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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提高经济计划的科学性
黄振奇
最近，许多同志对于实行计划经济，加强计划工作，发表了不少意见。这里，仅就提高经济计划科学性的问题谈一点看法。
为什么要提高计划的科学性呢？从理论上看，所谓经济计划的科学性，就是指国民经济计划要正确地反映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在社会主义社会，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一切重大比例，都要由国家计划来调节。经济计划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决定了提高经济计划科学性的重要。经济计划愈科学，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取得的效益就愈好；经济计划不科学，势必导致国民经济比例失调，造成少慢差费。同国民经济管理的其他环节相比，经济计划工作是成功还是失误，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造成的影响最大。
从我国三十多年经济建设的历史上看，经济计划在反映客观规律要求方面，有时做得好些，有时做得差些。象“一五”和六十年代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经济计划较好地反映了客观规律要求，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是，总的说来，在三十多年里，真正象样地和脚踏实地地搞计划的时间并不多。经济计划工作有相当长一段时期，是在政治运动和“左”的错误思想的风浪中漂浮，科学性很小，主观随意性成分很大，给国民经济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我国的历史经验证明，经济计划的科学性是经济计划权威性的基础。如果不充分重视计划的科学性，单纯强调计划的权威性，就难免要发生问题，给经济发展带来损害。如果不是犯了那么多的错误，计划经济的优越性一定能得到更好的发挥，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也会比现在大得多。
从现状上看，三中全会以来，经济计划工作有很大改进。不再片面追求产值速度，而主要是强调提高经济效益，强调各部门按比例协调发展，注意搞好综合平衡，并开始重视中长期计划的作用。但是，到目前为止，经济计划的科学性还是很不高的。对计划理论和方法的研究很不充分，没有很好建立起科学的计划体制，没有充分发挥中长期计划作用，缺乏一套科学的健全的指标体系。为制定科学的经济计划所必需的基础工作还很薄弱，各项技术经济定额有待修改和制定，统计数字不够准确和及时，经济信息不灵，经济预测工作刚刚开始。在经济计划中，怎样利用经济杠杆为实现计划任务服务，也是一个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各级经济计划机构不健全，与提高经济计划的科学性还不能完全适应。所以，当前要加强计划工作，既要强调计划的权威性，又要重视提高计划的科学性。
怎样才能进一步提高经济计划的科学性呢？我认为，至少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从实际出发。从实际出发，即从基本国情出发，才能使经济计划反映客观规律的要求。任何经济规律的作用，都是依存于周围的客观经济条件的。在不同的社会主义国家，或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由于客观经济条件的差别，同一个经济规律发生作用的深度、广度和形式，是很不同的。不从实际出发，忽视这些特点，就会犯主观主义的错误。
第二，坚持群众路线的方法。要根据党的方针政策，按照经济立法规定的制订计划的程序、方法和制度，充分听取基层企业的意见，听取地方和部门的意见，听取经济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的意见，直接参与制订计划方案的干部要有职有权有责，在认真进行调查研究、搞好经济统计和经济预测、反复计算的基础上确定计划。在过去的计划工作中间，一些重大的经济决策和重大的建设项目，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不够，缺少多种方案的比较和论证，往往根据少数人的意见仓促决定；有时领导提出要多高的速度，就订多高速度的计划，明明知道做不到的事情，也不坚持原则如实向上反映意见。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制订出科学的国民经济计划？
第三，改进计划体制，搞好综合平衡。改进计划体制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正确划分国民经济综合部门和专业部门，国家、地方和企业在计划工作上的权利和责任。综合部门统得过死，不利于发挥专业部门、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但如果计划大权分割，政出多门，也不利于综合平衡的实现。为了搞好综合平衡，首先，负责综合平衡的单位，必须具有应有的权威性，敢于坚持原则，克服各种企图摆脱计划约束的倾向。国家手里必须掌握必要的资金和物资，作为实现综合平衡的手段。要坚持全国一盘棋，在人财物的分配上，按照全国的计划办事；在全国综合平衡的基础上搞好地区和部门的平衡。既要保重点，又要兼顾一般，重点不能过重，更不能只要重点、不要一般。制订计划一定要留有余地，不能满打满算，更不能留缺口。
第四，逐步形成以五年计划为主的长中短计划相结合的计划体系。过去的三十多年，除了“一五”时期外，主要是依靠年度计划；而且是“一年计划，计划一年”，计划机关的精力主要被吸引到拟指标、批项目、分投资上去。这样的经济计划很难做到深谋远虑，起科学的指导作用，往往是走一步看一步，带有很大的盲目性，致使计划多变，有的建设项目今年上马，明年下马，造成大量积压和浪费。应看到，有些科研项目由开始研究到把研究成果应用于生产，有些大型建设项目的建设周期，需要五年、十年以至更长的时期。经济发展对环境的影响，人口增长对经济形成的压力，也需要较长的时间方能看出端倪。这都说明中长期计划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指导作用。只有把计划工作的重点由年度计划转移到中长期计划上来，才能确保计划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从而提高经济计划的科学性和预见性。
第五，有一个科学的完备的计划指标体系。在综合指标方面，要根本改变以总产值为中心指标的局面，代之以国民收入为中心指标。在经济和科学技术、社会事业三个方面，要着重增加科学技术和社会事业方面的指标。在生产建设与提高生活的关系上，要多增加生活方面的指标。在产值产量与经济效果的关系上，要多增加经济效果方面的指标。……
第六，利用经济杠杆，为实现计划服务。在社会主义阶段，对国民经济实行全社会的有计划调节，必须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利用各种经济杠杆。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完整的经济信息，制定出符合实际的经济计划；也只有这样，才能引导整个社会按照一个完整的计划动作，使科学的计划实现。
第七，充实计划机构，搞好计划的基础工作。在国家计委内部应充实和健全编制中长期计划的机构、经济预测机构和计划理论方法研究机构，搞好计划工作干部的培训。同时，应切实搞好经济计划的基础工作。要搞好统计工作，统计既是制定计划的基础，又是检查计划执行情况的工具。各个计划部门，要学会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主要是电子计算机），做好未来五年、十年或更长时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预测工作。还要做好各种计划定额的修改和制定的工作。
第八，制定计划法，使经济计划工作法律化、制度化。制定计划法，就是要把制定一个科学的国民经济计划所必须遵循的各项原则，用法律形式肯定下来，以防止个人的主观臆断、片面强调局部物质利益和其他因素等对经济计划的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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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自学成才要有文史知识
周培源
自学，是我们当今造就人才的一条重要途径。
什么叫成才？人们有一种习惯的看法是：通过自学的途径，考取大学和研究生，成了科学家、工程师，著书立说，有作品出版。我们说，这样可以算作成才，但“成才”不能只局限在这个范围内。从许多青年自学有成绩的事实中，我们认为，凡是通过学习和实践成为本职工作的行家里手；凡是从丰富的实践中总结出工作的系统经验，使学习成果超出一般的水平；凡是工作和劳动对社会作出了一定的贡献，都称得上自学成才。
自学，学什么？我想不外是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两类。专业知识种类繁多，但必须在学好基础知识的基础上才能学好专业知识。如果没有打好基础就去学专业知识，就很可能学不进去；即使学到一点专业知识也不会巩固。为了学习并深入钻研专业知识，非学好基础知识不可。所谓基础知识，大致是指相当于中学的文理两科的知识。
今天，在我们社会上流行着一股“重理轻文”的不好风气。要搞四个现代化建设，当然需要科学技术，但文科也不能偏废。文理两科的知识，应该并重，它们是互相支持，相互为用的。特别是在中学教育阶段，它们都是基础，都应该学好，缺了文，理也学不好。广义地讲，“文”是文科，包括社会科学在内。如果一个人对文科和社会科学所知太少，如对语文、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法律等知识知道得很少，甚至一点都没有，他那个“理”学了也发挥不了多大作用。上海复旦大学校长、著名数学家苏步青同志在前年年底上海举行的语文教学研究会上讲话时说：如果允许复旦大学单独招生的话，我的意见是第一堂先考语文，考后就判卷子。不合格的，以下的功课就不要考了。语文你都不行，别的是学不通的。这是一位著名数学家讲的话。我看很有道理。
为什么掌握语文知识在学习中占这样重要的地位呢？道理很简单。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各行各业中，我们需要总结经验、汇报工作、交流成果、交流思想、相互讨论和相互学习。不论是口头的还是书面的，我们不仅要能够听懂别人的话，看懂别人写的文章或报告，而且我们自己也要能够说明白或写清楚自己的意见，使别人能听懂我们的话，看懂我们写的东西，因此我们就要在语法修辞上下功夫。我记得在解放初期，我们党就十分重视语文教育。为了教育广大人民和干部掌握好必要的语文知识，《人民日报》长期连续不断地发表两位语言学家吕叔湘和朱德熙合写的有关“语法修辞”的文章。现在看来，那时《人民日报》这样做有深远的意义。
我们中华民族有悠久的历史和优秀的文化传统，有丰富的文化遗产。中国文化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之一。但是，我们的文化不同于其他古代文化的一个特点是，几千年来它一直没有中断。我们丰硕的文化遗产不仅可以丰富我国人民而且可以丰富世界人民的精神文明的宝库。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对此感到无比自豪。我们不仅要好好学习我国的历史——这是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一课，而且也要学习古代汉语，能够阅读古典文献，懂得古代文学艺术。这也是社会主义社会生活中“五讲四美”的组成部分。
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在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只能钻研古代典籍。在当时常出现这样的现象：如果读书人对一些经典文献理解不透，在“士林”中就传为笑柄。我在青年的时候，就听说过这样一个笑话。《孟子》有一句话“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有一个读书人就这句话问另外一个读书人说：“孟子讲的尽信书这本书到底是什么书？”那人讽刺地回答说：“尽信书是一本好书，但无书这本书比尽信书还要好！”
当然，我们立志自学成才的青年，不能象封建时代的“士大夫”那样以毕生的精力专门去钻研浩如烟海的书籍，但我们要本着“古为今用”的指导思想去研究古代文化。就拿《孟子》上面这句话来分析，它含有朴素唯物主义的成分。如果爱因斯坦尽相信牛顿力学的时空观，他就不会发现相对论，而二十世纪的物理学很可能就不会有现在的面貌。同样，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中也有类似的情况。“以粮为纲”在某一个时期、某一地区并在某种自然条件下是可以促使农业增产的。但是在任何时期、任何地区、任何条件下把它当作发展农业生产的指导纲领，就会变成灾难。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尽信书”这个教训难道还不够惨痛吗？
以青年自学成才来说，二十世纪的中国出了两位典范，一位是鲁迅，一位是郭沫若。他们在青年时代都到日本去自愿学医学，后来当他们看到中国人民在封建统治和帝国主义侵略之下过着水深火热的苦难生活，才改学文史，从事写作来进行革命工作。通过学习、工作、实践与斗争，鲁迅先生成为近代中国最伟大的革命文学家、马克思列宁主义战士。郭沫若同志是文学家、诗人、考古学家、金石学家、书法家、翻译家，是一个在几个学术领域里作出突出贡献的人才。他们二位是青年自学成才的光辉榜样。
当然，我们不能拿鲁迅和郭沫若的造诣来要求大家。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没有掌握我国的语文知识、基本写作技能，缺乏历史、地理等应有的常识，他就不能算作有相当文化素养的中国人。在我所认识的老一辈的知识分子当中，象有九十二岁高龄的社会科学家许德珩同志，不用说，他的诗、文、书法都有很高的造诣，即使在自然科学家中，也有不少人具有精湛的文史知识。例如，竺可桢同志是我国和世界著名的气象学家和物候学家，他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对我国古典文献十分爱好，广泛阅读，至老不衰。他在专业的研究中，大量地引用了古典文献。他在物候学的研究中，引用了许多古代的诗句作为证明。例如，在谈到长江黄河流域海拔超过4，000米的地方不但无夏季而且也无春秋时，就引李白《塞下曲》：“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笛中闻折柳，春色未曾看。”说明这是记实。竺老还把自然科学引入了版本校勘学的领域。例如，王之涣《凉州词》：“黄沙直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他考证说，这是很合乎凉州以西玉门关一带春天情况的。玉门关是古代通往西域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唐朝开元时代，写边塞诗的诗人，对于安西玉门关一带春天几乎每天日中都要刮起黄沙、直冲云霄的情况是熟悉的。但后来不知在何时，王之涣《凉州词》第一句便被改成“黄河远上白云间”。到如今，书店流行的唐诗选本，统沿用改过的句子。实际上黄河和凉州及玉门关谈不上有什么关系。竺可桢同志这番考证，比一般的考证更进一步，更带有科学性，所以更有说服力。可见，自然科学工作者如果具有广泛的文史知识，不但能推动本身的科学研究，还能反过来影响文史研究。总之，自学成才是一条必由之路，不进学校必须自学，即使进了学校，教师也只能起指导、咨询和辅助作用，学生成才也主要靠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而自学成才，必须打好基础，获得一定的文史知识是自学成才的基础。真能掌握文史知识是会遇到困难的。克服这些困难的关键在于坚持，在于锲而不舍。坚持学习几年一定会学通。我坚信，我们的青年一代一定会作到这一点。
（原载《文史知识》198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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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评
学点社会主义史
——介绍《社会主义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王兴斌
中国人民大学高放同志近著《社会主义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一书已由北京出版社出版。本书是一部社会主义发展史专著，对社会主义思潮从空想发展为科学，社会主义运动从西欧一隅发展到世界五大洲，社会主义制度从一国发展到多国的历史，作了扼要而系统的介绍和阐述。
本书在体例上不同于一般社会主义思想史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那样按年代、组织、国家的次序的写法，而是抓住社会主义从社会思潮发展为社会运动、又从社会运动发展为社会制度这条主线，纵览国际社会主义发展史的全局，追述它的过去，考察它的现状，展望它的前景，使读者了解其来龙去脉。
本书在内容上与已有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史的著作相比，也有不少新的探索。如在论述社会主义思潮的演变时，考察了古代理想社会观、近代空想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联系与区别，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两个术语的沿革及其如何传入我国作了考证。在“社会主义制度的探讨”一章中，着重讨论了不发达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特点，并对如何改革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体制以进一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提出了作者的看法。在“社会主义事业的展望”一章中，对当前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关系的新特点，对资产阶级未来学的出现及其实质，对决定世界社会主义进度的诸因素等问题，作了初步的探讨。书中还回顾了我国近现代史上三次讨论社会主义理论的热潮。
本书叙史论理深入浅出，从内容到文字兼顾普及与提高两个方面。不了解社会主义的读者可以把它作为一本入门读物，专业理论工作者可以把书中论及的许多问题作为进一步研究和探索的参考。本书还针对社会主义发展中出现的一些新情况，针对国内外少数人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产生的疑虑，通过社会主义运动在波浪起伏中前进、社会主义制度在曲折中发展的历史，来说明“社会主义制度的成长，象一个人一样，由胚胎、婴儿、童稚、少壮、成年、中年到老年，有一个发展过程”，引导人们用发展的全面的观点去看待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曲折和反复，具有较强的说服力。
“我们要永远珍惜过去，全力把握现在，奋勇开拓未来。”学点社会主义史，研究社会主义史，正确地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全面地了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现状，对于坚定我们的共产主义必胜的信念，探索适合于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是非常必要的。《社会主义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一书对此作了有益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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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对外经济发展战略的讨论
第六次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座谈会讨论了对外经济发展战略问题。
关于指导思想。有的同志指出，在对外开放问题上，我们必须摆脱自给自足的经济思想的束缚，充分认识发展对外经济工作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我们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建设方针，但不能把自力更生理解为自给自足。我们应该在立足国内、依靠自己力量的基础上，善于通过扩展对外经济工作，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主张上述观点的同志认为，把对外贸易的主要作用归结为“互通有无”、“调剂余缺”是不够的。
一些同志认为，当前，对外经济关系发展战略的重点要放在发展我国科学技术水平上面，不提高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只靠出口农副产品和工业原料，是无法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对外贸易的形势的。我们要把对外经济发展战略同整个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统一起来考虑，不能离开整个经济发展战略，离开我们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经济管理水平来考虑对外贸易。
关于对外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内容。有的同志认为，对外经济活动发展战略，应该是指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预期对外经济活动发展到什么样的规模和水平。任何经济发展战略都可以分别从战略目标和达到这个目标所必须采取的措施和手段进行考察。对外经济活动的战略问题也应如此。对外经济关系包括多种形式和多方面的内容，如对外贸易、来料加工、补偿贸易、国际技术合作、设立特区、借贷资金、劳务进出口等等。但总括起来可分为三个基本方面：商品、货币、劳务。或者说表现为活劳动交换、物化劳动交换和货币的借贷。这三种形式中通常又是以商品交换为主。一国对外的商品贸易总是它对外经济活动的主要内容，同时也是其他各种对外经济活动的基础。技术与管理经验的交流，经常与商品、货币、劳务三种形式密切联系。因此，我国对外经济活动的战略性措施应包括下述内容。
（1）商品对外贸易战略。其战略目标有几种表示方法：一是在世界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二是出口量的年增长速度；三是出口量在社会总产品中所占的比重。我国出口商品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4．5％左右，在世界总的出口额中一直在1％以下。我们应该力争在八十年代，出口额在社会总产品中有较大的增长率。除了总的战略目标和每个阶段的战略目标之外，外贸战略还应该有分国别、分主要商品的具体战略目标。为了达到商品对外贸易的战略目标，必须充分利用现有条件，发挥资源优势、劳动力优势和中间技术优势，建立反映灵敏准确的国际行情预报和信息传递系统，培养懂理论、业务、外语的专业人才。
（2）货币形式的对外经济活动战略目标。目前在我国主要是指利用外国资金的问题。利用外资是要还本付息的，建议改为“借用外资”。借用外资应积极又慎重。因为我们经济管理水平低，管理体制中的弊病及其带来的经济效率低的状况，不是一下子能够改变的；同时我们可供出口的商品也很有限。因此，我们应该首先着眼于借用内资。借用外资要有偿还能力，要准确计算好借用外资的经济效益。
（3）劳务进出口战略。劳务出口应当主要由国家组织有计划地进行。
有些同志指出，在对外贸易中，出口是基础，在出口发展战略中，产品战略又十分重要。我们利用资源优势时，必须有长远的战略眼光，统筹兼顾。能源、粮食和原料是今后长时期内影响全球政治经济战略的重大因素。我们对进口粮食、出口石油这样大的问题，需要从战略的高度认真地加以研究。
关于对外经济发展理论的研究。到会的许多同志指出，对外经济发展理论的研究在国内是相当落后的。马克思、恩格斯在这方面有所论述，我们必须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丰富社会主义的对外经济关系的理论。对于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对外贸易的垄断、国际商品竞争和国内出口竞争等等问题，都应该进行研究。
（罗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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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国际商法》（上册）出版
北京对外贸易学院沈达明、冯大同、赵宏勋编著的《国际商法》（上册），已由对外贸易出版社出版。该书的主要内容是介绍资本主义国家两个主要法律体系——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有关商事方面法律的异同，以及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对外贸易仲裁与涉外民事诉讼等方面的知识。
（梁仁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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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宋朝事实类苑》出版
《宋朝事实类苑》是一部专门记述宋代朝野史事的类书，成书于一一五三年，国内无刻本流传；但日本却在一六二一年据南宋麻沙本翻刻木活字本，并于一九一一年传至我国，武进董康据以翻刻。上海古籍出版社最近据董刻本加以标校整理出版。（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