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家庭三题
孙传泽
盆栽
我家南面的窗台上，一溜摆着四个花盆，这是我们一家四口的“责任田”——爸爸负责那盆叶阔花红的君子兰，妈妈管理那盆青翠挺秀的文竹，哥哥喜爱那盆花朵不大却红得发紫的月季，我呢，侍弄的是那盆散发着淡淡香气的、开着金黄色小花的米兰。
尽管它们各自都有自己的“主人”，可我们都同样盼望它们都能茁壮地成长，应时地发荣；尽管它们姿态各异、花色不一，可我们无不盼望它们绽蕾开花，一展灿烂的青春年华。我们精心地侍弄，悄悄地比赛，这小小的宽不盈尺的“责任田”啊，着实牵动了我们的情怀！
当君子兰擎起了伞状的红花，文竹的细枝间开出白色的小花，当月季那红得发紫的小花闪烁着丝绒般的光彩，喷香的米兰绽放了金黄色的小花的时候，我们是多么欢欣啊！这不正象我们这个既互相竞赛、又互相映衬，既红红火火、又有色有香的美好的家庭么？这一盆盆的盆栽，不正是由于凝结了我们家庭的和睦和幸福，才能这般美丽和这般动人吗？
真的！我希望我们的每一个家庭——社会生活的每一个细胞，都象这盆栽一样吐红叠翠、色香俱全……
夏夜
夏夜，飞转的电风扇把窗外夜来香的香气搅得满屋子都是。爸爸靠在沙发里读报，妈妈坐在床沿上织毛衣，我伏在桌子上，紧张地赶做当日的功课……
“哗”的一声，门帘响了，我们目光一下子全集中到进屋的哥哥身上——刚才，他还满面春风地去与女朋友约会，怎么这么快就耷拉着脑袋回来了，而且是一脸的愁容和沮丧——
“‘黄’了！人家嫌我是‘大集体’，工资低，待遇差！”
妈妈停下了手中的活计，满怀同情地望了望哥哥，又别过脸去，留下一声沉重的叹息。
“干吗这么发愁？也用不着叹气！”爸爸放下了报纸，直起了腰身，“不首先想想自己能为国家和人民贡献些什么，倒一味惦记着向国家和人民索取更多的东西——这样的姑娘，你还能指望从她身上得到真正的爱情吗？”
爸爸的话象一服“清醒剂”，哥哥慢慢抬起了头，眼睛里重新燃起希望的火苗；妈妈的嘴边也浮起了微笑，想必她心底的愁云已被拂去。
敞开的窗子，断断续续地送来了一声声不知谁家收音机播放的歌曲：“哎呀，妈妈！请你不要为我生气……年轻人就是这样相爱的！……”啊！好一个既有烦恼而又令人惬意的夏夜！
晚餐
近来，这张普通的家庭餐桌变得更加诱人了——前不久，当教师的爸爸、妈妈都加了薪，这不只使餐桌上的饭菜丰盛了，而且使这个小小的“圆桌会议”的话题也变得更加广泛和更加令人感到有兴味了。
今天吃晚饭，坚持在“电大”学英语的哥哥又提出了要买电视机的建议。我当然拍手赞成——本来么，国家出售的电视机的价格已经一再下降，何况我们的抽屉里又存放着妈妈的一个小储蓄本儿呢！
爸爸今天的态度很不明朗。他只是笑眯眯地望着妈妈，好象他们早已商量好了什么，只是瞒着我们。
“好，好！买！”妈妈，这个我家的“权威”人士放下了手中的筷子，正式表态了；接着，她问我们：“可买个什么样儿的呢？”
“那当然要看您的储蓄额了，”哥哥朝我诡秘地眨了眨眼，“如果钱够，最好买台彩色的！”
“当然！当然！买台‘彩电’！”我立即随声附和。
“‘当然！当然！’我看你俩都是‘想当然’！”妈妈带笑地刺了我们一下，接着，她又象在课堂上给学生讲课一样地慢条斯理地说了下去，“我这几天就与你爸爸商量了，我们还是用这买一部‘彩电’的钱买两部‘黑白’的好。你乡下的奶奶近年患了风湿病，腿脚不灵便。给她送上一台，把‘电影院’给她摆在家里，不是让她老人家也能在炕头上享享社会主义的福了吗？怎么样？我想你俩肯定也会同意的。”
啊！爸爸和妈妈想得多么周到呀！我和哥哥原来怎么就没想到这一层呢？！
“好吧！既然你俩也同意这个方案，那我们再商量一下买两台多大尺寸和什么牌号的吧！”
话题又展开了。屋外，檐下的燕子正呢喃不休；屋内，餐桌上的全家也在谈论不休。生活，也象这餐桌上的饭菜，越嚼，越使人觉得有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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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心香一瓣
宋妈妈关怀我们
周群
宋庆龄妈妈去世一年了。每当想到她，我就会回想起少年时代一段美好的生活经历来。
上海解放以前，我们一些穷孩子为生活所迫，有的流落街头靠乞讨度日，有的虽勉强能上学，也备受欺凌、歧视。宋庆龄妈妈关怀我们这些孩子。为了帮助我们，在1945年办了一所少年儿童活动站。这个活动站是由她领导的中国福利基金会主办的，地点在胶州路一座拱形铁皮房子里。组织我们进行活动的陈老师对我们和蔼极了，他说他是宋庆龄妈妈派他来和我们交朋友的。
我们每天下午到活动站去。那里摆了许多图书画刊。凡是当时上海出版的青少年读物，我们差不多都能看得到。有时候陈老师给我们讲故事，讲卫生知识；有时还教我们唱歌，跳舞，学文化。通过这些活动，我们知道了好多事情，譬如知道世界上有个由斯大林领导的苏联，那里的人民过着没有压迫和剥削的幸福生活；知道中国有个共产党，是专为穷苦人求解放谋幸福的。有许多孩子就是在这里受到了革命教育，后来参加了上海地下少先队，解放后又正式参加了革命队伍。
活动站创办初期，只是周围学校的一些学生下午放学后来活动。后来，为了吸引更多的穷孩子来参加活动，陈老师帮助我们组织了一个小先生团。我们打着一面旗子，提着一块小黑板，到贫民区去教那些没有钱上学的穷孩子识字。我们每选好一个地点，就手挽手地围成一个圆圈，唱起一首名叫《傻大姐》的民歌。许多穷孩子听到歌声纷纷围了上来。这时，我们就宣传学文化的好处，然后支起小黑板开始教识字。我们还约请那些孩子到活动站来一起活动。渐渐的，孩子越来越多了，活动站也越来越热闹了。在那血雨腥风的上海滩，这个充满生气和温暖的活动站，成了孩子们一个欢乐的小天地。
1949年7月，上海解放后的第一个夏天，宋妈妈又在虹桥办起了夏令营。参加夏令营的孩子，有少年儿童活动站的积极分子，地下少先队的队员，还有报童近卫军的小战士们。大家从各个角落汇集到一起欢度暑假。上午有大朋友给我们读报，讲《大众哲学》，教唱歌，组织文娱节目；下午参观，进行水浴、空气浴和太阳浴，有时还组织游泳和远足。
我们那时虽然年纪小，但是都知道这个夏令营是宋妈妈给我们办的。我们都非常感谢宋妈妈，也非常盼望能够看到她。有一天宋妈妈果然来看我们了。她还邀来了邓颖超妈妈和许广平妈妈。见到这些敬爱的革命长辈来看我们，大家高兴极了。
夕阳西下时，宋妈妈、邓妈妈和许妈妈同我们小朋友一起吃晚餐。饭桌摆在丛林环抱着的一块平地上。老师叫我们几个当大队干部的孩子陪她们吃饭。那天吃的是西餐，每人一个方盘子，里面盛着牛肉片、青辣椒、土豆和面包，另有一碗红菜汤。我端起一盘送给宋妈妈。还没等我放下，她就一面指着邓妈妈，一面连声说：“先送给客人呀！先送给客人呀！”我明白了她的心意，立刻把盘子端到邓妈妈面前。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晚风习习地吹拂着，我们依依不舍地送别了慈爱的、带给我们快乐的宋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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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小宣传员（雕塑）
王大进
第8版()
专栏：
有感于《三个和尚》
公今度
“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这谚语，群众都很熟悉。动画片《三个和尚》就是表达这个意思。这部动画片在国际上得了奖，在国内也受到欢迎。为什么一个人所熟知的道理，一则几乎没有多少“悬念”的故事，却能够吸引人一遍遍地去看呢！从这件事，引出了一点想法。
文以载道。写文章，作报告，拍电影，无非是通过语言文字和文学艺术的媒介来传播真理罢！从这个意义上说，作文的目的在于传“道”；但从另一方面看，文学艺术的欣赏本身也是一种目的。文章干瘪，语言无味，电影拍得犹如发布标语口号，那“道”再好，也行之不远，传之不广。文章千古，除了道理对头之外，锦心绣口，文采风流，实在也是必不可分的组成部分，要不然，历来也不必讲究文章作法，词章修养和各种各样的艺术论了。
明乎此，就可以悟出《三个和尚》之所以受欢迎的原因了，即电影的艺术处理是成功的，它使人在明理之外，尚可赏美。这大概就是答案罢！
据此，进一步联想起常听说的一句话，叫做“大道理不必多讲”。作为听方的同样一句话是：“大道理谁都懂，不要听”。许多学校的政治理论课教师畏难，学生冷淡，就是上述论调的一种典型表现。
其实不然。
大道理为什么不必多讲呢！既然是道理，并且又是大道理，就亟应进行宣传，一讲再讲。至于讲得好，讲得人们乐意听，这就要努力，要象摄制《三个和尚》那样用点功夫。大道理是从客观中抽象出来的，当它反过来用于指导客观时，就应该具体化，形象化，个性化。人各有殊，只要不离其谱，大道理尽可以各讲各的。黄鹂和夜莺不必唱同样的歌，紫罗兰难道就一定要与白兰花放出一样的香味么！实在，你就是要他们象做煤饼似的出于一个模子，“一刀切”，也做不到。那末，各人如何不注入自己的聪明才智、体会感受，去把大道理讲好、讲透、讲活呢！五讲四美中的五讲要有多少深奥的理论，也未必，但就是值得多讲，从各个角度去讲，“文明礼貌月”要讲，“文明礼貌月”过后还要坚持不懈地讲。
至于“大道理都懂”么？不见得。即使算懂，懂了不做，等于不懂，至少是不懂得必须奉行大道理的重要性。“三个和尚没水喝”，算不得大道理，好象都懂，但生活里却照样存在着“互相推诿”的大大小小的“三个和尚”们。
一切宣传工作者、理论工作者、作家、教师（尤其是政治课教师）、党团工作人员，都应致力于研究如何讲好大道理，结合具体，联系实际，生动活泼地宣传好马列主义普遍真理，这是以传播真理为己任的革命者义不容辞的职责。这也就算是《三个和尚》观后的一点启发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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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蝴蝶
臧克家儿童时代，庭院中有个花圃，成了蝴蝶旅游的胜地，我爱她形体的多样，色调的富
丽，轻柔的姿态，斑斓的彩衣。看她翩翩起舞的飘带使微风有了情致，分尝她吻着花心那滋味的甜蜜。一双天真的小眼睛，紧追她的踪迹，一只轻轻的小手，捏住了她的双翅，从自由自在的天地，把她关在一间斗室，她拚力地扑打——扑打窗子的玻璃，碰落了满身的花粉，翅膀成了光板透明体。四十年代，我在山城重庆，住在歌乐山一家农舍里，后园种了几畦子四季豆，花开时节，蝴蝶飞来象一片云
霓。花谢了，四季豆上搭下挂，嫩豆上一条条青的虫子，从此见了蝴蝶我就扑打，蝴蝶好看，四季豆好吃。三十几个年头过去了，我的冤仇已经忘记，春天降临人间，微风送蝴蝶到我小小的院子，我怀着儿时美好的心情，欣赏她在丁香丛中忽落忽起，象一队队缟素衣裳的舞蹈家，为我表演轻盈美妙的舞姿。看着眼前的景色，追悔山中的旧事。人生当然要讲求实用，却不容忽视美的价值。
1982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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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应该尊重历史
王方白
人民日报3月22日刊登了《踏着先辈的足迹走上人生》一文，文中提到《鸡鸣镇风云》一书。首先要肯定的是：四川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革命先辈的故事》丛书是件大好事，《踏着先辈的足迹走上人生》一文的用意也是很正确的。
但是《鸡鸣镇风云》一书，实际上违反了文中所提出的“尊重历史事实”的原则。该书把雪枫同志说成是1927年入党，说他“1925年”在西北军官子弟学校“毕业后分配到江西”“参加革命队伍”，均非事实。雪枫同志是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转党，1930年调到中国工农红军的。书中说雪枫同志到红军长征时，“已经是副团长了”，事实是雪枫同志早在长征前，就历任师政委、江西军区政委等职。书中还说雪枫同志在“长征中他身先士卒，攻占长沙城头的英勇事迹和单枪匹马拦截郭炳生叛变部队的壮烈行动”。事实是：红军1934年长征时并未打长沙，雪枫同志追回郭炳生叛变时带走的部队是1932年的事。书中还写“党中央和陈毅同志相继来了电报，要求第六支队扩建成一个师，番号也下达了，叫第四师”。在这里，皖南事变没有了，事变后中共中央军委的命令不见了，这可是当时成立四师的重要历史背景啊！
书中说新四军第四师政治部主任王双银，是国统区的学生运动的领袖；参谋长孟五魁“膀粗腰圆，满脸络腮胡子，黑乎乎的象铁塔一般”；副师长范一烟“原任国民党的专员”，均非事实。四师政治部主任先是肖望东同志，后是吴芝圃同志；参谋长是张震同志；新四军“游击支队”时副司令是吴芝圃同志。他们的经历、形象也不同于书中所述。
书中写韩德勤在江西，“估计三天之后”“开拔到这里”，“要把彭雪枫部包围全歼”。事实是韩在抗战时一直在苏北，直到他进犯淮北时被歼为止。书中说雪枫同志“是个大老粗”，不！雪枫同志是军政双全、文武兼备的“俊才”，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我们觉得，介绍革命先辈的光辉业绩，必须尊重历史事实，决不能轻率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