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怀张澜、沈钧儒先生
王志之
张澜先生字表方，四川南充人。我在成都上中学时就知道成都大学校长张表方先生是学识渊博而又有别于“五老七贤”的教育家。所谓“五老七贤”，记得有清末状元骆成骧以及翰林进士赵熙、颜楷、向楚、林思进……之流的功名中人物。这帮人物，形成了一种特殊阶层，代表着最顽固的封建文化的守旧势力。他们虽无官职，却颇受军阀官僚的推重，打出一种举世特有的旗号——“四川绅耆”。他们管得很宽，从个人琐事到国家大事，他们经常要发表意见。他们曾经以“四川绅耆”的名义致电英美各国，与康有为唱和，宣扬尊君尊孔，说“孔子之道，本于天”。公然提出：要“定孔教为国教”，“以孔子配享上帝”。我们的校长，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还要反对语体文，甚至不许我们读《古文观止》。每年春秋丁祭日，我们到文庙祀孔，必须行跪拜礼。据说：“跪拜大礼，华夏国粹，有膝不跪，此膝何用？”这时，我就听说，成都大学校长张表方是个“怪物”。怪就怪在他“离经叛道”，“攻乎异端”；因此引起了“五老七贤”的攻击，同时却得到了一般进步师生的敬仰。
全面抗战爆发后，我在成都中华女中教书，在党的领导下发展组织，同屈正中、康乃尔、徐邦贤等人在校内先后建立了教师支部和学生支部，同校内外的反共顽固派进行尖锐复杂的斗争。因形势的需要，我到东门外火柴厂拜访了景仰多年的张表方先生。当时，先生年近古稀，精神矍铄，侃侃而谈，久无倦意。我把抗战初期出版的一本长篇小说《抗战》送他，问他还能不能看这样小的字，他说：“看新五号字也不戴眼镜”。我感到意外惊喜，至今记忆犹新！由他的介绍，我先后邀请李公朴、沈钧儒到中华女中讲演。六十多岁的沈衡老充满诲人不倦的精神，他号召大家在他的讲演中大胆提意见，提问题。他讲了一个上午，学生也提出了一大堆问题。他仔细地一条条地看完以后，感到很兴奋，主动提出：下午同学生一道举行一次座谈会。中午就在学校吃了一顿便饭，没有休息，继续座谈。老幼欢聚一堂，畅谈天下大势。座谈会举行到将近黄昏，考虑到沈衡老已经整整劳累一天，不得不宣告结束。我要给沈衡老雇车，他却坚决不许，要我同他一道步行回去，他说：“安步当车，我们好谈话。”他的情绪非常激动，表现了一个高尚的教育家特有的情操。他说：“身在这些欣欣向荣的中华儿女中，自己也感到年轻了！看她们提的问题，都是有关人生、社会、国家、民族问题，这种精神面貌可以证明：中国不会亡！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真是难得的乐趣啊！”
1946年7月，国民党特务在昆明杀害李公朴、闻一多，张表方不顾个人安危，顶着恶浪挺身而出，在成都的一个电影院里召开“李、闻烈士追悼会”，他在讲演中痛斥特务的无耻暴行。他说：“李、闻烈士的血不会白流！民不畏死，死于国贼的屠刀下，死于正义的要求，死于为民请命，无比光荣！无比幸福！我要正告那些无法无天的杀人犯：你杀人越多，倒台越快！满清政府就是这样倒台的！洪宪皇帝也是这样倒台的！北洋军阀也是这样倒台的！日本帝国主义也是这样倒台的！……”他讲得义愤填膺，声泪俱下，全场激起了阵阵鼓掌声、怒吼声和哭泣声。
散会以后，这位群伦景仰的爱国老人被大家搀扶着走出会场时，一大批流氓聚集在门口滋生事端，公然提名叫姓用最下流的猥亵语言大声叫嚣。同时，一阵墨水瓶向他掷来，只见一阵阵的红蓝暴雨打在老人的头上、身上和群众簇拥着疾驰而去的黄包车上。
眼看着这幕丑剧，我实在忍无可忍，而又无可奈何，就对站在一旁的《成都快报》记者车辐慨叹道：“这种手段也太下流了！”次日，这个报详细登载了这条新闻，并刊出：某校长不胜感慨地说：“太下流了！”当时我是立达中学校长。
这年夏，我到重庆南温泉去走亲戚，我乘坐的长途汽车到站，在车门口正碰着沈衡老上车。我们匆匆交谈几句，车已开动，只听他在车窗上大声告诉：“我住在枣子南垭××号。”后来，我想去看望衡老，我的亲戚劝阻我说：“沈钧儒已被监视，他的住处一定布满了特务，你去看他，会带来难以想象的祸害的！”于是，我就望而却步了。
1949年我从香港来到解放后的北平，拜访了张表方先生，听他详述了上海解放前夕，他和罗隆基一道在国民党特务严密监视下，生命悬于俄顷之际，被地下党营救脱险的情况，令人惊心动魄，酷类天方奇谈。然而，这却是活生生的事实，极为生动而丰富的革命史！这些事实雄辩地说明了我们中国共产党同全国人民的患难情深、同一般民主人士的血肉关系！没有这个关系，就不可能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这是实践证明了的真理！
第8版()
专栏：
雨后
杨启璋
哗——哗，铺天盖地的暴雨，不停地泼撒下来，象天河决了口。村外公社的大鱼塘，大水漫过了坝堰。一群群去年放养的胖头鲢鱼，摆头甩尾，吐着水泡，顺着鱼塘溢出的水流，争先恐后地游进鱼塘附近一片地势低洼的玉米地里。
6月的雨，来得猛，去得也快，不消半个时辰，又现出朗朗的日头来。鱼塘的溢水一停止，玉米地里也就断了流。溜进来的鱼儿们进不得，退不得，在一个个小水坑里噼里啪啦地甩着尾巴。
一群放学的孩子沿小路朝这边跑来，火焰般的红领巾在白的、蓝的小布褂上闪烁。不知是谁，首先听到了玉米地里的声音。
“二牛，你听，谁在玉米地里？”
“该不是野物糟害粮食吧？”
“走，进去看看！”
稀里哗啦，孩子们钻进玉米地，“啊哈，胖头鱼跑到玉米地来啦。”
“多肥哪，一条至少有半斤！”
立即，他们把课本、练习本都集中装到两只书包里，拿空书包作网具，一个坑坑，一个洼洼的向胖头鱼进攻。
“黑子哥，我的书包满了！”
“快跑，当心把鱼干死，朝水塘里倒鱼时要轻点。”
一趟又一趟，一书包又一书包……闯进玉米地的胖头鲢鱼又在鱼塘里打开了水花。
雨后乡间的土路上，留下了一行行孩子们的小脚丫印儿，脚丫印儿里渗出了水，阳光下，亮晶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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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旧作两章
徐放一路上，风风雨雨，就好象是有意地在给行人增添旅愁，这天云开雾散正是万家灯火的时候我又到了涪州。* 呵当我们相依偎在城楼上一起讲洪水猛兽般的故事的情景你还记得与否？今夜也和那天晚上一样：四下里蛙声如鼓牛头山上，一弯新月如钩！
*三台，在四川省北部，古称涪州。抗战期间，为东北大学所在地。记重逢早在青少年我们就曾同过甘、共过苦论情谊，不知能有多深，几十年来奔奔波波，跌跌撞撞你为我，都担尽风险，耗尽精神。犹记当初许身为国我们有些言行，是何等英雄豪
迈？走死逃亡，蹲监坐狱在人生这条道路上可以说，已尝遍苦辛。如今重逢是在经过二十几年隔离和十年动乱之后，虽然只是一夕之聚却使人倍感情亲。呵既然相知又何须说，两鬓如霜，人已憔悴？在这人间世上最可贵的，毕竟还是坚贞！
一九八二年春天，改抄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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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受贿有方
杨良志
某官吏因贪污受贿而犯罪，赶上大赦免除刑罚。他于是发誓说：
“以后再接人钱财，手当生恶疮。”不久，有个打官司的人，给他送上一笔钱以求胜诉。这官吏想起自己的誓语，犹豫着不敢去接。一会儿，他想出了个办法说：“你既然这般地殷勤，那就先把钱放在我的靴筒里吧！”
这是《广笑府》上的一则笑话。欲壑难填，见利忘义，是那些贪官污吏的共同本质；自欺欺人，掩耳盗铃，是那些贪官污吏往往采用的手段。拿这一小段作镜子，可以活生生地照出今天社会上经济领域里许多罪犯的丑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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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文明的表和里
斯韧
一位在中国任教三年的美国教师，临回国前，颇有感触地说：“在美国，人与人交往、举止言谈，比中国人客气得多，但却无法象中国人那样互相之间能够真诚相见。”他以三年的实际感受，同素所深知的美国，就待人接物这个方面，作了由表及里的比较，得出的这个结论，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文明是通过人们的举止言行反映出来的，而人们的举止言行却并不一定完全能体现文明的本质。这位美国教师好就好在没有迷惑于表面现象，而透过现象对两种不同文明的本质有了较深刻的体会。我们有些人，特别是一些年轻人，缺乏生活阅历，观察问题时，往往容易停留于事物的表面，而忽略了它的实质，得出片面的结论。比如，最近有位青年同志和我谈起中央电视台正在播放的教学片《沙特林那计划》，对片子里的服务员、旅客、游客等相互之间彬彬有礼的举止赞不绝口，而对于同一部片子里的另外一些镜头：如给小费、索小费等，就未加联系的看，因而看不到这种迫于金钱关系下的彬彬有礼的文明的实质。而这正是美国人之间虽然很客气但并不真诚的根本原因。自然，这位美国教师所感受到的我们中国人的不够客气，应该说是一个严重的缺点。因为我们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真诚的同志式的关系，本来应该有更为文明的表现形式。但在实际生活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的服务员缺乏耐心热情的态度，我们一些同志相互之间缺乏应有的友爱互助精神和谦让的态度等。正是因为这些与社会主义文明本质不符，暂时落后的现象才使得那位青年同志产生了片面的看法。著名劳动模范张秉贵同志说得好：“我们提倡文明礼貌，不是在搞旧社会的俗套，新社会，我们翻身作了主人，地位变了，顾客正是通过我们的服务态度来认识咱们的社会主义文明的。”正因为有了这种思想，所以张秉贵同志能在二十七年间接待220万人次而从没红过一次脸，吵过一次架。他的满面笑容，给顾客传递着温暖。从这一点来看，在我国，人们互相交往，互相服务，就应该更亲密，更友好，更有礼貌，因为我们的文明正是体现了社会主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体现了具有崇高理想的人们的美好情操。
现在已有了良好的开端，愿精神文明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我相信，这位美国教师若干年后再来中国时，将会看到反映中国人民真挚情感的文明礼貌，已成为良好习惯，蔚成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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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花脸春秋
峻骧
十、十净九裘可喜可忧
粉碎“四人帮”以后，传统的花脸艺术又回到人民之中。山东省京剧团党委和方荣翔同志同时接到裘盛戎的夫人李玉英同志的来信：要荣翔来京接受老师生前留给他的宝贵遗产——那一袭戏衣。
在北京裘家的庭院里，李玉英同志眼含热泪，抚着那些当年随裘盛戎在舞台上争妍斗彩的“蟒”和“靠”说：“这份行头，渗透着你师父一生的心血，这是他根据多年的舞台经验，结合剧情，自己精心设计出来的心爱之物，今天我替他亲手交给你，总算实现了你师父生前的愿望和嘱托，也了却我多年的一桩心事。你要牢记你师父生前对你寄托的期望，发展你师父教给你的演唱技艺，为人民演好戏。”
方荣翔手捧老师遗珍，见物思人，热泪盈盈，他明白这几件戏衣的分量，发扬裘派铜锤艺术的重任就挑在自己肩上了。去年秋天，为了纪念裘师逝世十周年，在北京举行了三场纪念演出，方荣翔不辱师命，以他精湛的表演艺术，赢得了各界的好评。都说他把裘派艺术又推向一个新的境界。这三场演出，裘派传人吴玉璋、李欣、杨博森和盛戎之子裘少戎（裘明）登场表演了裘氏代表作。三天戏票一售而空。演出时，观众掌声频起。方荣翔、李欣、吴玉璋这些受过裘师教诲的爱徒，举手投足、行腔运气，深得乃师真传，自然受到观众欢迎，就是少戎，父亲去世时尚小，但他在演出《遇后》和《姚期》中的“万花亭”一折时，仍博得了满堂彩声！本来他在方荣翔、李欣等师兄之后，重演姚期，很难演唱得出色，但他那一句二黄原板“皇恩浩、调老臣，龙庭独往”唱罢，观众热烈鼓掌，纷纷说是“将门虎子”。裘少戎抖袖、捋髯，都似其父再生，因此深受裘迷们青睐。裘盛戎故去十年之后，裘派艺术依然如此深得人心，实在是可喜可贺之事。裘派铜锤所以受到内行外行一致喜爱，形成了十净九裘的喜人局面，关键在于裘氏处处从人物出发，善于扬长避短，充分发挥了抒情达理的演唱技巧。但任何事物都有两重性，在十净九裘的背后，我们却不能不为架子花脸和武花脸这些行当以及铜锤的其他流派担忧。艺术贵在创新，第一个用花朵形容美人的是天才，第二个就是庸才，当人人以花喻美时，那天才的创造者也在庸俗之海里淹没了。千人一腔总非好事。再说花脸本有四工：一曰铜锤，二曰架子，三曰武花，四曰摔打花脸。这部春秋，限于篇页，只谈前二工。其实武花和摔打花脸在京剧艺术整体中也是不可缺的重要行当。钱金福（1862—1942）就是演武花脸名垂艺史的。他演《落马湖》“水擒”中的李佩，穿厚底靴、插翎子，表现在水中泅泳搏斗，势若苍龙搅海，使观众觉得满台波涛澎湃。他一生辅佐许多名角，曾为梅兰芳、叶盛兰设计武打剑舞，深受敬重。现在许多青年演员，略有嗓子就奔铜锤，嗓子略逊则自暴自弃，不思如何避短扬长，更不肯在功架武打上下功夫。这不能不令人忧急。纵观一部花脸春秋，既可看到时代的变幻对于花脸艺术兴衰的影响，亦可看到一切卓越的艺术家都是在勇于创新后才彪炳后世的，万物同理，没有创造就没有人类的进步和光明。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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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年轻人（水彩画） 关维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