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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革命回忆录
飞度关山的人——回忆王若飞同志
李培之口述 李小丁整理
（一）
我第一次见到王若飞，是在1925年夏天。当时，我在郑州搞工人运动。若飞作为中共北京区委（当时负责包括河南等数省的工作）的巡视员到了郑州，对我们的工作进行检查。当时他29岁。健壮的身体、炯炯的目光、豪爽耿直的性格和成熟的职业革命家的风度，深深地吸引了我。他的南方口音铿锵有力，浑身好象蕴藏着使不完的精力。他仔细地看了我负责编写的《工人周报》，在鼓励之后，也中肯地指出了一些不足之处。对于我这个参加工作不久的学生来说，的确获益非浅。和他接触的过程中，丝毫感觉不到上级的威严和留学生的盛气，只有亲切的关怀和热情的帮助。
若飞到河南来，除代表北京区委检查河南工作外，还负有根据中央指示筹建新的豫陕区委的使命，所以留在河南了。后来他就担任了新成立的豫陕区委的书记。这年秋天，我被派到卫辉（今汲县）去工作。不久，接到组织上的通知，让我到苏联中山大学去学习。于是我回到郑州与若飞结婚，婚后十几天就动身踏上前往苏联的旅程了。当时国内形势很好，我们又都年轻。虽是新婚久别，情绪倒还是非常高昂的。（二）
没有想到我到苏联后的几年里，国内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蒋介石叛变了革命，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又束缚了我们自己的手脚，共产党人遭到残酷的屠杀，革命的力量损失很大。但是党内仍然没有正确的领导，瞿秋白同志的“左”倾盲动主义一时又占了上风。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于1928年6月在莫斯科召开。若飞作为代表出席了大会。我作为翻译（因为有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参加）也参加了大会的工作。久别重逢，自然应该十分高兴。但是我们的心情却很沉重，与会的同志也都同样。中国革命受到这样严重的挫折，经验教训是什么？往后究竟应当怎样进行？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这次大会基本上解决了这些问题，虽然也还存在着不足之处。若飞在会上发了言，批评了陈独秀领导的错误，也批评了秋白同志。同时，就自己担任中央秘书长期间的工作，作了自我批评。在选举中央委员的时候，若飞曾提名陈独秀当候选人。所以有人认为若飞袒护陈独秀。会后担任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正副团长的瞿秋白和张国焘，都有这种看法。我当时由于几年没在国内，年轻又没有经验，对若飞也有疑虑。
会后，若飞留在莫斯科，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并担任驻农民国际的代表。这个工作事情不多，所以不久他就和我一起入列宁学院俄文班学习。我是从中山大学毕业后进入列宁学院的。
若飞进入列宁学院，还有一番曲折。入学考试的时候，当时在列宁学院学习的潘家辰代表瞿秋白到场，向考试委员会要求反映意见，于是考场上出现了下列对话：
潘家辰：他没有资格进这个学校，他和陈独秀的关系密切。
若飞： 我不否认我犯过错误。革命失败了，陈独秀要负主要责任，但我也不是没有责任。我不能象那些事后诸葛亮一样，把责任推给别人，好象自己一贯正确。请问你们在紧要关头提出过什么建议？不过也是跟着走罢了。我不但犯过右的错误，而且还犯过“左”的错误。我并不打算隐瞒这些。
主考人：好一位勇敢坚定的同志！
潘： 他当过陈独秀的秘书。
若飞： 我担任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秘书长，不是陈独秀个人的秘书。
主考人：这是另外一回事，您还有什么话要说？
若飞： 革命遭受如此重大的挫折，我的心情是非常沉痛的。但我相信我们党会接受经验教训，今后一定能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
主考人：您被录取了。
过了不几天，若飞碰到瞿秋白，就此事质问他。我记得当时他们两人是这样说的：
若飞： 你们这样对待我，难道我是反革命？
瞿秋白：那倒不是，你是忠于革命事业的。但你对陈独秀有感情，并且老认为革命失败似乎我们都应当和陈独秀一样地负责。
若飞： 我反对人们自封布尔什维克，反对事后诸葛亮。
瞿： 唉，你实际上是个忠诚的人。……
这两件事发生时我都在场，我看到包括反对他的人都承认他对革命的忠诚。这样我便消除了对他的疑虑。
我们就这样开始了三年同窗共读的生活。列宁学院是共产国际直接领导的一所高级党校。院长基里桑诺娃是一位参加过十月革命的老布尔什维克。她是著名的雅罗斯拉夫斯基（当时任联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的夫人。这所学校的学生，都是各国共产党选派来的。中国学生有十余人。在这里与我们先后同过学的有董必武、李立三、李维汉等同志。张国焘也曾来旁听过一个时期。我们所在的那个小班里只有我和若飞两个中国人，学校给了我们一间单独的屋子，这样我们就有很好的条件互相切磋。学校安排的课程与我在中山大学时差不多，有政治经济学、唯物辩证法、历史唯物论、列宁主义、联共党史和国际共运史等，只是内容深些，原著的分量较重。此外就是多了一门党的建设，而没有专门的俄语课。学校对于工厂、农村的生产实习以及返校后的书面总结，也是十分重视的。学校里的学习空气很浓厚。教师授课并不多，但安排的自修内容不少，因此学生多埋头在图书馆内读书。若飞是一个勤奋用功又善于思考的学生，他从自己几年国内斗争的经历中深切地感到进一步加强理论修养的重要性。他经常结合这一时期发生的事情，向我讲述学习理论的心得和体会。
可是我们的学习生活并不是一直这样平静度过的。国内国际斗争的风云也常常波及到我们。“六大”以后，张国焘也留在莫斯科工作，并且到列宁学院听课。他和若飞在许多问题上意见不一致。有一次课后两人在教室外的走廊里争吵起来，越吵越厉害。最后若飞大声地指着张国焘说：“你将来一定会当反革命的！”张国焘气急败坏，回去后马上向共产国际反映，说若飞和陈独秀关系密切，辱骂了他这个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共产国际主席团候补委员和中共代表团副团长。这件事后来在清党运动中还成为若飞的一个问题。
1929年底联共进行了清党运动。当时所有学生的组织关系都在学院支部局，所以我们也参加了这次运动。共产国际指定一个清党委员会主持列宁学院的清党。首先从领导和教职员工开始，后来逐步清到学生。若飞在这次运动中受到很大冲击。清党委员会的结论说他在担任中央秘书长期间赞同陈独秀的领导；在1927年11月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反对不让陈独秀参加这次会议；在“六大”上仍提名陈独秀当中央委员候选人；建议开除他的党籍。清党委员会的结论是征求了各国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领导的意见的。若飞与担任中共代表团副团长的张国焘关系恶劣，所以他借这次清党之机残酷地打击若飞。
若飞对这个结论不服，提出上诉。列宁学院支部局开会讨论他的上诉，会上基里桑诺娃发言说：“我同意并支持他上诉。他在我校学习期间表现很好，根据我们的了解，是个好同志。”于是支部通过了支持他上诉到共产国际。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因若飞的事受到牵连。清党委员会给我作的结论是：“其丈夫是陈独秀机会主义者，她划不清界限。建议给予警告处分。”我也提出了上诉，并也获得了支部局的通过。上诉的结果是都改变了原来清党委员会建议的处分，若飞变为严重警告，下放劳动；我的处分则取消了。这样若飞就到一家工厂去参加生产劳动。几个月后学校认为他工作得很好，便把他调回来了。这场风波遂告平息。
对这件事开始我颇想不通，觉得受了极大的委屈。若飞曾开导我说：“共产党人应当是最坚强的人。这点事算不了什么，真相一定会弄清的。”据我观察，他真的不把这件事当作很沉重的精神负担，一切生活悉如往常。他的这种风貌深深感染了我，不仅这次我因此顺利地通过了考验；而且以后每遇到类似困难，想到他当时泰然自若的态度，就受到极大的激励，使得自己的心情，能够平静下来。
1931年夏天，我们结束了在列宁学院的学习。他被派回绥远工作。这次分手前，我们都知道回国后会面临严酷的斗争，什么时候再见面是很难说的事。可是后来的事实竟比我们当时所想象到的还要严酷得多。（三）
1932年11月，我到了上海。从刘亚雄同志处知道了若飞回国后不久即被捕的消息。最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心中万分焦急。
次年我也被捕。出狱后失掉了组织关系，只得靠教书和翻译一些稿子维持生活。当时若飞的母亲、妹妹和几个舅父住在上海。我通过他们打听到若飞的消息，知道了舅父黄齐生老先生和堂弟王景任同志先后赶往绥远营救的情况。后来在若飞被判了二十五年徒刑之后，准许我们通信。我共接到他十几封来信，字里行间仍然充满着乐观的情绪，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真正宽广博大的胸怀。可惜这些信件最后在动乱中遗失了！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我觉得若飞可能快要出狱了。果然到了1937年初，传来了他在太原获释的好消息。我恨不得马上长出翅膀飞到太原去，因为我知道若飞一定是党营救出狱的，找到了若飞，也就同时找到了党。结果在若飞妹夫聂开一的帮助下，我真的如愿以偿。聂是中美航空公司的职员，他为我弄到了一张家属票，使我得以从上海直飞太原。
离别六年又劫后重逢，心情的激动是难于用笔墨形容的。若飞到机场接我，看见他清癯而又略显苍老的面庞，我难过得流出了眼泪。此后的几个月中，他一直饭量惊人，可见在坐牢期间肠胃欠了多少债。我还发现由于长期的单独监禁，他的语言能力丧失得很厉害。说一句话需要想半天，往往说出来还词不达意。记得有一次怀表壳打不开，他指着犹疑了许久，说：“这表的锅盖打不开。”直到很久以后，才慢慢地恢复过来。他原来急躁的脾气也变得温和了，我想大概也与这有关。
当时，阎锡山同意让共产党人帮他组织牺盟会，进行发动抗战的准备工作。薄一波同志当时领导这个工作。受党的委托，他把若飞从狱中营救了出来。若飞一出狱，马上积极投入到这场斗争中去。在若飞的鼓励和支持下虽然我的组织关系还没有恢复，也参加了他们的活动。牺盟会在太原办了一个军政训练班，我到那里讲过“帝国主义论”和“红军里的政治工作”。
1937年夏天，我和若飞一起离开太原，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到了延安。
这是若飞第一次踏上根据地的土地。他简直是欣喜若狂，对一切都十分感兴趣，什么都觉得新鲜，整天处在极度兴奋的状态里，到延安的第二天，他去见毛主席，回来后更是激动。他对我说：“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快活。”我也非常高兴，这次我们是真地回到家了，而且从此又可以战斗和生活在一起。
若飞开始在陕甘宁边区党委任宣传部长、统战部长，一年后被分配到八路军总政治部工作，后来又调到军委工作，担任副参谋长。若飞对这个工作觉得有些为难，找到毛主席说：“我从来没有做过军队工作，担任这个职务恐怕不行。”毛主席鼓励他说：“开始我也没搞过军事，后来不是也搞起来了吗？”就这样，他干了一个时期军委副参谋长的工作。最后又到中央党务研究室，在那里工作了比较长的一个时期。
若飞爱喝酒。在绥远坐狱期间，黄齐生老先生去探监，两人对酌。在监狱里纵谈天下事和身后事，使看守和难友们钦佩不止。在延安的时候，遇到知心朋友，他确实也有那种“相逢意气为君饮”的豪迈气概，往往是喝得不少的。
若飞对人一贯肝胆照人，以诚相待。无论是什么人，与他接触后，都会被他那颗真诚的赤子之心所感动。我觉得，他确实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没有私敌的人。
“七大”结束后，他高兴地对我说：“从《决议》和这次大会的选举看，‘六大’时我的态度不能算是错误。主席说我在‘六大’时采取的态度是正确的。”从此，十七年来的长期误解完全消除了。这以后直到他遇难，是他心情最舒畅的一个时期。
抗战胜利后，若飞作为中共和谈代表团的成员到了重庆。我于1945年11月也随后到达。在重庆期间，曾看到他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在谈判桌上，他言词犀利地揭露他们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驳斥他们的反共谬论。会外，他又为团结民主人士做了大量的工作。和他们进行广泛的接触，向他们生动地阐述了我党的政策主张，使党的影响更加扩大。同时也耐心地听取他们的意见，给许多人留下了非常难忘的印象。
1946年4月8日，我在沙坪坝机场送若飞返回延安。那天同机的有博古、叶挺、邓发诸同志和黄齐生老先生，因此送行的人很多，我们也没能说什么话。飞机徐徐升起，盘旋了几周，然后消失在山峦上方遥远的天际。若飞也就这样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若飞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献身，到今天已经过去三分之一个世纪还多了。但是三十多年来，我一直觉得前边有他的身影在行进，后面有他的目光在注视；一直觉得是在追随着他的事业，受着他热切而严格的督促。十年浩劫期间，受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我身陷囹圄。是他在监狱里英勇斗争的精神，鼓舞了我的斗志。
“文化革命”中，若飞的英灵也横遭诬陷。“叛徒”和“托陈分子”的帽子接踵而来，连在延安的陵墓亦受到破坏。可是这些究竟改变不了历史，改变不了党对他的结论。邓小平同志在1972年就曾毫无顾忌、直率地指出：“王若飞在狱中斗争很英勇，全党同志都知道。是党派薄一波同志把他营救出狱的，他不是叛徒。他没有参与陈独秀的托派活动，他不是托陈分子。”
我们结婚二十一年，去掉两度的长期别离，一起生活了十二年，正是中国古代所谓的一纪。在我到现在的一生里，占不到六分之一的时间。
在若飞已经是成熟的职业革命家时，我还只是一个参加革命不久的学生，认识上难免有差距，对他的思想和行动不是能完全理解的。所以自觉没有能力写一篇完整的回忆。但是在我垂暮之年，感到应该将我所知道的一些有关他的事情写出来，哪怕是很不全面，也可以让人们更好地了解他，并可借此以表达我对他的思念。（附图片）
1944年王若飞和李培之同志在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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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罗荣桓同志动员老干部休息的一件事
孙法善
1941年12月，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刻，我们党发出了“精兵简政”的指示。要求切实整顿各级组织机构，精简机关，充实连队，加强基层，提高效能，节约人力物力。
以罗荣桓同志任党委书记、政委的八路军一一五师，坚决贯彻了党中央的这一指示。当时，我在一一五师后勤部警卫连任指导员。我记得师部机关当时也比较庞大，但是经过动员教育，一道命令，七、八天里就精简了几百名干部。有的去开辟新区，有的下到连队，有的转到地方党和政府部门工作。广大干部以革命利益为重，愉快地服从了组织分配。
1943年春，我们住在山东省莒南县后湖子村。一天，上级通知我们连做好警卫工作，罗荣桓政委要给即将休息的干部作报告。第二天天气很好，罗荣桓同志来到一座茅草顶的礼堂。礼堂里前排坐着100多名即将休息的老同志，后排是后勤部机关干部。罗荣桓同志从国际国内形势，讲到“精兵简政”的重要性，要求年老体弱、身有病残的同志到地方去，能生产的搞生产，为根据地增加物质财富。
会议结束后，罗荣桓同志专门请那些即将休息的老同志吃了顿便饭，算是欢送。不过也就是三菜一汤，在当时已是不简单了。食堂里坐满了老同志，罗荣桓同志态度和蔼可亲，和大家拉起了家常。大家边说边吃，气氛很自然地活跃起来。
这时，罗荣桓同志问同桌的6位老干部，对组织上决定他们休息还有什么想法。他们都说坚决服从，但总觉得在部队好多年了，一下子离开有点舍不得。罗荣桓同志耐心地对他们说：目前山东根据地是发展了，群众也发动起来了，要多少兵有多少兵。但还由于各方面还相当困难，“兵”太多了，老百姓负担不起。“精兵简政”是克服困难的好办法。你们年龄大了，身体又不好，到地方可以搞生产，同样是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贡献！后来，这100多名老同志都愉快地服从了组织安排。
这件事一晃过去了四十年了。现在回想起罗荣桓同志当年的教导，以及那么多老干部的模范行动，仍然使我深受教育。
年龄不饶人，今年我也六十二岁了，健康状况愈来愈难以适应繁重的工作。现在党中央要求年老体弱的干部退居二线、三线，就是从这个客观实际出发的。
经过长期艰苦的革命战争，无数先烈为了共产主义事业牺牲了。作为一个幸存者，我是幸运的，但有时又感到心情是沉重的。我觉得，只有高尚才能减轻这沉重，这就需要无私，需要奉献。要做到这“高尚”、“无私”和“奉献”，我们老同志就必须接受两个任务：一是服从组织安排，叫当顾问就当顾问，叫休息就愉快休息；二是搞好传、帮、带，协助党组织把大批优秀的中青年干部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用实际行动负起我们老兵应尽的责任。
（本文作者是江苏省军区后勤部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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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来函照登
人民日报编辑部：
你报1982年3月25日第五版南新宙写的《白色恐怖下的南汉宸同志》的文章中，说李范一“是CC特务头子之一，他从南京带来一批特务……”等等，据我的记忆，这是根本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李范一早年参加过辛亥革命，同情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极为愤慨；对国民党独裁的统治深为不满。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他在湖北与我党合作，对党开展鄂中游击战争，给了支持和物资上的帮助。解放后，他热爱党和毛主席，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和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一、二、三、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燃料工业部副部长、石油工业部副部长等职务，于1976年4月30日在北京病逝。
我做为李范一的妻子，对他的历史是清楚的。为了对故夫李范一负责，对历史负责，特请人民日报编辑部对此涉及李范一的重大历史问题进行核实、查证和澄清。 致
敬礼 吴 瑛 1982．3．25编辑同志：
我所写的《白色恐怖下的南汉宸同志》一文（登在你报1982年3月25日五版）中，关于西安教育界驱逐李范一先生的一段内容，是当时我西安地下党的一些同志和杨虎城将军方面的有关人员对李范一先生的误会，说李范一先生“是CC特务头子之一”更是错误的。由于我写此文根据的材料不准确，又没有重新进行核实，以致造成这样的错误，我深感不安。特向李范一先生的家属致歉，并请报社予以更正。
南新宙 1982年3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