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春天的战斗——回忆苏家埠战役
徐深吉
今年5月8日，是苏家埠战役五十周年。
提起苏家埠战役，鄂豫皖苏区和红四方面军的老战士都记忆犹新，这是徐向前同志亲自指挥、“围点打援”以少胜多的大歼灭战，一次歼敌35，000人，在红军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徐总定妙计
1932年初，活跃在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已经取得了黄安战役、商潢战役的胜利。国民党反动派不甘心失败，蒋介石调兵遣将，准备从皖西向苏区发动新的“围剿”。当时，敌人在鄂豫皖根据地周围的兵力，已由十个师增加到十五个师，约10万余人，而我红军只有四个师，近3万人。从兵员数量上看，敌众我寡；从武器装备上比，敌强我弱。面对强敌，张国焘动摇了，不同意向皖西发起新的进攻。徐向前总指挥认真总结了红四方面军成立两个月以来在鄂东北、豫东南军事斗争的经验，坚持先打皖西之敌。陈昌浩政委看徐总胸有成竹，决心果断，就站在徐总一边。张国焘不得不收回自己的错误主张，同意徐总率师东进，消灭盘踞在大别山东麓淠河东岸的敌人，为彻底粉碎敌人对鄂豫皖苏区新的“围剿”创造条件。
3月的大别山，已是春光明媚、鸟语花香的季节。在独山镇，总指挥部召开了有师长、团长和地方独立团长参加的军事会议。徐向前同志主持了这次会议。他指出：苏家埠是敌人在皖西的前哨据点，岳盛暄四十六师一三八旅全部和一三六旅旅部带一个团驻苏家埠。敌以苏家埠为枢纽，沿淠河东岸的韩摆渡、青山店、马家庵，北迄六安城，南至霍山，总共部署了六个旅十二个团。我方面军总部的决心是：在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的支援掩护下，主力全部东渡淠河，从侧后包围苏家埠、韩摆渡和青山店，运用“围点打援”的战术消灭敌人。徐总强调，一定要将苏家埠的守敌，死死围困，防其突围，逼其投降。以“围点”为钓饵，把来自六安、霍山，以及合肥、蚌埠方向的援敌，引到陡拔河以东一举歼灭。
徐总的妙计，在方面军各部队传达后，指战员们热烈拥护，大家摩拳擦掌，严阵以待，准备杀敌立功。与此同时，皖西六安、霍山等地人民群众，也掀起了生产备战、支援红军的热潮。
人民的支援
徐向前同志率领红四方面军东进皖西，皖西北道区苏维埃指挥部政治部于3月21日专门下达了《为红军东下告群众书》，号召工农群众配合红军行动，打倒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和国民党军阀！
六安县委成立了“红军招待处”，各区、乡分别成立了“招待站”，具体负责红军的物资供应和战斗支援。
为迎接红军主力围困苏家埠，六安县三区和五区赤卫队，于3月20日夜间，打着灯笼火把，在两河口、老虎头，架起了九座毛竹浮桥。
六安、霍山县的独立团、赤卫军，直接配合红军作战，取得了很大成绩。活跃在各地的农民协会、少先队、童子团、妇女会等群众组织，分别担任了担架、运输、向导、站岗、搭桥铺路、救护伤员、慰劳红军、瓦解敌军、看押俘虏、协同作战等任务。
与此同时，我方面军总部率十师、十一师、七十三师，以迅速、隐蔽、突然的动作，渡过淠河，按照徐总的妙计，把红军主力部署在青山店、苏家埠、韩摆渡、六安城郊一线，牢牢地卡住了敌人的咽喉。敌人做梦也不会想到，红军已经神兵天降、森严壁垒。
围困苏家埠
3月21日晚，我七十三师二一八团扫除了青山店外围的敌人，将青山店之敌围住。22日上午，苏家埠之敌二个团增援青山店，我十师将其击退，跟踪追击，将苏家埠包围起来。我十一师继续向北急进，韩摆渡和马家庵之敌害怕被围，仓皇逃进六安城内，我十一师直逼城郊。
苏家埠西濒淠河，居民有一万多人，水陆交通比较方便，是六安西南的大集镇，皖西敌人重点防守的一个据点。整个苏家埠居高临下，易守难攻。守敌是两个旅部、三个步兵团、一个山炮团、一个手枪营、一个警卫营，共约6，000人。
23日，六安之敌两个团，向苏家埠攻击前进，企图解苏家埠守敌之围。当敌人刚刚进到苏家埠附近，被我十师、十一师各一部两面夹击，其中一个团窜入韩摆渡，被我十一师三十二团和六安独立团围住；另一个团大部被歼灭，残部窜进苏家埠。
3月31日，敌四十六师师长岳盛暄指挥六安四个团和霍山二个团，在飞机掩护下，分南北两路同时向韩摆渡、苏家埠和青山店方向进犯。敌师长岳盛暄亲自到六安城南十里铺督战。徐向前同志闻讯，来到前线指挥所。眼看着敌人浩浩荡荡已迫近我打援部队的阵地，枪声爆豆似的一阵紧似一阵，徐总命令担负围困任务的部队加强围困，防止敌人狗急跳墙，拚死突围；命令七十三师坚决消灭霍山来援之敌；命令十师二十九团和十一师打援部队，由南向北和由东向西，两面夹击消灭六安来犯的敌人。
反击开始之后，打得敌人蒙头转向。岳盛暄见势不妙，立即逃回六安县城。六安之敌一个团被歼，我生俘敌团长以下官兵数百人；敌一个团溃不成军，窜进韩摆渡；二个团逃回六安。霍山之敌被我七十三师击溃，歼敌200余人，青山店守敌冒险突围，一部被我歼灭，一部绕淠河窜进苏家埠。
担负“围点”的部队，在民工支援下，不断加修工事，把火力点、掩体和堑壕都连接起来，四通八达，部队活动自如，苏家埠敌人全部在我控制之下。
在加强军事围困的同时，组织了瓦解敌军的政治攻势，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苏家埠被我死死围困，已成孤岛，敌人的粮食越来越困难。六安、霍山之敌，多次与红军较量，已损兵折将，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岳盛暄率两个团守在六安城内，如惊弓之鸟，害怕被围，于是留下一个团守六安，自己率一个团至六安城东三十余里之金家桥，天天向国民党安徽省主席陈调元告急。陈调元智穷力竭，只好连连发电，向蒋介石告急求援。我方面军总指挥部判断，援敌可能从合肥方向来，决定除留少数部队继续围困苏家埠、韩摆渡据点外，把红军主力调集在六安城南、苏家埠以东之樊通桥和戚家桥地区，加强准备，待机歼敌。
打援出奇兵
4月下旬，蒋介石任命其嫡系第七师师长厉式鼎为皖西“剿共”总指挥，拼凑了十五个团的兵力共二万余人，分两路由合肥向苏家埠地区进犯。
张国焘见敌人来的兵力比较大，又产生了动摇，提出要撤出苏家埠、韩摆渡之围，放弃快要到手的胜利。
徐向前同志对敌人这一举动，早在预料之中。他认为，敌人虽然有十五个团的援兵，但其建制复杂，内部矛盾很多，除厉式鼎的第七师以外，各部都遭受过我军的严重打击，士气低落，而且又是远道而来。我军士气高昂，工事坚固，以逸待劳，等敌来攻，在运动中歼敌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我们手中。因此，主张坚决地打下去，夺取整个战役的胜利。
陈昌浩同志支持徐总的正确意见，同意打，反对撤，张国焘勉强收回了他的错误意见。
5月1日，正逢梅雨季节。早晨一起床，我们部队就全副武装，进入阵地待命。一会儿，我二一八团派出的巡逻部队，就与敌人援兵先头部队第七师十九旅接触，我二一八团部队紧紧“咬”住敌人，边打边退。打到黄昏，我二一八团部队安然退到陡拔河以西。敌人当晚未敢过河。
5月2日拂晓，敌十九旅冒雨渡过陡拔河，向我七十三师阵地疯狂进攻，当即遭到我军猛烈出击。敌人前进受挫，仓皇后撤。后面的敌人不知前面的情况，仍向西疾进。霎时，前退后拥，人踩马踏，阵势大乱。我军乘势勇猛冲杀，敌人只顾逃命，溃不成军，中弹落水者很多。敌十九旅大部被歼灭。河东的敌人见先头部队失利，慌忙抢占附近的高地顽抗，妄图稳住阵脚。我七十三师部队乘胜渡过陡拔河，展开猛烈攻击。徐向前同志指挥十一师主力和六安独立团，由六安城南向敌人右侧后包抄过来；十师主力由戚家桥向东敌人的左侧包围过去，敌人已陷入我包围之中。在纵横二十来里的广大地区，我们的部队横冲直闯，犹如虎踏羊群；敌人象没头的苍蝇，东奔西跑，丢盔弃甲。当天下午五点钟，战斗结束了。这场漂亮的打援歼灭战，前前后后才花了十多个小时。
活捉厉式鼎
5月3日上午，军部大院门前的空地上坐满了人，正在召开打援战斗的总结大会。我刚进会场，就听军首长问各团领导：“在俘虏中好好查一查，有没有抓到厉式鼎？”我们团洪美田团长问我说：“老徐，你们营冲在最前头，打乱了敌人指挥部，先查查你们那里有没有？”团长这一问，提醒了我，我想起九连曾抓住一个来历不明的“买卖人”。我把九连指导员张振才同志叫到跟前，他汇报了捉“买卖人”的经过：
昨天追击敌人的时候，九连截获了敌人的一个
“滑竿”，俘虏兵说是“总指挥坐的”，但不知道人到哪里去了。战士们继续向前追，发现一个穿便衣的人，正沿着田间小路向东走。战士们喝问：
“干什么的？”
“做买卖的。”
“这里在打仗，你和谁做买卖？”
“买卖人”被问住了，他支支吾吾说不清楚。张振才赶到仔细一看，这人是个富商阔少爷的打扮，但一副惊恐的狼狈相。张振才想：这人不是厉式鼎，也是个大官化装的。当时还要追逃敌，没有工夫细考问，就派人把他押送到后方看管起来。
听了张振才的汇报，洪团长马上派政治处敌工股长骑马去查问。半个多小时以后，敌工股长回来了，经过查问，那人果然就是厉式鼎。
过了一会，刘士奇政委在会上宣布：“敌皖西‘剿共’总指挥厉式鼎被我二一七团三营九连活捉了！”
说着，刘政委又拿起电话机向徐向前同志和陈昌浩同志报告了这一喜讯。
“活捉厉式鼎”的喜讯，传向四面八方……
欢庆大胜利
夜深了，徐总屋里的灯还亮着。苏家埠战役尚未结束，他又思索、酝酿下一个战斗了。
5月7日，我十师三十团捉到一个俘虏，经仔细审问，查明是敌人一个团长。我十师师长对他说：“告诉你们旅长，红军命令他投降，限定你明天上午十点出来答复，如果你不出来，12点我们就打！”
5月8日上午10点，那个团长没有出来，派人送来一封信，意思是：决定投降，12点后出来面谈。
下午2点多钟，敌一三六旅旅长王藩庆带领团以上军官，排着整齐的队伍，来到十师指挥所驻地——一座祠堂里。王宏坤师长代表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接受了敌人的投降，并宣布了四项规定。
下午4点钟，受降仪式在小飞机场举行。与此同时，被围困在韩摆渡之敌2，000余人，也缴械投降了。
苏家埠战役胜利了。我军以不足20，000人的兵力，在地方赤卫军和游击队的配合下，在一次战役中，经过48天的连续战斗，共计歼灭敌人35，000余人。俘虏敌总指挥厉式鼎和5个旅长、11个团长以下官兵20，000余人，缴获步枪12，000余支、机枪171挺、各种炮43门、电台4部，击落敌飞机一架，解放了淠河以东的广大地区。这是鄂豫皖红军建军以来，规模最大、缴获最多、代价最小、战果最好的一次空前的大胜利。
5月23日，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来电祝贺红四方面军苏家埠大捷，电报指出：苏家埠战役的胜利，“给予全国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革命运动以无限兴奋”。
今天，回忆苏家埠战役，我们更加深深地怀念为这次战役英勇献身的战友们、同志们！是他们以鲜血和生命浇开了这春天的花朵。先烈们的光辉业绩，象大别山的苍松翠柏，万古长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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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碧血洒龙华 红花遍神州
——忆罗亦农同志
李文宜
1928年4月21日，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著名的上海工人三次起义的领导者之一，罗亦农烈士被国民党反动派残酷杀害了。冬去春来，今年5月18日是亦农同志八十诞辰，可年仅二十六岁就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生命的罗亦农同志，他还是那样年轻、那样朝气勃勃地活在我的心里。
一、在长江局的时候
1927年7月，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汪精卫叛变后的武汉，当时乌云滚滚、阴风阵阵。国民党反动派杀气腾腾地从各级政府部门和国民党党部清除共产党员，我党的组织和群众组织被迫转入地下。就在这年7月17日，亦农同志从江西调来武汉，接替张太雷同志任湖北省委书记的职务。
大概是那年8月初的一天，我到省委机关向亦农同志汇报请示工作。我当时是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妇女部长，省妇女协会负实际责任的常委。亦农同志笑着对我说：你的具体工作待省委研究后再通知你。几天后，我接到通知，到汉口长江局工作。
亦农同志兼任长江局书记，伪姓赵。赵公馆常常请客打牌，借以掩护在这里召开的中央会议。我便扮做女主人的角色，在楼下客厅应付。常来“作客”的有瞿秋白、杨之华、罗迈等同志，王一飞、罗章龙等同志也来短期住过。在此我有幸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同志。亦农诙谐地向我介绍说：“他就是龙王”（意思是农民运动之王）。
亦农同志当时忙碌、劳累极了。开会接谈、下乡调查、布置工作、草拟工作计划和决议案……，不分白天夜晚，经常废寝忘食。我们朝夕相处，渐渐彼此了解了。他是湖南湘潭人，五四运动以后，受《新青年》、《独秀文存》等刊物传播的新思想影响，十七岁就离开家庭参加革命了。他告诉我：“我就穿件蓝布大褂，夹一把雨伞，一个人跑到上海去找陈独秀了，哈哈，真是妙不可言，真的。”
一天晚饭后，我陪他到长江堤边散步，在我追问下，他又对我讲起以后的事。他到上海后，就在陈独秀帮助下，在一个小报馆当校对，“边工边读”。他如饥似渴地读了许多新书籍。1920年他进外国语学社学习俄语，他和张太雷、俞秀松等同志组织并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4月，他经上海共产党小组介绍到苏联学习，同行的还有王一飞、任弼时、刘少奇、肖劲光等同志，1922年到1923年，同学中又增加了由法国去莫斯科的王若飞、陈延年、赵世炎、肖三等十二人。
以后我从王若飞同志那里得知：亦农在东方大学学习时，成绩很好。1921年他第一批加入共产党，是中共旅莫斯科支部书记。亦农在那时系统地钻研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1923年他留校当了教授，教中国班的唯物史观。
二、江轮上的谈话
1927年“八七”会议上，亦农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9月下旬党中央迁往上海后，撤销了长江局，亦农就调到上海工作，我也调到了上海。
11月4日，我们乘轮船离开了汉口。亦农和我在甲板上散步时，又对我谈起他回国后的情况。1925年3月他回国到上海，不久党中央调他到广东。那时广东是革命政治中心，中央决定由周恩来、谭平山、陈延年、鲍罗廷和他五人组成驻粤委员会，就地指导工作。同年10月，党中央在北平召开中央扩大会议，广东推选他代表粤区出席。会后他留在北平办党校。党校办起后，党中央又调他到上海担任江浙区委书记。
接着，他又向我谈起上海工人三次起义的经过。
上海是中国的经济中心，当时有几十万产业工人。第二次全国劳动代表大会宣言号召全国工人拥护广州国民政府北伐。党决定武装工人，组织纠察队，打垮军阀孙传芳统治势力，欢迎北伐国民革命军进上海。所以江浙区委工作的重点放在上海。亦农来到上海，首先着手恢复“五卅”运动后遭到反动派破坏的基层党组织和工会组织。他经常到工人群众中做思想教育工作，分析形势的发展变化，把握起义的条件和时机，提醒他们注意蒋介石到南昌后的变化。果然，1926年10月24日第一次工人武装起义，由于蒋介石密任的国民军司令部驻上海军事特派员钮永建在形势发生变化时封锁了消息，致使工人纠察队遭到孙传芳部队的镇压而失败了。
1927年2月党决定举行第二次武装起义。亦农同志担任了这次起义总指挥。但由于叛徒泄密，打乱了全套行动计划，第二次起义又失败了。
2月下旬，江浙区委召开了党员大会，决定积极准备第三次武装起义。中央同意了江浙区委的决定，并组织了特别委员会，指定亦农、恩来、世炎等八人为委员。周恩来同志担任了第三次起义的总指挥。1927年3月21日凌晨，上海总工会根据区党委的指令，发出了总同盟罢工令，上海市民代表会议立即举行紧急会议。会上亦农同志代表江浙区委，宣布于当天中午十二时举行全市总同盟罢工，并立即举行武装起义。
亦农同志谈到这里，眉飞色舞地对我说：“命令发出后不到两小时，我和秘书乘汽车到全市兜了一圈儿，看到八十万工人全都罢工了，妙不可言，哈哈。”
在党的领导下，英勇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经过了三十个小时的激战，终于胜利了。亦农同志被选为上海市临时政府委员。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党调恩来、亦农同志到武汉，参加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亦农同志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后他被派往江西，担任省委书记，约两个月后又调到湖北。
三、又到上海
经过三天航行，江轮抵沪。这对亦农同志来说，是又一次到上海了。
傍晚我们上岸，住在跑马场旁的新惠中旅社。第二天清早周恩来同志就来看亦农了。我们租赁到新闸路新闸里28号住宅，作为党中央组织局的机关。亦农同志参加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被选为政治局常委，兼组织局主任。
11月25日，亦农作为中央巡视员巡视两湖地区工作，又去了武汉。12月13日他离汉又回到上海。我那时报考了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有天晚上，他问我：“我们到农村去工作，你能吃苦吗？我原名罗觉，改名亦农，就是可以为工人服务，也可以为农民服务。”这些话，我当时都没有在意。直到有一次我为他抄稿，才发现他在武汉期间发生了问题。
原来在我们来沪之前，他10月从长沙回汉后，听到湖北省委决定立即举行武装起义，夺取武汉政权的汇报，就召开了长江局扩大会议，会上，通过了亦农起草的决议：继续深入教育和发动群众，聚集和扩大工农的阶级力量，加紧农村中土地革命的发展，为新的革命高潮到来准备条件，停止原计划在武汉三镇夺取政权的总罢工。不料，一些犯有急性病的同志向中央控告亦农和省委常委“临时畏缩不前”，“犯了极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要求中央彻底查究”。中央立即组织了特别委员会于12月9日到达武汉。特委宣布停止亦农同志中央巡视员职权，并代替省委召开了扩大会议，还取消了省委同志在扩大会上的发言权。亦农同志得不到申辩的机会，被强迫离汉回沪了。
中央在12月24日政治局会议上，听取了原告和被告双方的意见，确认亦农同志在湖北工作的政治指导是正确的，亦农同志仍然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组织局主任的工作。
问题解决后，也快过新年了，亦农同志心情舒畅，伏案写了几十张结婚请柬。元旦这天，秋白、之华，恩来、颖超，富春、蔡畅等同志，还有若飞及中央秘书处的同志们都来了。大家向我们贺喜，气氛十分活跃。王若飞同志还学着我的话说：
“胜会难再”。
新年后，我们就搬到戈登路的住宅里。亦农1928年2月10日又去汉口了，我就住进了学生宿舍。
四、永 别
1928年4月，亦农从汉口回沪。他每天忙于工作，住宅还没有找好，我只好又回校去了。
大约是4月8日那天，他为我叫了辆黄包车，付了车钱，我上车后回头望了他一眼。不料，这次一别竟成了永别……
4月15日，由于叛徒告密，亦农同志在一个中央接头的机关被捕了。党中央派同志通知我出校住旅馆参加营救工作。大约是4月18日，亦农被引渡到龙华监狱，21日下午二时便从容就义了。
第二天早晨，周恩来同志派人通知我搬出学校，住到王一知同志处，并亲自到那里看望我。几天后，党中央派同志备好棺木衣物等，随我又去了龙华坟地，把掩埋在一堆黄土下的亦农同志遗体抬到安徽会馆停放。后来，中央派人将亦农同志的棺木安葬在上海江湾第二公墓。上海沦陷后，日本将这里改建机场，亦农同志的遗骨就再也找不到了。
亦农在给我的遗嘱中说：“哲时，永别了，灵其有知将永远拥抱你，望你学我之所学以慰我。”我向党中央提出去莫斯科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中央批准了我的要求。
五十四年弹指而过了。我们的国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亦农同志为之献身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早已胜利完成了。我们社会主义的祖国，正在向四个现代化的伟大目标进军。亦农同志如英魂有知，一定又会为之放怀大笑了：“哈哈！真是妙不可言！”他那高大的身影、爽朗的笑声，他那机警而沉静的神情、热情而幽默的性格……将永远地、深深地珍藏在我的记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