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用经济办法促进企业的改组与联合
——常州市实行内部协作价格的经验
任涛 郑洪庆
在全国中等城市中，常州市是专业化协作发展快、经济效益好的一个先进 典型。常州市专业化协作搞得比较好，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在保持市场价格稳定的情况下，对经济联合体的部分产品实行了内部协作价格，比较合理地调节各方面的经济利益，有力地促进了企业改组联合的巩固与发展。
起因和做法
常州市实行内部协作价格，是在现行经济体制下企业发展专业化协作提出的客观要求。
六十年代初期，常州市在总结“大跃进”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确定了一条充分利用原有工业基础，组织“一条龙”大协作，加快城市经济发展的新路子。他们在发展农业机械专业化协作的过程中，最先组织起来的常州拖拉机“一条龙”遇到了一个突出的矛盾，即原由拖拉机厂制造的一些农机零部件转由协作单位供应，由于各零部件的市场价格不能变动等原因，外购零部件价格比自己制造要高出很多，对总装成本影响很大，出现了配件厂赢利、总装厂亏损的不合理现象，严重挫伤了总装厂的积极性。总装厂生产上不去，各个零配件厂的生产也被拖住，专业化协作的优势不但没有发挥出来，反而起了消极作用，难以继续维持下去。
这件事使常州市委的同志深刻地认识到，搞专业化协作，光从生产的角度考虑问题是很不够的，还必须正确调节各企业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坚持互惠互利原则，这样的联合才能有坚实的基础。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们采用了通过内部协作价格促进企业联合的经验。从1967年开始，拖拉机厂与其主要协作单位柴油机厂经过反复协商，首先试行了内部协作价格，规定凡供应拖拉机配套用的柴油机，售价一律打八折，即由公开牌价的1，000元／台，降为800元／台（后又降至720元）。加上管理的改善和批量增加等因素，当年每台手扶拖拉机的成本就从1966年的2，420元降至2，171元，销售价为2，500元，1970年拖拉机厂一举扭亏为盈，在首次交纳工商税后，还获110多万元的利润。
当时江苏省有关主管部门认为这样做会减少国家的财政收入，下通知予以制止。实际情况究竟怎样呢？常州市的同志们做了认真的分析和测算：如果单从一台柴油机着眼，由于内部协作价低于牌价，包含的利润自然要少一点，按销售额上交的工商税也会有所减少。但从整个“一条龙”着眼，柴油机上减少的利润和税金转移到了拖拉机厂，其中一部分变成拖拉机厂的利润上交国家，另一部分则抵补了原来国家财政对拖拉机厂的亏损补贴。这样算总账，国家财政收入不仅没有减少，相反，由于专业化协作大大提高了企业综合生产能力，增加了生产批量，降低了成本，从而也为增加财政收入开掘了新的源泉。经过实践，省里有关部门不仅撤销了原来阻止实行内部价格的通知，而且积极倡导常州市的这种做法。
目前，内部协作价格已经在常州市的各种经济联合体中得到推行并不断完善。他们根据企业资金利润率和成本利润率的不同情况，采取了不同的让利办法。一种是由利润率高的零部件厂向利润率低的总装厂适当让利；一种是由利润率高的成品厂向利润率低的原材料厂适当让利。
常州市在推行内部协作价格的过程中，十分注意处理好国家同企业的关系，总是在保证国家增收的基础上，适当调节企业之间利益的再分配。从整体来看，实行内部协作价格对国家和企业都是有利的，但如果管理工作跟不上去，也会出现国家财政在某些环节上减收的情况。为了防止这种现象的发生，常州市一方面加强国家、企业和个人利益三兼顾的思想教育，同时严格执行财经纪律，规定任何企业搞内部协作价格，必须经过市财政、税收、物价等部门联合进行审查和测算，并履行一定的报批手续。这样，就避免了推行内部协作价格可能出现的问题，使内部协作价格真正成为促进联合、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强有力的经济杠杆。考虑到目前国家财政体制的状况，常州市坚持了内外有别的原则，即内部协作价格只适用于联合体内部互相供应的配套产品，对外则坚持执行国家现行牌价。
实行内部协作价格是企业之间利益的再分配。在目前价格体系不合理而又不宜变动的情况下，通过协商，使联合体内部那些利润率偏高的企业向利润率偏低的企业适当让一点利，以达到利益均沾、共同发展的目的。对于那些因利润率偏高而得利较多的企业来说，开始阶段并不是很容易接受的。在这方面，常州市各级党组织做了许多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在具体制订协作价格时，又适当照顾原利润偏高的企业，使他们的资金利润率或成本利润率仍然要略高一点，做到自愿缔结合同，不是强加于人。由于内部协作价格不容易一次就订得很合理，在经过一段实践之后，还要从变化了的实际情况出发，作某些必要的调整。这样，就可以保证联合体内部的各个企业都能自觉自愿地去执行内部协作价格，推动联合体的发展。
效果和意义
常州市经过长时期的实践证明，对经济联合体的一部分产品实行内部协作价格，方向是正确的，效果是好的。
首先，它大大加快了专业化协作的发展进程和企业组织结构的合理化。当前，由于价格体系的不合理，普遍存在着零部件价格偏高，总装厂、成品厂无利可图，甚至发生亏损；或者原材料价格偏低，成品厂不经过自己主观的努力，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过高盈利，而这些盈利的相当一部分是由生产原材料的企业中转移过来的。这两种情况都会促使企业从局部利益出发，一方面不愿意增加原材料的生产，另一方面搞加工工业的却又想方设法向“小而全”、“大而全”的方向发展，这无疑是同发展社会化大生产、提高社会经济效益背道而驰的。当前，在整个价格体系尚不具备条件作全面调整的情况下，利用内部协作价格这种过渡办法，调节企业之间的利益分配，有利于推动企业摒弃自成体系、搞全能厂的落后组织形式，自觉地走专业化协作和联合的道路。如今，常州市基本上没有全能厂，整个工业生产组织程度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其次，可以充分发挥专业化协作的优势，迅速提高社会生产力。实行内部协作价格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由于价格严重背离价值给企业生产经营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促进企业把联合、改组和技术改造紧密结合起来，靠加大批量、减少消耗、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来增加盈利，从而有效地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专业化协作的优势，迅速提高了社会生产力。例如，早已建立“一条龙”协作关系的常州拖拉机厂和常州柴油机厂，当1967年实行内部协作价格后，生产发展速度大大加快了。手扶拖拉机产量由1966年的2，125台猛增到1981年的23，400台，提高了10倍多，单台成本在同一时期由2，420元降为1，807元，降低了25％。柴油机产量由1966年的6，425台增加到1981年的60，000台，提高了8倍多，单台成本在同一时期也从758元降至471元，降低38％。
生产的发展，经济效益的提高，企业上交的利润和税金成倍增加，不但对国家的贡献更大了，而且企业和职工的收入也相应增加了。
第三，实行内部协作价格，实际是利用价格杠杆来改变企业的盈利率，从而对企业的生产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由于这种调节只涉及企业之间的利润分配，不会影响市场价格，目前容易行得通，因而更具有现实意义，是用经济办法推进企业改组联合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措施。同时，由于内部协作价格同原价相比，一般更接近于生产价格（即平均成本＋资金平均利润率），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价格严重背离价值的现象，较为准确地反映了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常州市实行内部协作价格还是局部的，仅仅限于各种经济联合体之内。至于内部协作价格是否可以适用于经济联合体以外，大面积推广需要具备哪些条件，财政税收方面的改革如何配合，等等，还有待于进行深入的探索研究。但可以肯定，在现行价格体制不变的情况下，专业化协作和内部协作价格，两者是密不可分的。目前，当我们正在结合工业改组推进企业联合的形势下，从常州市实行内部协作价格的经验中，可以得到有益的启示，促使我们更加自觉地采取各种经济办法去解决企业的联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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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保证产品质量的一项有效措施
王国良 夏铮铮
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尤其是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都在推行一种“产品认证制”的办法，以保证产品质量，增强产品的竞争能力，减少重复检验，扩大商品流通和对外贸易的能力，保护消费者利益。这项措施，经过数十年实施，取得明显效果，受到企业和消费者的普遍欢迎。现在已有近50个国家实行了这种“产品认证制”，并且有日益扩大之势。
“产品认证制”，是指经第三方（非厂方和买方）对有关产品的质量与有关工厂的生产水平进行公正的检验后，借助于合格证书或合格标志，确认和证明该企业能够生产符合规定的标准或技术条件的产品的一种办法或制度。这里所指的第三方，一般是指各国的标准化部门所建立的认证机构。认证的标准一般为国家标准。
“产品认证制”，一般分为强制性认证和非强制性认证两种形式。对于危及人民生命安全和健康的产品，依照国家有关法令采取强制性认证，经颁发安全标志后，方可在市场上出售。对于一般性产品，则采取自愿性办法进行认证，认证合格后，颁发合格证书或标志。产品经过认证合格后，允许佩戴认证标志在市场上流通，同时向用户和消费者公布。产品认证合格并发给证明和标志后，一般还要定期检查和不定期抽查，一旦发现质量下降，将视其情节轻重，予以警告直至吊销证明、罚款和追究法律责任。
经验证明，实行“产品认证制”的好处是很多的。
首先，能够维护消费者的利益。由于通过第三者比较客观地定期鉴定产品质量，能够有效地防止粗制滥造的产品在市场上流通。消费者见到有认证标志的产品，可放心去购买。
其次，能够促进产品质量的提高。制造厂要想获得“产品认证”，打开销路，受到消费者的欢迎，就必须在产品质量上狠下功夫。消费者选购产品，首先认“标志”，这对于未获得标志的产品，实际上是一种有力的批评和鞭策。
再次，有利于促进国际贸易交流。在国际贸易中实行这一制度，许多国家相互承认对方的认证产品，可以避免对产品质量的复检，有利于各国间商品交流。
最后，有利于推动标准化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实行这一制度，会促使产品的供需双方都认真地贯彻标准，维护标准，参加和关心标准的制定与修订，并提出许多标准化的新项目和建议。
总之，这种“产品认证制”，是保证产品质量的一项有效措施。当前，我国产品质量的监督管理工作还很薄弱，缺乏切实有效的措施和制度。人们往往可以看到大量的不合格产品充斥市场，给广大消费者带来不应有的损失。因此，很有必要有计划有步骤地采用
“产品认证制”，以提高产品质量，保障消费者利益。目前马上开展这项活动，在机构、资金、人员、检测手段以及标准的拟定等方面都存在不少困难，但我们相信，只要认真研究，逐步解决困难，这项工作是可以在不久的将来开展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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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近代史漫话》即将出版
《中国近代史漫话》是一本通俗历史读物。作者依据史实，生动具体地介绍了中国近代史上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及有关著名人物：如第一、二次鸦片战争，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以及林则徐、龚自珍、魏源、康有为、严复、谭嗣同和孙中山、黄兴、邹容、陈天华、秋瑾等等。本书大部分文章，曾刊载于《人民日报》一九八一年下半年开辟的“学点近代史”专栏。现应读者的要求，满足群众学习中国近代史的需要，由《人民日报》理论部编辑，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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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史学情报》出版
每年全国各报刊上的历史文章约有五千多篇，很难一一浏览。中国史学会《中国历史学年鉴》编辑部根据读者的要求，从一九八二年开始编辑《史学情报》，作为《中国历史学年鉴》的附册。
《史学情报》主要内容有史学文摘和动态，每年出四册。创刊号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张林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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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打开局面的关键在于干部
——学习《刘少奇选集》上卷札记
周志兴
1936年春，为加强北方局的领导，中共中央委派刘少奇主持党的北方局的工作。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残酷的屠杀政策和党内三次“左”倾错误，使我们党受到了极其严重的损失。这时的北方局，虽然保存了为数不多的党的干部和一些地方组织，也领导了“一二九”运动，但遵义会议和瓦窑堡会议后党的正确路线还没有为北方局的领导同志所了解，王明的“左”倾错误还束缚着这些同志。这就不可避免地压抑着党员的积极性，障碍着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执行，影响着在华北更大规模地掀起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少奇同志到北方局后，坚定地贯彻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做了大量艰苦的工作，很快就使华北党的工作和抗日救亡运动出现了崭新的面貌。
少奇同志是靠什么打开局面的呢？研究收入《刘少奇选集》上卷的这一时期的著作，我们可以看到，关键的一点，在于抓了干部问题。正如少奇同志所说：“一切工作，一切转变，都依靠我们的干部，因此干部问题是党内的中心问题。”（《刘少奇选集》上卷第69页。以下引文均引自《刘少奇选集》）
加强干部的思想教育
少奇同志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在干部中进行思想教育，使干部自觉地执行党的正确方针政策。当时，白区党内突出存在着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的倾向，宁“左”勿右已成为一些同志的痼疾。这是建立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要障碍。
少奇同志认为，党内这种“左”的倾向“从‘八七’会议以后的盲动主义就开始了，直至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很长的时期内，还没有肃清。因此，它深入在许多同志的思想中及党与群众的日常工作方式中，以至成为恶劣的传统习惯”。（第56页）转变这种传统习惯，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任务。但从当时的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看，这种转变又是刻不容缓的。少奇同志明确指出，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是目前党内的主要危险。要很好地完成党的任务，除了必须真正认识形势和党的方针政策外，“还必须着重地揭发与批评过去历史传统中的错误，必须在党内提出彻底转变全般工作的问题”。（第58页）怎样做到这种“彻底转变”？少奇同志指出：“同志们都应该学习，学习过去的经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第71页）同时少奇同志还通过具体工作来清除这种“左”的影响。当时群众中提出了“打倒卖国贼宋哲元”的口号，少奇同志和北方局的同志研究了宋哲元的情况和当时的形势，认为在全国抗日救国运动高涨的情况下，宋还是动摇的，并不甘愿当汉奸，还有转向抗日的可能。因此，动员群众把口号改为“拥护宋委员长抗日”。这样，从原则到具体工作都同“左”的错误进行斗争，并且在斗争中不断胜利，使党员和干部去掉了盲目性，有一个清醒的头脑，自觉地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
少奇同志看到，在党内一些干部中存在着严重的空谈主义，同样是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的一大障碍。一些同志不认真研究实际的情况，不进行实际的工作。他们认为把过去的口号取消了，换上新的口号，就算是彻底转变了。少奇同志告诫干部，绝不要空谈，不能把党的方针政策停留在口头上当作“圣经”来念，而要根据实际情况去工作。“总任务与总策略是一个，但一到实际工作上，各地方各部分就各有不同。我们的同志就要善于细心地去分析各地方各部分的特殊环境与条件，去决定在这个工厂、这个农村，在今天可以做什么？能够做什么？怎样做法？这些做好了，明天又做什么？”（第43页）
考查培养干部
重视正确地考查和培养干部，也是少奇同志在北方局工作时的一个特点。他指出：“我们要经常考查干部，要恰当分配各种干部的工作，给他们以能够胜任的任务，并在工作上帮助他们。”（第69页）依据什么标准来考查干部呢？少奇同志重申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标准：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而且没有自私自利、个人英雄主义等毛病。当然，这个标准是要经过努力才能达到的，因为有不少干部还存在着政治上的、思想上的、意识上的、能力上的各种缺点。少奇同志针对这种情况指出：“现在就是要将这样的干部改造成为具有足够高度水准的干部，不能毁坏他们。”（第69页）这么说是有所指的。王明推行的一套就是把打击下层组织、打击干部作为“推动工作”的唯一方法，而不进行教育与说服工作，压制了干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少奇同志对干部中存在的问题，注意分析历史的根源和环境的影响，不是轻易给干部扣上机会主义的帽子。党内一些干部之所以犯“左”的错误，少奇同志认为重要的原因是领导机关推行“左”的路线，使党内出现了这样不正常的现象：“把组织基础和工作弄塌台的、把群众和同盟者赶跑了的同志有奖，提升他的工作地位，派他去做更负责的工作；而那些在长期艰苦工作中谨慎将事的、把组织和工作创立起来的同志，倒少有不给他们戴‘和平发展’与‘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受到打击和撤销工作的处分。这就造成党内许多同志害怕犯右倾错误，故意表示左些的现象。结果是助长了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在党内的巩固和发展。”（第24页）少奇同志认为，造成这些现象的主要原因在领导机关，而对党的干部是在弄清原则是非的基础上加强教育的问题。
为了打开局面，“训练出大批的干部分配到各条战线上去，是党的中心工作”。（第69页）少奇同志指出，要培养有能力、有信仰、有发展前途的同志，给他们以更多的帮助和训练，爱护与提拔他们。当时，北方局采取了很多办法来培养干部，如办训练班，把上层领导机关的人员尽可能地分配到基层去，动员城市的工人、学生下乡去组织游击队，及时召开党的干部会议，交给他们任务，检查他们的工作，等等。在重视培养干部的同时，少奇同志又告诫说：“但新干部要经过一定阶段来提拔，不能照过去一样随便提得很高，这样反而使他无法工作”。（第69页）
健全党内民主生活
要使党有战斗力，使党员和干部的积极性得到发挥，必须健全党内的民主生活。对华北党组织来说，当时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扩大党内的民主。首先要使干部具有民主精神。少奇同志分析了一种自私自利的干部，这种人，“他要居人头上，而不肯居人下；他要求支配别人的特权，他自己不受别人支配；他可以随便批评打击辱骂别人，别人不能批评他；他要别人服从他的‘决议’，他自己可以不服从组织的决议；他认为别人破坏集中原则是犯纪律，他不承认他自己破坏民主原则也是犯纪律；他只图自己个人的发展，甚至为发展自己而去妨害别人的发展。”少奇同志说：“这是旧社会的思想在党内的残余，这是与民主精神相反的”。（第67—68页）他批判了这种态度，主张每一个干部都要用民主的精神改造自己并教育同志。
为了反对“左”倾错误在党内造成的命令主义与惩办主义，少奇同志尤其强调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平等的同志的关系。他告诫领导同志，不要在自己没有弄清楚的问题上教训别人，指导别人，与其对下级指导错了，不如不去指导。“对下面除非有完全的必要，应少采取指示与命令的方式，多采用提议、建议与讨论的方式。绝对的东西应该少一些，多留一些回旋的余地。”（第42—43页）过去在思想斗争中随便去打击同志，加同志以机会主义的大帽子，因同志发表不同的意见而随便撤销工作，是不对的。因为这样使许多同志有不同意见而不敢发表，掩盖了分歧，造成党内表面的一致，妨害了政治上、原则上、思想上真正的一致，反而会使对立加深。
少奇同志强调说，领导机关应当尊重每一个同志的意见和应有的权力，负责干部在党内不应有特权，不应斤斤于个人的领导地位，不应自高自大。应当服从多数，服从纪律，接受下级的批评，倾听同志的意见，用平等的态度对待同志，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普通的同志，大公无私地处理问题。
现在，是1982年的初夏，离开少奇同志到北方局工作时有四十六年了。我们党在经历了十年动乱之后，深刻地总结了经验教训，制定了符合我国国情的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我们的各项事业正在前进。但是，我们面临的任务是十分艰巨而复杂的。有了正确的方针政策，还必须有得力的干部去执行，才能发展好的形势，打开新的局面。然而，必须看到，有些干部的思想远远落后于形势的发展，对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任务，对党中央的决策没有真切的了解；有些干部还没有从“左”的错误影响中解脱出来；还有些干部只是口头上拥护党的方针政策，实际上并不理解，或者干脆顶住不办。研究少奇同志抓干部思想的转变和干部的培养以打开局面的经验，对于我们今天的工作是大有裨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