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4月17日人民日报 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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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记者来信

全国植棉模范唐纯银热切要求 减少劳模兼职和开会
全国植棉模范、湖南省安乡县安福公社松湖大队社员唐纯银,最近在省人大常委会开会时,因惦记着队里和试验地里的庄稼活,思绪不宁。
记者访问时,他皱着眉头说:我兼职多,开会多,外面跑得多,真是顾了这头顾不得那头!我身兼12个职务,省里2个,地区3个,县里5个,公社、大队各一个。主要的有:省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共常德地委委员、地区棉科所副所长、中共安乡县委委员,县人大常委会委员、县科协副主任、公社党委副书记、大队党支部书记。
唐纯银叹了口气说,兼的职务多,外出开会的时间势必多。近三年外出开会和工作的时间一年比一年增加。1979年外出时间不到100天,1980年增加到120多天,去年竟达220多天。试验地的棉花逐年减产,1979年亩产198斤,1980年184.5斤,1981年141斤。
他说:看来今年外出时间也少不了。他掏出日记本,让记者看他3月份的记事。3月2日外出到安全公社,7日动身到长沙开会,会后到汉寿县参观,16日回到队里,23日又接到来长沙开会的通知,24日从家里到安乡乘船前来长沙,开会当天凌晨1点赶到招待所。
话题转到他惦记着的事。他说,去年我因外出开会,队里和试验地里的棉花播种和治虫没有把好关。现在棉花地里有很多活要干。我越想越不安心。
唐纯银今年六十四岁,壮志不减当年。他说,除了种好棉花,还想带一批学徒,把植棉技术统统传授给他们。可是,他兼职多,会议多,担心这些打算不能实现。他热切的要求:减少劳模的兼职,大忙季节少参加些会!
本报记者 刘见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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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地处集市旁不卖议价菜
黎明四队被誉为“平价”菜队
据新华社银川4月15日电 宁夏吴忠县红旗公社黎明四队,地处县城旁边,与方圆百里内最大的农贸集市相距很近,出出进进拉运蔬菜经常要在赶集上市的人群中穿行。可是,这个队自1976年确定为蔬菜队以来,年年超额完成向国家交售蔬菜的任务,不管是淡季还是旺季,集体没有卖过一次议价菜。有人把他们称为集市边上的“平价”菜队。
黎明四队被称为“平价”菜队,是因为他们识大体、顾大局,队长丁良材把完成国家计划当作头一桩大事。今年正月,室外天寒地冻,草木凋零,黎明四队温室里的大葱却长得一片翠绿。一天,社员们正忙着挖葱交售,邻队一个社员来找队长买葱,出的价钱比国家牌价高一倍。队长不为金钱所动,坚持把鲜葱供应市场。
按政策规定,完成蔬菜交售计划后,生产队可以自销多余的菜。去年秋后,这个队生产的白菜除按计划交售了15万斤,又超额卖了15万斤。剩下的6万斤又大又实的“青麻叶”入了窖。整个冬天,大伙精心管护,及时剥除烂叶,一棵棵白菜又干净又新鲜,成为上等菜。元旦前,一些菜队纷纷装车外运自销,每斤比国家收购价高出一角钱。这时,四队也有人主张拉出去自己卖。但是,队长听说煤城石咀山市缺少蔬菜,县蔬菜公司要求他们支援,他们便把这批窖存白菜全部按平价调拨给石咀山市。
去年,黎明四队与国家签订的交售合同只有73万斤,而他们实际提供了平价商品菜116万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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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驻华山某部七连扑灭一场山火
保护风景区立新功
据新华社西安4月16日电 驻守在华山脚下的人民解放军某部七连指战员奋不顾身扑灭一场山火,为保护华山风景区立了新功。
西岳华山素以“奇险灵秀”闻名中外。4月8日(农历三月十五)是当地赶庙会的日子,各方游客如云。下午3时,华山峪口西侧的半山腰森林突然起火。
驻军某部七连74名干部战士看到火光,立即携带小锹,从一条陡峭峻险的山间小路手攀荆藤而上,不到半个小时就赶到800米高处的失火现场,有的挥锹铲沙压火,有的用树枝或脱下衣服扑打,与山火展开了搏斗。
由于气候干燥,加之四五级的东北风,熊熊烈火不断向森林纵深蔓延,情况十分危急。带队干部带头穿过烈火,由上而下扑打,切断火路。不少指战员的脸和手被烧伤了,坚持不下“火线”;有的被烟熏火烤得晕倒了,醒过来继续战斗。指战员的行动感染了游客,一些青年也不顾安危参加扑灭山火的战斗。
这场来势迅猛的山火,只用了半个多小时就被及时扑灭了,使华山游览区的各种树木、花草免遭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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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并非“危言耸听”
德民
偶翻旧书报,读到一些介绍旧中国“十里洋场”形形色色人物的调查资料。谈到有一种叫买办,又叫帮办的角色,是专门帮助外国资本家剥削中国人,自己从中发财的。
据载,当时外国银行收入和卖出的银票、金银,买办可以从每千两中提取1.25‰的手续费。区区1.25‰,看来算不得什么,它却是一笔比买办名义上的薪金高出10倍或几十倍的收入。上海汇丰银行第一任买办王槐山,原来是个小小的“庄伙”,当买办干得特别卖力,“汇丰银行获息无算,王亦骤富。”记仁洋行老板曾给买办阿吴明确规定:当一匹洋布的售价超过2两银子的时候,阿吴可有4钱佣金的收入。阿吴由此发迹。当时的政论家王韬称:
“沪地百货阗集,中外贸易惟凭通事(买办)一言”,“顷刻千金,赤手可得。”
当然,这已是往事。在社会主义的中国,买办这种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怪胎已经失去了存在的条件。但这种买办“遗风”,似乎尚未随着买办阶级的灭亡一起埋进棺材里去。请看:不久前报载某市有位电视机厂副厂长,为了占两台电视机和一些衣物的便宜,在向某港商订购电视机部件时,明知12英寸的电视机每台是57美元,他却以62美元的价格与该港商达成5,000台的协议。某省机械进出口公司副经理,在去意大利订购皮革机械时,竟向外商索贿5,000美元。在订合同时,他屈从外商,使国家多花大量外汇。这类人的嘴脸,哪有一点中国人的味道?
把这样的厂长、经理的索贿,联上王槐山、阿吴的发迹,似乎有点“危言耸听”。其实不然。他们的所作所为,确实有若干共同之处。只不过王槐山、阿吴当了买办而腰缠万贯,这几个人占的是不算太大的“小便宜”。岂不知外商的小便宜也是占不得的。外国资本家从来没有掏自己的钱袋慷慨施舍的习惯。一杯残羹的贿赂,只是受贿者用大量国家资财,以及自己的人格、国格为行贿者所摆宴席上的一点点剩余。而受贿者却吃了“人家”的嘴软,拿了“人家”的手软了。这手一软,国家利益的损失,往往是千百倍都打不住的。
随着开放政策的实行,我们同外商打交道将越来越多,买卖也将越做越大。这并不违背我们自力更生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原则。只要符合平等互利的原则,该让人家赚的钱还得让人家赚。问题是我们的头脑要清醒,要严格遵守法纪,决不做丧失国格人格的无耻之徒。一旦发生我们的干部向外商索贿这种违法乱纪的行为,就应该依法给予制裁。
历史上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从来就是由小到大、得寸进尺的,从开银行、办工厂、占市场一直到建国中之“国”——租界。他们侵略目的的得逞,既利用了反动统治者的昏庸无能,也利用了贪婪小人的见利忘义。今天,要说外国的炮舰能打开中国的国门,那是不会有人相信了。可是,如果我们放松反腐蚀斗争,对极少数党员、干部为图残羹而损国格的违法乱纪行为不加惩处,他们这种行为,会不会成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自破国门的“炮舰”,这不是不值得警惕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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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齐奥塞斯库总统向人民英雄纪念碑献花圈
新华社北京4月16日电 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和埃列娜·齐奥塞斯库等罗马尼亚贵宾今天上午到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献了花圈。在庄严的乐曲声中,齐奥塞斯库总统和埃列娜·齐奥塞斯库在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黄华和夫人何理良陪同下缓步登上台阶,在纪念碑前肃立默哀。随后,贵宾们去毛主席纪念堂瞻仰了毛主席遗容。他们在毛主席坐像前献了花圈。(附图片)
图为齐奥塞斯库等罗马尼亚贵宾在毛主席坐像前献花圈。新华社记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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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罗两国政府关于发展经济科技文化合作的五个文件在北京签字
新华社北京4月16日电 中国和罗马尼亚政府关于发展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合作的5个文件今天下午在北京签字。
国务院副总理兼对外经济贸易部长陈慕华和罗马尼亚第一副总理扬·丁卡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两国关于发展经济和科学技术合作的长期纲领协定上签字。
这个协定有效期为十年。双方将根据两国的经济需要与可能,支持发展经济和科学技术的长期合作,其主要目的是提高生产技术和产品质量水平,增加各方面的物质生产和经济效益。
双方同意探讨生产技术合作和科技合作的可能性,并商定以下合作领域:石油工业、冶金工业、煤炭工业、电力、机械制造工业、电子工业、化学工业、建筑和建材工业、轻工业、农业、和平利用原子能工业。
双方将根据两国经济的实际需要与可能共同努力,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寻求扩大商品交换的品种范围,不断完善商品的结构,充分利用多种方式和渠道,使两国的贸易额逐年稳步增长。
今天双方签署的其他4个文件是:两国政府关于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协定,两国政府文化合作协定1982—1985年执行计划,两国政府卫生合作协定1981—1985年度执行计划和两国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第22届会议议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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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埃列娜·齐奥塞斯库会见中国著名科学家
新华社北京4月16日电 罗共中央政治执行委员会委员、政府第一副总理、科学和技术全国委员会主席、科学院院士埃列娜·齐奥塞斯库今天下午在钓鱼台宾馆会见了我国著名的科学家。
埃列娜·齐奥塞斯库同中国科学家们进行了亲切愉快的交谈。她说,她希望罗中两国在经济、科技方面得到很好的合作和发展。
我国著名物理学家、中国科协主席周培源代表中国科技人员向埃列娜·齐奥塞斯库表示热烈欢迎。
中国科学院院长、化学家卢嘉锡,国防科委副主任朱光亚,国家科委副主任赵东宛,化学家钱人元、王葆仁和蒋丽金,以及清华大学校长刘达参加了会见。他们在发言中都表示希望同罗马尼亚同行进行更多的合作。
罗共中央政治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科学和技术全国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伊·乌尔苏参加了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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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对外友协、中柬友协举行招待会
庆祝民主柬埔寨国庆七周年
新华社北京4月16日电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国柬埔寨友好协会今天下午举行招待会,庆祝民主柬埔寨国庆七周年。
对外友协会长王炳南、外交部副部长符浩,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助理徐信以及有关方面负责人出席了招待会,庆贺柬埔寨人民的光辉节日。
民主柬埔寨驻中国大使毕姜和在京的柬埔寨朋友应邀出席了招待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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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彼得森大使举行招待会庆祝丹麦女王生日
新华社北京4月16日电 丹麦驻中国大使托宁·彼得森今天中午在这里举行招待会,庆祝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生日。
我国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外交部副部长何英以及政府其他部门和对外友协的负责人应邀出席了招待会。各国驻华使节也出席了招待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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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万里会见英国皇家学会代表团
据新华社北京4月16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万里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由英国皇家学会副会长兼外事秘书阿诺德·伯金爵士率领的英国皇家学会代表团。
会见时,万里同英国客人进行了友好的交谈。他希望中国科学院和皇家学会的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严东生、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黄家驷、清华大学副校长张维,英国驻中国大使柯利达,参加了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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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姬鹏飞宴请西班牙共产党考察团
新华社北京4月16日电 中共中央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姬鹏飞今晚举行宴会欢迎以中央执委、书记处书记西蒙·桑切斯·蒙特罗为团长的西班牙共产党考察团。
宴会前,姬鹏飞同志会见蒙特罗同志等,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谈。
中联部部长乔石、副部长钱李仁,中共中央委员、中联部顾问冯铉,中组部副部长王照华参加了会见和宴会。
考察团此次访华主要是了解我国国内形势和我党的政策,考察我党的组织建设等问题。他们是今天到达北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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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苏1982年交换货物和付款协定在京签字
新华社北京4月16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1982年交换货物和付款协定今天在北京签字。
我国对外经济贸易部副部长贾石和苏联政府贸易代表团团长、对外贸易部第一副部长根·基·茹拉夫廖夫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协定上签字。同时,双方副部长还就两国边境贸易问题进行了换文。
国务院副总理兼对外经济贸易部部长陈慕华出席了签字仪式,并在签字前会见了根·基·茹拉夫廖夫和由他率领的苏联政府贸易代表团成员。
苏联驻中国大使谢尔巴科夫参加了会见并出席了签字仪式。签字后,贾石副部长设宴招待了苏联政府贸易代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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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通讯

作党和群众的桥梁
——访上海《民主与法制》编辑部
本报记者 林钢
在全国众多的出版物中,《民主与法制》月刊的销量,一直保持着逐步上升的势头。创刊之初,每期只印2万多份,现在的销数已经超过70万。
一间不足100平方米的大房间,用三合板分隔成大小不同的五个间隔,这便是《民主与法制》的编辑部。排列得满满实实的一张张办公桌上,堆着一堆堆的稿件和信件。编辑和记者们聚精会神地阅读着。这个杂志与全国各地的读者保持着广泛联系。
编辑部的同志告诉我,他们每天要收到二三百封读者来信。这些来信,反映群众的合理意见、要求。有的是申诉得不到认真处理,最后找到《民主与法制》,希望舆论给以切实的支持。
《民主与法制》的同志们说:“我们一心一意学习和继承邹韬奋同志当年办《生活》的精神,十分重视群众的来信。”他们对每一封来信都作认真的处理。不少沉冤,由于《民主与法制》的努力,得到了平反,安徽省广德县有一个姓梅的,含冤莫白,前后告了十六年的状,写过好几百封信,由于极左思潮的阻力,始终得不到解决。《民主与法制》在了解此事之后,把他的申诉材料直接寄给省委第一书记张劲夫,最后终于得到了平反。
我一边听他们叙述,随手拿起一封来信,看是四川成都一个叫郝志淦写的感谢信。郝志淦蒙冤十几年,申诉几百次,都无下落。最后写信给《民主与法制》,编辑部将他的申诉信转给有关方面,答复仍是“维持原判”。编辑部同志详细研究了郝的案情,坚持向有关方面反映,终于使冤案得到平反。那位读者写给编辑部的信充满感激之情。
为什么《民主与法制》受到读者这样热烈的欢迎呢?
在这里我似乎找到了一半答案:它急党之所急,也急群众之所急,真正地起了党群之间的桥梁作用。
《民主与法制》负责人郑心永向我介绍杂志创办的经过和编辑的方针。他说,三中全会以后,宣传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成了党和人民的迫切需要,《民主与法制》于是应运而生。刊物创办之初,一共只有两个半人(有位同志是兼职)。同时要管组稿、发稿、校对、联系印刷、发行,以及一切财务、杂务。借了一间空房和若干现成的家具作办公室。同承印的《文汇报》印刷厂协商,纸张印刷都挂了账,刊物售出后还钱。
他们约请各方面的人士,参加采访、写稿、审稿、改稿,组织了一支比较庞大的“志愿军”队伍。其中有不少是新闻界、法学界、文化界以及其他方面的著名人士。这个强大的队伍,保证了杂志每期都发表一些有见解、有分量、受到广大群众欢迎的、宣传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文章。
当然,《民主与法制》越办越出色,根本上说来是有正确的办刊方向。他们的指导思想主要是二条:一是贯彻三中全会精神,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及时宣传党的政策;一是努力把刊物办成群众的刊物,充分反映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精神。
《民主与法制》除了出版刊物外,还出版丛书,办了一个印刷厂。如今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也增加了不少。但实际上有正式编制的还不多,有的是退休了的老同志前来帮忙,有的是兼有其它工作。我看到不少白发苍苍的同志,埋首于无穷无尽的来稿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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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1982年全国举重锦标赛在武汉举行。上海运动员姜承龙4月16日在100公斤级抓举比赛中,以153公斤的成绩,打破了黎巴嫩运动员伊萨姆·霍姆希创造的152.5公斤的亚洲纪录。
新华社记者 张申明摄(传真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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