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共产党人〔报告文学〕
陈祖芬
一艘外轮驶进黄浦江。江水在阳光下闪烁着，好似轮船撒开了一张金色的网，带来了多少迷人的梦。是的，禁锢的大门打开了，一个新奇的外部世界突现在我们面前。江边的树好象也在滋长着幻想，江边的花好象也在萌发着欲望。一切都在勃发出来——高尚的和卑俗的，文明的和野蛮 的，责任感和享受欲，法制观念和违法行为……
老实人却经常得承受道德的重负
上海海关那方正的建筑和黝黑的大门，给人一种森严、神秘的感觉。外人只知道这是个执法机关，但是，当法律还不被有些人所熟悉、所习惯、所接受的时候，当有时权力还大于法律的时候，那么，执法的人光靠法律就远远不够了——还得靠党性！
1980年5月底，上海海关扣留了宝钢电力分指挥部违法进口的价值8万余元的8辆汽车。敢于这么大规模违章进口的单位自然来头也大。其中4辆装有空调设备的小轿车，就是电力部副部长决定购买的。你海关不是由外贸部代管的吗？好，电力分指挥部就通过电力部向外贸部做工作。不久，外贸部副部长签署了一个文件，在“批评”电力分指挥部的同时，又建议对4辆小轿车补办报批手续，对4辆旅行车同意放行。总之，可以放行，可以违法。
难道法律只对庶民有效？难道有了权就可以豁免执行法律的义务了吗？海关关长张超气急地用铅笔敲着桌子：我没有要求放行，部里根本谈不上什么同意放行！他让人连夜打报告，上报外贸部、电力部、海关总署、上海市纪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但是，上海海关能承受住来自两个部有关领导的压力吗！
恐怕没有人是生来喜欢得罪上级的。人们天天都面临着各种诱惑：敷衍塞责、讨好上级、获取私利……“聪明人”倒是容易过得舒适，心安理得，老实人却经常得承受道德的重负。做人，或者说做一个正派人，真不容易呵！
“三反”运动时，张超在南方一个海关当关长。有关领导向他下达了指标——必须打多少“老虎”！张超不明白，打“老虎”怎么能定指标？可是当时搞运动要讲究个“轰轰烈烈”，于是他天天挨批，连省报也点名批了他。看看那几个受表扬的兄弟单位，第一天还没有“老虎”，第二天就上报打了多少“老虎”。一夜之间能查清这么多经济问题吗？这不明明是撒谎吗？可是不撒谎就过不了关啊！好，张超过一天也上报他们打了两只“老虎”了。没想到省报立刻发了条消息：“××海关迎头赶上！”唉，他这是有意识地向组织撒谎呵！上级的表扬是有权威性的。但是，还有一个更大的权威——道德。张超一夜一夜地经受着自我谴责。没几天下来，才三十出头的他，乌黑的头发变成花白的了。
再光明的心灵里，也会有黑暗的瞬间。人的力量不正是在于一次一次地驱散黑暗的侵袭吗？
如今，张超已是一头银丝。几十年的关长，多少次的运动，使他不会空想，也不会幻想。他完全知道他得罪中央两个部的领导，可能招致怎样的麻烦和后果！但他依然下达了命令：没有海关的正式通知，上边不管谁来取那8辆车，都不能放行！
果然，电力部的一个干部来到上海，找到海关一位年轻的副科长：“外贸部的文件收到了吧？我来取车来了。”“谁让你来取车的？叫他自己来长途电话！”“你好大的口气！你对抗上级？”“我不是对抗，也不敢对抗。”“你们是不是属于外贸部管？”“我们是按外贸部的制度办事。外贸部要是自己推翻了这个制度，也应该有个文件。 ”“你说的话敢不敢坚持到底？”“敢”。
一个小小的副科长怎么敢这样顶撞部里来的人？也许，关风如此？
但是，传闻某领导机关已经在干涉此事了。看来这场官司正在升级。万一他们也同意放行，你能不执行命令？一种失望的情绪象瘟疫一样蔓延开来了。
“如果我们实在没法按规定处理这8辆车，那末，执行命令归执行命令，但一定要提意见！一定要造舆论！我们还可以给报纸写人民来信……”张超和海关的同志们准备好了这最后一步棋。
“这叫人怎么执法？怎么工作？”，张超一想到这件事，就满腹气恼。中央去年就开始号召老同志退休，张超已六十多岁了，干脆退了吧！有人退休还要提条件，什么子女顶替呵，这个呵那个呵。张超才不呢——退休还要提条件？当初要求加入共产党，不就是要为共产主义而奋斗吗？
张超呵，你快退休吧。革命一辈子了，没出过什么漏子。现在的事情太复杂，别到老死的时候犯“错误”呵！
死！他这一生也不知“死”过多少回了。1942年反扫荡时，张超带一个小分队摸黑在胶东农村侦察。夜幕慢慢拉开的时候，他们才发现周围一座一座山岗上全是日本旗。张超他们赶紧分散隐蔽。他躲进一个老乡家的隔墙里。刚进隔墙，就听鬼子的皮鞋声咣当一下踹开了大门。他在隔墙里站了一天才出来，找到小分队的人回县政府。谁知县政府的人正在给他们料理后事呢——因为另一个小分队的人全牺牲了！县政府以为张超他们也回不来了！
这些事他好象都已淡忘，因为在战争年代就没有把死当作一回事。那时他最大的愿望，是革命早日胜利，好回家乡。现在呢？
现在，从海关大楼望下去，烈日把黄浦江水照得泛着白光。水天浑然一体，天地更显得大了，船只更显得小了。一个人在天地宇宙间更是何等渺小！一个人既然不求升官，不图名利，还有什么可怕的？人站得高一些，想得开一些，还怕得罪人？当年死都不怕，为什么现在怕这怕那，怕得罪上级？这样，当祖国需要我们的时候，还能挺身而出吗？当祖国危急的时候，还能齐刷刷地列成队，迎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吗？不能挺身而出的，还能算一个共产党员吗？
张超呵，挺起来吧！哪天组织上需要你退休了，你就退，让接班人上来。现在你既然还没有退休，还站在关长这个位置上，就不是对哪个部，也不是对哪位首长负责，只能对国家负责。再说，这么干的本身也就是对他们负责。浦江又一艘船起航了。1921年的7月，在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中国共产党起航了。如果航船出了故障，一个老船员能熟视无睹、光等着船长解决问题？
张超怎么会想到，没等多久，就在7月份，胡耀邦同志看到了上海海关上报中央纪委的报告，并立即作了批示，明确批评了不正之风。那8辆汽车终于由海关没收，并作价上交国家了。好，中央支持我们！不过，为什么这种事非要捅到中央才处理得下去呢？什么时候可以不用惊动权力，而是依靠法律就能解决问题呢？
我们的干部牺牲得还少吗？
我们有些人的价值观念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原来终生追求的现在不屑一顾；原来可以株连几族的现在可以光宗耀祖；原来引以为荣的现
在羞与为伍；原来躲之不及的现在趋之若鹜。一张香港某公司某经理的名片向你手里一递，可以化成一种高级的、甜蜜的、温柔的润滑剂。可以使多少关系调动起来，运转起来，甚至颠倒过来！于是，当去年上海海关破获一起我们某公司和香港某商行串通的大走私案时，不知怎么，
上海和北京一些单位的干部就来为港商说情了：“这位商行经理和我们中央单位的一些同志很熟，处理这件事要慎重呵！”“这位经理在海外是有影响的！”“张超同志，你们要罚这位经理的款，请示谁了？”“老张呵，你看我几时陪经理一起来看看你？”“老张同志，这件事市里都知道啦！”……
“市里知道，那最好了！市委、财办一直很支持我们海关的工作。”“好，那我不管你了！”“我又没找你管！这种违法的事，希望你不要来插手！”“老张，请你冷静考虑一下，你要照顾大局，手下留情！”
什么叫“照顾大局”？好象海关让漏税的港商罚款是为了自己，而不是为了国家似的。难道海关不是代表国家的利益在执法吗？难道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就不是大局，不用“照顾”了吗？什么手下留情，还不是让国家吃亏？
国家已经吃亏了——在各方说情、支持下，这位经理不认错，不补税。她充分发挥名片的润滑剂作用，使上海和北京的各种关系，就象齿轮套齿轮似地转动起来，为她说话。
上海海关不能不派人上北京了。
张超气得用铅笔一下一下地敲着桌子，好象在打着一个一个惊叹号：“不管谁插手，我们都要坚持到底！”
按理说，海关的工作难在查获案件，至于处理案件，只要按规定办就行了。可是现在处理案件却比查获案件更难！要耗费多少无谓的精力、财力，要损耗多少好同志的心血，要伤害多少颗耿耿忠心！难道我们的党证还顶不过一张名片的威力吗？
张超一动不动地坐着，他的心象铅一样沉重。
既然有那么多人超越职权来干预，是不是张超太没灵活性了？是不是他过于死板了？
他死板？他玩起枪来一发子弹得打死两只斑鸠才算够本！抗战时他伏在山后，三枪打死三个敌人，掩护了他们小部队的撤退。他的枪法招得鬼子到处捉拿他，他只好把姓苑改成姓张。1941年他当税收大队长。有一次，他只身到敌占区执行任务，被一个伪军发现了。伪军一个手榴弹扔过来，被他一脚踢开，结果炸死了身旁的一只驴！好灵敏呵！1947年张超带的经济工作队在地方武装和民兵的配合下，把当时是敌占区的烟台封锁得连柴都没处找，烟台城里只好把苹果树、电线杆都锯了！有些走私贩子把猪油切成条绑在腿上，想进烟台卖高价，都让张超他们的税收大队查了出来。张超从抗战胜利在威海海关当关长，以后在烟台、福州、九龙、丹东当关长，直至1956年调到上海海关当关长。他象一个老门卫似的牢牢把住海关大门，谁也别想逃过他那有着几十年经验的老猎人一样的眼睛……
和那位香港经理的“持久战”已经打了半年了。上海海关发函要她再从香港到沪接受审查。经理一到，有的单位用车接送，有的单位要宴请。上海海关当即给他们打招呼：“这次她是来受审查的，不是来作客的！”但是有关单位照请不误！她也热情回请。海关要找她谈话，她煞有介事地说：不行，今天我有宴会！
一方要传审，另一方偏要接送；一方要处理，另一方偏要宴请！使理亏的气壮，使理直的作难！那些“另一方”的干部，你们拿着人民给予的优厚的工资，到底是站在祖国这一方，还是站在逃税的港商那一方？你们掌握着人民给予的权力，到底是在为祖国谋利，还是在为不法港商效劳？
一个香港商行的经理为什么有这样的魔力？一颗子弹只能打倒一个人，但是一张名片可以打倒多少人？原来，名片可以给人的想象插上五光十色的翅膀，可以变幻出多少香港梦。
要说海关，如果内部处理那应有尽有的走私物资，满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多少熟人也想通过张超买些便宜货：“老张，你们海关把没收的走私物资送哪儿了？”“你问这个干什么？又不会让你买，我们都送外货收购站了。”“不知有没有立体声录音机？”“我家里也只有一台单喇叭的。”“你不帮我买，也别这样搪塞我呀！我知道××从你们那儿买到东西了！”“他要是买到了，你为什么不问问他是通过什么途径、通过海关的哪个人买到的？你想诈我呀？我们海关决不会发生这种事！”
没有人一生下来就会嚷着说：“我喜欢过苦日子！我什么也不要！”但是，难道只有让欲望之门统统敞开才是合乎人性吗？难道自我战胜、克己奉公不是真正的英雄行为吗？那位经理的魔力在上海海关面前完全失效，她终于同意罚款了。但又说：这事既然是你们某公司和我们商行一起干的，听说你们对他们的罚款已经从××万元减为××万元了，那么对我是不是也应减少罚款？
她怎么会听说的？我们的开放政策可没有说连内部情况都可以向港商、外商开放呀！无怪乎她的态度那样强硬：“这件事责任主要在你们某公司，公司经理是共产党员呢！”
是的，责任在我们共产党内部。可怕的不是港商的不法行为，而是内外串通！
张超缓缓地走到窗前。黄浦江呵，你曾经象帝国主义手里的一个针筒，抽走了我们民族多少血汗。难道今天还要让我们的血汗流失出去吗？明明白白的一件大走私案，就因为各方干扰，用了一年时间还没处理下来！愈是搞开放政策，搞现代化，就愈是要加强管理呵！有人说，没关系，搞开放政策，总要被腐蚀掉一部分干部，总要牺牲一部分干部的。好大的口气呵！好慷慨呵！我们在战争时期牺牲的干部还少吗？我们在十年动乱中被残害的干部还少吗？我们现在的党员干部不能再牺牲了呵！
当——！当——！当——！海关大楼的钟声响了。愿警钟长鸣。
自豪吧，真正的共产党人！
张超好象从来就没有活得轻松过，而且也不让别人轻松。他认真得近乎刻板，可敬得近乎可畏。“不知怎么的，”海关一个同志说：“老张一走到我跟前，我就想站起来。”
上海海关的同志平均年龄才三十三岁。年轻人思想活跃，经济拮据。在奖金风劲吹的日子里，海关也从银行取出了一笔钱。对于海关内部那些低工资的人来说，恐怕早已把这笔还未到手的奖金作了种种最佳安排了。偏偏张超“不识时务”地插了进来：“不是制度上规定的奖金不能发。”
张超的话，就象一根针，正好扎在奖金这个牵动着多少神经的敏感点上，使多少人叫唤着跳了起来：“张超不关心群众疾苦！”“只要这老头子在，我们的日子好过不了！”“他自己拿着高工资，当然不在乎这点奖金罗！”
张超，你可别生气！你的血压又上来了，你的心脏病又要犯了……
张超的工资虽然高一些，但是他一家十口。不，何止十口！亲朋、老乡、转战各地时的战友、从南到北各海关的同事，他们来沪出差，治病，探亲，旅游，张超的家便是服务周到的旅馆和免费供应的饭店。尤其是从山东老家来的乡亲们，不管认识不认识，张超都奉若上宾。心与心呼应，情与情相通。他不知道群众的疾苦？他不知道手头紧是什么滋味？他的工资一手进，一手出。在他家里，金钱贬值，人情升值。张超1951年就是11级干部，但是孩子们记得，从小他们的鞋旧了，都是爸爸给他们打鞋掌。张超还专门买了一只修鞋用的铁脚，给全家修补旧鞋……
张超负担的范围象一圈圈波纹似地扩大：从孩子的孩子到同乡的同乡。他呢？发胖前的那件毛衣紧紧地绷在身上；馊了的饭，他用水洗洗，自个吃了下去……
但是，张超是个实干家，不是宣传鼓动家，更不会、也不愿宣传自己的难处。所以，骂声正在向他包抄过来：“张超思想僵化，下去算了！”
“老张不让发奖金，我们就不让他当黄浦区人民代表！”“就是不投张超的票！”
张超果然没有当黄浦区人民代表的候选人。匿名电话响起来了：“老张，这次选区代表落选了吧？人民群众是不好得罪的吧？”有的群众并不清楚，张超这个市人民代表是不参加选区代表的，所以一些知情的人本来就不会投他的票。但是张超选票的突然减少，却无疑是对他的党性、原则性的一次“示威”。
张超推开窗子，好大的风呵！黄浦江边那棵树给风吹得歪来倒去的。它挥动着所有的枝杈，好象要把一切风风雨雨都吸引到自己的身上！这棵树要想抵住这么大的风，几乎是徒劳的。但是，毕竟有这棵树比没这棵树要好一点。树多了，风自然就小了……
是的，否则要共产党员作什么？
宁可少得选票，也要坚持原则！现在有些人的观念模糊了、颠倒了，好象干工作是为了争取选票，为了当领导，忘了当领导恰恰是为了干好工作！坚持原则，这正是人民给予我们每个共产党员的“特权”，为什么不敢用？
“……同志们，让我们都克服一点吧。国家现在还困难，建设现代化是要钱的，我们如果不按制度发奖金，那是钻国家空子，是挖国家的墙脚。”张超说着，动情地望着会场上那大量低工资的群众，那大量为国分忧、默默工作着的群众。是的，闹情绪的其实是极少数人。风言风语所以显得来势很大，因为都是发出声音的。为什么不能拨开风风雨雨，看到那象蓝天一样多情、象大地一样坚定的群众呢？……
他想起十年动乱期间，他恢复工作以后，有一次，一个干部到总务科去报账。总务科的人说：
“你这张报销单光是科里签字不能报，得关里同意！”一会儿这干部又来到总务科：“关里一把手（工宣队）签字了！”“不行，还不能报！”“还不能报？刚才一把手签字的时候，张超就在旁边，他也点头了！”“张超也同意了？那没话讲，报吧！”
“是老张让发车的？那没话讲！”
“是老张让我们干的？那没话讲！”……
群众信任张超，给了他作为一个人所需要的温暖，也给了他作为一个共产党人所需要的养分。
可是张超呵，你给予群众什么呢？
张超的心苦痛地思索着。低工资的同志希望多发点奖金，实在是可以理解的。他又何尝不想多发给大家一些奖金呢？查私处的小伙子们，查获一起走私案往往拎着满满一包几十万元钱拿回海关，可是他们出发到广州去的时候，也往往拎着满满一包——方便面和咸菜。广州的物价贵，二两面得五角钱，吃不起呵，只好自带干粮！有的人上馆子吃面，勒着肚子一顿只吃二两，一天三顿也得一元五！再加上办事儿到处求人，得给人递烟。买一条过滤嘴的烟，对一个工资四十多元钱的人来说，会怎样严重地影响他一个月的生活！可是他们叫过一声苦吗？他们只是把年终奖金、甚至洗理费都瞒着爱人当作自己的“出差补助费”了——国家没有那么多补助费，那么自己补助吧！可不敢告诉爱人呵，否则更不让他们老是出差去广州、深圳了。
是的，关风如此！那天海关技术处请了些工人挖沟装电线。副关长、处长、科长等党员干部和工人一起，从晚六点干到早六点。工人下班了，干部们洗把脸，开个玩笑解解乏，照样上班。“你们当头的干了一夜还不够呵？”“嘿嘿，惯了。这是我们的‘待遇’。”
这些上上下下享受着海关特有“待遇”的人，谁又计较过奖金？是的，正如耀邦同志说的，我们这些二十世纪的中国人，历史条件决定了我们要多吃些苦，要舍得为人民利益作出必要的牺牲，这是子孙后代的幸福所要求于我们的。
张超走过一个个办公室，看着那一个个穿着海关制服的同志们，看着制服上那十七颗闪亮的、金色的纽扣，他好象在检阅一支英武挺拔的队伍。是的，外轮驶进上海港，首先看到的中国人就是海关的同志们。他们代表着中国的尊严、中国的骄傲！
张超不禁挺直了脊背，稳步走出了海关大楼。他觉得他是行走在坚实的大地上。他怎么不坐小轿车？不，不，他上、下班从来靠两条腿走！这也是他给自己规定的“待遇”。他沿着滚滚浦江走了一站，又一站……人生也是这样，过了一站，又是一站，历尽坎坷，饱尝风雨……
自豪吧！一切在祖国困难的时候义不容辞地挑起重担的人们！自豪吧！真正的共产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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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主峰
高秀华
人到中年，多少染点暮气。身在栖霞山下，竟没有登临的兴致。同伴说山顶的枫叶正红，怂恿我一睹为快，可我只跟着走了几分钟，便气喘吁吁，打算止步了。正当驻足之际，忽见一个漂亮的小姑娘蜷身蹲在一块大岩石旁，低着头，嘤嘤地哭泣。她大约十二三岁，脖子上系着红领巾，臂上佩有中队长标志。唉，准是哪位粗心的家长把孩子丢了。我赶忙趋身上前，问她。谁知她听了我的话直摇头，泪珠愈发象串儿似的挂下来。再一问，方知她是随学校来登山，途中扭伤了脚，和别的队员们失散了。
我问：“你知不知道你们回去时的集合地点？”她点点头，说是在山下。
“那我背你到山下集合地点等他们好了。”我觉得这事挺好办。
“不，叔叔，我们中队决定，要在主峰上汇合，还要开会。我要上去，我能上去……”说着，忍着疼痛站了起来。
我一看表，已近中午了，便竭力劝她跟我一道下山。她却执著地说：“不，我一定要上去，我是中队长，我的任务还没完成……”
我的心陡然一热。啊，任务，她有任务！尽管这个任务在成人看来未必重要，可在这可爱的红领巾心里，却是神圣的啊！于是，我挽起她的胳膊说：“来，叔叔同你一道爬上主峰去！”
小姑娘破涕为笑。那笑容，和枫叶一样动人。
奇怪，稍一鼓劲，便已到了山腰。回头望去，只见男女老幼，前呼后拥，拾级而登，大有不到主峰非好汉的气概。我们身后是两位白发老人，看样子是夫妇俩，男的胸前别一枚大学校徽。他对落后几步的老伴说道：“越到节骨眼儿，越加松劲不得呵！”我心里又是陡然一热，不觉加快了脚步。挽着我手的那位红领巾，虽然一拐一拐，也越走越欢，还不时回头望望紧跟着的老伯伯。
须臾，便登上主峰，我们都高兴得叫起来：“到主峰罗！”
我放眼远眺，湛蓝的天幕下，阳光把城市的轮廓同黛色山峦映成一幅巨大、雄伟的画面。那重重叠叠的红枫，使整个山峰象燃着了。
小姑娘一眼就看见她的小伙伴们了。忘了脚痛，恭敬地向我行了个队礼，雀儿般欢跳着向伙伴们走去。她那腼腆真诚的笑吸引了那位白发老者，他情不自禁地抚摸起她那动人的小脸蛋和胸前的红领巾来。我们相视笑了。纵目四望，这里有怡人的碧绿，诱人的金黄，有热烈的火红。这交错而明朗的色彩可是这主峰上的一切生命竭尽全力向秋日迸出的激情？我蓦然萌动着对未来的憧憬与渴望——呵，未来，即使是对中年人，竟也未失其神奇的魅力！……
秋阳升上中天。身边，正活跃着一队队奋勇而上的红领巾。有了他们，主峰是愈见生机了。呵！他们，是我们民族未来的主峰！
〔本文作者系南京钢铁厂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