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重新学习和认真研究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思想
冯牧
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共同召开的“毛泽东文艺思想讨论会”现在开始了。参加会议的有北京文艺界和学术界的将近一百位理论批评工作者和作家。我们会议的目的和主题，是共同研究如何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思想。这是一次学术讨论会，同时也是一次对毛泽东文艺思想进行重新学习、认真研究、深入探讨的会议。
我们的会议，是在这样的时刻召开的：再过不多几天，就是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的四十周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为一篇具有历史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光辉文献，是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思想的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这篇著作，系统地精辟地阐明了中国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方针、理论和政策，教育和启发了一代又一代的文艺工作者，在精神上武装了成千上万的革命文艺战士，使他们走上了深入火热斗争生活、和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合、使文艺为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的广阔道路。如果说，《讲话》的发表以及它和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广泛而深入的结合，把“五四”以来的中国革命文艺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时期，使中国革命文艺的创作和理论实践展现了一个崭新的面貌，我想是丝毫也不夸张的。《讲话》发表已经四十年了，它是抗日战争时期的理论思维和艺术思维的产物，因而在某些具体论点上自然不可能不受到一定历史条件所造成的局限，但是，这篇著作根据中国革命和中国文艺的实际状况所总结出来的一系列科学原则和基本原理，不但在历史上曾经起到了重大的无可取代的作用，就是在四十年后的今天，也仍然具有极其重要的、长远的指导意义。对《讲话》继续进行全面、深入、实事求是的学习和研究，现在是、将来也必将是中国文艺界和理论界的一项不可忽视和不可缺少的重要课题。
我们的会议，又是在这样的时刻召开的：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则已经作出了全面的精确的评价，完成了一项重大的历史任务。这个重大历史任务的完成，以及近年来小平同志、耀邦同志等中央领导同志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的文艺工作所发表的许多讲话和论述，都为我们进一步学习和理解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思想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和指导原则。毛泽东文艺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这个会议的任务，就是要对作为毛泽东思想重要部分的毛泽东文艺思想进行一次再学习、再研究、再探讨。我很同意胡乔木同志的意见：关于毛泽东文艺思想这个题目的内容很丰富，它不仅包括毛泽东同志历年来所发表的大量的关于文艺工作和文艺理论的论述和著作，同时也应当包括对于毛泽东同志全部革命生涯中所作过的文艺创作和其他方面的文艺活动进行广泛的考察，就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对这项工作现在可能还没有真正开始。我们应当把这项工作当作一项重要任务提到我们的工作日程上来。但是，一个重要的事实是，作为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革命运动的同时，始终不渝地对于文艺问题给予了密切的重视和直接的关注，写作和发表了大量的有关革命文艺工作的指导性的论著，如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新民主主义论》、《反对党八股》、《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这些著作，总结了我国革命文艺运动的实践，概括了党领导文艺的经验，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些著作以及毛泽东同志其他一些关于文艺工作的正确论述，已经构成了一个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文艺实践相结合的关于革命文艺工作的方针、理论和政策的思想体系。这个被我们称作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体系，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促进着影响着我国无产阶级文学艺术运动的成长和发展。不久前，我们回顾和学习了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所作的一些讲话和论述，清楚地看到了两个事实：第一，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思想的基本观念，早在三十年代就开始形成了；第二，把这些讲话、论述和毛泽东同志后来的很多论著相比，可以明显地看出，他对于文艺问题的看法是在随着历史的前进而在不断地丰富和发展的。他的许多有关文艺问题的重要论著，就是他和他的战友们在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中国革命文艺工作实际相结合的思想结晶。对于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思想的这些根本精神和科学原理，我们必须坚持，永远坚持。对于它的由于历史局限和其他种种原因造成的某些不够科学、不尽确切的方面，我们不能重蹈覆辙。我们学习和研究毛泽东文艺思想，还要根据我们丰富的历史经验和新的历史条件，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和研究当前出现的新情况，回答和解决当前出现的新问题，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思想。有些人由于毛泽东同志关于文艺的论述中存在着某些不科学的论断，就妄图否定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科学原则和基本原理，否定它对于我们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重要意义，当然是极端错误的。而那些至今仍然坚持字字照办、“句句是真理”、否认毛泽东思想也象马克思主义一样，必须通过实践不断向前发展的人，他们的态度和观点，从根本上也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胡乔木同志指出，要“把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思想同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科学地结合起来”，这是完全正确的。顺理成章的是：我们还要把毛泽东文艺思想和我们当前的社会主义文艺工作、文艺创作的实践科学地结合起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也是检验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思想的唯一标准。我认为，只有这样，我们对于伟大的毛泽东文艺思想才能做到：一要坚持，二要发展。
我们希望这个会能够开成一个有一定的学术水平和良好的学风的会议。要达到这一点，就要做到自觉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时也应当模范地贯彻双百方针。如果不能真正做到百家争鸣，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不能真正实行“三不主义”，要想开好这个会议，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诚挚地向与会的同志们提出几点希望：第一，我们应当有追求真理和坚持真理的勇气和精神，要勇于肯定和坚持正确的思想，也要勇于批评和抛弃错误的思想，没有这种勇气和精神，是不可能把毛泽东文艺思想坚持下去和推向前进的。第二，我们应当力求做到理论联系实际，用毛泽东文艺思想密切地联系我们的文艺工作、文艺创作、文艺理论的实际。同时力求做到把坚定的革命原则精神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结合起来。第三，我们希望这个会开成一个思想活跃，同时又是亲密团结的会议。我们希望每个发言的同志都能表现出那种作为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之一的实事求是、与人为善、平等相待的好的学风和文风。
（这是作者在中国文联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召开的“毛泽东文艺思想讨论会”开始时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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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得与失的思索
——回顾影片《西安事变》的创作
郑重
四十五年前，在古城西安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四十五年后，党的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这次事变作了如下结论：“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发动的西安事变以及我们党促成的这次事变的和平解决，对推动国共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
记得，当初朋友们听说我准备搞关于西安事变的创作后，支持者不能说没有，但不少同行表示惊诧、摇头，担心之一就是“满台国民党，你怎么处理？”有些事情今天看来已经不是什么问题了，但事情发生在1977年初，党的三中全会还没开，“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也还记忆犹新，我自然地想到一位朋友写过一个解放×城市的戏，因为管道具的同志在敌军司令部墙上斜挂了一张蒋介石的像，就这一点便成了很大的罪状，“文化大革命”中几乎被弄得家破人亡。就在我畏难、苦恼和举棋不定的时候，许多参加过事变的老同志给了热情的鼓励和支持，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室的同志为我打开了存放有关事变史料的专柜。于是，面对着浩繁、零乱、甚至还互相矛盾的原始史料，惶恐忐忑的心情反而安定了下来。这是因为，事物确实有个现象和本质的问题。从现象上看，西安事变发生的时间是1936年；地点在古城西安；直接发动者是国民党营垒内部的张学良和杨虎城。如果我们的认识到此为止，由于事变本身情节离奇惊险，充满了传奇性色彩，也可以写出引人入胜的戏来，但却写不出历史的真实，弄不好还会掩盖历史，甚至造成对于历史的严重歪曲。同行们的担心是有一定道理的。
但是，历史本身的丰富性和深刻性诱发我没有就此却步，通过进一步的分析和研究发现了：西安事变不是偶然和孤立的现象。虽然具体时间是1936年，但它应当是百年以来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前仆后继的历史继续；地点虽然是在古城西安，但它的政治背景却远远超越国界，延伸到世界多种政治力量的分化、组合和斗争。具体到事变的直接发动者，孤立地看来是张学良杨虎城二位将军，但深入追溯一步就会发现，推动和促成这次事变的决定性力量，是不愿作亡国奴的中华儿女，是代表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这里没有丝毫贬低张、杨二位将军历史功绩的成分，历史的进程确系如此：1935年8、9月份，张学良由武汉行营西进，是坚决执行“攘外必先安内”错误政策的。曾几何时，他自己由衷地感叹：“在‘剿共’战场上，我的部队实际上不听我指挥了。”曾几何时，他被我党统一战线政策所感召，亲自驾着飞机到延安，秘密会晤周恩来同志。历史就是这么一步一步走过来，一直走到1936年的12月12日。以上是不是认识上的“飞跃”还不敢说，但由此我却清醒了：以历史题材进行创作，首要的是历史真实。所谓历史真实，绝不是历史史料的摘抄和堆砌，也不是历史事件和过程的简单重复，而是指历史的内在联系和本质规律的再现。如果不是停留在事变的“外相”描绘，而是努力揭示事物的内在联系和本质规律，如果不是孤立地把事变看作是张、杨二位将军个人的、偶然的行为，而是努力将促成这次事变的真正原因和力量展现出来，这样，即使是“满台国民党”，又有什么“不好处理”？
以上是侧重于对历史事件的认识和总体把握。
但戏剧创作的中心是塑造人物。只有通过生动而具体的历史人物，才能推动情节，才能展开矛盾，才能使历史变成一幕能够活动起来的戏。实践证明，恰恰是在人物塑造方面，《西安事变》的创作是值得引起深深思索的。影片放映以来，不少观众被张学良、杨虎城二位将军的爱国热忱和牺牲精神所感动，不少观众为我党以民族大局为重，不为一己之利的胸襟和气度所教育。就连对于地主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蒋介石的塑造，观众也感到了很大的兴趣。而相形之下，对我党领袖的形象描绘，比起张、杨及敌方人物来，则显得外在、拘谨，从而导致最终逊色。一位评论家还以我党领袖集中的窑洞这场戏为例，指出“处理失之平板，气氛过于安静，人物缺乏激情”。看来多是表导演的问题，实则是文学本没能在复杂、尖锐的冲突矛盾中，去发现和挖掘人物具有魅力、内涵丰富的独特性格，没有通过深入地观察与思考，提炼出最能反映人物思想感情的情节与细节。作为“遗憾的艺术”的电影，摄制完成后已经无能为力了，但出自总结经验，有必要通过回顾认真思索一下，人物塑造方面的得与失究竟出自什么原因？
众所周知，1936年12月12日凌晨，当华清池的枪声打响以后，蒋介石是闻声而起，越墙而过的。为了仓皇逃命，丢了假牙，掉了鞋子，赤着双脚跌跌绊绊爬上骊山，在一个岩洞中龟缩起来。特别是被士兵搜获以后，惊恐万状，丑态百出，在耍猴卖肥皂般的“接官号”声中，哆哆嗦嗦被拖上了去西安的汽车。总之，作为历史的真实，此时此刻的堂堂委员长，一失过去肃然伟岸的气势，变成了一副地道的小丑和无赖形象。从艺术真实角度考虑，要不要如实反映？如实反映后会带来什么效果？权衡再三，决定舍弃，目的在于腾出篇幅来，着力从政治角度上来塑造他。张学良身上同样舍弃了许多东西。如史料所载，作为爱国将领的张学良，从青年时代就在寻求救国道路了。为了维护民族统一，他曾力排众议，积极“易帜”；为了团结抗日，也曾代蒋受过，忍辱下野。但他毕竟是旧军人，由于阶级的局限，到意大利后竟然寻找了一条只有法西斯才能救中国的道路。因而回国以后组织“四维学会”，拥戴蒋介石作法西斯头子，忠实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作为历史真实，此时此刻的张学良，受蒋介石的蛊惑是很深的。但从艺术真实的角度考察，要不要如实反映？考虑结果，最后也是舍弃了。取与舍本来是典型化过程中的正常手段，但具体到这里列举的舍弃，却另有文章。前者是积极的，是一种创作，因而艺术上收到了预期效果；而后者则是消极的，纯属某种考虑的回避。黑格尔曾讲述：“纯粹光明和纯粹黑暗一样，在这里什么都看不到”。设想一下，张学良由积极“剿共”，到接受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由拥戴蒋介石作法西斯头子，到临潼兵谏捉蒋介石，促成和推动这个转化的决定性力量何在？这不恰恰是塑造我党和我党领袖的最好时机！遗憾的是，由于这样的回避，不仅对塑造张学良不利，重要的是展现我党思想和领袖形象的最好条件也失去了。
当然，我党领袖形象塑造不大成功的原因，主要还是在作者自身的局限。评论家们说得中肯，问题不在于领袖在影片中是否应占据主角地位，也不在于影片中是否为他们提供更多的篇幅，“问题在于，创作思想上还没有完全摆脱某些条条框框的束缚”。面对着评论家的批评，我反复思索，明确意识到的条条框框似乎还有回旋余地（尽管回旋结果最后还是无路可走），可恶而且尤其可怕的是，典型化过程中往往出现某些下意识的作为。道理很简单，因为多少年来我们走熟了这样一条路子，一涉及正面人物，特别是塑造领袖，就必须高瞻远瞩，就自然地用正确来教育他人。能够高瞻远瞩教育他人当然是伟大，但伟大只此一种吗？不耻下问，倾听他人意见，特别是作为无产阶级政治家敢于倾听并接受对立阶级人物的意见，从某种意义上看来，岂不更能闪现夺目光彩？岂不更能使人们感到可信、可亲和可敬！
总之，通过创作历程的回顾，我深深地感到：象西安事变这样题材，只有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今天方能闻世。如果影片还有一些可取，那是三中全会以后党所倡导的思想解放运动的结果。至于不足和失误，有创作者的思想和艺术功力问题，也有非创作因素的干扰。但主要的是自身思想还没能完全回到马列主义轨道上来，一种形而上学的习惯势力，已经在思想和行动中变成顽固的惰性力量了——是为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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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居伦城的黄皮鞋及其它
——祝贺《贵妇还乡》的演出
黄永玉
还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我有过一册单行本的《老妇还乡》（即《贵妇还乡》），东藏西放，鬼使神差，居然还留在身边。
看看这个剧本，第一次几乎是毛骨悚然。剧中的女主人公简直是一个十足复仇的女魔！记得法国诗人拉玛尔丁写的一本小说《葛莱齐拉》中的一句话：“我一个人得罪你，你却向全世界报复！”
最近听说英格列褒曼和格里高列（百万英镑主角，饰伊尔）也演了这个戏。很精彩，只是我不满意他们把结局改变了。伊尔不死，老妇良心发现，给了钱，还饶了伊尔的命。这算什么呢？老太婆变成了伟大的救世主。
对于谁也不清楚的老妇荣归故里，居伦全城的人是充满着幻想的。尤其是那位当年的风流后生伊尔，还美滋滋地等着跟发了大财的老情人重温旧梦。并且大着胆子承担起挽救居伦全城经济命运的重任来。
四十年的怨毒，老太婆还乡远不是这么田园牧歌式的风情。可怜而的确缺过德的伊尔却蒙在欢乐的鼓里。开始，连听到要他命的话也以为是老太婆高贵的风趣和玩笑。
以市长为首的全城显要都行动起来了。安排了欢迎仪式，动员了所有民心。搜罗丰富的原始材料，加以渲染润饰，于是一篇情文并茂的欢迎词完成了。欢迎词中提到老太婆当年行侠仗义，扶贫济困的善行，申发出今天辉煌成就的因果关系。同时又找到老太婆的父亲原是个工程师的资料，以致不能不提到居伦市今后要加强保护的重点文物——她父亲设计的车站公共厕所。
欢迎会上，市长真的把这些掌故和盘托出了。老太婆听了并不高兴，也不反感。她说，偷土豆给一个贫苦无告的苦婆子，不过是要借用她的床跟伊尔睡觉。至于厕所，她小时候常常爬到屋顶向上厕所的人扔石头。……
答词如此之坦率，显示了老太婆不单富有，而且诚实。
诚实，是的。在旧社会和资本主义世界，穷人的诚实有什么价值？病、饿，是用不着诚实都瞧得见的。即使百分之百的诚实，他能从富人的心眼里冀求得到同情和帮助？
对于有力量的老妇说来，诚实的价值就无可限量了。她几乎是什么时候高兴就什么时候诚实，“从心所欲，不逾矩”，“矩”是属于她家的。她不怕人不信，不怕没人欣赏。她明白随时随地都有人在侍候，渴望着表现对她的忠诚，迎接她的诚实。
老妇说过，这次回到居伦是为了求得“公道”。实质上她是来要伊尔的命。方式只不过是要文斗而不要武斗。
话说得软糯糯，而来势很凶。那么坦率，那么一针见血，几乎使居伦城上流阶层不及掩耳。但说是毫无准备也不尽然，因为他们经常挂在口上的仁义道德的词汇是随叫随到，呼之即来的。
于是市长和全体上流人士斩钉截铁地拒绝老妇用十亿元交换伊尔生命的这笔肮脏交易。
如果这部戏从头到尾都那么坚决，屹立在正义巅峰之上，那么，这个戏还有什么看头呢？
老太婆是深知思想转变要有个过程的，她早已明白最后的赢家属于自己，所以她说：“我可以等待。”她有的是时间，这是谁都明白的。
她知道慢慢向她走来的变化，她指挥若定，她坐在矛盾之上驾御矛盾，她把幸福和灾难当筹码玩，她不急，她游山玩水，结婚又离婚……
可怕的时刻开始了。伊尔的铺子里开始有人赊账，口味颇高，要好酒好烟，且不考虑如何还钱。
突然，大家都穿上了时新的黄皮鞋。
一边穿着黄皮鞋，一边安慰伊尔说：你害怕完全是多余而且没有必要，穿一双黄皮鞋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是不是？
最后，伊尔的儿子弄到一部新汽车，伊尔明白，大势去矣！
没有伊尔，居伦城不会毁灭；没有伊尔，居伦城也不会重生。这就是小城的历史。
老太婆告诉伊尔，在一个什么岛上为他建造了一座规模宏大的陵墓，让他在全世界最美的环境里长眠。对于这种精心布置的恐惧感，伊尔倒显得从容起来，这不能不归功于“大脑皮层抑制”的本能。可怜的伊尔在一阵阵高呼维护正义的口号声中被活活扼杀……
自然，故事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金钱的威力。许多文学巨匠都象少男少女世代重复爱情语言一样，重复着金钱这个社会发展的焦点。德莱塞，巴尔扎克，左拉……
这个《贵妇还乡》的狡猾的作者迪伦马特，他重新调整了一下二十世纪下半个世纪的口味。他精心炮制一种带肉馅的包子。把金钱只作为包子的表皮，让人尝尝他亲手调制的“混合着新的道德观和风俗观”以人肉为馅的包子新产品。
记得一个不太好笑的笑话。有位探险家在蛮荒地区考察时遇到一群野人，他问他们是否改变了吃人肉的习惯？野人回答说：当然，我们改用西餐的刀叉吃人肉了。
这何曾是野人的笑话呢？吃人肉在世界各地是不停地转换着方式的。用刀叉吃人肉，不正是资本主义制度的风尚吗？新的历史时期中，那些居伦城所有的子民们被老太婆耍弄得多么淋漓尽致啊！简直把追索伊尔性命的使命都弄得微不足道了。有如吃狗肉时，把狗骨头扔给狗吃。真正的悲剧在于狗们吃的正是自己同胞的骨头。因此，主角既不是金钱也不是伊尔，而是那一群热心啃着狗骨头的狗们——居伦城道貌岸然的市长先生为首以及周围的高贵绅士和淑女们。这真是一场悲剧。
当听到蓝天野同志要组排《贵妇还乡》的消息时，我由衷的高兴，而且自告奋勇愿意报名参加舞台设计和招贴画的工作。可惜我到澳大利亚访问而错过了机会。回国之后，一切都接近完成，舞台设计是独具匠心的，很见出现实主义功力的深度，与导演的运筹得到周密的配合。演出的盛况证明了他们的成功。（附图片）
话剧《贵妇还乡》中的老太婆克莱尔
话剧《贵妇还乡》中的伊尔
速写作者 黄永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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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出版动态
《赵树理评传》出版
《赵树理评传》（作者黄修己）已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一本较为全面系统地评述赵树理及其作品的专著，对读者了解赵树理的一生，理解他的创作，颇有帮助。
《评传》以赵树理的生活和创作经历为经，以他的作品为纬，分五章，详细地描述了赵树理历尽坎坷，成长为优秀的“人民作家”，直至十年动乱中被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含恨去世的一生，分析评价了赵树理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兼及赵树理的理论主张等。全书材料丰富翔实，论证较为细致，且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评传》在评述赵树理的一生及其创作时，没有就事论事，局限于其人其作，而是追本溯源，把作家及其作品放在历史的长河里来认识，探讨他的出现、成长、成熟的多种因素，评价其作品在文学史上的特殊意义。在充分肯定赵树理成就的同时，作者结合具体历史条件，也指出并分析了赵树理在深入生活、文艺思想、创作实践方面的局限与不足，透过他的成就和长处、局限和缺点，作者对一九四二年后新文学发展的经验、教训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和见解。
这本书没有某些评传的通病，即往往侧重于作家经历、作品思想内容的叙述，对作品艺术特色、作家个人风格的论述则比较简略。《评传》不然，它既有对赵树理生活、创作轨迹的勾勒，又有对其作品较深入的研究，做到了传中有评，评中有传。特别是最后一章“历史贡献及局限”，专就赵树理作品的现实主义、乡土风味、大众风格、结构、语言、人物描写等方面的特点进行了具体的论证。
《评传》夹叙夹议，写得很朴实，作者似与读者交流心得体会，读来有亲切之感。
（邹午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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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出版动态
《一九八一年短篇小说选》出版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的《一九八一年短篇小说选》已经问世。这本选集收入的三十五篇作品，不仅创作题材广泛，艺术风格多样，而且许多作品洋溢着高昂的革命激情和强烈的时代精神。
随着农村经济政策的落实，我国农村正在发生着历史性的转折。选集中描写农村生活的作品，突出反映了这个特点。高晓声的《水东流》、王润滋的《内当家》、赵本夫的《卖驴》、周克芹的《山月不知心里事》、张一弓的《黑娃照相》、何士光的《喜悦》、韩少功的《风吹唢呐声》、郑九蝉的《能媳妇》、王吉呈的《女御史》和浩然的《机灵鬼》等，通过人物内心世界的深入剖析和人物思想性格的细腻刻画，真实生动地反映了新形势给农村带来的新变化，以及广大农民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新的追求和憧憬。
选集中反映社会生活变化的作品，还涉及我国政治生活的各个领域。迟松年的《普通老百姓》，生动地描写了吴副专员如何从不肯退休到辞官为民的曲折复杂的思想斗争过程。简嘉的《女炊事班长》，为我们展示了部队生活的新画面，热情地赞颂了战士生活中的积极向上的力量。航鹰的《金鹿儿》，在商业战线强调面向顾客、改进服务态度的今天，无疑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林斤澜的《头像》，从一个侧面歌颂了艺术家们的献身精神。反映青年生活的作品，选集收有陈建功的《飘逝的花头巾》、王海鸰的《她们的路》，温小钰的《宝贝》和艾克拜尔·米吉提的《哦，十五岁的哈丽黛哟》等。刘绍棠的《蛾眉》、李准的《王结实》和乌热尔图的《瞧啊，那片绿叶》，虽然都取材于十年动乱的生活，但却从不同的角度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批判了林彪、“四人帮”的法西斯专政给人们带来的灾难。
选集还收录了李赫的《芒果》、履彊的《杨桃树》、叶娓娜的《幺哥的婚事》和白洛的《赛马日》等四篇港台作家作品。它们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各阶层人民、特别是下层劳动人民的思想和愿望，具有相当的思想艺术质量，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一九八一年台湾、香港短篇小说创作的成就。（谢明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