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6月29日人民日报 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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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积极发展科技人员入党

宜昌每三名科技人员中就有一名党员
本报讯 据湖北省宜昌市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检查组最近调查,近两年来,宜昌市各级党组织发展了216名科技人员入党,现在全市每3名科技人员中就有1名是党员。
宜昌市共有科技人员5,348人。他们绝大多数受党教育多年,政治觉悟较高,积极要求入党。但是过去受“左”的思想的干扰,他们的这一正当愿望得不到实现。党的三中全会后,宜昌市的各级党组织在组织建设中,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正确处理某些科技人员的家庭、社会关系和个人政治历史问题,特别重视消除考察他们现实表现时的种种偏见。科技干部谷隆训,遇事讲原则,看问题有独到见解。以前被认为是“脾气古怪”、“顶撞领导”。十多年来,他一直要求入党,也没有发展他入党。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中,党组织全面考察他的历史和工作情况,肯定了他坚持原则、不循私情的优点,消除了同志们对他的偏见,发展他入了党。
在发展科技人员入党时,宜昌市各级党组织还注意在工作中培养和锻炼他们。市第一人民医院科技干部吴继刚,长期从事病案统计工作,业务能力较强,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党组织有意识地让他负责全院的病案统计工作。他广泛收集资料,总结自己长期的工作经验,写出了具有一定学术水平的《医院实用统计学》和《疾病分类学》,被列为湖北省高校专科教材。他平时还做了大量的社会工作。党组织根据他的表现,及时吸收他入党。
肖峰 刘庆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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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隆福医院吸收医疗骨干入党
本报讯 记者魏亚南报道:北京市隆福医院积极慎重地吸收医疗骨干入党,促进了医院工作。
隆福医院是一所老医院,大多数医疗骨干都是解放前或五十年代的大学毕业生。三中全会以后,隆福医院联系本院实际,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把吸收医疗骨干入党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医院党总支对申请入党的知识分子,由党组织负责人分别谈心,并指定专人进行培养帮助。在发展中,坚持党员条件,一视同仁,成熟一个发展一个。三年来,有6名科主任、护士长入党,占全院入党人数的70%。
隆福医院有位药房主任,是五十年代的大学毕业生。从六十年代以来,他勤奋写作,出版了《常用医药手册》等许多医药书籍。对此,有人认为这是为了成名成家,追求稿费。所以他的入党要求始终没有被接受。1981年,这位同志再次提出入党申请,医院党组织肯定了他的钻研能力及对社会的贡献,特别指出他在“四人帮”横行时,没有稿费,甘冒风险也坚持写书,从而端正了大家对他写书的看法,吸收他入了党。党组织还积极地支持他参加有关的学术活动。从此,这位同志解开了名利的枷锁,放开手脚著书立说,为祖国医学发展贡献力量。
通过这些医疗骨干入党,使多数知识分子解除了入党难的想法,极大地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多数知识分子提出了入党申请,积极参加党课学习,使医院政治思想面貌为之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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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他在倾心的岗位上继续站岗
——记优秀共产党员、医学教授沈福彭同志
我国著名解剖学家、青岛医学院教授、优秀共产党员沈福彭同志,于今年2月9日不幸与世长辞了。但他那终生为祖国、为科学献身的精神,却永远留在人间。最近,中共山东省委、山东省人民政府号召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特别是知识分子学习他的高尚品德和模范事迹。
长期与党休戚与共
1957年,正当沈福彭教授在科学事业上创造业绩的时候,他被错划成右派分子。1979年,错案得到了改正,沈福彭那颗受了二十二年委屈的心,激动万分。他对学院党委负责同志说:“感谢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钦佩伟大的党承担责任的宏伟气魄。在如此光明磊落的母亲面前,还有什么个人恩怨好计较呢!况且,党所受的创伤和损失,不是更甚于我个人吗?”他既没有向党诉说个人所受的磨难,也没有提仍在外地的两个子女回青岛安排的问题,而是在“改正”的第二天,就向党组织呈上了一份“入党申请书”。他在申请书上写道:“我虽年老体弱,但是我经过二十多年的严峻考验、锻炼之后,头脑更加清醒了。我尽管知之不多,但要尽我所学,继续发出我微小的烛光。我希望在党的教育下,更踏实地走完我应该走的道路。”
沈福彭教授原是青岛医学院的解剖学教研室主任。错划“右派”改正以后,院党委要恢复他原先的职务,他诚恳地说:“不必啦,现任主任干得很好,又是我的学生,我信得过他。要当,我就当个副职,协助他把工作干好”。年迈的沈福彭教授尽心竭力地参加教研室的一切活动。他是教研室里最老的教师,身体最差,但他干工作最多。他带了3名研究生,还自告奋勇为中青年教师讲授专业外语课,为卫生部委托开办的全国解剖学高级师资班讲课,积极参加校内外专业咨询。他带病勇挑重担,而且对每项工作都是严肃对待,一丝不苟。他风趣地说“虽病残之躯,暮年壮心,不甘伏枥。”
沈福彭不计较个人恩怨,却惋惜逝去的岁月,他带着“一股无可遏制的紧迫感”去努力工作,恨不得把一个小时当成十个小时来用。他心、肺、肾均有严重疾患,视力极差,患老年性白内障,左眼几乎失明,备课、看书都要借助于放大镜,一点一点地移动。但是,他还是出色地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1980年4月,省里召开职称评定委员会议,他是评审委员。组织上看他身体不好,劝他请假,但他坚持要去参加会议,行前突然心脏病发作,经抢救脱险后,第二天照样乘坐火车到济南开会。他的心脏病频繁发作,但常常在含了硝酸甘油片,病痛缓解之后,就登堂讲课。他申请入党,七十一岁高龄的老人却一课不拉地按时去听党课。有一回,天正下雨,同志们以为他不会来了,可他让女儿用自行车推着赶来课堂听课。
1981年11月7日,七十三岁的沈福彭教授终于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实现了他多年的夙愿。
甘心情愿当块“垫脚石”
沈福彭教授在高等医学院教育岗位上执教四十余个年头,培养的学生已是桃李满天下。到了晚年,他更是无私地将知识传授给后辈。他曾说:“我甘心情愿地充当一块站得稳、立得住的垫脚石,让中青年同志踩着我的肩膀、头顶,攀登本专业的高峰。”
为了“垫”起更多的人才,沈福彭付出了巨大的精力。他带的研究生张良,写了一篇题为《手指静脉的显微解剖》的毕业论文,从文章结构到理论分析,沈福彭教授一次又一次地指出问题所在,这篇论文先后六易其稿。通过修改论文,他还耐心地帮助青年人提高认识,端正治学态度,教育青年人在研究学问上要认真、谦虚、周密。这篇凝结着两代人心血的论文,在一次全国显微外科学术讨论会上,受到与会专家的一致好评。他自知有生之年不会太长久了,因此,争分夺秒地编写《心血管解剖学》和《骨关节解剖学》,还对“椎间盘的神经分布”作了精心的研究。近几年,他在国外的学生和同学给他寄来了很多解剖学方面的最新资料和论著,他抓紧时间翻译成中文,编辑成专题,有计划地传授给本教研室和兄弟院校的同行们。他常说:
“如果一个老教师所在的教研室培养不出超过自己的学术带头人,那就是失职”。
几年来,沈福彭教授为别人审校论文、专著、译稿达100多万字。每当校内外的同行、学生、研究生送来论文、译文、专著请他审校或指导时,他从不推辞,而且他会立即停下自己的著述工作。前年,昆明医学院一位教授请他审校一部有关神经系统解剖理论的著作,长达60余万字。他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完成了。有的同志好心地劝他少干点,注意保养身体,他总是乐观地说:“每当我看到亲手培养的同志自己能站立起来,而且站得很稳时,我就感到很欣慰,感到满足,我从不因为自己少写了几篇论文而感到遗憾。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局面使我感到莫大的幸福”。
矢志不移的爱国之心
沈福彭高尚的革命品德来自他对祖国、对党以及对于事业的无比热爱。
1908年,沈福彭出生在苏州的一个医生家里,从小受到爱国思想的熏陶。1932年他在燕京大学化学系毕业后,怀着“科学救国”的抱负,飘洋过海去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学攻读医学。1939年7月,他以优异成绩获医学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然而,沈福彭的心始终眷恋着祖国。他说:“祖国再穷是自己的母亲,河山再破是自己的家园。一个人什么时候也不能忘记祖国。”早在芦沟桥的炮声传到布鲁塞尔大学的时候,沈福彭就和中国同学童第周、魏劫沉、中国血统的女同学韩素音一起,宣传抗战,争取世界舆论的支持。他们写文章,组织演讲会,还节衣缩食将省下来的奖学金通过在国外的中国共产党组织设法转交给祖国。
在沈福彭完成学业的1939年,华北、上海、武汉相继沦陷,他说:“我若隔岸观火,怎对得起列祖列宗。”他不顾师友的挽留,毅然放弃了优越的工作条件,踏上了归国的行程,回到云南大学医学院,从事医学教育工作。
抗战胜利后,沈福彭的老师推荐他到美国杜克大学任教授,沈福彭想的是:“战争刚结束,国家急需人才,我怎能离去!”他谢绝了老师的好意,接受了童第周教授的邀请,来到青岛山东大学医学院任教。1949年青岛解放前夕,有人为沈福彭买好了去台湾的飞机票,他却同进步师生一起,收藏仪器设备,保护学校,迎来了解放。1950年他又写信给在美国留学的妹妹沈淑瑾:“……现在洋人骑在我们头上的日子再也不复返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日子已经来到,新中国的建设开始了,祖国需要科学,要向科学进军。回来吧,祖国需要你!人民需要你……”在他的鼓励下,沈淑瑾和她的丈夫终于冲破了重重封锁和障碍,回到了祖国怀抱。
即使在蒙受冤屈、身处逆境的岁月里,沈福彭也没有沉沦、颓丧,没有动摇过对党能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强大祖国的忠诚信念。而是以一个科学家的求实态度,满腔热情地对待自己所从事的事业。
沈福彭同志以多病之身,忘我工作,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还要为发展祖国的医学事业尽上最后一分力量。正如他在遗嘱中提出的要“鞠躬尽瘁,死而不已”,将遗体献给他亲自创建起来的解剖学教研室,使大家从他“多病的躯体上再获得一点资料,以供研讨”,并希望在遗体解剖后能做成标本,串成骨架,使他“能在倾心的岗位上继续站岗”。青岛医学院党委实现了他的愿望。
田广渠 刘温和 刘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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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附属一院
断手移位再植术成功
本报讯 通讯员江林报道:第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骨科,最近成功地为一名生命垂危双上肢断离的病人,进行了左手移植到右腕的手术。
西安铁路局的巡道工曹更轩,不幸被火车头轧伤。左上肢关节处完全断离,断端损伤严重,残缺不全,左上肢腕部大部分断离;右手压烂,腕骨外露,右手已经不能保留。左上肢缺损部位太高,即使将断手移植到肩部,也是一只无用的手。骨科副主任黄耀添、主治军医马平等,没有按常规给他做截肢手术,而是大胆地设计了将断离六小时的左手移植到右腕的手术方案。这种手术方案国内外均无报道。由于两只手的解剖位置相反,带来了骨胳、神经、血管、肌腱固定、吻合等困难,他们凭着丰富的临床经验沉着处理,经过5小时25分,手术获得成功。在医护人员的精心护理下,曹更轩已能下床活动,移植后的手颜色红润,能屈伸,目前正在进行功能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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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西南师范学院八一届21名毕业生服从分配去青海
工作积极 勇挑重担
本报讯 记者金元明报道:西南师范学院八一届21名毕业生,在今年一、二月份服从组织分配,来到青海高原工作。他们情绪饱满,工作兢兢业业,勇挑重担,被人们誉为“好样的大学生”。
西南师院这些毕业生,分属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外语、历史、地理、中文等8个系,都是主动要求到青海工作的。化学系毕业生梁志宏和胡蓉,本来可以分配到离四川较近的地方工作,但他们得知班里的另两位同学身体较差,到青海工作有困难时,便主动要求到青海工作。他们的要求得到家长的支持,胡蓉的父亲说:“你们去的地方比起‘天府之国’的四川,是要艰苦些。正因为那里工作、生活的条件比较艰苦,才更需要人去,才更有用武之地。”梁志宏的父亲也说:“你们是国家的人,国家分配到哪里,就应该到哪里去。”
家在农村的数学系毕业生程吉树,五岁死去父亲,从小学、中学到大学都是由国家供养上学的。他毕业时坚决要求到青海工作。但是,母亲却希望他留在本县工作。程吉树说:“我是个共产党员,当国家需要的时候,要首先考虑国家的需要”。最后,他母亲高兴地答应了他去青海工作的要求。
从小对青藏高原抱有浓厚兴趣的物理系毕业生王吉堂,是带着为少数民族培养人才的愿望来到青海的。规定的报到时间是2月10日,他没有在家过春节,提前一个月就到青海民族学院报到了。通过寒假期间的调查访问,他更加坚定地意识到,青藏高原太辽阔了,要想把高原建设好,科学技术是前提,教育是基础,培养人才是当务之急。他说:“当我想到了这个正在为之奋斗的目标时,什么气候恶劣、生活艰苦等,也都不在话下了。”
这21名毕业生中的绝大部分被分配在青海大专院校工作。他们有的配合主讲老师担任了讲习题、改作业的助教工作,有的已经走上讲坛,有的参与了新建系科的筹备工作。由于这批毕业生都被分配到对口的系科工作,一走上岗位就能使上劲,因而积极性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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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人口普查》等科教片陆续公映
本报讯 由北京科教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大型科教片《人口普查》、《丹顶鹤的一家》、《访日见闻记》(上下集)已经陆续公映。
从一九八二年七月一日零时起的人口普查工作,是查清我国国情、国力的一项重要工作。科普片《人口普查》,通俗形象地讲解了人口普查的内容与要求,使你进一步了解人口普查的重要意义,从而更好地去支持完成这项工作。
丹顶鹤,是驰名世界的珍禽,因为它可以活六、七十年,是动物中的寿星。我国黑龙江省的札龙地区是丹顶鹤的故乡。影片《丹顶鹤的一家》以札龙自然保护区成立前后为背景,介绍了丹顶鹤的生态、生活习性和艰难的生活道路,以达到宣传爱护珍禽、保护珍禽的目的。
由张清编导的大型彩色社会科学教育片《访日见闻记》,介绍了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日本工农业经济管理的几个侧面。影片分上下两集,它将帮助我们开阔视野,并从中吸取有用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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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计算技术研究所党委
切实解决科技人员的生活困难
本报讯 记者吴兴华报道:湖南省计算技术研究所党委,在政治上关心、工作上支持科技人员的同时,注意切实解决科技人员在生活方面的困难,使科技人员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科研。
几年来,这个研究所较好地解决了科技人员生活上六个方面的困难:
一、解决了26个科技人员夫妻分居两地的问题,占全所应解决夫妻分居的36名科技人员的72%。一室助理研究员胡介复,原在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物理研究所工作,爱人在湖南岳阳市工作。1979年决定调入计算技术研究所后,所党委就派人联系调他爱人来长沙的问题。在胡介复调来计算技术研究所前,他爱人调来长沙的手续也办妥了。
二、通过转让旧房和自筹15万元资金,盖新房100多套,为53户科技人员解决了住房困难。现在,全所只有19名科技人员住房略显窄小,目前正在兴建一栋宿舍,他们的困难不久也可解决。
三、开设了所内交通班车,接、送不住在所里的科技人员上下班;同时,顺便接、送在外单位工作的科技人员的家属上、下班,大大减少了科技人员时间的浪费和体力消耗。
四、开设了锅炉房,早上、中午保证供应科技人员用开水,晚上为科技人员和家属供应热水。
五、办好食堂,给职工代蒸食物。
六、办起了托幼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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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河子蔬菜研究所获多倍体育种成果
本报讯 新疆石河子蔬菜研究所培育的四倍体甜瓜和菜椒等,分别获得原农垦部颁发的科研成果二等奖、三等奖。
植物多倍体育种是植物育种的重要手段之一。石河子蔬菜研究所经过十余年努力,所培育的四倍体甜瓜新品种“石甜401”,是用“黄旦子”甜瓜浸种诱变选育而成的,是我国第一个四倍体甜瓜品种。它的特点是适应性强,抗病,肉厚,多汁,空心小,含糖高,香味浓,已引种到鄂、陕、甘、冀、豫、浙、黑等省。它的培育成功,在多倍体育种理论方面也有一定价值。
“石河子牛角椒”比较早熟,耐藏性强,味辣中带甜,适于鲜食和制酱,丰产潜力大,已成为当地菜椒主栽品种之一,并广泛应用于新疆各地和内地部分省区。“石线1号”、“石线2号”是两个早熟性非常突出、丰产性也比较好的制干线椒品种,已在较大面积上栽培,并已先后出口外销,受到生产单位和国际市场的欢迎。 高炯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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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台县计划生育工作抓得细
本报讯 安徽省石台县认真抓计划生育中的思想政治工作,使计划生育工作越搞越好。一九七九年全县人口自然增长率为千分之十二点一,一九八○年降为千分之六点四,去年又降为千分之五点八。
这个县过去计划生育工作并不好,主要原因是经济奖惩措施没有与思想政治工作结合。各级党委曾狠抓了奖、罚兑现,但多数农户“宁愿认罚,不愿计划生育。”特别是近两年来,全县普遍实行生产责任制后,农民说:“年年增产增收,我们罚得起。”事实使他们认识到“思想不通,靠罚无用”。县委在总结贡溪、矶滩等公社经验的基础上,向全县提出搞计划生育要思想工作领先,做到十上门,即:谈心解思想疙瘩上门、摸底排队上门、签订计划上门、落实措施上门、发放避孕药具上门、做手术接送上门、手术后随访上门、兑现合同上门、处理家庭矛盾上门、听取群众意见上门。
做计划生育工作的同志们说,真正做到“十上门”,是很不容易的。干部要做到吃“闭门羹”、坐“冷板凳”、听冲撞话不生气才行。为了解开一户的“思想疙瘩”,公社、大队的干部往往要轮番上门数十次,硬是凭不怕“蹭厚脚皮、气胀肚皮、磨破嘴皮”的精神,去教育群众解开“疙瘩”。贡溪公社的社员殷根旺,已有两个女儿,还想再要个儿子。去年秋天,公社、大队干部前后去他家二十次,反复做思想工作,终于使殷根旺想通了,动员爱人做了手术。
本报记者 沈祖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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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舞阳县城关镇卫生院经常组织医务人员到各大队幼儿园给小朋友们检查身体,防病、治病。
何全福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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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要相信“转胎灵”
苏秀芳
最近,在河北、河南、山东、浙江、四川等地,流传一份所谓“转胎灵”广告。此广告铅字印刷,广为传播,流毒甚广。
这份广告宣扬:“转胎灵系老中医六世祖传秘方,怀孕不超过3个月的孕妇,服女转男胎药者可生男孩,怀孕不超过2个月,服男转女胎药者可生女孩。”
“转胎灵”真的能转胎吗?科学告诉我们,那是骗人的鬼话。
因为近代生殖生理学的研究早已发现,人类的性别是由细胞核中的性染色体决定的。在人类成熟的性细胞(即卵子与精子)中,有23条染色体,其中22条为常染色体,一条为性染色体。卵子中的性染色体均为X,而精子中的性染色体有两型,即X型精子和Y型精子。当卵子与X型精子结合时,合子成为46 XX,即发育成女胎。当卵子与Y型精子结合时,合子成为46XY,即发育成男胎。因此胚胎的性别,在精卵结合的瞬间即已决定了。当胚胎到2—3个月时,胎儿内外器官基本形成,因此“可以转胎”之说确属无稽之谈。
尤为严重的是,“转胎灵”的用药时间,是在怀孕的二至三个月之间。此时正值妊娠早期,正是胚胎组织分化、形成、发育的重要时期。胎儿对于内外环境的任何变化都比较敏感,若用药不当,极易致胎儿畸形。现已知某些雌激素可使男胎女性化,某些孕激素、雄激素又可使女胎男性化。这说明某些药物对胎儿性器官,有严重的致畸作用。在早孕期服用“转胎灵”,对胎儿有何种影响难以预料。奉劝年轻的父母们,不要轻信“转胎”之说,切莫上当受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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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函

读者来函人民日报编辑部:
贵报4月22日第三版刊登了我写的《要切实做好避孕药具的供应发放工作》一文后,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重视。省人民政府主管领导于4月29日派人前来我队和蔡家坡公社了解情况,县医药公司也派人来我队听取了干部和社员的意见和要求。蔡家坡车站医药门市部还在四月底恢复了“避孕药械专柜”,免费向群众供应针、药等避孕药具。对此,我深受感动。我相信,只要上下一股劲,各方面紧密配合,农村的计划生育工作一定会搞得更好。
陕西省岐山县蔡家坡公社岐星大队 安文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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