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
专栏：
历史的考验
——新中国诞生前后美国的对台政策
资中筠
自从中国古老的大地上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一个崭新的人民共和国诞生以来，阻碍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美国对中国台湾省的政策。三十年来，历史前进了，形势变化了，中美之间也已建立了外交关系。但是，美国对台湾的态度仍然是中美关系航道上的暗礁，使航船随时有触礁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回顾1948年底至1950年上半年中国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那个转折关头美国决策集团对台湾问题的种种考虑，其意义恐怕不止是为历史爱好者们提供一些饶有兴味的资料而已。
简短的追溯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美国在“利益均沾”的口号下，追随英国炮舰之后进入了中国，逐步取得同其他列强同样的在华特权。它自1844年同中国缔结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望厦条约》、取得厦门等“通商口岸”之时起，就垂涎台湾，因为台湾有丰富的煤矿，而且地处加利福尼亚州到厦门的航道上，可作为美国商船理想的中转和补给站。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美国一些商人和驻远东的官员曾力主美国政府用强行购买或军事占领的手段攫取台湾，或强迫清政府开辟台湾的一些港口。不过当时美国正忙于在美洲大陆扩张和巩固地盘，无暇过多地顾及西太平洋，但仍利用清政府的腐败、昏聩和致力于镇压太平天国之机，在台湾岛的几个港口进行非法贸易。1858年英法联军侵略中国，迫使清政府缔结天津条约，其中增设的通商口岸有台湾的台湾府（即今台南）和淡水，美国又跟着“均沾”。及至美国南北战争之后，国内资本主义急剧发展，对外扩张的势头也日益增大。正如列宁所指出，“十九世纪的最后三十几年，是过渡到帝国主义新时代的时期”，这段时期中各帝国主义国家争夺太平洋岛屿的斗争十分激烈，美国对远东地区的野心也越来越大。美、英、日三国对台湾既争夺，又勾结。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驻厦门总领事李仙得（LEGENDRE），曾借美国一商船在台湾附近触礁之机，深入台湾岛上进行调查，写成报告，敦促美国国务院对台湾采取行动，美国驻香港总领事艾仑（ISSAC ALLEN）并坦率地说他的出发点是要“我们的政府取得这个大岛”。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李仙得还曾协助日本攻打台湾，并侵占琉球。特别是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席卷欧美的空前的经济危机爆发后，美国许多富商巨贾和政客惊呼：“如果不想让目前的经济秩序的整个结构为一次社会革命所震撼……必须寻找新的市场和新的投资机会”。自那时起，美国大力发展海军，积极向西太平洋扩张。1893年占领夏威夷，1898年发动美西战争，取得菲律宾，1899年正式提出对华“门户开放”政策，进一步参与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角逐。而此时台湾已于1895年为日本所独占。从此，美日在太平洋势力相触，利益冲突更加直接。
1941年珍珠港事变后，日本以台湾为基地攻打美国在太平洋的属地，对美国威胁更大。正是在这一背景下，1943年中、美、英三国开罗会议时，美国积极主张台湾属于中国，三国共同发表了著名的《开罗宣言》，确定战后将日本所占领的中国土地，包括东北、台湾及澎湖列岛归还中国。当时罗斯福政府曾打算战后在台湾建立美国军事基地。根据美国的构想，战后国民党统治的中国绝大部分将在美国势力范围之内，台湾自不在话下。美国需要中国一方面作为遏制苏联的“缓冲地带”，一方面作为潜力很大的商品和资本市场以及重要的原料基地。为此，它既希望中国维持表面上独立的大国地位，在政治、经济上相对稳定；又不希望中国真正独立，强大到足以摆脱对美国的依赖、脱离美国的轨道。美国当时主张将台湾归还中国，既以尊重中国领土主权的姿态出现，又可剥夺日本的一个重要据点，清除日本的影响，同时还可使台湾为美国的战略和经济利益服务。一石三鸟，何乐而不为？
然而，中国的现实不以美国的意志为转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冲击着美国的如意算盘。于是，大力扶植蒋介石政权，阻挡中国革命胜利，就成为美国战后的对华政策目标，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从援蒋失败到致力于分离台湾
日本投降后，美国先是大力帮助国民党“抢在共产党前头”占领要地，“尽可能在中国广大的地区上建立它的权威”；继则派马歇尔以“拉偏架”的方式进行所谓“调停”；然后公开大规模地出钱出枪出顾问人员帮助蒋介石打内战，为扶植和维持国民党的统治可谓不遗余力。但是正如艾奇逊自己说的：“美国在她能力的合理限度以内，所曾经采取的或能够采取的种种措施，都不能改变（中国内战的）这个结果”。自1948年下半年起，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战略反攻，国民党节节败退，1949年初蒋介石演出了一幕让位给李宗仁的闹剧，同时将大批黄金、外汇和军火转移到台湾。其意图显然是准备退守台湾，继续依赖美国的支援生存下去，当然，仍不放弃“反攻大陆”的口号。
此时，美国政府中稍有现实感的人都已看到，美国尽力阻挠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的政策，就中国大陆而言，已经彻底破产。美国在华外交官们纷纷指出，国民党的垮台是其本身制度的腐败所决定的，美国如再继续援蒋，将使自己丧失威信，无法逃避被指责为“支持一个腐朽的封建政权，干涉中国内政”，
“延长一场内战造成的痛苦，无视中国人民明白表示的意愿以达到帝国主义的目标”。他们还强烈提出，美国“把一个腐败的、不得人心的政府强加于中国人民是不道德的；继续现行的援助政策比犯罪还坏，是愚蠢的”。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不得不对中国大陆上的内战开始采取“脱身政策”，不使自己为“一项失败的事业”承担义务，以保留将来灵活行动的主动权。对于是否承认即将成立的新中国政权则举棋不定，处于观望之中。当时流传的艾奇逊的说法是：“等待尘埃落下”。但如何对待台湾，则是另一回事。正是从那个时候起，美国开始把台湾与中国大陆割裂开来，作为单独的问题来考虑。
自1948年12月至1949年3月期间，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国务院以及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等决策机构，从各种不同角度反复研究和讨论了对台政策，大体一致的意见是：台湾对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战略具有重要性。因为（1）现在美国已失去利用中国其他地区作为军事基地的可能性，台澎的地位就更加重要，必要时可以用作战略空军行动的基地，并据以控制邻近航道；（2）如果落入“敌对力量”手中，一旦发生战争，“敌人”就可以利用它控制马来西亚到日本的航道并使“敌人”有更好的机会进而控制琉球及菲律宾；（3）目前台湾是向日本提供粮食和其他物资的主要来源，如果切断了这一供应来源，日本就可能变为美国的负担，而不是资产。因此，“美国的基本目标是不让台湾和澎湖落入共产党手中。目前为达此目的最实际的手段是把这些岛屿同中国大陆隔离开。”（重点号是本文作者加的，下同）
为贯彻这一方针，首先面临的一个问题是：美国已经在庄严的国际协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上签了字，对台湾归还中国承担了义务。如今又要背弃自己的承诺，在法律上、道义上如何自圆其说呢？对此，美国挖空心思想出了一个说词，就是：现在对日和约尚未签订，台湾在法律上还是日本帝国的一部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的政策只是承认中国对该岛的“事实上”的控制。现在形势已变，当初在岛上临时行使主权的国民党政府已无力统治，失去了掌权的资格，因此台湾的地位问题需要等对日和约签订后最后解决。这样，就制造出一个“台湾地位未定论”，为自己背信弃义找到了一根自欺欺人的稻草。
另一个问题是，在政治上用什么理由把台湾同中国分裂开呢？过去美国公然介入中国内战所一贯使用的逻辑是：中国共产党是苏联的“附庸”，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就必然使中国成为苏联的“卫星国”。现在它对台湾也继续沿用这一逻辑，声称台湾如果落入中国共产党手中，就等于苏联在太平洋取得一个军事基地，从而对美国的安全形成威胁。有人在提到台湾解放的可能时，干脆就用“台湾如落入俄国人手中”来代替。这种荒唐的神话，当时有些美国人相信它可能是出于无知加偏见，但对于美国决策者说来，则是一个方便的借口。他们自己知道，“美国如果有任何援助国民党反对共产党的权利的话，只能是以反对苏联侵略为基础，否则就是干涉中国内政”。艾奇逊本人在内部讨论时曾说：“我们必须面对这样的事实……毛并不是真正的卫星，他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而取得政权的，不是苏联军队扶植起来的”。由此可见，所谓中国是苏联的“附庸”一说，实际上也是美国找到的另一根稻草。
在这两根稻草掩护下，美国自认为可以放手去做种种割裂中国领土的文章。
进退维谷的处境
文章如何做？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中国大陆取得全面胜利的前夕，美国曾考虑过下面几种选择：
（一）美国直接出面
或是美国直接对台湾实行军事占领；或是同国民党协商，把台湾作为美国军事基地，恢复治外法权；或是把台湾作为日本帝国的一部分，暂时置于驻日盟军司令部（即麦克阿瑟将军）托管之下，直到台湾产生一个“符合开罗宣言意图的政府”（实际上应读作“符合美国意图的政府”）。
但是以上无论那一种做法对美国说来都太露骨。首先是估计残存的国民党政府非到万不得已，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予以同意。再者，美国还没有放弃在解放了的中国进行“政治战”以争取人心的打算。而那样明目张胆地占领中国领土，适足以使“共产党动员全中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而且国际形象也不佳，在联合国里会陷于被动。国务卿艾奇逊表示，当前美国最需要利用苏联在新疆和东北的做法引起中国人民的反苏情绪，而此时美国如直接出面攫取台湾就会引火烧身，使台湾成为中国人民进行“收复失地”的斗争的一个题目。因此“我们如果想要使当前对台政策有任何成功的希望，必须小心掩盖想使台湾脱离大陆控制的意图”。他竭力主张只能用经济和外交的手段，而避免显示武力。
白宫还曾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研究：“如果政治的和经济的手段不足以阻止台湾落入共产党手中”，用军事手段是否可行，是否值得？得到的答复是，到那时，必须投入大量军力才有效，而且目前美国在全球承担的义务已经超过实际力量，决无力再对台湾用武。从军事战略上说，台湾对美国固然有一定重要性，但还没有象有些欧洲地区（如冰岛）那样与美国切身安全有关，因此美国不宜对台湾做出军事承诺。
政治上既不可取，军事上又力不从心，因此，此计不行。
（二）“支持当地的非共产党政府，既抵制国民党，又控制大陆国民党人大量流入台湾”
所谓“当地的非共产党政府”，对美国说来最好是撇开国民党，找到当地主张台湾“自治”或“独立”的力量在美国庇护下组成政府，以某种方式宣布与大陆脱离。美国驻台湾、香港以至南京、上海等地的外交官们确也曾同形形色色自称反共的台湾“自治”运动等组织的代表人物进行过接触，但是实在找不到成气候、有组织的力量。得出结论是，台湾人民虽然普遍对大陆去的国民党统治不满，“但（他们）既缺乏领导，又缺乏政治经验”，所以在不放弃继续寻找可依靠的“台独”力量的前提下，这一方案暂时只好作罢。
退而求其次的办法是在国民党内部物色一些更符合美国标准的、形象较开明、在群众中还有一定欺骗性而又易驾驭的人物在台湾掌权，取代蒋介石集团，实际上由美国操纵。为此，美国曾在蒋介石假意让位后大力动员他赴美旅行，当蒋最初准备赴台湾时曾以台湾在法律上还不算中国领土为由加以劝阻；在台湾省长人选上也进行过许多活动。但这些尝试都归失败，美国发现蒋介石一直大权在握，无法“绕过委员长”，最后还得同他打交道。
（三）通过联合国以某种方式实现台湾与中国分离
国务院内部曾多次提出趁美国还能控制联合国的时候，通过联合国把台湾置于美国托管之下或实行自治。例如，在局势紧张时通过其他国家以和平受到威胁为由要求联合国干涉，安排在联合国监督下实行公民投票以决定台湾归属；动员国民党当局或台独运动，或二者联合，呼吁联合国采取行动；设法要求召开联大特别会议，由美国发表声明，表示鉴于中国当局在台湾治理不当，已丧失在日本投降时临时确认的对台湾行使主权的资格，因而台湾人民有权通过秘密投票决定是回归大陆，还是在取得独立资格之前暂时实行某种托管。
这些方案在美国看来固然很理想，但是基于上述尽量掩盖自己意图的理由，美国不愿自己出头露面。而其他如英、法等重要西方国家尽管对此目标颇感兴趣，却都不愿替美国出头采取行动。相反，英国还一再照会美国，对美国继续不断用坦克、大炮援助国民党表示“关切”，担心一旦台湾解放，这些武器落到共产党手中会用来对付香港。
同时，蒋介石也不同意这些方案。他的想法是美苏必战，一心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以便从中取利，实现其“收复大陆”的美梦。因此他不同意把台湾同大陆分离，而要求美国把他作为全中国代表全力支持他。1949年3月间，已经下野的前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在一次公开讲话中说：台湾是“收复失地”，不是“军事占领区”，并称中国对内外事务有绝对自主权；自中国于1941年对日宣战起，马关条约即失效，从那时起，法律上台湾已归中国，而于战争结束时实际上收回。这番讲话无异批驳了美国的“台湾地位未定论”，引起了美国的注意。
美国还考虑到，即使联合国通过决定，如果遇到不论来自何方的抵制，联合国并无可以强行贯彻其决定的武装力量。即使以联合国名义组织武装力量，主要负担还是落在美国身上，与一家出兵差不多，而这是已经为军方所否定了的。如有决定而实行不了，将使联合国丧失威信。
基于以上种种原因，尽管美国始终念念不忘通过联合国控制台湾，却始终不敢，也没有办法付诸实施。
（四）继续支持国民党
前文已提到，凡了解情况的美国官员都一再指出，国民党在大陆的一败涂地，决不是由于缺少美援，而是由于本身的腐败无能所致。如曾任美国援华军事顾问团团长的巴大维将军于1948年11月给陆军部的报告中所说：“自我到职以来，没有一次战役是由于缺乏弹药或装备而失败的”。国务院的文件也指出，自战后国民党接收台湾以来，“表现了治理不当的天才”，政治上的不民主，以及“劫收”大员的巧取豪夺已引起当地人民的深刻不满。大批人员自大陆流入，又给台湾经济造成进一步混乱。美国如继续大力支持没有希望取胜的蒋集团，对美国威信损失太大，使美国在政策上丧失灵活余地。特别是，当时如根据蒋集团的要求协助其迁台，并承认其代表全中国，必然会引起全体台湾人民对美国极大的反感，这样，美国在中国大陆和台湾都将失尽人心。
但另一方面，美国仍然不愿意看到国民党在全中国彻底垮台。终于还是决定继续援蒋，允许其用美国已批准的款项继续购买军火。对于台湾，则力求避免给人以美国支持国民党政府整个迁台的印象，通过“经济合作署”给了一些经济援助，并有意把这些“援助”直接用在台湾人民看得见的地方，使他们感到美国的好处。对于国民党一再提出再派军事顾问团的要求，则暂不应允，以免公开承担义务，但允许已退役的美国军官以私人身份“应聘”为顾问。另外，正式要求蒋介石及国民党其他主要人物改变过去的做法，在台湾“改革政治”，节制大陆人员流入台湾等，作为“援助”的条件。与此同时仍不放弃在外交上大力开展活动，以期最终能在联合国提出台湾问题。
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当美国感到台湾“落入共产党手中”的可能性日益迫近时，于1949年6月之后，又曾几次重新研究对台政策，特别是再次提出在其他办法都无效时美国直接出兵的可行性问题。研究结果，军方的答复依然是：力不从心；国务院的答复依然是：政治上代价太大，不值得。所以只好继续原来在无可奈何中作出的上述第四个抉择。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文件承认这一选择不是在“令人满意和不满意之间，而是几害相权取其轻”。
总之，美国明知把自己同一个注定要失败的反动政权拴在一起适足使美国威信扫地，陷于被动，却又不肯毅然停止援蒋；既想霸占台湾，又要竭力掩盖这一意图；既怕引起全体中国人民的仇恨，却又不遗余力地做着损害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事；既想维护自己的国际形象，怕人家骂帝国主义，又偏要悍然撕毁国际协议，不顾国际关系准则，任意割裂别国领土。靠政治、经济、外交手段，则事与愿违；靠武力解决，则力不从心。从1948年下半年至1949年底的整个时期，美国对台政策一直处于这重重矛盾、进退维谷之中。
作茧自缚的决策
1949年10月，广州解放，11月，重庆解放。12月，国民党“政府正式迁台，蒋介石也到达台湾。从此时起，到1950年初的短短几个月间，有迹象说明，美国决策者对台政策曾有过短暂的另一种考虑。当时统治集团内部对于是否继续援蒋问题一直有着激烈的争论。1949年3月，有50名国会议员要求参院外委会将民主党参议员麦卡伦提出增拨15亿美元援蒋的法案付诸实施，未获通过。但同年4月，国会通过延伸1948年的“援华法”，授权总统可动用非专用款项援助“尚未受到共产党控制的中国地区”。10月，总统又批准“共同防御援助法”，其中包括7，500万美元援华款项。在这种情况下，军方开始主张给在台的国民党以少量军援，并伴以大力加强政治、经济和心理上的支持，认为这样可以帮助它支撑比较长的时间，并建议派出第七舰队专题考察台湾当局的军事需要后具体提出援助方案。
上述意见为美国国务院所否定。艾奇逊在1949年12月29日国务院与军方人员的一次会见中表示，必须承认，共产党事实上控制着中国，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国民党自己崩溃，“在中国并无抵抗共产主义的基础”。即使由于美国增援而使台湾推迟一年“陷落”，代价也不值得。因为这将使美国再次在公开失败中丧失威信；引起全体中国人仇美；在全体亚洲人民面前成为腐朽的、威信扫地的国民党的支持者。而在防务上，美国并不真正那么需要台湾。他主张在中国问题上眼光要放远一点，“我们除非为了极为重要的战略目的，决不应自己取代苏联来作为对中国的帝国主义威胁。”他还警告说，苏联在1927年被逐出中国，过了二十二年才恢复对中国的影响，美国这次如被逐出中国，也很可能要等这么长时间。
12月23日，美国国务院内部发出关于台湾的政策宣传指示，主要精神是为台湾即将“陷落”作舆论准备。它要求在宣传中纠正一些“错误印象”，例如认为保持台湾即能“拯救”中国，
“丧失”该岛将严重损害美国及其他反共国家利益，等等。它主张强调台湾“在历史上和地理上是中国的一部分”，“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它是一种严格的中国的责任”，对美国没有“重大战略意义”。重申“开罗协定、波茨坦公告、1945年9月2日的投降条款都期望把它归还中国”，应避免再提“台湾的最后地位须待对日和约来决定。”它还指示，宣扬美国在台取得军事基地或采取任何其他方式的军事行动，都“对国民党政权没有实际上的好处”，都会使美国卷入长期冒险之中，“弄得不好可能卷入公开战争”，还会使美遭到猛烈攻击，“友好的人民，特别是中国人民都将反对我们的军国主义、帝国主义和干涉”。
1950年1月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再次确认《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关于台湾归还中国的条款，申明“目前美国无意在台湾获取特别权利或特权或建立军事基地。美国亦不拟使用武装部队干预其现在的局势。美国政府不拟遵循任何足以把美国卷入中国内争中的途径”，并明确表示美国不拟对在台湾的中国军队供给军事援助或提供意见。
1月12日，艾奇逊在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了著名的题为《中国的危机》的讲话，除为美国对华政策辩解外，同时提出了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安全问题，把美国的防线定为北起阿留申群岛，经日本、琉球群岛，南至菲律宾，而未提台湾。
至此，可以认为，在当时大势所趋的情况下，美国统治集团内不干涉台湾的意见暂时占了上风。最高决策者终于公开表态准备撤出中国内战。
但是，这一考虑为时极为短暂，而且实际上始终没有付诸实施。
例如：美国一方面表示不再继续支持蒋，但是1949年12月底美国“使馆”还是跟着蒋介石迁到了台湾，尽管没有派大使。就在1950年1月5日杜鲁门发表声明的当天，艾奇逊在记者招待会上解释该声明时，却在“目前”二字上做文章，说美国只是目前无意在台湾取得特别权利……等等，如果美国在远东的力量受到攻击，“美国必须有完全的自由，视其安全需要在任何地区采取任何行动。”由此可见，刚刚发表声明就为以后翻悔留下伏笔。
与此同时，美国决策机构内部一直存在着要求改变这一业经宣布的政策的压力。在国务院内部，提出了台湾“中立化”的方案。此意见最早由当时作为负责对日和约特别顾问而刚刚进入国务院的杜勒斯所提出，并为副国务卿腊斯克所采纳。腊斯克于1950年5月30日正式向艾奇逊提交备忘录，认为美国不应“示弱”，应在台湾显示“决心和信心”，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宣布台湾“中立化”，既不允许共产党得到它，也不让它作为进攻大陆的基地。
如前所述，五角大楼内部也一直有不同意见。杜鲁门的声明刚一发表，参谋长联席会议即表示：过去制定的在发生战争时阻止台湾“落入俄国人手中”的计划仍然有效。叫嚷最凶的是麦克阿瑟。他于5月29日和6月14日先后向参谋长联席会议和陆军部递交备忘录，首次提出台湾在战时将是“不沉的航空母舰”这一说法。差不多同时，国防部长路易斯·约翰逊建议美国应不惜动用军队拒共产党于台湾之外。
在国会内外，更有一批亲蒋势力吵吵嚷嚷，指责政府援蒋不力，掀起所谓“谁失去了中国”的争论。在这段时间内，麦卡锡已开始出场，打开了美国当代政治中极为荒唐而反动的一页，当然所涉及的问题要广泛得多，但对华政策也是一个靶子。他们人数不算多，但能量很大。这里有反共狂，有利益集团之争，有美国惯常的在野党对执政党的哗众取宠的攻击，也有直接为国民党出钱收买的代言人的叫嚣。但究其主张，也仍然不外乎美国人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让中国人杀中国人而已。只不过他们完全丧失现实感，无视这一政策实际已经失败。就象传说中自以为能喝令海水退潮而终于为海潮所吞没的古代国王一样，以为美元和美制武器万能，只要继续不断倾泻下去，就能阻挡中国革命的洪流。
就在这一片吵嚷声中，1950年6月27日杜鲁门借口朝鲜战争，下令将第七舰队驶向台湾海峡，从此开始了持续将近二十年的美国直接用武力阻挠中国领土统一，实际上把台湾变成了美国的保护地的时期。
曾几何时，杜鲁门关于不干涉台湾，信守《开罗宣言》的声明已成废纸。艾奇逊对提出如何对待《开罗宣言》问题的英国外交官说，这是个“律师的问题”，根本“不值得讨论”。杜鲁门向艾德礼首相解释说，《开罗宣言》签署时日本是美国的敌国，而中国不是，当时也没有想到中国会与美国敌对。所以，此一时，彼一时，尊重领土主权之说也因势而异。
从以上事态发展看来，在1949年底至1950年初的短短几个月内，中国革命形势以异常迅猛之势向前发展，美国发现，除非亲自出兵大打一仗，一切可能设想的手段都无效，它迫于形势，不得已而考虑暂时撒手不管。但这是极为勉强的，一直在酝酿着翻悔。所以，朝鲜战争的爆发只不过是一个求之不得的借口，这点从美国政府反应之迅速也可以看出。一位参议员在日记中写道：“拯救福摩萨（台湾）显系天意”。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艾奇逊等人当初所预见到而希望避免的对美国不利的后果都一一成为现实：把自己同已经失尽人心的蒋介石集团拴在一起，从而损害自己的国际形象；难逃延长中国内战、干涉中国内政、割裂中国领土的罪责；以自己的行动动员了全中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向美国要求恢复失地；使美国对华政策完全丧失灵活余地，陷于不能自拔……等等。更重要的是，美国这一政策的继续，使中美两国长期处于敌对状况，使这一地区长期保持紧张局势，既违反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严重危害亚太地区和世界和平。
关于这一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在美国已有大量的著述，几乎一致的意见是把它作为“失败”的记录载入美国外交史。其中有一些相当精辟的分析。例如有一位学者指出，关键在于美国的扩张政策，它要控制中国。在它的心目中，“一个不屈从美国利益的中国，就是同美国利益相敌对的中国”。这位学者还说，艾奇逊当时一方面提出警告，反对支持失去人民支持的政府，一方面又指示其部下不遗余力地阻止“共产主义”蔓延，并且支持各种把台湾分离出去的方案，这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事实上，他只希望要一个比蒋介石更“听话”，更“干净”的傀儡而已，并无意改变对新中国的态度。
的确，美国的政策之所以失败，归根结底在于它的决策者完全丧失时代感，到二十世纪中叶还要坚持十九世纪的强权政治。他们始终不以主权国家对待中国，而是把中国看作它与苏联争夺势力范围中的一枚棋子；他们视中国领土为囊中物，认为自己有权不顾中国人民意愿，任意加以处置；他们只有同把自己生存的希望寄托在美国身上的国民党统治者打交道的经验，习惯于交替使用恩赐和高压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还企图把这一套强加于觉醒了的、站起来的中国人民。许多经验丰富的外交家和谋士们把聪明才智都用于想方设法以最巧妙方式保住在中国的帝国主义特权，却不肯顺应历史的潮流，学会平等对待中国人民，其“失败”也就不可避免了。
直到七十年代，世界形势又发生了新的、巨大的变化，美国无可否认地从力量的顶峰跌落下来，发现“美国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时的地位相比，遇到了做梦也未曾想到的挑战”，独霸世界的日子已经过去，而新中国则于封锁包围中巍然屹立，发展壮大。于是，有一些有现实感的政治家开始感到有必要改变对华政策。到那时，他们才不得不表示“认识到台湾海峡两边所有的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其后，又用了将近七年的时间，终于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承认这样一个明显的事实，竟用了这么多年的时间，不能不算迟缓了。但是，“迟”总比“不”好。正是在这一转变的基础上，中美两国建立了外交关系。然而，同过去一样，写在纸上的承诺并不等于行动。中美建交协议墨迹未干，美国政界又有一批人吵吵嚷嚷，与三十年前所谓
“谁失去了中国”的调子极其相似。结果通过了一项与建交原则精神相违背的《与台湾关系法》。现在，美国政府一方面口口声声表示重视同中国的关系，一方面又说要按《与台湾关系法》行事，不肯停止干涉中国内政，使美国的对华政策在新的形势下再次陷入自相矛盾之中。
不容讳言，“台湾问题”今天之所以仍然是中美关系中的一个“问题”，完全是美国帝国主义扩张政策的结果；在中国方面，则是百年来受侵略、被瓜分的历史的尾声。很难想象，曾经为结束民族屈辱而付出了这么重大牺牲的中国人民，能长期容忍这种状况。而美国在当年鼎盛时期已经失败的政策，今天如果还抱着不放，将会陷入怎样的困境，则是不难想象的。
中美关系前景如何，取决于美国决策者能否从历史的经验中悟出不可抗拒的规律，甩掉沉重的包袱，顺应时代的潮流。
（原载《国际问题研究》198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