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经济预测和政策分析
乌家培
经济预测和政策分析是经济数量分析的两个相互联系的重要应用领域。人们一般只注意前者而忽视后者。实际上，从发展趋势看，政策分析将越来越重要。在短期预测相对发展的基础上，长期预测的重要性日益为人们所认识。长期经济预测一般是指对经济潜在成长的可能性和实际成长途径的一种方案分析。当这些方案的设定与将来可能采取的政策相一致时，实际上就成了影响政策的动态分析。
我国要不要发展与如何发展经济预测和政策分析？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编有国民经济计划。有了计划，还要不要预测？我的回答是：要。如果说，计划是对未来行动的部署，那么预测则是对未来事件的陈述。有了预测，更好计划，使计划置于不确定性尽可能减少的基础上，使计划与周围的环境及其可能变化保持一致；同时，也就有可能对计划的执行结果进行预测。预测与计划是不矛盾的，它能帮助计划提高科学性。统计是从事后来考核计划，预测则是在事先评审计划。预测还对决策有用。预测能提供未来的情报，使人们增加对未来的了解，供决策参考。预测本身就是一种分析，它能提出在某种前提下会产生某种结果，在另一种前提下又会产生另一种结果，这是任何完善的决策都需要的帮助。在不确定性不可避免的情况下，要作出好的决策，唯有依靠成功的预测来使不确定性降低到最小限度。如能借助预测，对未来的进程了如指掌，那么作出的决策一定正确。相反，没有对未来的预测，决策只能是盲目的。
“经济预测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我们不能要。”不对！实际上，我们有时也在进行预测。例如，我们常说：“经济情况正在好转，会越来越好。”这就是对经济形势发展的一种质的预测。它对原来经济情况不好或不够好的事实来说，无疑是正确的预言，只是没有把它进一步数量化。“好转”、“越来越好”的数量含义是什么？不清楚。这就没法对它进行数量评价或准确检验。科学的预测绝不是胡乱猜想，应当是可检验的，过一个时期后能作出证据确凿的结论，说明预测的结果是正确的或错误的，误差有多大。我们说的经济预测只是把质的预测推进到可检验的量的预测，即估算经济指标（或变量）在未来的可能的数值。
预测就是“鉴往知来”。借对过去的探讨，而得到对未来的了解。事物从过去、现在到将来的发展，总是有内在规律的。我们唯有发现和掌握事物发展过程固有的规律性，才能提高预测的准确程度。所以，预测未来并不容易。预测不可能总是对的。在经济科学中，象天气预报一样，不能搞试验。事实上，经济预测比天气预报更困难，因为有人的意志与活动参与在经济过程中。
更重要的问题是，在我国应如何发展经济预测和发展什么样的经济预测。这需要另行讨论和研究。
重视政策研究是我党我国的优良传统。但是，传统的政策研究是为制订政策和了解政策执行情况服务的，基本上也是一种质的研究，其方法主要是一般的调查研究方法。资本主义国家政策分析的蓬勃发展，启示我们还应当对政策进行数量的、经验的、应用的研究，要分析和评价政策措施在宏观经济范围内造成的后果和影响，包括目前的和长远的后果，直接的和间接的影响。对过去的经济政策所引起的结果，进行谨慎的学术研究，对现行的经济政策进行宏观的分析评价，将为未来有效地改善和发展经济政策创造必要的条件。
较长一个时期来，人们把经济政策的分析评价视为经济研究的“禁区”。有人认为，经济政策不是经济科学的研究对象。这对理论科学来说，无疑是正确的。因为理论科学研究的是政策的理论基础，而不是政策本身。但对应用科学来说，要为决策者制订政策服务，就应当与理论科学不同，它是从另一角度客观地分析政策的经济后果，公正地对政策进行评价。有人认为研究经济政策容易犯错误，还是躲得远一点好。这种态度是不对的。搞经济科学的人，应当对领导经济和社会的人有用。这种作用可以通过帮助领导人提高理论水平、明确指导思想的间接途径来发挥，多半还要通过向领导人提供有用的见解和实际建议而直接地表现出来。经济学家要努力发展各种分析评价的数量方法，帮助领导人了解他们制订的经济政策在社会范围内的各种影响以及发生影响的机制。
我们的政策分析与资本主义国家有根本不同的内容，这不等于说他们的政策分析方法没有可供我们借鉴的地方。
当前应当特别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发展应用科学，重视方法与方法论的研究。
经济学最终应为经济工作实践服务，回答和解决经济生活中提出的问题，发展更有效的方法以提高经济工作的水平和效率。应用科学的特点是强调经验研究，即根据事实来断定客观联系和规律的存在，这有利于理论研究的深入和发现科学规律。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方法（科学的方法）取决于研究对象本身并反映现实的客观规律。客观规律的发现是以应用适宜的方法为条件的。解决课题的方法，在科学上的意义，不下于课题的提出。新的方法经常导致新的理论。科学是系统的知识以及获得这种知识的方法。科学的进步不仅表现在回答、解决问题的范围不断扩大，而且还表现在所使用的方法及其效率不断提高。所以，方法本身就是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不能把它与理论对立起来，排除在客观对象和科学本身之外。列宁指出，要注意：“方法是对于内容的内在自己运动形式的意识”。（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43页）
二、加强经济数量分析。
要发展经济科学必须在强调质的研究的同时积极发展数量分析。深入的数量分析要求有丰富的资料、先进的工具、众多的方法。进行数量分析离不开模型及其体系的建立与运用。首先在理论上分析各种因素，揭示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然后据以建立模型，利用模型收集和加工资料，接着计算各种参数，比较各种方案，进行求解和选取，最后对结论加以检验，并进行解释说明。这是经济数量分析的一般步骤。在经济数量分析中，数学方法不仅是数值计算的手段，更重要的是逻辑分析的工具。电子计算机对经济数量分析的作用，不仅表现在快速、精密的计算上，还表现在大量数据的加工处理和经济问题的模拟试验上。
任何分析都有局限性，经济数量分析也不例外。对有些问题我们还不知道如何进行数量处理，这是外部局限性。我们进行纯数量分析能到什么深度，这是内部局限性。只有认识局限性才能克服局限性，从而进一步发展数量分析。只有现在还不能数量化的经济问题，没有原则上不可能数量化的经济问题。随着科学研究和技术工具的发展，数量化的范围必将不断扩大。
三、完善经济政策与决策，改进计划与预测。
我国经济学为社会主义经济实践服务的一个重要方向或方面，应当是在完善经济政策、改进计划工作的同时，开展经济决策与经济预测的研究。
政策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决策。但是所有决策并不一定都是政策。政策通常指党和政府对有关公众利益的重大事情所作出的决策。而决策通常指各级管理部门在不同问题上所作的种种决定。正确的决策是科学管理的关键。在正常的情况下，决策包括的必要步骤有：表述所要解决的问题和明确所要达到的目标，列示实际上可以相互代替的一切活动和对策，收集有关的资料、情况和动向，认清主要的不确定性和可能产生的意外，比较各种可行的活动或对策的利弊得失，权衡将会发生的可能效益和所需费用，从中选取对于实现目标最有利的行动方案，等等。自觉地遵守决策步骤，可以使决策者努力寻求新的更好的行动方案，使有主观判断成分的决策更具科学性，适应客观的发展。在决策过程中，既有确定性，又有不确定性，甚至还有不知未来的情况。在不确定的情况下进行决策，为了避免盲目性，需要有预测来为它服务。
预测不是计划，它不同于计划。预测要说明的问题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如果不采取措施和行动，估计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而计划要说明的问题是，应当采取什么措施和行动，来改变现存的条件，对未来作出安排与部署，达到预期的目的。但是，预测与计划有共同点。它们都与未来有关，因此离不开凭对过去和现在的了解，对今后的发展作出判断，判断起重要的作用。预测既是艺术又是科学。它的精确性既依赖于预测者利用资料、选择方法、提出假设的技巧，更依赖于较好的模型、可靠的资料、先进的计算技术等等。
把预测与计划对立起来，对改进计划工作非常不利。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编制和执行计划用不着预测，这种观点至少忽视了社会主义国家在编制和执行计划的过程中会遇到不确定性，需要借助于预测为编制计划提供参考，决定应否采取相应的行动，以及估计计划执行后将会产生什么后果，带来一些什么样的连锁影响，真正做到“胸中有数”。预测能帮助我们减少不确定性，使对未来的无知降到最低限度。预测的结果可被计划人员和决策者用来在未来的发展中趋利避害，并使预期目标与变化着的经济环境和条件保持一致。只有把计划与预测结合起来，才能使计划工作搞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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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要在概念上兜圈子
书林
文章是写给人看的，话是讲给人听的。写的文章别人不爱看，讲的话别人不喜欢听，这大概不能单单从读者、听众方面找原因，还得从作者和说者方面找找原因。
有些文章总是在概念上兜圈子。或讲文明，就文明来文明去；或谈矛盾，就矛盾来矛盾去。从概念到原则，又从原则到概念。这样的文章，一般来说就不大容易吸引人看。
写文章，特别是说理的文章，当然免不了使用概念。但是，概念堆砌的文章绝不是好文章。
马克思的《资本论》从分析资本主义社会里最简单、最普通、最常见的关系——商品交换入手，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矛盾及其必然灭亡的规律。然而，这样一部几百万字的巨著，很少出现过“矛盾”二字。
毛泽东的著作也是如此。除了几篇专门的哲学文章，他的著作总是着眼于科学地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比如《论持久战》，是一篇脍炙人口的著名的著作，是研究中国抗日战争规律的。然而，这篇文章并没有在概念上打转转，而是分析中国和日本两方面的根本特点，总结抗战十个月的经验，科学地阐明了战争的规律，极其准确地预见了战争发展的趋势。
人们还记得，徐寅生那篇《关于如何打乒乓球》的讲话，曾经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扬，说它充满了辩证唯物论思想。那么，这个讲话是不是满篇辩证唯物论的概念呢？恰恰相反，这篇讲话不是用哲学概念说教，而是从如何打乒乓球这样一件事情，引出许多哲学道理，讲得生动活泼，引人入胜。
人们要正确地认识事物，首先要从实际出发，从分析事实材料出发，而不能从概念、原则出发。事物本身是活生生的、丰富多采的，既不是一些毫无内在联系的实例的排列，也不是“开中药铺”式的概念的堆砌。写文章、做演说是人们对事物认识的一种表达方式，目的是要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用概念化的方式讲话写文章，文章演说必然是黯然无色。用概念化的方式做工作，革命事业就会断了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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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康有为对戊戌奏稿的改篡及其原因
孔祥吉
康有为的戊戌奏疏是研究百日维新史的第一手资料。宣统辛亥（1911年）五月，康的弟子麦仲华经“累年搜辑抄存”，辑录出版了《戊戌奏稿》。（以下简称《奏稿》）多年来，史学界研究戊戌变法和康有为的思想，主要依据此书。七十年代初期，台湾学者黄彰健根据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辑的《戊戌变法档案史料》（1958年中华书局版）等资料，对《奏稿》进行辨伪，他编写出的《康有为戊戌真奏议》很有价值。之后，汤志钧同志撰写了《戊戌奏稿辑目》，正确指出了“麦氏所辑，内容既有串易，辑目亦不完备”。但由于接触的档案有限，有些论断难免失误。
近年来，随着对清宫文书档案研究的深入，先后发现了《杰士上书汇录》、《日本变政考》、《波兰分灭记》、《列国政要比较表》等康有为著作的手写原本，以及他代别人草拟的许多奏折。尤其是《杰士上书汇录》一书，原原本本地抄录了康有为从戊戌正月到七月十三日呈递给光绪皇帝的18件奏折，这不仅为我们研究戊戌变法史提供了极为珍贵的新鲜史料，而且可使许多问题得到澄清。
麦仲华在《奏稿》的《凡例》中指出：“戊戌数月间，先生（康有为）手撰奏折都六十三首，一代变法之大略在焉。亦有代作者。”参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光绪二十四年军机处档案和《杰士上书汇录》等资料，麦仲华所说数字大体可信。而《奏稿》所辑仅有奏疏17篇、进呈编书序5篇和补录奏疏3篇，加在一起也不过25篇，相当于康有为戊戌期间所上奏疏的三分之一强。参照档案，检讨异同，就不难发现《奏稿》在许多地方有原则性的改篡，不能反映维新派在变法时期的政治主张。这些重要的改篡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其一，康有为在《奏稿》中加进了“制定宪法，立行立宪”的内容。
颁布宪法，实行君主立宪政体，这并非百日维新时康有为的政治主张，而是他们在变法失败之后亡命日本的数年中才提出来的政治口号。《奏稿》中所谓“商榷新政，草定宪法”，“采外国之良规，引宪法之公议”云云，在原折中均无只字提及，显然是后来新增添的内容。
其二，康有为在《奏稿》中将维新派的政治纲领由开制度局改为开国会。
清代文书档案中大量材料说明，康有为等人在戊戌变法时期的政治纲领是竭尽一切努力，开制度局于宫中，“拔通才以济时艰”。（《波兰分灭记》卷7）康接二连三地上书清廷，敦促光绪“尽快开之”，认为“制度局不开，琐碎拾遗，终无当也。”（《康南海自编年谱》）早在戊戌二月初八日，康即代宋伯鲁草折请设议政处，之后又为其他人草折请开懋勤殿，机构名称虽不断变化，但主旨始终未改，即由康梁等所谓“通才”主持新政。在所有戊戌年档案中，康有为没有一处提及要开国会，相反，他认为：“惟中国风气未开，内外大小多未通达中外之故，惟有乾纲独断，以君权雷厉风行。但当妙选通才，以备顾问。”（《日本变政考》卷1）这才是康的真实主张。
其三，康有为在《奏稿》中极力掩饰他尊崇君权的思想。戊戌变法是在顽固派百般反对阻挠的情况下进行的，康梁等人在戊戌闰三月策动的第二次公车上书中，即明确表示拥护君权，力主“令天下人知君臣父子之纲，家知孝悌忠信之义。”（梁启超等八百多名广东举人《公呈》）在《杰士上书汇录》中，康有为多次提到君权乃“雷霆万钧之力，势之所发，罔不披靡。如牧者之驱群羊，东西惟鞭所指，惟皇上自断之，自审之。”但是，在《奏稿》中这些露骨的称颂君权的言词被尽行删除，而代之以“人民虽卑，亦天之子”，“信仰自由，为宪法大义”之类的观点，篡改之迹，昭然可见。
康有为为什么要对戊戌变法时的奏稿，进行重大改易呢？这与当时国内政治斗争形势密切相关。
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法战争之后，随着洋务运动的日趋破产和民族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一些先进的思想家已认识到，在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同时，也必须对中国的封建主义的上层建筑进行变革。郑观应等人就直接提出了实现君主立宪政体的要求。甲午战争惨败使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改革封建专制政体的呼声愈加强烈。康有为在《公车上书》和《上清帝第三书》中一再提出，要清政府“略分府县，约十万户而举一人，不论已仕未仕，皆得充选。因而汉制，名曰议郎”，凡遇重大事情“皆令会议，三占从二”，这些“议郎”可以“上驳诏书，下达民词”。（《康南海书牍》卷上）康所主张建立的类似国会性质的机构，具有立法机关的权力，显然，这种政治主张是在郑观应等人思想基础上进一步深化而提出的。
但是，当百日维新的变法高潮汹涌澎湃到来之时，康有为地位骤变，由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成为新政要员，光绪的破格召见使他知道了皇帝的变法决心，尤其是光绪对维新派言听计从，使康有为等人把变法希望全部寄托在皇帝身上。加之守旧大臣盈朝，仇视新政，其势汹汹，因此，康放弃原来的政治主张，由原先主张兴民权一变而为“以君权雷厉风行”；由原来主张“设议院以通下情”（《上清帝第五书》）改为开制度局于宫中“以参酌新政”。（《杰士上书汇录》）
康有为的这种转变，从客观上来讲，也是因为顽固派在政治上占绝对优势，为减少新政阻力，从斗争策略上考虑不得不如此。如梁启超所云“其言实施政策，则注重君权。以为中国积数千年之习惯……苟得贤君相，因而用之，风行雷厉”（梁启超：《康有为传》），必能事半功倍。梁认为康是“以君主之法，行民权之意”，是有几分道理的。从主观上讲，康梁等在当时尚不能完全冲破传统思想的束缚，没有勇气“与众违异，妄招攻击”，于是放弃原来的政治主张。
戊戌政变发生后，康梁逃亡海外。那时，革命风潮迅猛异常，而康有为等人却顽固地坚持保皇立场，日益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一方面，他们要同清廷中昏庸腐朽的顽固派作斗争，敦促君主立宪的早日实行；另一方面，又要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较量，力图以立宪取代革命。特别是随着革命高潮的迅速到来，革命派与立宪派之间矛盾日趋尖锐，论战更加激烈。孙中山接连发表了《驳保皇报书》、《敬告同乡书》等重要文章，将康梁的保皇面目揭露得淋漓尽致，使其在政治上陷于被动不堪的境地。尤其是革命派批评康梁戊戌时即反对兴民权，不主开国会，刺到他们的痛处，于是，在1911年出版《奏稿》时，增加了召开国会、立行立宪、限制君权之类的内容，一则可以回击革命派的攻击，以求摆脱政治上的困境，二则可以敦促清廷，尽快实行立宪。故《奏稿》中的许多折子所反映的大都是康梁流亡日本时的政治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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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计划生育知识讲话》简介
北京经济学院人口经济研究所编写的《计划生育知识讲话》，已由北京计划生育宣传教育中心出版。
这个讲话联系我国的实际情况，通俗地宣传了有关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问题。
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我国会不会出现人口“老化”？回答是：通过测算，“老化”现象最快也要到四十年以后才出现，到本世纪末，我国人口“老化”的程度不会达到西欧发达国家现在的水平。我们完全可以在“老化”发生之前，调整人口政策，防止这种情况发生。
怎样看待只生育一个女孩不能传宗接代的问题？回答是：提出传宗接代问题，认为只有男孩才能传宗接代，女孩不能传宗接代，这是几千年封建父系家庭思想的反映。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这种思想已越来越失去经济的和社会的基础。在现代社会里，男女都一样，传宗接代的问题将越来越失去意义。
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会不会发生性别比例失调？回答是：从最近世界各国所作的统计来看，男女比例大致是106∶100，因为女的寿命较长，总的来说男女基本平衡。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后，北京妇产医院统计，男孩女孩总数的比例在51∶49左右。各种调查已说明，男女性别比例因胎数增减而失调的说法是没有科学根据的。
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会不会提高抚养指数？从全国来看，按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计算，每个劳动力负担老人和未成年人口的抚养指数，不会增加多少。这是因为，只生一个孩子后，负担的老人多了，负担的儿童数却大大减少了。
独生子女、头生子女是否一定不聪明？这种担心没有必要。子女聪明不聪明，并不是由生育次序造成的，而与父母血缘和健康、孕期护理、孩子保健以及婴幼儿的教育有关，要想有一个聪明伶俐的孩子，就要在上述几个方面讲科学。
独生子女是否一定娇惯？独生子女娇惯，有一定的客观原因，但主要还是教育问题。只要教育得法，独生子女同样是可以不娇的。
（杨清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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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物质利益与职工积极性》出版
代成同志的《物质利益与职工积极性》一书，最近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作者指出，发挥职工积极性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而且是十分复杂的。在这些因素中，充分重视职工的物质利益，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从经济上保证职工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的发挥，是极其重要的因素。除了这个因素之外，还有政治因素、组织因素、思想因素、心理因素等等。
作者强调要反对两种倾向：既要反对林彪、“四人帮”的否认劳动群众物质利益的精神万能论，又要反对否认理想、思想以及思想教育的重要意义的庸俗唯物论。
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利益关系，是此书论述的中心问题。在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上，要反对把个人利益置于国家、集体利益之上，因为国家、集体的利益是个人利益的集中，它是高于个人利益的。同时也要反对忽视个人利益的情况。 （薛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