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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毛泽东同志给文艺界人士的十五封信
（一九三九年——一九四九年）
给肖三的信
（一九三九年六月十七日）子暲同志：
（一）大作〔1〕看了，感觉在战斗，现在需要战斗的作品，现在的生活也全部是战斗，盼望你更多作些。
（二）高尔基晚会如无故障当来参加，惟这几天较忙一些。
（三）马，待查问一下看，这事倒不很容易。如你在边区范围内行动，那我可以拿我的马给你用一下；如往外边，就得另想法了。
敬复。
毛泽东 六月十七日
给周文的信
（一九四○年十一月三十日）周文同志：
群众报及《大众习作》〔2〕第二期都看了，你的工作是有意义有成绩的，我们都非常高兴。
《大众习作》封面写得不好，请改换一个如何？
敬礼！
毛泽东 十一月三十日
给雪苇的信
（一九四一年七月十五日）雪苇同志：
来信及提纲〔3〕收读。虽然我提不出什么意见，但是赞成你写这本书。此复。致以
敬礼！ 毛泽东 七月十五日
给肖军的信
一九四一年八月二日）肖军同志：
两次来示都阅悉，要的书已付上。我因过去同你少接触，缺乏了解，有些意见想同你说，又怕交浅言深，无益于你，反引起隔阂，故没有即说。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但我劝你同时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绝对的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的强制的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则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你是极坦白豪爽的人，我觉得我同你谈得来，故提议如上。如得你同意，愿同你再谈一回。敬问
近好！
毛泽东 八月二日
给欧阳山、草明的信〔4〕
（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三日）欧阳山草明二同志：
前日我们所谈关于文艺方针诸问题，拟请代我搜集反面的意见，如有所得，祈随时赐示为盼！毛泽东 四月十三日
给罗烽的信
（一九四二年六月十二日）
罗烽同志：
你的文章〔5〕读过了，今付还。
我觉得关于高尔基的一篇是好的，这篇使我读后得到很大的益处。但其余的文章，和这一篇的观点不大调和，我虽只看一遍，但觉有些是不明朗化，有些则论点似乎有毛病。我希望你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将
自己的作品检查一番，对于你的前进是有益的。未知当否，请加考虑为盼！
敬礼！
毛泽东 六月十二日
给欧阳山尊、朱丹、成荫的信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欧阳山尊朱丹成荫同志：
你们的信收到了，感谢你们！你们的剧〔6〕我以为是好的，延安及边区正需看反映敌后斗争生活的戏剧，希望多演一些这类的戏。
敬礼！
毛泽东 十一月二十三日
给杨绍萱、齐燕铭的信〔7〕
（一九四四年一月九日）绍萱、燕铭同志：
看了你们的戏〔8〕，你们做了很好的工作，我向你们致谢，并请代向演员同志们致谢！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们则在旧剧方面做了此种工作。你们这个开端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我想到这一点就十分高兴，希望你们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
敬礼！
毛泽东 一月九日夜
给周扬的信
（一九四四年四月二日）周扬同志：
此篇〔9〕看了，写得很好。你把文艺理论上几个主要问题作了一个简明的历史叙述，借以证实我们今天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一点很有益处，对我也是上一
课。只是把我那篇讲话〔10〕配在马、恩、列、斯……之林觉得不称，我的话是不能这样配的。此外，第十
页上“艺术应该将群众的感情、思想、意志联合起来”〔11〕，似乎不但是指创作时“集中”起来，而且是指拿这些创作到群众中去，使那些被经济的、政治的、地域的、民族的原因而分散了的（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了政治原因，但其他原因仍在）“群众的感情、思想、意志”，能借文艺的传播而“联合起来”，或者列宁这话的主要意思是在这里，这就是普及工作。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把他们提高起来”。是否可以作这样解释，请再斟酌一下，或同懂俄文的同志商量一下加以酌定。其余没有意见。
敬礼！
毛泽东 四月二日
给胡乔木的信
（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七日）乔木：
此文〔12〕写得很切实、生动，反映了与具体解决了年来秧歌剧的情况和问题，除报上发表外，可印成小册，可起教本的作用。最好把文尾附注移至文前，并稍为扩充几句，请与作者商酌。
毛泽东 五月二十七日
给丁玲、欧阳山的信
（一九四四年七月一日）丁玲欧阳山二同志：
快要天亮了，你们的文章〔13〕引得我在洗澡后睡觉前一口气读完，我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们两位的新写作作风庆祝！合作社会议要我讲一次话，毫无材料，不知从何讲起，除了谢谢你们的文章之外，我还想多知道一点，如果可能的话，今天下午或傍晚拟请你们来我处一叙，不知是否可以？
敬礼！
毛泽东 七月一日早
给郭沫若的信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沫若兄：
大示读悉。奖饰过分，十分不敢当；但当努力学习，以副故人期望。武昌分手后，成天在工作堆里，没有读书钻研机会，故对于你的成就，觉得羡慕。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但不敢作正式提议，恐怕太累你。最近看了《反正前后》〔14〕，和我那时在湖南经历的，几乎一模一样，不成熟的资产阶级革命，那样
的结局是不可避免的。此次抗日战争应该是成熟了的
罢，国际条件是很好的，国内靠我们努力。我虽然兢
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
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恩来同志到后，此间近情当已获悉，兹不一一。我们大家都想和你见
面，不知有此机会否？
谨祝
健康、愉快与精神焕发！
毛泽东上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于延安。
给肖三的信
（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二日）
肖三同志：
你的《第一步》〔15〕，写得很好。你的态度，大不同于初到延安那几年了，文章诚实，恳切，生动有力。当然，从前你的文章也是好的，但是现在更好了，我读这些文章，很得益处。
为着使延安文艺工作同志们多参加群众性的集会，须关照高岗、贾拓夫、谭政、罗迈、李富春、彭真几位同志，遇有这类会议不要忘记组织文艺同志们去参加。此事请你访他们去谈谈，我有机会也将告诉他们。今年全边区性的大会少开，但地方性的，延市、延安县和延属分区的，必有许多，同县、市、分区的负责同志及宣传部讲通此事，也很必要，可否也请你去谈一下？
同志的敬礼！
毛泽东 二月二十二日
给柳亚子的信
（一九四五年十月四日）亚子先生吾兄道席：
诗及大示诵悉，深感勤勤恳恳诲人不倦之意。柳夫人清恙有起色否？处此严重情况，只有亲属能理解其痛苦，因而引起自己的痛苦，自非“气短”之说所可解释。时局方面，承询各项，目前均未至具体解决时期。报上云云，大都不足置信。前曾奉告二语：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吾辈多从曲折（即困难）二字着想，庶几反映了现实，免至失望时发生许多苦恼。而困难之克服，决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此点深望先生引为同调。有些可谈的，容后面告，此处不复一一。先生诗慨当以慷，卑视陆游陈亮，读之使人感发兴起。可惜我只能读，不能做。但是万千读者中多我一个读者，也不算辱没先生，我又引以自豪了。敬颂
兴居安吉！
毛泽东 十月四日
给沈雁冰的信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三日）雁冰兄：
示悉。写了一句话〔16〕，作为题词，未知可用否？封面宜由兄写，或请沫若兄写，不宜要我写。
毛泽东 九月二十三日
（文中注释见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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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党的文艺工作者的两个倾向问题
陈 云
中共中央宣传部按：最近我国文艺界正在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四十周年，经中央书记处批准，并征得陈云同志的同意，现将陈云同志1943年3月的一篇讲话全文发表。
陈云同志在这篇讲话中，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则问题：党的文艺工作者，应该首先把自己看成是一个普通党员，而不应该首先把自己看成是一个文化人。既然是共产党的一分子，就必须不断提高共产主义觉悟，增强党性，端正作风，严守党纪，准确、完善地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现在我们党的文艺工作者，绝大多数是符合或基本符合上述要求的。但也有极少数人，党性很差。个别党员作家，甚至沾染邪气，不象一个共产党员。把自己改造、提高成为一个真正符合党员标准的文艺工作者，这是全体从事文艺工作的党员当前和长远的根本任务。我们希望，通过学习，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使所有党的文艺工作者，增强党性，去掉邪气。我们也希望所有非党的文艺工作者，学鲁迅的榜样，把自己锻炼成为共产主义的坚强战士。我们党的和非党的文艺工作者只要这样做了，那么，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兴旺就得到了基本的保障。
同志们！现在大家要下去做工作，我来讲几句话送行。我们党的文艺工作者，在十几年来做了很多很好的工作，对于中国革命和中国文化，有了很重大的贡献。这是不能够否认，也不应该否认的。但是我今天不打算讲这方面的事情，我想讲讲我们做文艺工作的同志们中的两个倾向，或者说两个缺点，请同志们考虑一下讲得是否对。两个什么缺点呢？一个是特殊，一个是自大。这两样东西我看都是不好的，都是应该去掉的。从积极方面说，也就是希望大家不要特殊，不要自大。
先讲不要特殊。在我们做文艺工作的同志里面，或者说宽些，在我们做文化工作的同志里面，有没有人感觉我是一个文化人，和旁的党员不能相比，对党的关系也要与众不同呢？我看这种人是有的，不但他们自以为特殊，旁的同志也把他们当作是特殊。这种现象，应不应该在党内存在？为要答复这个问题，先得弄清楚文化人是以什么资格做党员的。可以有两种看法：第一种是，基本上是文化人，附带是党员。这种党员是以文化人资格入党，而不是以千千万万普通党员中一分子的资格入党的。第二种是，基本上是党员，文化工作只是党内的分工。也许还有第三种，文化人和党员各半。不过，这只是过渡形式，是一定要向第一种看法或第二种看法发展的。党对这两种看法的态度怎么样？毫无疑问，党是要求确立第二种看法，反对第一种看法的。因为只有这样党才能成为统一的、无产阶级的、战斗的党，要是不然，你以文化人资格入党，我以军人资格入党，他又以农民资格入党，党就成了什么样子呢？党就不成其为党，成了“各界联合会”。这是一个原则争论，原则区别。党是不是象共产党？党员是不是象共产党员？原则区别就在这里。可否来一个妥协？妥协就是帮助“各界联合会”的成立。所以，妥协的路是没有的。
那末，党员中间是不是还有分别？有分别。分工就是分别，但是分工并不能作为特殊化的根据。在我们中国共产党的五十三条党章里面，一条也没有讲起党员分工以后怎么样，党员就都是党员。要说分工，个个党员都分了工，我们党内就没有一个不担任任何具体工作的“单纯党员”。是不是文化工作比别的工作高一等？这是“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士大夫观点，而不是我们的观点。我们认为凡是对群众、对革命有必要的工作，都同样有价值，做好了都同样有功劳。一定要问什么工作最必要，那末，只有说劳动最必要。这才合乎历史的实际。而劳动者恰恰就没有向党向社会要求过什么特殊化。如果一定要求特殊，这个要求是前进的还是后退的？这是后退的要求，这是要使先锋队的党员向党外老百姓看齐，使党向“各界联合会”看齐。我希望我们所有的同志，都不要有这种落后的要求。
同志们或者还要问，那末党为什么又说要照顾做文化工作的同志呢？我想，这不外是两个用意：一个是因为分工的特点。每种分工都有它的特点，用做文化工作的方法去做军事工作不行，用做军事工作的方法去做文化工作也不行。文化工作中个人活动要多一点，这在列宁的《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里面说得很好，如果不照顾到这一点是错的。还有一个用意是因为一部分文化工作同志现在存在着弱点。做文化工作的同志们过去大都是分散工作，受党的教育比较少，和工农兵的结合也很差，因此在思想意识上不免产生一些弱点。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要人家长期照顾，到处对人家讲，我有缺点你们要照顾呀！这就并不漂亮了。这是我要说的关于不要特殊的第一层。
这一层弄清楚了，接着就好解决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要不要遵守纪律？这个问题在大多数党员是容易解决的；在文化工作的同志中，过去就曾有过一些麻烦。但是如果我们的党员不是请客似的请来帮忙的，——这种客是请不得的，请来也是越帮越忙的，——那末，就要毫无例外地实行我们的党章第四十四条：“严格的遵守党的纪律为所有党员及各级党部之最高责任”。可否不要纪律呢？如果不要也可以，那就是毛主席讲的六个字：“亡党亡国亡头”，就一定不可避免。我们的党是一个战斗的党，我们在斗争中依靠的武器，唯一的就是纪律。你说机关枪也是我们的武器，但是我们的机关枪又是哪里来的？是由有纪律的党领导群众斗争得来的。并且越是有了机关枪，就愈要依靠纪律。一连人作战的时候，我要向这里冲，你要向那里冲，大家都不听连长的指挥，怎么能不打败仗呢？如果我们的党没有纪律，大家争论没有一个止境，我们怎么能有政治上组织上行动上的一致，怎么能不亡党亡国亡头呢！纪律有没有束缚性？我们的纪律基本上是自觉执行的，但是假如有一回有一个党员偏不自觉，那怎么办？那就得来一点束缚。是不是这一下就把我们的天才束缚住了？我说不会。我们的纪律只束缚那些非无产阶级的妨害革命的东西，就象游泳术对于游泳的人只束缚他不要淹死一样。真正的游泳家在水里是自由的，真正的革命家，在有纪律的革命工作中，也是自由的。
如果我们一定要革命，又一定要施展一些妨害革命的“天才”，那么对不起，就得束缚一些；如果不是这样，就决不会感到这是束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以及毛泽东同志，这些人我们都承认有天才，但是他们都是遵守纪律的模范。所以同志们对于这一条完全可以放心。
同志们过去对于纪律生活既然不很习惯，现在又要到前方到乡下去工作，那末，在遵守纪律的问题上有什么是需要特别注意的呢？我以为要特别注意真心的遵守和具体的遵守。所谓真心的遵守，就是要心口一致，言行一致。口头上说要遵守纪律并不难，我们要求的是会场上这样说，散了会私下里也是这样说，不但这样说，而且这样做。所谓具体的遵守，就是要在各种具体的情形下面来遵守。我们说要服从真理，服从革命，赞成的人一定是很多的；说要服从无产阶级，服从共产党，赞成的人也不少；再说要服从党中央，服从毛主席，这也还比较容易；但是说要服从支部，服从直接的上级，这就发生了困难。为什么？因为这种人只能抽象的遵守纪律，不能具体的遵守纪律。具体的遵守纪律，就一定要服从支部，服从直接的上级，即使上级的人比你弱，你也一定要服从。做不到这一步，我们的党就要垮台，因为假如谁都是觉得自己的本领强，自己的意见对，没有一个约束，结果就谁都服从自己，不服从别人，而党的统一就完全没有可能了。
第二个问题，文化工作同志要不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实际的政治？这个问题对大多数党员是不成问题的。做社会科学工作的同志，在纠正了教条主义倾向以后，一般也不成问题。而做文艺工作的同志中间，就一直有些不同的议论。有的说，做文艺工作可以不学这两项。有的说，学了反而妨碍文艺。也有的并不发议论，就是不学。但是我们的文艺工作，不是叫做革命的文艺工作吗？要判断我们的文艺工作究竟是不是革命的，合不合群众的需要，除了学习革命的理论和革命的实际，还有什么旁的办法？严格地说，任何文艺工作都是脱离不了政治的。譬如怎么写光明写黑暗的问题，就是一个政治性质的问题，也是文艺上的一个重要问题。不把这一类问题搞通，我们写出来的作品怎么能代表一个时代，怎么能代表这个时代的群众？这个道理，毛主席在去年文艺座谈会上曾经详细说过，我现在不多重复。我只补充一点，就是学习政治不但于作品有好处，于作家为人也有好处。政治可以使我们放开眼界，放大胸襟，可以使我们去一些小气，少一些伤感。我们有些同志，一高兴就是灵感，一不高兴就是伤感，这叫做感情用事。这样，事情固然搞不好，自己也很吃亏。我们是于人类解放的大事业的人，就算二十岁加入共产党，活到六十岁不过四十年，还要为一点小事情烦恼，不是太划不来了吗？现在同志们到实际工作里面去，这一点，关系更大。为要把工作做好，为要和一起工作的同志团结得好，都需要大家努力注意学习政治。
以上是讲不要特殊。现在再讲不要自大。这与前面讲的问题是有联系的。所以要特殊，就因为自大，要反对特殊，就要进一步反对自大。我不是说文艺工作同志都自大，但是确有一部分同志有这个毛病。毛病是从两处来的，一是对整个文艺工作有了不合事实的估计，一是对个人成就、才能有了不合事实的估计。这里要分别研究一下。
有些同志觉得自己过去写过很多文章，画过很多画，作过很多曲，演过很多戏，因此很值得骄傲一番。这是不是值得骄傲？我说丝毫值不得骄傲。如果做文艺工作是一个人的分工，那末他这门工作做得好，是他尽了份内应尽的责任，做得不好，就是失职，就是不及格。文艺工作的内容，无非是群众的生活和斗争，这些事情本身都是旁人做的，作家不过是将它们用文艺的形式表现出来，要是旁人不做，作家也就没有什么可表现。为什么表现实际，硬比实际做的更值得骄傲呢？而且天下的事情真是多得很，大得很，譬如革命，就是要使全人类翻一个身的大事，文艺家就是能把这件大事完全表现出来，他对于人类历史的作用也还是不能和革命本身相提并论，何况文艺家所表现的又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有些同志又觉得自己有许多读者，有许多群众，因此值得骄傲。这个想法适当不适当？我看也可以考虑。群众为什么欢迎一个作家？主要是因为他的作品能够反映他们的感情，所以一个革命的作家，一个和革命群众在一起的作家，自然就能够得到革命群众的欢迎。如果有人把这种关系绝对化，以为自己无论拿出什么作品来总是会有群众的，这就是一个很大的误解。不要说一个和群众走反对方向的作家，就是走同一方向，但是自己走慢了，落到群众后面去了，也会被群众所遗忘的。并且我们还要计算一下，现在我们多数文艺工作同志究竟有多少群众？应该承认，我们的读者还只是群众里的一个很小的部分，离开与广大群众相结合这一步还远得很。在这个时候就忙着骄傲自己有群众，这就更加有害了。
我们不要把文艺的地位一般的估计过高，同时对个人在文艺上的地位更不要估计过高。我们的文艺工作同志，是否都能很客观的估计自己呢？我看有些同志不见得能够如此。我们有些同志喜欢做“家”，人家恭维他们是“家”，他们不推，人家不恭维，还要急于抢着自称为“家”，久而久之，也就弄假成真起来，俨然有了个架子。这个架子是很不妙的，这是一个“包袱”，一个负担，背着它就不好往前进。我们的这些同志忽略了一个简单的真理：“小菜煮在锅里，味道闻在外面”。一个人的成就，要靠群众的判断和历史的考验，不是靠自称的。我们要口称不如上砰称，看自己的知识够了没有？没有呢！我们的年纪还轻，知识还少得很呢！我们名为共产党员，但是对于党的知识就不多。工人工作是怎样一回事，农民搞土地革命、搞农业生产是怎样一回事，现在八路军、新四军打仗又是怎样一回事，许多人都不十分了解。不但革命的知识，就是社会的知识也很少。我们同志有住在上海的，是不是知道上海呢？大家知道上海有交易所，但是证券交易所也好，纱布交易所也好，究竟是个什么情形，知道的人就少了。我听说茅盾写《子夜》，就跑了好久的交易所。但是许多同志不但不知道什么是交易所，就连在上海吃的大米是哪里来的，拉的大便是哪里去的，住了七、八年都不知道。所以我们的知识实在是很少的。同志们现在都很年轻，知识少，不能成“家”，这不奇怪，不可怕，可怕的就是现在不学习，不深入群众，自以为差不多，到了四、五十岁以后，还是现在这个样子，没有充分的知识，没有真正成熟的内容丰富的作品。这种自大的人，就因为不知道这个危险，所以自己不求进步，也不求旁人的帮助。他们最主张批评，最喜欢批评旁人，偏生最不喜欢旁人批评自己。表面上说几句“欢迎批评”的话有没有呢？是有的。每逢演戏，演前都有人出来说：“我们这个剧排演时间仓促，技术上比较差，希望同志们批评。”但是这类话是真的还是假的？我说有的是假的。你要真的批评起来，那就成了仇人。他们心里是只许人家说好的。这样，使人家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真正同志式的“是则是，非则非”的态度，既然没法拿出来，不如敬而远之了。我们现在就要提倡这种同志的态度，就要提倡自我批评。有些同志想，实行自我批评，这不要丧失自己的身分吗？恰恰相反，最不能实行自我批评的人，最自大的人，就最容易丧失自己的身分，自己的架子搭得越高，跌下来就越痛。斯大林说：“使布尔什维克有声有色的，不是骄傲而是谦逊。”我们共产党是一个照实际办事的党，是一个说老实话的党。我们做文艺工作的同志也应该照实际办事，能够说老实话，听老实话。这对于同志们自己，对于党，对于整个新文艺运动，都是有好处的，都是必要的。
我今天就讲这两点，因为是专讲缺点，又是实行同志态度，讲的话也许不很好听。但是我的意思是为同志们好，还是为同志们坏？这是大家一定能够弄清楚的。我讲的缺点也只是一部分同志的缺点，就是这部分同志，也有很多优点。头一条就是他们拥护光明，反对黑暗；拥护工农兵，反对侵略者，这是任何不革命或反革命的人所不能比拟的。他们的缺点也只是革命中的缺点，从旧社会带来的暂时的缺点，在革命队伍中一定能够很快克服的。我们的同志都是很聪明的人，这一回经过了整风，现在又到群众中去做实际工作，进步一定很快。如果我今天的话能够对同志们的进步有所帮助，那就是我最大的快乐了。
*这是陈云同志1943年3月29日在党的文艺工作者会议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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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 ——摘自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