见地，在历经十年动乱后，这种具体评析的良好文风更是值得称道。有些回忆文章，如《冼星海同志回忆录》、《悼念欧阳予倩同志》，材料丰富，生动而翔实，读来亲切感人，为现代作家的研究提供了可贵的资料。
（严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