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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把最好的精神食粮献给孩子
——记《辅导员》杂志召开的儿童电影、电视剧座谈会
时逢北京春深花似海的季节，育花的辛勤园丁们——少先队辅导员、儿童文学作家、艺术家、儿童工作者、电影电视部门的领导，会聚在《辅导员》编辑部，一起研究、讨论儿童电影、电视剧如何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培养一代新人，消除资本主义思想、文化的污染中，发挥更大更好的作用。
参加座谈会的同志们谈到，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电视机的日益普及，少年儿童的生活中越来越离不开电影、电视。在银幕、荧光屏前，两亿儿童是最积极、最热心的观众。孩子们不仅从电影、电视的艺术形象中，寻找学习的榜样；而且，从这里寻求打开知识的窗口。要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纪律的新一代，必须要重视运用电影、电视这一现代化的、群众性最为广泛的宣传工具。作为社会主义文艺组成部分的儿童电影、电视剧，应在孩子们幼小的心灵中，播下真善美的种子，抵御那些不健康的、庸俗低级的思想文化的侵蚀。
儿童片存在着“饥荒”
许多同志指出，近年来儿童电影、电视剧确实为孩子们提供了不少美好的精神食粮，如儿童电视剧《萤火虫》、《宁宁》，儿童电影《苏小三》、《小海》等，孩子们都是很喜爱的。然而，目前，儿童电影、电视剧的状况，离两亿小观众的需要还有很大的距离。教育部巡视员苏灵扬同志说：“我国仅在校7至14岁的少年儿童就有一亿九千万，但是，我们一年才出十来部儿童故事片，确实要闹‘饥荒’。我看解决的办法有两个：一是要努力创作新片，如果每年每个电影厂生产两部儿童故事片，孩子们每月就能看上两部新片；另一个办法是充分挖掘、利用过去中外优秀的儿童影片。文化部可以和共青团、教育部等单位的同志一起挑选，每年拿出一批来放映。孩子们一代又一代地出生、成长，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旧片的问题，这正如文学作品和教科书一样。”中央电视台副台长洪民生同志说：“造成少的原因，还有个剧本问题。今年报上来的100多个选题中，儿童题材只有8个，而且剧本比较粗糙。我们呼吁作家、广大的教师、辅导员们，要积极地为孩子们多写剧本。”文化部副部长丁峤和北京儿童电影制片厂厂长于蓝同志说：“我们还缺少一支儿童电影的专业队伍。电影制片厂拍儿童影片，有人讽刺是‘小儿科’，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写剧本也是愿意搞名著和‘大题材’，而不愿意搞《苗苗》这样的题材。今后，希望能有第一流的编剧、导演、演员和安排比较好的设备来拍儿童片。”
儿童片的艺术质量急需提高
到会同志深切地感到，需要努力提高儿童电影、电视剧的质量，使其更有吸引力，才能更好地发挥它们的作用。目前，儿童片的一个弱点就是缺少儿童特点。孩子们十分喜爱象《小兵张嘎》这样生动地表现我国少年儿童的革命精神，儿童形象又塑造得鲜明、真实、感人的儿童片。可惜，这样富有生活气息和感染力强的儿童片太少了。
许多同志指出：八十年代的少年儿童有他们自己的心理和观察力，不要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儿童的眼光来看待他们，不能用一个模式去套。现在儿童电影、电视剧常有套套，例如独生子女娇生惯养、少先队干部一本正经，后进学生淘得出奇……。要打破套套，有所创新，这就有个深入生活和了解儿童特点的问题。要了解今天少年儿童的思想、兴趣、生活，电影、电视中才会有今天孩子所熟悉的语言、动作和感情。丁峤同志说：我们要从孩子的眼中看世界，不要从大人的眼中看孩子。儿童教育工作者谈到：孩子们崇敬英雄，渴望了解老一辈革命者和古今中外著名科学家、艺术家们的动人事迹；他们对大自然、动物世界，以及祖国和家乡都有着特殊的兴趣。儿童电影、电视剧，要从生活出发，根据孩子们的生理、心理的特点和兴趣、爱好、愿望、要求，做到题材、体裁的多样化，用充满儿童情趣的艺术魅力，去打动他们的心。
儿童文学作家严文井同志说：目前，有的儿童影片不够真实，儿童电影、电视剧应引导孩子们正确、深入地了解我们的生活。丁峤同志说：不够真实和作者如何深入生活的问题密切有关。我们的一些作者只是走马观花，还没看到花心，分清花蕊，这就造成了影片中的不真实。不真实是艺术的大敌，也是儿童片的大敌。要提高儿童片的质量，就必须深入生活，了解、熟悉今天的儿童。苏灵扬同志认为：《绿色钱包》是不错的，拍这样的影片是必要的。但都是反映失足少年的题材，就不太好了。走正道、积极向上的少年是绝大多数，是生活中的主流，我们应着重反映、表现他们的茁壮成长。孩子们还告诉来参加会的辅导员说：请告诉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们，我们喜欢看某些外国电影、电视片，但更喜欢看我们自己的电视连续片和电影。大家认为孩子们的意见很好，以后评选优秀儿童电影、电视剧，要听一听小主人的意见。
把放映的黄金时间让给孩子
座谈中大家还谈到了儿童电影、电视剧发行、播放工作中的一些问题。有的儿童影片出来了，但拷贝数量和场次安排太少，特别是科教、美术、体育、新闻等短片，放映得更少。在国外获了奖的，国内却难以看到。中国电影发行公司副经理马石骏同志表示：我们的发行、放映单位应着眼于培养、教育下一代，这个思想是明确的，但有的单位却忽视了这一点，存在着纯盈利思想。我们不能因为赚钱少，就少映、不映短片和儿童片。在当前消除资本主义思想文化腐蚀的斗争中，尤其需要发扬这种把教育下一代摆在首位的思想。电影发行工作是一个重要的岗位，发行工作者要有高度的责任感，要为好的影片开绿灯，对有害的影片亮红灯！洪民生同志说：搞好发行、播放工作，也希望获得各方面的支持。美术电影制片厂，存有过去的美术片200多部，如果重新拷贝，在电视里播映，会受到孩子们欢迎。但是，制作费用太高，这个问题要想办法解决。大家还急切希望解决儿童专场的放映时间问题。有些影院，把早、午较差的场次安排给儿童专场或儿童片，影响了孩子们的学习和健康。丁峤同志表示：应该把黄金时间让给儿童。同时，争取把短片发行、放映的渠道，搞得畅通一些。
评介指导工作要做在前
不少同志还指出，目前某些儿童片中或多或少存在着不利于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的问题。他们认为，对儿童影片就是要严格些，不适合儿童看、容易带来不良影响的镜头，就是要去掉，这个态度应该是坚决的。同时，文化、宣传、教育、共青团、少先队各方面要互相配合，共同做好电影、电视的宣传、指导、评介工作。北京市七中校长刘风梧同志说：少年正处于心理、生理、思想、性格等各方面剧烈变化发展的阶段。由于思想、知识水平的局限，辨别力差，模仿性强，往往是“染之苍则苍，染之黄则黄”，因此，一定要加强指导、评介工作。特别是有影响的成人片或武打片、惊险片和爱情片，要把指导、评介工作做在前头，引导孩子们吸取有益的精华，摒弃不良的影响。今后应当把指导看电影、电视列入学校的教学计划中。大家还谈到青春期教育的重要性，可以结合电影、电视欣赏，用生动活泼的形式，正确地、有针对性地对青少年进行恋爱观、道德观的教育。团中央少年部副部长李启民同志说：可以吸取过去的经验，一部新影片放映之前，请辅导员、学校的领导、团的干部以及宣传部门的同志提前看，做到胸中有数，而不是事后“补课”，真正做到电影、电视与学校的教育相结合，哺育一代新人。
共同的目标——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
座谈会开得热烈、生动。丁峤同志激动地说：我在一次会上曾讲过，要把最好的精神食粮献给人民。今天，我再补充一下，要把最好的精神食粮献给孩子！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中，搞好两个精神文明，宣传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对生活中不健康的东西给予批评，然而又看到光明，看到希望，这是我们时代的总的主题。希望我们的儿童电影、儿童电视，在这时代的主旋律中，奏出别具风采的乐章！团中央书记周鹏程同志说：党中央十分关怀、重视下一代的健康成长。希望我们的儿童电影、电视工作者，发扬为了孩子这一崇高的思想，为培养下一代成长为具有共产主义的思想品质，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有丰富的知识，全面发展的新人做出新贡献！
同志们的发言热情、坦率、诚恳，表现了园丁们关心孩子、关心祖国未来的炽烈而美好的感情。我们相信：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儿童电影、电视剧的艺术花朵，一定会开得更加繁茂、更加艳丽。
（《辅导员》杂志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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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书随笔
看孩子读书有感
陈玉刚
我的一个上初中的孩子喜欢读书，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孩子放学后就坐在家里读书，开卷有益，减去了我对他在外惹祸的担心，这本来是件好事。但是，近几个月来，我却不得不为孩子的读书问题而担忧了。起初，由于工作忙，对孩子读什么书没有过问；后来，偶然拿起孩子读的书一看，原来都是《都市的狼》、《东方快车上的谋杀案》、《希腊棺材之谜》之类的推理小说、惊险小说。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三中全会以后，文化出版事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出版界为实现四化出版了许多好书。但是，毋庸讳言，出版工作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近几年来，什么宫闱秘闻，以及一些轻飘飘、软绵绵的小说一部接一部地出版，有些外国的推理侦探小说已成为某些出版社的图书目录的重要内容。不是从建设精神文明的需要出发，而是仅仅着眼于增加利润，对于这种做法，广大读者是很有意见的。书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它的价值是不能单纯以销售量的大小来衡量，出版社更不能以是否畅销来作为出版图书的标准。解放前，书店的畅销书主要有：惊险打斗的武侠小说，情意缠绵的社会言情小说，离奇古怪的侦探小说，此外还有什么公案小说，黑幕小说，狎邪小说……等等。这些书的大部分内容很坏，诲淫诲盗，社会效果很不好。对于这种腐朽低级的文化，进步的文化工作者都一直与之展开不懈的斗争。鲁迅先生在《书籍和财色》一文中，曾对贪图利润而不管读者死活的现象给以有力的揭露和抨击。很多进步的编辑出版工作者甘愿赔钱和冒着风险也要编辑出版宣扬进步思想的图书。邹韬奋同志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为了宣传进步思想和科学文化知识，不得不一个人撰写各类文章，为自己起过六、七个不同的笔名。在韬奋同志的心血浇灌下，《生活》周刊终于发展成为我国进步书刊的重要出版基地之一——生活书店。至于那些在左联领导下的党员作家和进步文化人士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而写作、而献身的英雄业绩，则更是我国文化史上的光辉篇章。
现在，情况不同了。我们的出版目的十分明确，是为了宣传群众，教育群众，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提高人们的文化知识水平。为了扩大眼界，学习外国的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翻译出版外国图书也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各国的社会制度不同，我们的出版目的和人家不同，读者的需要也不同，因此，决不能认为只要是畅销书就可以翻译介绍进来。这不仅现在如此，过去和未来都如此。任何时代都存在着两种思想两种文化——进步的文化与落后的文化之间的斗争，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如美国和日本，也不是推理小说独霸文坛。前些年，美国有两部小说很受读者欢迎，畅销于一时。其中一部是《海鸥乔纳森》，作者用优美的抒情笔调塑造了一个拟人化的海鸥形象，描写它如何在大自然中搏斗，虽然作品中难免有个人英雄主义的色彩，但其基调是高昂的，充满了鼓舞人们勇往直前的激情和力量。另一部中篇小说《爱情的故事》，描写了一个贫寒的女学生和一个亿万富翁的儿子的爱情生活。作者用鲜明的色彩刻画了一个性格坚强、不爱慕荣利、不贪图享受、独立自主的美国贫寒家庭出身的青年妇女形象，她至死也没有向资产阶级的金钱势力屈服。这两部作品能受广大的美国读者的欢迎，说明了歌颂英雄性格、赞美向上精神的艺术作品到处都会拥有大量读者的。
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我们在努力工作的同时必须善于学习。在学习上，排外主义是反动的，盲目崇拜是糊涂的，把人家的糟粕当作精华搬过来则是极端愚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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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努力塑造新的美的少年形象
——读儿童小说《勇气》《新星女队一号》
周晓
塑造具有我们这个时代特点的、新的美的少年形象，这是儿童文学作家面临的新课题。最近读了《勇气》和《新星女队一号》这两篇小说，我深为儿童文学方面取得的新成就而感到高兴。
《少年文艺》去年第6期发表的《勇气》，初读时并没有引起我充分的注意，直至读到《儿童文学》去年第10期发表的《新星女队一号》，掩卷思索，两篇小说的主人公刘丽华和汪盈霎时联袂浮现在我的脑际：这不就是儿童小说作者努力塑造当代新型少年的艺术形象吗！
四年前，《勇气》的作者余通化在他的处女作《全数通过》中，曾经提出了怎样才是真正的三好学生的问题。作品企图表现“四人帮”粉碎后孩子的新的气质，这在学校生活中极左思潮余焰犹存的当时，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只是小说所概括的生活比较单薄，因而没有引起强烈的反响。可喜的是作者没有放松对少年学生中新的品质和性格的深入观察，这就诞生了《勇气》。
男女同学的关系问题在学校里普遍存在，儿童文学也时有反映。写不新的题材而要“出新”，这是有难度的。《勇气》之新，在于摆脱了一般的从男女同学关系的角度写孩子们的团结的窠臼。它从一个新的角度，鲜明地写出了少年主人公敢于同落后现象进行斗争的勇敢精神。刘丽华爽朗坦荡的性格，充分表现了她心灵的纯洁与充实，表现了一种新的美的素质。这使她敢于面对封建余毒造成的愚昧和不文明的流俗，在同辈少年中兀然挺立。在内心空虚、懒惰散漫、为一点小聪明和恶作剧而自鸣得意的同学面前，在慑于落后现象的气焰的懦弱者面前，刘丽华不退缩、不妥协，她的铮铮正气，正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少年一代身上的体现。如果说，《全数通过》中那个孩子对于现状还无力抗争，那么，《勇气》中的刘丽华，就是敢于向落后现象挑战的新少年了。
庄之明的《新星女队一号》，则是一篇一读就使人耳目为之一新的小说。这不仅指作者所写的题材——女孩子踢足球——是新的，更是指作者为少年读者写出了崭新的人物和精神境界。汪盈丝毫没有一般女孩子的腼腆扭捏，她是个风风火火、泼辣得可爱可佩的小姑娘。为了成立和发展女子足球队，她废寝忘食，软磨硬拉，左冲右突，演出了一幕幕颇富喜剧色彩的活剧。读者刚从小说开头看到这个毛丫头的“愣”劲时，大概都不免有一种滑稽之感；可是，读着读着你不由得被她的“愣”的性格内涵，为那种闯劲和韧劲所感动、所折服。一位读者说得好：刘丽华“所奔波奋斗的，不是个人的私利，而是她的球队，总而言之，是她的志向，是为女同胞争气，为伟大祖国争光”。小说从少年生活的一个陌生的角落，从一个以至一群女少年身上，别开生面地写出了从落后开始向前奋进的我们这个国家的活力；也可以说，汪盈的性格正是时代所赋予。
倘若说，《勇气》中刘丽华形象所表现的是与传统观念决裂的新的素质，那么，《新星女队一号》中的汪盈，就是与传统观念绝缘的全新的性格了。从作品的艺术表现来看，我觉得《新星女队一号》更富有当前时代的壮丽的色彩。我们的时代多么需要振兴中华、为国争光的闯将。新时期的社会环境为这样的闯将提供了条件。我们相信，象汪盈这样的孩子，一定会成为认定方向而奋勇搏击的有为青年。汪盈的所思与所为，带着历史的主动性，她对生活有火一样的热情，不仅心中蕴蓄着火，还以自己心中的火点燃小伙伴们心中的火，名副其实是一个萌发成长中的新人的形象。这篇小说写于我国女排夺魁之前，说明作者对时代生活里萌动着的新生事物，其观察和感受是相当敏锐的。
刘丽华、汪盈是走在同辈少年前列的人，又是今天生活中可以见到的普通少年。这两篇小说的作者，都努力按照生活中的真实姿态来刻画人物。刘丽华并非“所向披靡”，而是时时有着被侮的苦恼和委屈。小说正是由于写了这些，而使这个秀丽的女孩子形象显出真实，显出生活的血肉。汪盈的形象，作者更是着力于写她的毛丫头脾性，她的淘气劲是如此地与众不同。把汪盈独特的淘气劲写足了，她就是一个活泼泼的不可重复的“这一个”了。儿童文学创作中曾经流行一种思想品质加个标签的人物塑造方法，这种方法特别被广泛应用于刻画“英雄少年”或“先进少年”中，其结果是出现了如茅盾同志所批评的大量公式化概念化的“小干部”形象。这样的人物至今仍未完全绝迹。有鉴于此，我觉得《新星女队一号》的创作经验值得注意。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到由《小兵张嘎》所代表的现实主义传统的影响，小嘎子的“嘎”劲和汪盈的“愣”劲，不可以说有某种血缘的联系吗？
两篇小说也存在着一些弱点。《勇气》的作者对学校生活是很熟悉的，对人物的观察也是很细致的。作品里的一些细节描写，虽然着墨不多，却很生动，很有光彩，一下子就把人物写活了。但是，小说就男女同学的关系问题展开矛盾冲突时所用的生活素材，似乎缺乏今天特有的生活色调，这不能不对刘丽华这个新人形象的时代感和典型有所影响。另外，《勇气》在艺术表现上虽比过去的作品有所提高，但不少语言不够生活化，“教育故事”的痕迹不时可见。就儿童文学的时代感和文学性来说，《新星女队一号》比《勇气》要出色，但这篇作品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描写还嫌不够，人物性格虽活泼似不够厚实。
这两篇小说表明，两位作者在思想、艺术上都有所追求。他们在创作中努力发掘当代少年心灵中新的美质并寻求艺术的表现，无疑是应该赞扬的。我认为，近年来的一些优秀儿童文学作品，从传统题材的《扶我上战马的人》、《野孩子河亭》，到反映现实生活的《黑箭》、《一个颠倒过来的故事》，说明儿童文学创作已经从社会生活的浅滩开始走向深处。塑造少年儿童新人的形象，这在目前还是一个新的课题，必然也要经历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目前这两篇小说是个良好的开端。孩子是我们的未来，新型少年更体现着祖国的希望。我想，儿童文学作家决不会在这方面吝惜自己的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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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儿童文学的责任
——访欧杂感
王一地
在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一些作家接触中，发现他们很重视儿童文学深刻反映社会和作品的社会效果问题。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很强调儿童文学的科学性。
“科学性？”
“对，科学性。”斯格夫先生说：“或者叫真实也行，就是要求作家对儿童所生活的社会、周围环境作深入的探讨，写他们的喜悦、烦恼，写与人们的关系，从中概括出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件、性格，力求使作品能真实地反映儿童所最迫切关心的问题。这类作品容易扣动孩子心扉，具有较大的社会意义，科学性还包括艺术手法要适合孩子年龄带来的独特的情趣。”
斯格夫先生是西德国际青年图书馆馆长，已经六十多岁，是诗人，又是儿童文学评论家，专门研究童话。我们在与他的交谈中很自然地接触到了儿童文学的社会意义问题。他又具体阐发说：
“儿童书是否分两大类？一类是通过优美的语言，引人入胜的故事，直接把人类已认识的丰富的知识告诉孩子，丰富小家伙们的文化素养；另一类更深一层，用文学告诉孩子怎样做人，引导他们寻找正确而健康的人生道路。比如童话，它通过幻想，形象地告诉孩子，当今世界上有种种矛盾，启示他们去探索解决矛盾的方法。”
在午餐中，他又以深沉的语气反复说：
“现在西方青年的意识，大都从个人出发，有的人有性格，也很聪明，但缺乏义务感。看到这种情形，心里常有一种危机感。你想，一个人活在世界上，如果光注重金钱、享乐，不顾情操道德，能不精神空虚？不过，也有些青年不乐意当寄生虫，乐意为社会做好事，人数虽少却可贵，这是未来的曙光。作家就要体察这种社会情况，通过作品贬丑扬美，引导新一代成为精神高尚者。”
在慕尼黑，我们还结识了鲁道夫先生。他比较年轻，是巴伐利亚州作家联盟主席，写过十几本儿童作品。据他介绍，西德写现实题材的儿童小说作家，很注重探索儿童内心世界，从儿童熟悉的事物入手，写心灵，写造成心灵状态的社会与历史原因。他说，他就着重写孤独的孩子，以帮助他们从孤独中解脱出来。因为据他多年的观察，孤独，是西德儿童中常见的一种通病。这是二次世界大战与当今社会对孩子关心不够造成的。这问题很重要，从孩子来说，孤独会转化为自私、暴躁、走向极端甚至道德沦丧，也会使人生消沉；从社会来说，孩子从小与小伙伴不合群，长大必然搞不好团结，一个民族这种成份多了，不是很麻烦吗？因此，这题目虽然他已写了几本书，以后还要写，要唤起全社会重视。
西德的美因兹有家读书协会，秘书长叫兹丝布葛。他在交谈中坦率地说：“儿童文学的社会意义不能小看，明确点说，它关系到未来社会精神面貌的建树，又可说是解救今天社会弊端的精神良药。”他回顾说，德国由于战争关系，带来的可怕后遗症至今三十多年没能治愈。家庭在战争中破坏了，德国自古以来那些好的家庭教育习惯丢掉了，大人死去，留下来大批孤儿。这些孤儿无文化，无教养，长大后冷漠无情，只知道追求金钱、享乐。而且父亲影响儿子，儿子影响孙子，一代影响一代，酿成民族性的精神缺陷。这个问题二十年前就发现了，也认识到这是关乎民族存亡的大事，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加以解决，但问题一旦出现，解决起来可不容易。儿童文学可以传播人类之间的友谊，交流古今具有的高尚情感，使孩子从小懂得人与人之间不光是金钱、利欲关系，还有更美好的精神交往；使他们懂得怎样鉴别美与丑、好与坏，懂得如何去爱人、关心人、爱美好的事物；懂得一个人的尊贵，不是自己吃好穿好，而是为别人肯于牺牲自己。因此，儿童文学在解决这民族性心理缺陷中，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最后他笑着说道：“欧洲的儿童还有一种天然的反抗心理，正面讲道理，往往引起反感；但通过文学作品从情感上影响、熏陶，他们却是乐于接受的。”
这些有见地的交谈，常常使人感佩西德作家文学造诣之深，真不愧是格林、豪夫这些世界儿童文学大师的故乡。是的，真实是文学的生命，真实也就是科学，深刻反映社会的儿童文学作品，才叫真实、科学，也才会感人。
我还不无感慨地想到：一场战争带来的精神灾难，三十多年没能治愈；我国的十年动乱给人们带来的精神创伤，何亚于一场战争？要恢复和发扬中华民族固有的道德风尚，培植人类更美好的共产主义精神文明，儿童文学的责任不是很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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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生活丑和艺术美
晓江
在生活中，美与丑是一对矛盾体的两个侧面。作为生活反映的艺术，当然既反映生活美，也反映生活丑。但是，艺术本身却只能是美的，生活丑一旦进入艺术领域，就得化为艺术美。艺术家的功力就表现在这一“化”上。罗丹说：“一位伟大的艺术家，或作家，取得了这个‘丑’或那个‘丑’，能当时使它变形……只要用魔杖触一下，‘丑’便化成美了……”
不妨看看罗丹的雕塑《欧米哀尔》。这是一个老妓的形象，憔悴的面容，干瘪的胸脯，皱褶的皮肤，衰老、枯槁得如同一具木乃伊。然而，这件雕塑却是公认的艺术杰作。法国艺术评论家葛赛尔在观察它以后，不禁惊呼道：“啊！丑得如此精美！”丑怎么变成美了呢？原因就在于罗丹不是冷淡地展现老妓的形象，而是在这一形象中倾注了深刻的同情。请仔细看一看，那老妓低垂的头颅，呆滞的目光，悲哀的面容，是何等生动、感人！这是雕塑家运用造型艺术的形象语言，对葬送了她的青春和幸福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深沉批判。
显然，罗丹在表现生活丑时，是用“魔杖”触了一下，因而，丑便化成美了。
艺术上一切化丑为美的成功之作，都是遵照美的规律创作的，都是从反面体现了某种价值标准的。
果戈理的《钦差大臣》是写生活丑的。作者将欺骗、贪欲、阿谀、拍马等等“坏东西”“集成一堆”，集中地、强烈地反映了旧俄社会的真实面貌。它撕下了市长、督学、法官、局长、主任等等达官贵人的假面具，暴露了沙俄农奴制度的腐朽性，这就是典型化。而对这些
“坏东西”给以“嘲笑个痛快”，用正义笑声来批判它，否定它，则是从另一方面肯定了生活中应该有的价值和理想。因而，尽管《钦差大臣》中均是丑恶的“坏东西”形象，连一个正面人物都没有，却能引起人们的美感。
这说明，化丑为美，需要艺术家提高自己的生活理想。
当前，有个别作者打着“实话文学”的招牌，写所谓“阴私文学”，发泄个人的怨气，宣扬以自我为中心和极端个人主义的人生哲学。这样的作品当然谈不上给人以美感，而是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污染。这样的作品怎么能够起到把青年培养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人的作用呢？社会主义的文艺刊物为什么会容许发表这样的作品？总之，这样的作品，以及某些类似的表现生活丑的作品，使人总感到丑，不感到美，其症结就在于作者缺乏正确的人生观，缺乏高尚的情操和审美理想。问题不在于能不能揭示生活丑，而在于以什么态度去表现：是欣赏、宣扬，还是抨击、批判？是站在哪一阶级立场上的批评？正是这个，决定着反映生活丑的作品，能不能形象地、本质地反映生活，能不能对生活提出正确的解释和评价，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作品的社会效果和艺术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