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4月12日人民日报 第7版

第7版()
专栏:短篇小说

狩獭少年
〔短篇小说〕
〔苗族〕 伍略
雷公山脚下,一条又深又长的河沟,前无村后无店,只有一间破旧的碾房,孤零零地座落在一处河弯旁。说是碾房,其实只有几垛断墙残垣,几根歪歪斜斜的柱头,支撑着一块大约只有两铺晒席宽的屋顶,盖着一些稀稀朗朗的瓦片,似乎只要抱住柱头一扳,那瓦片就会唏哩哗啦地掉下来。碾房内空空荡荡,只有一圈碾槽,已经淤积着不少的泥沙、尘埃和枯枝败叶。冲鼻而来的是那蝙蝠屎的气味。荒僻、冷清得怕人。
半个月前,从榔火寨上来三个人。他们把套网安放在滩口以后,就在这碾房里住下了。
这三个撵獭人,为首的一个名叫告洛山,是个挨边六十的瘦小老头,满脸皱纹,下巴上留着一小撮枯焦的山羊胡子。他有老伴,有儿有女,可他对于家里的事情,很少过问。一生中,他把大部分的时光都消耗在撵獭上面。在榔火寨附近的大河小沟,上上下下他都走遍了。碾房、岩洞、杉木棚、稻草堆里,他也都住宿过。自然,他也是此次出门撵獭的发起人和组织者。
第二个名叫莫勒,年近四十,高长个子,黧黑的面皮,长脸上不协调地配着一张阔嘴巴。在“文化大革命”中,他造反掌权,当了大队的革委会副主任,曾火红过好些日子。近年来景况不甚佳,所以这次也跟着告洛山出来撵獭,一心想捞点油、盐、酱、醋、香烟钱。他算是这支小小的撵獭队的第二号人物。
第三个名叫嘎祥,今年刚满十三岁,是寨子里一个寡妇的独儿。稚嫩的脸上生着一双离得很开的大眼睛,而且是天生的双眼皮,敦厚中透出一股清秀。这个刚上到小学五年级的学生,趁着学校放假期间,也跟着告洛山出来,搭帮大人背个铺盖卷,因此,只能算是个随从者。
此外,在这支小小的撵獭队中还有一个成员,那就是猎狗“阿黑”。
上半夜,起风了,那带着凉意的秋风,吹得河边的水竹林簌簌作响。靠墙根生起的一堆柴火,正呼呼地燃烧着,吐出蓝色的火焰,火光把他们的身影投映到土墙上,那黑糊糊的影子,摇晃不定,不时在变幻着形状。
这时,告洛山正在用几根巴茅草吊住一只草鞋,然后把巴茅草拿在手指间不停地捻着,口中在念念有词。
按照这一带苗家人的风俗,据说猎神是一位女性,凡是出门撵山打猎,要是一清早跨脚出门,碰到的第一个人是一位妇女,那么,这就是个大吉大利的好兆头。
他们此次出门,恰好碰到的正是寨子里的几个妇女,从井边挑水回来。告洛山因此暗暗高兴,一路上,他津津有味地谈论着撵獭的“套路”。他说他有经验,眼下他们所跟踪的正是一双老水獭,从它们拉下的屎来看,一个星期前,这双老水獭才顺河上去,一路上咬鱼叼虾,用不到三、五天的时间,它们就会掉头回来。他说,除了獭皮十分值钱以外,獭肝还可以配药,中药铺都在抢着收购,也名贵得很……他讲得口水丝丝都淌下来半尺长,似乎他们很快就要发上一大笔财。
谁知猎神偏偏不赏脸,这半个多月来,竟连一根水獭毛都不曾见到。而更为倒霉的是,他们带来的粮食已经吃光了。
要不要撤离回家?告洛山主张再坚持守上三天。他翻出了一些陈古八十年的故事:从前也有那么三个撵獭人,他们守了七七四十九天,也没见到水獭的影子。这时,其中的两个人灰心了,只有一个坚持再守上三天。第一天过去了,没有见到水獭的影子。第二天又过去了,也没有见到水獭的影子。第三天去收网准备返家时,却见那套网上已套住了一只老水獭,一身的白色……
突然,火堆里蹦出一粒火星子,正正落在告洛山的脚背上,痛得他急忙跳起脚,丢下草鞋,双手捂住脚背。
“嘻嘻……”嘎祥忍不住笑出声来。这半个多月来,他觉得告洛山处处显得滑稽可笑。比如,每一次在滩口上放好套网以后,他总是连连对天作揖,万分虔诚地祈求猎神保佑。每次吃饭,他总挑出几筷饭奠祭在地上,并且左挡右拦,不许“阿黑”去吃,双方于是便展开了一场争夺战。
莫勒粗鲁地骂着,从火堆边站起来。他紧了紧腰带,随手拿起一把大弯刀,向碾房外走去。走到门坎边,他又车转身来向告洛山下命令似的叫道:“架锅!老子再去想办法来。”说着就“咵嚓咵嚓”地踩响着石头,往河边去了。
告洛山立即在火堆上架起了一只铁鼎罐。揭开鼎罐盖看看,里面还装着大半罐水,于是便不断地添柴拨火。实际上,他并不赞成莫勒去拿人家的东西。
……今天中午,莫勒跑到附近地里去,掰了十几个老包谷棒子,用衣襟兜着回来,哗啦倒在火堆边。
“哦!”告洛山不由惊叫了一声,“你,这这这……哪里弄来?”
“老百姓的地里头,偷来,怎么样?”莫勒满不在乎地说:“水獭撵到撵不到是一回事,可不能把老子的命也丢在这荒山沟里。”
莫勒在火堆上架起铁鼎罐,撕下包谷棒子的外壳,把包谷丢进鼎罐里煮起来。刚煮到半生不熟,他就迫不及待地揭开鼎罐盖,把包谷棒子夹出来。接着,他就率先拿起一个包谷,勾着头大口大口地啃着。他一连吃了五个,这才抬起头来发现嘎祥端坐一旁,连一个包谷也不曾动。
“怎么,你不吃?”莫勒惊诧地问道。
嘎祥摇摇头。
“啊,这马牙包谷不好吃,是吧?”莫勒盯住嘎祥问道,“是煮得不好么?你是个秀才肚皮呀?”
嘎祥还是不答话。
“啊,你不吃这偷来的东西,是吧?你是个三好学生?你戴上了红领巾?你不吃这偷来的东西?……”莫勒勃然大怒起来,“那么,怎么办呢?你不去拿,不去偷,未必别人会送到你的手里头。”
告洛山拿起一个包谷棒子递给嘎祥,嘎祥还是不肯接。莫勒在一旁说:“怎么,你还是不吃?”
“饿了就该去偷人家的东西么?”
“嚯!你还挺有志气哩?不吃算了!”莫勒一把从告洛山手中夺下那个包谷,丢给旁边的“阿黑”……
这是白天发生的事情。这使告洛山很感为难。他担心嘎祥饿坏了,回去不好向他那寡妇阿妈交待哩。记得当时去邀嘎祥时,她还再三交待说:“把孩子交给你了,你老人家好好栽培他一下吧。我并不指望他给我扛只牛腿或一只马腿回来。我只希望他出去见识见识,学点生活的本事!”想起来,嘎祥的阿爸也是个老实巴交的人,平时少言寡语,只晓得埋头干活,可在“文化大革命”那些年,不革命光生产,还不给你开工分。说来也真可怜,就为着一天“革命”能得到两天生产的工分报酬,嘎祥的阿爸也只好跟着莫勒他们进城去开会游行,恰恰又碰上武斗,被人从卡车上掀下来,跌断了颈骨,因此白白地丢了一条命。当时嘎祥才三岁,母子俩相依为命,跌跌爬爬地硬撑了过来。寨子里谁个不同情?
“嘎祥,你饿不饿?”告洛山这会儿给火堆添了几根干柴之后,扭身问嘎祥。
“怎么不饿?难道饿了就该吃偷来的东西?”
“唉,嘎祥,我看你也太顶真了。你想想,哪一个人出远门,能把自家的谷仓背起走呢?我们又不是想发财。碰到这种情况,拿几个包谷,这个……唉,也算不了什么嘛。”告洛山唠唠叨叨地说,他想劝转嘎祥,免得待一会莫勒拿东西回来,他还犟着性子不吃,那疙瘩就会越挽越深了。“我说,嘎祥呀,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你们以后要搞社会主义建设,没有本钱咋行呢?你那么顶真,还不是亏到自家的肚皮?还有那共产的主义……社会,你能看得到吗?”告洛山在搜尽枯肠,竭力找出一些新名词。
他发觉嘎祥并没有听进他的话。这个十三岁的小学五年级学生,正在和“阿黑”玩耍,他一手搂住它的脖颈,一手抚摸着它那脑顶上的一圈白毛,随后又让它伸出舌头来舔着他的手掌。告洛山简直不明白,这个由他训练有素的猎狗,这一次来,不但对莫勒很冷漠,就是对他本人也疏远了。它和嘎祥亲热得就象两兄弟一样,只要一出去,它就只在嘎祥身边跟前跟后,一时亲昵地咬着嘎祥的衣角,一时把前爪扑到嘎祥的身上,要他拍拍自己的脑袋,然后满意地跑开去。
河边忽然响起了“咵嚓咵嚓”的声音,“阿黑”警觉地竖起耳朵,随后便从嘎祥的手中挣脱,往碾房外窜去。不一会,莫勒和它就相跟着进来了。莫勒把弯刀丢到墙根下,坐到火堆边,从衣怀里掏出七、八条黄瓜。
“哦!你怎么……这是人家留来做种的呀!”告洛山不由皱起眉头。
“管得那么多!”莫勒还是满不在乎,“这东西总比那马牙包谷好吃些吧。”他把黄瓜放在一块石头上,然后仰身靠到柱头上又说:“我已经吃饱了,留下这几条拿来给你们吃。”说着,便闭上了眼睛。
这时,告洛山所担心的事情果然发生了。他悄悄拿黄瓜劝嘎祥吃,嘎祥就是不肯接。这当中,尽管告洛山把声音放得很低,也都被莫勒听到了。他越听越冒火。想起前些年他当大队革委会副主任时,寨子里谁敢不听他的话?哪怕是要男人抬煤块下河去洗,要女人用筛子打水浇菜,也不会有人反对?今天,真的变了,变得这么快?连个乳臭未干的小崽也敢一而再再而三地违抗他的意志!莫勒猛地睁开眼,一个鲤鱼打挺坐直身子,然后拿起一节黄瓜往嘎祥的嘴边送去,叱问道:“你为什么不吃?噢,你不吃?你想回去告发?你想去领赏?你想去戴红花?”
嘎祥用手挡开黄瓜,莫勒便一把抓住嘎祥的衣领,把黄瓜硬戳进嘎祥的嘴里,一边大声咆哮道:“你吃不吃?你吃不吃?老子看你吃不吃?”
嘎祥被按在土墙上,动弹不得,只见他被憋得满脸涨红,太阳穴上的筋络暴胀。他只能把头左右摆动,竭力躲开那连连往他嘴里戳去的黄瓜,同时咬紧牙,始终不张嘴。莫勒更加火冒三丈,他丢下黄瓜,双手揪住嘎祥的头发,拿嘎祥的头往土墙上撞去。
告洛山实在看不下去了,便又劝又拉,把莫勒拉开。莫勒在发泄了一通怨恨之后,便脱下鞋子,钻进被窝里去了。
此时,嘎祥那一直强忍着的泪水这才夺眶而出,大颗大颗地从他那稚嫩的脸上,连珠般地滚下来。“阿黑”原先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只急得在火堆边团团转,现在它似乎也清楚是怎么一回事了,便依偎到嘎祥的身边,仰着头,忧郁而哀怜地望着它这个新近结识的小主人。嘎祥的眼泪,还继续不断地从眼眶里涌出来……
告洛山撤下铁鼎罐,默默地坐在火堆边。他心里很难过,充满了痛苦。当他瞟见那蜷缩在被窝里的莫勒时,他感到悔不该此次撵獭也邀到他一道前来。莫勒这个人,前些年做了那许多不得人心的事,群众意见很大,唉,这世间上的人事……
最后他打定主意,决定明天一早就撤离回家。
这时大约已是午夜时分,透过碾房那疏漏的屋顶,告洛山看到三星早已偏斜。他劝嘎祥睡觉,自己也跟着睡下了。可是,他的脑子却静不下来。从嘎祥身上,他仿佛看到了一种新的东西,却又一时弄不清它的意义和价值,只觉得在这个少年那单单瘦瘦的身子里,似乎蕴藏着一种不可折服的充满着生气虎虎的力量。
这么想着,他把嘎祥的脚搂过来,温在自己的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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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那拉比流,我的摇篮
〔蒙古族〕 敖德斯尔
我们从赤峰出发。车子沿着绿杨婆娑的公路,蜿蜒驶进红土丘陵地带。这是我熟稔的土地,是我刚刚走向文学道路留下许多悲欢记忆的地方。乡情悠悠,往事约约。原来那些光裸的山岭,栽满了松、柏、杨、柳、杏、槐,在明净的蓝天映照下,格外清新悦目。三十多年来,我走遍自治区各地,从没见过这么大面积的植树造林。这是土地生命的蓊郁,这是生活安宁的颜色。我不禁欢呼:“好啊!再过十年八年,这里将是个绿色的海洋了。”
从一片片山林里,升起袅袅炊烟。我心里突然想起一个名字:那拉比流。是的,那拉比流对我和同我一起走向文学生涯的战友来说,是出发点,是摇篮呵!
“啊!那拉比流,你在哪里?”
我向起伏重叠的远山和青山绿水之间的农村望去,不禁想起那个质朴得象母亲似的小村庄和三十三年前我们在冀察热辽联大鲁迅艺术学院学习时那些令人难忘的岁月。
1948年秋天,赤峰在大炮声中解放了。承德、义州、锦州、锦西等城市还在国民党手里。敌人的飞机天天在我们头顶上盘旋,战争在进行着。这时,刚过二十岁的我,接受了昭盟蒙汉联军政治部要我带一部分蒙族同志去鲁迅艺术学院学习的任务。我们十几个人从林东出发,经过半个月的长途跋涉,来到了中共中央冀察热辽分区和联大所在地天义一带的农村。
一位穿灰色粗布吊兜军衣的细高个首长接见了我。后来才知道他是政治部主任黄火青同志。他很关心我们,很快把我们介绍到鲁迅艺术学院——它在几十里路外一个叫那拉比流的蒙古村。我们一到,不久前来到这里的我师的六位女同志,便从离院部五公里远的一个小村里赶来了。我们虽然互不相识,但彼此就象见到了家乡的亲人一样高兴。那拉比流的生活从此开始了。
第二天,我到院部找安波院长。所谓“院部”,就是一个农民家的小院。我走进一间小屋打听院长的时候,见有个穿灰军衣的精神矍铄的同志蹲在锅台旁吃饭。我以为他是炊事员,问他安院长在哪儿。他急忙站起来,热情地握着我的手,说:“我就是安波。”我望着他那清癯的面颊,惊奇地想:他原来是这样朴素的人呵!后来在经常的接触中,他为人善良、质朴,对同志热情、坦率,作风平易近人,给我留下更为深刻的印象。记得当时全院干部和老师们,每周要集合在一起,学习列宁的《左派幼稚病》第二章。学习前后,安波同志,还有程云、汪洗、姚汉光等老师,总是拿起二胡、三弦、洋琴等乐器,兴高采烈地演奏一番。这对从来没听见过乐器合奏的我来讲,不仅是最大的艺术享受,更是最早的艺术启蒙教育了。
学习给我们带来愉快,但也给我们带来困难。我们这些人中,大多是穷苦牧民和农民的儿子,有的不会说汉话,大部分不懂汉文,对文艺更是生疏。我们几乎都感到不适应文艺工作,心里产生了苦恼。
安波同志发现了我们的思想情况,便耐心地给我们讲革命道理,讲文艺在革命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讲革命者对困难应取的态度。他那循循善诱的话语,象徐徐春风,给我们以力量和希望。从延安来的其他老师们,也以他们的好作风,关心我们,辅导我们。他们不辞辛苦,手把手地教我们各种知识。记得是严正同志上戏剧课,帮助我们排戏;汪洗同志教乐器和打击乐;石化玉和许直同志教识谱和声乐。岁月易逝,但这些师长的音容笑貌至今还深深印刻在我们的心上。
那拉比流有一座美丽的天主教堂。它高大、宽敞而又干净。这所异国宗教的传播地,成了我们的食堂、教室和礼堂。教堂的风琴和其他设备给我们提供了方便。我们还自己动手制做二胡、三弦和低音胡琴,解决了乐器短缺的困难。
战争条件下,伙食也不好,每天吃的是小米加白菜汤,还吃不饱,经常半饿着肚子。这一带虽然是新解放区,但每逢农村集市,各种农副产品还是很丰富的。那些女同志,小的十三四,大的不过十六七,有时还象孩子似地贪嘴,可是身上没有一文钱,只好用自己节省下来的一点卫生费,买些零食,嘻嘻哈哈吃着。艰苦而充满希望的创业年代,是愉快和难以忘怀的。
学习进入排练阶段后,我们遇到了没有可排练的蒙文歌曲、剧本和演唱材料的困难。安波同志便一再鼓励我们说:“你们自己动手,写蒙古族人民和骑兵部队的斗争生活。这个工作只有你们自己闯,别人是无法代替的。”在他的支持和鼓励下,当时连封信都不会写的我和布林贝赫等蒙古族青年,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大胆地拿起笔来,写出了不少蒙文歌词和两个小剧本。当我把刚写完的第一首歌词《骑兵之歌》送给安波同志,征求意见,并希望他能给谱曲时,他是那样地高兴,拍着我的肩膀说:“好!就这样干!现在我给你谱曲,将来你们自己也要学着谱。蒙古民族的新文艺,就靠你们这些同志去创造和发展!”说着,他让我把歌词念给他听,他一边听着,一边用拉丁文记录下我的蒙文歌词,然后把拼音的歌词念给我听,让我纠正发音。又让我把每句词的意思翻译出来,他再记在拼音字下面。而后,他就一面念蒙文歌词,一面神思悠悠地哼哼起来。第二天,他把谱好的歌曲唱给我们听。我和同志们都高兴极了。他的曲子,不仅充满了蒙古曲调的旋律,而且吐字又那么准确、清楚。他还亲自打着拍子教我们唱。这对我们鼓舞有多大呵!在他的热情培育下,以后我们又写了《爱马歌》、《立功歌》、《骑兵的马刀》等许多蒙文歌词。这些富于民族特色和激昂的战斗气息的歌曲,以后成了我们骑兵三师宣传队经常演出的保留节目,并很快在整个内蒙骑兵部队中广泛流行。其中,《骑兵之歌》、《爱马歌》等歌曲,更象风似地传遍辽阔的草原,受到牧民的热爱。
安波同志、作家海默等同志,不但非常关心和爱护我们蒙古族青年文艺战士,也十分喜爱蒙古族民歌。在那拉比流的日子,他们经常来到我们蒙族学员中,听我们唱蒙古族民歌。有时从早晨听到晚上,有时从黑夜听到天亮。安波同志常常是一边记着曲子,一边感叹:“太好啦!太妙啦!蒙古民族不但是一个英雄的民族,也是个富有音乐天才的民族!”在安波同志的指导下,学院里的其他音乐工作者和蒙族学员们一起,在很短的时间内搞出了一本厚厚的《内蒙民歌集》。1949年,这本民歌集在当时的自治区首府乌兰浩特出版了。记得安波同志还为这个民歌集写了热情洋溢的序言。这是第一部内蒙民歌集,是安波等同志为蒙古民族文艺兴旺做出的重要贡献。
随着锦州解放和辽沈战役的胜利,中共冀察热辽分局决定,联大和鲁艺学院都将跟随我军主力开赴前线。一部分老师和学员要担起接受和教育俘虏的工作,另一部分人要进入大城市,着手解放区的文艺工作。根据这一指示,鲁艺分成两部分,以安波同志为首的一部分进驻沈阳开辟工作;以骆文同志为首的一部分随军南下。我们这些从各部队前来受训的短训班学员,将各自返回自己的部队。
艰苦岁月中结成的革命情谊,是最真挚、最珍贵的情谊。一听说要和鲁艺的老师和同学们分别,先是我们的姑娘们,而后是全队的同志,都在好几天以前就开始难舍难离地流泪了。有的同志想给老师和同学们赠送点小小的礼物或者纪念品,可是送什么呢?我们每个人除了身上穿的一套粗布军装和简单的背包外,一无所有。学习用的笔记本都是用公家发的白草纸订的,很多同志连支自来水笔都没有。但是革命者自有表达惜别之情的办法,大家互相依偎在一起,在笔记本上签上名字,写上祝福,写上希望……
临别前的那天晚上,全院师生欢聚一堂,一碗白开水,滋润了嗓子,便一起唱起了在鲁艺演唱过的歌曲和委婉动听的蒙古民歌。歌声彻夜不止,象浩浩江水、象幽幽山风,在那拉比流的夜空回荡,飞往辽阔的远方。第二天清晨,师生们各自背起背包,排成二路纵队出发了。我们暂时留在那拉比流的短训班的同志,列队欢送大家。队伍刚开发,不知哪个姑娘颤抖地叫了一声:“再见了!”立刻引起一片唏嘘和呜咽之声,双方的队形一下子乱了……好一会儿,才又整队前进。直到那一支长长的行列,在扬起灰尘的路上渐渐消失的时候,我们还呆然立在那里。
短短三个月的斗争生活,对我们来说是终生难忘的。尽管物质条件那么艰苦,可是我们的心里,却燃烧着一股扑不灭的烈火,不考虑家庭和个人前途,有一股以四海为家的远大理想。我们在老师的帮助下成长着,很快创作了一批歌颂英雄的人民和部队的歌曲和剧本,为广大指战员演出。
我们把小小的、质朴的那拉比流当作起点,踏上了漫长而又坎坷不平的革命文艺的征途。
记得安波同志离开我们的时候,豪情满怀地说:“同志们,在北京见!”安波同志的预言很快就实现了。不久,我跟他和其他鲁艺的同志,就在北京见面了。
年光如流,情谊不老。可我们谁也没有料到,后来会有那么大的一场动乱,使我们各自西东。而更不幸的是,安波同志病故了,海默同志在那场动乱中溘然长逝。但美好的东西是不会死的,他们那豪爽的性格、崇高的品德、出众的才华和对我们少数民族文学艺术事业的热忱关怀,同他们创作的许多优秀作品一起,将永远刻在我们的心坎上。
目的地到了。我的心不禁一阵欣欣然,又一阵怅怅然。出现在我面前的,仍然是那个美丽的、有着一座尖屋顶的天主教堂的无名小村庄。啊!那拉比流!我离开你虽然已经三十三年了,你那香甜的小米饭和白菜汤已化为我的血液。你赋予我的无比丰富的精神营养,一直在鼓舞着我向理想的前程不断迈进!
那拉比流,我的摇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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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白玉棠〔水彩画〕 傅尚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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