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4月26日人民日报 第7版

第7版()
专栏:

双桥〔短篇小说〕
徐慎
饭场上
俗话不俗:“好年盛景看腊月。”去年一进入腊月,我们村子就象旺火热锅炒豆豆——“嘣嘣叭叭”直爆冷门:五十岁的光棍汉石头大伯和马村的寡妇在街上扭着秧歌结婚;村东头来旺哥家抱回一台“戏匣子”,里边的“电人人”都是带彩的;村中街三边大叔牵回一匹高头大马,说是“蒙古纯种”,据村里老年人谈,过去财主家都没有这号马,只有日本的“太君”才有。于是村里人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三边太郎”。更热闹有趣的,是村里来了一老一少——父女俩说书的。从腊月初一开始,每家一晚,轮流包书:白天茶饭招待,晚上再拿出五块钱的书资。大伙点的书是《七郎八虎杨家将》,据说一个月才能说完。由于招待得好,说书老汉慷慨奉送两场:三十天的段子,二十八天结束。俺村恰好二十八户。从东到西,一家一晚,刚巧说到腊月二十八,不耽误双方过年。
每到夜晚,记工室里人头攒动,笑语哗哗。石头家的洞房没人听啦;来旺哥家那台带彩的“戏匣子”也没人看啦。本村的——甚至外村的人,都集中到这儿,支棱起耳朵听书。那父女俩说的也真好:老头手拉弦子,脚踏木鱼,节骨眼上,夹白夹议;女儿一手拿碟,一手执筷,歌喉婉转,敲打有致。每晚都要博得小伙子们的无数赞叹和老头老婆们的成串眼泪……
谁知,到了腊月二十八早上,住在村西头最末一家的榆木老汉突然宣布:他不能管说书的饭,也拿不出这五块钱的书资。
这真是大煞风景!他这一手,马上成为饭场上的头条新闻:
“水仙不开花——他又装蒜哩!”
“谁不知道他是今年咱村得粮、得钱最多的户!瞎叫苦!”
“人家攒钱盖楼哩!……”
“真是十个老财九个抠,还有一个当小偷。”……
饭场上爆发出一阵揶揄的笑声。
榆木老汉今年五十多岁了,整日埋头干活,不大说话。他是中农成份,解放后一直是村里的殷实富户。自1954年发生“老虎布袋”事件后,他算交上了厄运。每次运动都拿他作“典型”,说他“自私、落后、顽固、保守、脑袋瓜象榆木疙瘩(驻队干部语)。加之俺村没有地富,他正好顶缸。运动一来,不是批,便是斗,回回没有他的“好果子吃”。榆木老汉呢,从不向厄运低头。批归批,斗归斗,埋头干活仍照旧:你没收了自留地,他就开小片荒;你毁了小片荒,他就捏篓、编筐;你收了篓、砸了筐,他和外贸一联系,又养起洋鼠狼(貂)。总之,拿定主意为一家七口“鼻子底下那一横”奔忙。所以无论三年困难时期或是“割资本主义尾巴”最厉害的年月,他家也没有断过粮。这二年,他更是“如鱼得水,如牛得草,如猪得糠”(还是那位驻队干部语)。他的子女都已成人。他率领着一家人一头扎在责任田里,两头不见太阳。家庭副业也搞得好:鸡鸭成群,猪满圈,貂满箱;席子、篓子、筐子、草帽辫子堆满院子。不仅如此,政治上也给他平了反,当年批斗过他的干部向他道歉,今年还被评为“超产光荣户”,邀请他到公社参加表彰大会……
可榆木老汉生成是那种“牵着不走”的老脾性。宁肯在责任田里受累,也不去开会。
关于他不去参加表彰大会,村里人有两种议论:一种认为他患有“恐会症”,因为他孩子对人说过,他爹一听见敲钟浑身就发抖,怕把他的魂勾走(触及灵魂嘛!)。现在老汉是不是把这种光荣会当成批斗会了?第二种认为:老汉不去开会主要是感到不合算。因为在家编一天筐、捏一天篓,起码能赚三块多钱,去公社开会虽然管饭,一天还有一块二毛钱的误工补贴,但毕竟少拿一半。光荣归光荣,但老汉讲究的是实际……
由于他没去开会,他的光荣匾——装在玻璃镜框里的奖状,是队长给他捎回来的。按说他应该把奖状挂在堂屋里,他却叫老伴藏到了柜底,说什么“我挂着不配”。
有人说他攒钱盖楼,也不是捕风捉影。因为老汉最近经常出去赶集,已买回一些木料、几车石灰和几千砖头,正当花钱的时候,怎舍得拿出五块钱包一场书?
“可是,杨老将碰死李陵碑,他的尸骨尚在北国,焦赞、孟良还没盗回啊!”
“是呀,潘仁美还在朝中,拿不住奸臣咋煞戏呀?……”
“还有,今儿那父女俩上哪家吃饭呀?”
还好,有好几户愿意再包一场,出双份;可人们总觉得让榆木老汉这样捉弄一下,若不吭不哈,太窝囊,于是就有人问:“那个铁公鸡去听过书没有?”
意思很明显,只要他去听过一回,讹也得讹他一份书资。遗憾,都说没见他去听过。
听外村来听书的人说,每晚都碰见榆木老汉在村西头河滩上转悠。问他咋不听书,他摆摆手,说有大事。
“屁大事!还不是捕鱼捞虾,趁过年多弄点外快……”
“哈哈哈!”人们无可奈何地笑起来。
“算啦,算啦!他的钱象金豆一样在肋巴骨上串着,想取下来,还得动大手术。再说,出钱的事都是各家自愿,咱事先也没得他的同意。”小会计说,“这样吧,我现在就去喊人家到我家吃饭;至于书资,我建议从咱队公积金里支出……”
“好啊!”一片赞同声。因为这样总算从榆木老汉身上拔下一根毛来。
书场上
夜晚,记工室里倍加热闹。因为这是一场拿住奸臣的压轴书,凡来听过几次的人,都想听个究竟。三间大屋挤得没有一丝空隙。
说书桌旁,父女俩刚吃过晚饭,可能还喝了点酒,脸上红朴朴的,眼睛里闪着亢奋的光彩。
正要开场,榆木老汉跌跌撞撞地进屋来了,还直往前挤,经过之处,抗议、讽刺声声:
“踩住我的脚啦!”
“嗬,听白书的来啦!”……
榆木老汉挤到了桌前,把那顶戴了二十多年的破帽子一摘:“我、我、我……我说两句……”
咋,他还要发表演说?搞什么名堂哩?
“你省了吧!”一个名叫二狗子的年轻人打断了他:“你不说俺们也知道,你老‘困难’,管不起三顿饭,拿不出这五块钱……”
“你、你、你……”老汉好象受了侮辱一样,胡子撅着,混浊的黄眼珠直瞪着他!
“我咋啦?”二狗子理直气壮地说,“二十三晚上是我包的书,我可没打退堂鼓,虽然我是个赔产户!”
人们“哄”的一声都笑了。这一“军”把老汉“将”得够呛。
二狗子是个光棍汉,父母早亡,孤身一人。可他好吃懒做,不务正业;分的责任田,他没心种,任凭荒芜;整天在外边游荡……这次包书,本没打他的盘,可他知道后,把腰包一拍,口气挺硬:“隔门缝瞧不见吕洞宾——别小看仙人。咋?怕我拿不出这五块钱?不是吹的,钞票大大的有!”说着,拿出一叠10块头的新票子亮了亮。大伙都感到吃惊……
“你,你,你小子别猖狂!”老汉气得浑身哆嗦,声音发颤:“小、小、小虫飞过还有影,没、没、没有不透风的墙。你干的事,别、别、别以为……”
“我干啥坏事啦?”二狗子忽地站了起来:“我偷人家啦?抢人家啦?……”
队长一见两个人要干架,忙站出来,厉声地说:“二狗子,你给我坐下!”然后又向老汉说:“大叔,你轻易不来;这回来,我估计有点事,有啥事,只管说吧!不过简单一点,大伙还等着听书呢!”
老汉这才又结结巴巴地说:“我、我、我……我这心计存有半、半、半年多啦,我、我、我要修个后悔桥……”
“后悔桥?”
“啥叫‘后悔桥’?”
人们都用惊疑的目光望着他。
“咱、咱……咱村西那个河滩,一直说修桥,可是……”
人们这才明白了:村西面临汝水,人们出村,必须过河。夏天得趟水,冬天踩着河上的踏石过。早先肩挑人抬,还感不到修桥的必要;随着架子车的普及,愈来愈感到非修不可。修桥的事队里早酝酿过,可十多年来,过的是“红薯干是主粮,鸡屁股是银行”的日子,说归说,哪有力量!现在,当大伙都在“各奔前程”的时候,老汉竟提出修桥,实在出人意外。不过,为啥叫“后悔桥”呢?
“老、老少爷们……”老汉可能稳住了劲,说话不那么结巴了:“这、这两年,政府给我平反,干部给我道歉,还叫我参加表扬会,送我光荣匾……岂不知,越平我心里越翻腾,越道歉我心里越有歉,我不配受表扬,我没脸挂这光荣匾。那、那、那个‘老虎布袋’是千真万确的事,咋能一笔勾销呢?……”
啊,人们这才听出了端倪:1954年,合作化运动刚刚兴起。当时,老汉不愿入社,坚持单干;他摽着一股劲,暗中和社里竞赛。他黑汁白汗,八股套绳几乎拉断,结果产量仍低于合作社。他老不服气,就打肿脸充胖子,说每亩单产和社里一般平。那时正搞“三定”,就按他报的数定下了应交的公粮数。这时他才感到吃亏了。为了挽回“损失”,他在交公粮时装了一个“老虎布袋”,上半截是好麦,下半截是瘪麦。谁知粮库对单干户交的公粮检查得特别严,一下子露出了马脚。从此交上了厄运……
“我、我、我……”老汉激动起来:“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汤,给咱村抹了一脸黑。当时,人家要送咱村一面旗,缎子的哩,血红血红,我都见啦;就为我这事,这面旗送给别村啦!……现在说我这好、那好,好象我都对啦!唉,唉!不是那回事呀!……”
场子里静极了。静得连掉地下一根绣花针都能听到响声。人们都在沉思:这老汉有良心哩,陈芝麻烂谷子的事还那么认真,真象一棵老榆树,又干板、又正直……
“如今把我抬举得那么高,我知道这是党的宽大(原话如此)。”老汉充满感情地说:“人敬咱一尺,咱敬人一丈。这‘后悔桥’我是非修不可了。料,我也备啦;地方,我也查啦。不过料可能不够,我的钱确实花干啦。工嘛,还得请老少爷们帮帮忙……”
至此,“盖楼房”和“捕鱼捞虾”之谜完全揭开。人们都不由地责备着自己:天变地变形势变,为啥还拿一成不变的老眼光去看人呢?……
“好啊!”一片激动的赞扬声和鼓掌声。只有二狗子耷拉着头……
说书的父女俩听了老汉的话,也很感动。当场表示:今晚的书资不要,说公积金只能用到公事上,补贴给老汉修桥吧!于是,又是一阵掌声。
桥头上
过罢“破五”,桥便动工。全村男女老少除二狗子外,全都参加了。这二狗子也难怪:他自家的责任田都不去种,会来参加这种义务劳动?人们并不计较。
众人拾柴火焰高,不到七天,桥便修成。当然,公家和私人又补进去一些料。关于桥名,队长和小学的老师们商量了好几次,决定不用“后悔桥”,起了个文绉绉的名字:“迎新桥”。队长特别传达老师们的意见,说通过这座桥梁去迎接新的生活。反正老汉也不断文识字,人家说好,他也就心满意足了。
新桥落成之后,老汉搬了一把小椅子,坐在桥头上。名义上说是不让畜生过桥,糟蹋麦苗,实际上是在获得一种“精神上的享受”哩(小青年们语)!
谁知这回又猜错了。老汉守在桥头,是在等一个人哩!谁?二狗子。
新桥建成,二狗子两天没有露面。到第三天,他骑着一辆破自行车,从村里悠哉游哉地出来了。刚到桥头,老汉象当阳桥上的张翼德一样,大喝一声:“你给我下来!”
“咋?”二狗子脖子一拧。
“这是啥桥?”
“你说的,后悔桥呗!”
“是呀,你干的那些事,就不知道后悔?”
“我,我……你老人家咋和我对上象啦?”
“别嬉皮笑脸。”老汉瓮声瓮气地说,“那一晚人多,我不想揭你。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去年冬,我为了备料,哪个集没串过。有时,你前边走,我在后边跟。你小子用农药拌麦撒到外村场上让鸡吃,转回头再用低价收购死鸡,然后开膛到集上卖鲜鸡。不过,你小子还有点良心:把鸡肝脏都埋了……”
“大叔,别说啦,别说啦!……”二狗子眼睛向四下瞟着,求饶地说。
“说不说,就看你今后改的咋样!”老汉威严地说。“反正这桥你今儿个不能过。你老老实实脱了鞋,给我趟水——”
因为修了桥,河上的踏石没有了,只好趟水。
树怕剥皮,人怕揭短。由于把柄在老汉手里攥着,二狗子只好服服帖帖地脱了鞋,解嘲地说:
“趟就趟呗,我正想洗洗脚哩!”二狗子说着挽起裤腿扛起车,“哗哗啦啦”地过河去了。
“你小子听着:年轻时作了亏心事,到老年会后悔死的……”老汉又大声吆喝着。
“啊,啊!……”可能是刺骨的水冻的,也可能是触动了他什么,二狗子激灵灵打了一个寒颤,在河心愣怔住了片刻,才又向对岸趟去……
至此,老汉好象完成了任务——收兵回营。又一头埋进他家的责任田里了。
二狗子呢,不久也一头钻进了他的责任田里。人们都感到奇怪。
老汉在“惩罚”二狗子的第二天,就派自己的两个儿子帮二狗子犁田。二狗子一见,感动得泪人似的,直用自己的拳头擂自己的脑袋……
后来,二狗子对他的好朋友说,他怕过桥,离桥太远,心就“咚咚”直跳。虽然他也知道老汉不再守在桥头,可他还是胆战心惊。自从他认真地往地里干活以后,这种心跳病才好了。你说神吧!
有啥神,老汉在他和他的心上又搭起了一座桥——不过无形罢了!
〔题花作者 上:吴云悌 下:丁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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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乡下来信
江波
去年冬天一个满天飘着雪花的下午,我接到生产队的老梁寄来的信。他用一张大红纸工工整整、密密麻麻地写着他家一年丰收的喜讯。这不象一封信,倒象是一份报捷的喜报。可以看得出,老梁写信的心情是很振奋的,似乎有一种按捺不住的高兴劲头。信中说,他家承包的50亩耕地,全年打了1.5万斤粮食,加上自留地的收获,共产粮两万斤。除了上交粮食5,000斤和留下足够的口粮外,剩下的余粮都卖了钱,存到了国家银行里。“上交粮食5,000斤”这句话下边,老梁还特意用浓笔粗粗地划了几个圆圈,说明这是他年初就设想的交售计划。计划虽然完成了,但并不使他满意,他说从报纸上看到,全国各地都有不少社员交售粮食超过万斤,对国家作出了较大的贡献,相比之下,他的交售数字就显得太小了。他表示,下一年决心再使一把劲,把交售粮食的数字提高到万斤以上。在信的最后,老梁还邀请我于下一年秋后,无论如何到他家看看,他要准备几瓶好酒,和我一起共度胜利。
其实,我和老梁相识不过七八个月。但他已是我新结交的比较知心的农民朋友。
是去年春天,由于工作需要,我到农村转了一圈。当时天气正旱,已经破土长出地面的麦苗,都一块块地叶子发黄,形状憔悴。农民心情不安,盼望下一场春雨。这一天,吃过晚饭,我怀着和农民同样焦虑的心绪,跑到村边散步。走出村口,见两个农民站在那里争论,声音很大,话语很急,就象炒爆豆似的。我赶前几步,凑拢过去,听见其中一个大声说道:
“你以为这还是前几年吗?现在不是吃大锅饭的时候了,谁劳得多就得的多,劳得少就得的少,不劳的就别想吃现成饭。再说,这几年,上边规定的道道,哪一条不符合咱农民的心意?哪一条不是为咱农民能过上好光景?你小子,磨洋工,不好好干,能对得起谁?”
说这话的人,有六十多岁,两鬓已经霜白,满脸布满刀刻一般深深的皱纹;不过,看上去,身子骨还结实,腰板挺得直直的。这老人说完话后,两眼直盯着对面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在等待他的回答。
那年轻人眨巴眨巴了眼睛说:“我不是不干,你急什么?你看,天这么旱,连一根云丝也没有。我是在等雨。下了雨再好好干。”
老人气得直跺脚:“这是屁话。难道去年不旱?咱队、咱社在大灾之年都丰收了,莫非都是等雨等来的?老天爷算个啥?有个好政策比什么都强。你小子,就是没有眼光,光知道靠天,天能靠得住?”
年轻人还是不服气,似乎是解释,又象是辩驳:“我不是眼光浅,看不清事理。我是说,天不下雨,人也没有精神。”他用手指了指眼前一块地里的春苗,接着又说:“你看,天一旱,苗都蔫了。人和庄稼一样,没有春雨,也蔫得不行了!”
年轻人这句话,好象火上喷油,把个老人惹得更加忿怒了。
老人用两只手,一左一右,同时拍着屁股说:“你这是胡说放屁,人和庄稼怎能一样?庄稼得不到春雨,不蔫也得蔫;可人早就得到春雨了,这几年年年下春雨,谁不夸赞党的政策好?春雨一浇,别人都是精神抖擞的;就是你,不管春雨咋浇,总是那么蔫,蔫得打不起精神来。这病根究竟在哪里?难道不该好好找找吗?”
听到这里,我的心里不禁一动:这话说得多好啊!里面包含多么深刻奥妙的道理。我不由得对这位老人仰面而视,肃然起敬。
这位老人是谁?我就近找到一个农民一打听,才知道这位老人是土改时期的一位老贫农,曾经领导当地农民闹过翻身斗争,在群众中威信很高。那农民还介绍说:“老人名叫梁国忠,人们都叫他老梁。和老梁拌嘴的年轻人是老梁的儿子,因为是长子,村里人都叫他梁大。这个梁大,生性懒惰,历来干活好磨蹭,常惹老梁生气。老梁为人忠厚,是个直性子,对人满和气,人缘也好,没人说不是。就是见不得他的这个儿子梁大。一看见梁大干活那个磨蹭劲儿,老梁的气就来了,脾气一暴躁起来,往往压不住火。今天又准是为了梁大干活磨蹭,父子俩又争吵起来。”
说来也怪,经他父子这么一吵,老天爷也开明了,第二天就下了一场春雨。此后一连几天,不断飘飘洒洒落着象筛子筛过一样的毛毛细雨。我借这个阴雨连绵,农民不能下地干活的机会,访问了老梁。
老梁有三间朝南坐北的大正房,屋里窗明几亮,打扫得干干净净。桌上摆着收音机、马蹄表、暖水瓶、茶壶茶杯,地上放着大立柜、写字台、缝纫机、自行车……其他家三货四也都一应俱全。
我说:“老梁,你的光景过得还不错呀!”
老梁回答说:“不错是不错。不过,不错也是这两年,前几年还不行。我不说你也知道,那几年吃大锅饭把人吃穷了,连肚子也塞不饱,根本谈不到光景好不好。同志,不瞒你说,前两年我还是‘三靠户’呢,自从去年队里实行了生产责任制,我才翻过身来。去年一年就摘掉了吃返销粮的帽子,还向国家卖了一点儿余粮。要说翻身,我算翻得快的,可以说是一步登天啊!”说到这里,老梁用手摸了摸长着花白胡子的下巴,显出一种很不自在的神情,说:“人穷,国家也穷呀!我应该向国家多卖一些余粮,可就是卖得少了一点。”
我问:“卖了多少斤?”
老梁说:“看不到眼里的那么一点点,只有1,800斤……”
不等老梁说完,我便插嘴说:“你头一年刚刚翻身嘛,这也不算少啦!”
老梁叹了一口气,耷拉下脑袋,面带愧色地说:“心里不好受呀!咱们的国家正在搞建设,到处都需要粮,需要钱。扶助国家,奔四化,人人都有一份责任。”他沉思了一会,抬头看着我说:“过去有人说,‘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没水小河干’。我看这话不全对。应该倒过来,‘小河有水大河满,小河没水大河干’。现在,咱们小河的水,一天比一天多,一天比一天满,能够忘记国家吗?叫我说,凡是有良心的中国人,都不应该忘本。”
老梁越说越激昂,说着说着,站起身来,满脸堆笑地对我说:“同志,你看我今年的吧!过去的事就不提了。你记住,我对国家是不会亏心的。”
这次谈话之后,我又抽空看望了老梁两次。据说在我走后,老梁全家还开过三次家庭座谈会,专门讨论老梁所说的“不亏心”问题。打这次告别,我因生病住了医院,就再也没有和老梁见过面……
双手捧着老梁的信,我仿佛看见:在那铺满冬雪的白茫茫的田野上,有长长的一大队马车,整整齐齐,浩浩荡荡,正拉着装满新粮的口袋,向国家粮库飞驰而去。那坐在第一辆车上,高高扬起鞭子,大声吆喝着牲口,率队前进的,不正是两鬓白霜、腰板硬朗的老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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