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一份珍贵的遗产
——《彭德怀自述》编后
《彭德怀自述》（以下简称《自述》）是彭德怀同志在他生命的最后年代留给我们的一份珍贵遗产，是迄今为止，关于彭德怀同志生平最详细的记述。它能够公布于世，既是彭德怀同志生前意料不到的事情，也可以说，又是他期望于后世的事情。
一
彭德怀同志开始记述自己的历史，时间要追溯到1959年。
1959年，在党中央召开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同志给毛泽东同志写了一封信，陈述他对1958年以来党在经济工作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左倾错误的意见。这封信受到错误的批判，彭德怀同志的历史遭到不公正的“清算”，他被加上了“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野心家”、“伪君子”等罪名。
1959年岁末，彭德怀同志在罢官后从中南海迁居北京西郊花园。在这里，他读书、劳动，同时，历史的不幸也迫使他做历史的回顾。1962年6月16日，彭德怀同志给党中央送交了一封长信（后被称为“八万言书”），在这封长信中，他向党陈述自己从出生以来到庐山会议的历史。对于“清算”他历史的若干问题，他既从严检查了自己，也一一分析当时的背景，澄清事实，做了申诉。不幸，这封信又被当成他的“翻案书”而遭到批判。在失去申辩权利，考虑到这封信可能遭到的命运的情况下，彭德怀同志把这封信的部分底稿存放在故乡湖南湘潭县乌石乡彭家围子老家。
1965年11月，毛泽东同志亲自委派彭德怀同志去四川担任三线建设副总指挥。1966年12月，“文革”揪斗之风刮起，江青授意戚本禹指使一伙人把彭德怀同志从成都“揪”到北京。从此，彭德怀同志完全失去了自由，被“监护”进行所谓“专案审查”，强迫他承认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对此，他先是耐心地说明情况，以后便凛然地予以驳斥。“专案组”逼着他一次又一次地写材料“交代罪行”，他忍受着残酷的折磨，在前后所写的几份长篇“简历材料”中进一步回顾了自己革命的历程，做为对专案审查的回答。
1974年11月29日，彭德怀同志在被关禁中含恨蒙冤，与世长辞。从1959年“罢官”以来，他以不能为党工作为最大的痛苦。在吴家花园，他自嘲：“半生戎马无暇日，老来偷闲学种桃”；被绑架到北京后，他拍腿愤慨：“今天已经是撤职我8年了，这8年白白地浪费过去了！”谁能料到，从那以后，又是一个8年，一个完全失掉自由，最后夺去了他生命的8年！从1959年冬到1974年冬，是16个年头，在这16个年头中，我们的党、军队、国家和人民是多么需要他，然而，他所能留给我们的，只有两份心血。一份，是他在吴家花园和四川写的很多关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读书笔记——1959年以后，他曾说过：“我不弄通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死不瞑目”。在“文革”中，这些笔记有的被抄走不知下落，有的被专案组以“扩散了不好”为由，付之一炬。这样，在这一段岁月中，他留给我们的，只剩下另一份，这就是关于他一生历史的记述。这一部分遗稿，做为他的“罪证”存放在“彭德怀专案组”的档案里，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彭德怀同志平了反，这一部分遗稿才被清理出来，在今天，呈献于他热爱的党和人民之前。
由于彭德怀同志在被关禁期间所写的几份简历材料内容多所重复，与“八万言书”中关于他个人历史的叙述部分也大体重复，为便于阅读，我们将以上各稿合并整理为《彭德怀自述》。《自述》的前十三章，以1970年所写的简历材料为基础，以其他各份材料做补充。《自述》的第十四、十五章，主要摘自“八万言书”。
《自述》的出版，是我们对彭老总的沉痛而又欣慰的纪念。
二
《彭德怀自述》在整理出版中经过彭德怀同志生前各个历史时期战友的校阅。它是彭德怀同志革命一生的生动而翔实的记录。
关于彭德怀同志的童年，人们一向知道的很少。在《自述》中，彭德怀同志叙述了他自幼母亡父病，家境从下中农堕入赤贫的悲惨情形。说：“在以后的日子里，常回忆幼年的情况，鞭策着自己不要腐化，不要忘记贫苦人民的生活。”（见《自述》第一章《童、少年的遭遇》）我们看到，彭德怀同志艰苦卓绝，终身信守着《自述》中的这个思想。
彭德怀同志由一个湘军军官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这一点，曾给他带来了猜疑和诽谤。在《自述》中，彭德怀同志叙述了他从小受太平天国革命传说的影响，少年时参加饥民闹粜，进而立志寻求救国救民道路的情形，叙述了他从秘密组织救贫会到成为一个坚定的共产党人的过程。为人们展示了老一辈革命家在旧社会的茫茫黑暗中向往真理、探求光明的坚强意志和曲折道路。
彭德怀同志等领导的平江起义，在1959年以后成为历史的禁区，彭德怀同志在《自述》中畅述了平江起义从酝酿、发动到成功的详细过程，批驳了对起义历史的歪曲和诬蔑，为我们留下了关于这次著名起义整个过程的第一手记录。
从1928年7月平江起义到1953年7月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彭德怀同志何止身经百战。在《自述》中，彭德怀同志回忆了他指挥过的许多有名战役，对一些有争议的战役，如：1929年1月红五军从井冈山的突围， 1930年7月红五军打长沙，1932年1月红军打赣州，1940年8月八路军对日寇发动的百团大战等，他分析当时的主、客观形势，检讨得失，表明了自己的看法。遗憾的是，《自述》是针对专案审查作答的，对他指挥过的一些取得重大胜利的战役、战斗还没有提及或所叙甚略。尽管如此，《自述》仍表现了我军的勇敢牺牲精神和所向无敌的气概，表现了我军民之间的鱼水深情，是我军光荣历史和优良传统的见证。
在《自述》中，彭德怀同志记述了从1959年以来对他的历史“清算”所涉及的一些重大事件，如：1930年春红五军解决袁文才、王佐部的事件，1930年1月红三军团关于东渡赣江的争论，1931年彭德怀同志对伪造的毛主席致古柏信的处理，1935年在会理会议上关于林彪的一封信的问题，1938年传达中央12月会议的问题，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给毛主席写信的问题等。这些内容对当时那一段历史的拨乱反正，提供了重要的情况。
“文革”中，加在彭德怀同志头上的最大罪名是“一贯反对毛主席”。在《自述》中，彭德怀同志特别叙述了1928年冬他和滕代远同志率领起义队伍艰苦转战到井冈山后，对毛泽东同志最初的深刻印象，叙述了他在长期革命实践中，从失败与成功的对比中逐渐加深的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在《自述》中，彭德怀同志也谈到了他和毛泽东同志之间曾发生过的误会和不同意见。我们可以看到，彭德怀同志对毛泽东同志怀有深厚的敬意和感情。1945年在华北军队和地方同志座谈会上，彭德怀同志总结他对毛泽东同志认识的三部曲是：大哥——先生——领袖。但，他对毛泽东同志的敬仰是建立在对毛泽东同志所坚持的正确路线的信服上，建立在党性的基础上。他反对把毛泽东同志说成是百分之百的正确，反对神化毛泽东同志。他仍然保持着有什么意见都要向毛泽东同志一吐为快的态度。在“文革”中，他蔑视那些把这一切硬说成是“反对毛主席”的批斗和审讯，他的回答是：“我只是对毛主席无话不谈。”
由于专案组对彭德怀同志的早期历史提出了许多无稽的质问，《自述》对早期历史的记述较详。彭德怀同志为我们提供了他早年结识的一批革命者的情况，其中有秘密救贫会的最初成员，有他的革命引路人，有参加领导平江起义的湘军独立第五师内的共产党员、红五军的第一批领导骨干，有苏区开创时期地方党的一些同志等。他以热情的笔触描述他们的革命活动和献身精神，每谈到他们中某一人的牺牲，就流露出深切的缅怀和痛惜之情，使我们感受到他那表面严肃凝重而内心象火一样的同志情怀。
彭德怀同志是我党、我军和我们国家的杰出领导人，是中国英勇红军的创造者之一，他的革命活动是我国革命光荣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由于《自述》形成的特殊历史环境，《自述》的内容与彭德怀同志波澜壮阔的一生相照，和他为人民立下的丰功伟绩相照，还很不相称；关禁中的回忆，具体问题上发生某些差误是我们不难理解的；为了和专案审讯作斗争，《自述》对有些问题也不能尽其言。尽管有种种局限，《自述》仍为我们留下了他不朽一生的珍贵记录，留下了党史、军史、革命史的珍贵史料。
三
《自述》还留下了彭老总的刚风劲节，彭老总的浩然正气。
他是在历史的颠倒中来写历史的：他追求真理，被说成是投机；他是革命的元戎，被说成是反革命；他的历史是光荣的，被涂抹成漆黑，试翻“文革”当时的报纸，他被戴上了多少吓人的帽子：“大军阀”、“大野心家”、“大阴谋家”，……，“篡党篡军”、“招降纳叛”、“结党营私”……。在这铺天的罪名下，他不认罪的回答带来了残酷的惩罚：他的肋骨被踢断了，肺部被打伤了。他被揍得昏倒在地。他被黄永胜亲批“同意”要判处无期徒刑。他失去了甚至起坐、喝水、如厕、睡觉翻身的自由。
他又是在颠倒的历史中来写历史的：一切以革命的名义来进行，而一切是在革革命者的命；要他接受党的审查，而审查者是暴徒；对他实行“监护”，而“护”的内容是摧残；他期望审查会洗清污垢，而审查者的目的是涂污；他的心向党敞开，而遭到的是无情的批斗和提审……。任何强敌都未曾征服他，任何高山都未能使他低头，而这时，他陷入了巨大的痛苦和矛盾之中。日日夜夜，他的身旁站立着他最喜爱的人——战士，而他们却是被派来看守他这个“阶级敌人”的，他们不能再向他露出憨直亲热的笑容，而他也不能够向他们问寒问暖。他长久地注视着他们。他默默地思索着党的“九大”、“十大”，屈指计算着。他感到，一切被颠倒了，我们的党和国家已陷入危难之中。他流下了英雄之泪。
他深知，老一辈革命者的历史，是和中国革命的历史，党的历史结合在一起的。他沉痛地说：“这不是侮辱我个人的问题”（见《自述》第五章《平江起义》）。他下定宁可毁灭自己的决心，他用最后的力量来拚斗。他的拍桌声，怒斥声震动了审讯室的楼上楼下，他宣布：“我什么都不怕，枪毙了我罢！”“好啊，有你们的好下场！”“再审查也是顽固，越审越顽固！”对他的“提审”，不完全统计进行到第130次。这种提审一直进行到他卧床不起。
但是，历史是不容颠倒的。他写，用他的生命来写。他在《自述》中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幅壮阔的历史景象，描绘了一场场惊心的革命战争。在《自述》中，我们看到了在平江县使满厅土豪劣绅面如土色的湘军团长；看到了驰骋于湘鄂赣闽之间，使国民党的追剿军闻风丧胆的红三军团长；看到了长征中突破湘江封锁，夺得遵义大捷，打垮马家骠骑的彭大将军；看到了在抗日战争中开辟华北广大敌后根据地的八路军的副总司令；看到了转战陕甘宁、解放祖国大西北的第一野战军的司令员；看到了毅然率师援朝，击败高度现代化的美国军队的志愿军司令员。此时此刻，我们谁能看得出他已失去了行动的自由，正忍受着肉体的痛楚？我们的眼前，依然是横刀立马，指挥若定的彭老总，依然是率领英雄的子弟兵，为解放亿万受苦同胞而冲锋陷阵的彭老总。我们的心，也跟着他回到了那如火如荼的年代。
他独处斗室，一遍又一遍地写着，有时愤激，有时高兴，有时冷笑，有时自语、沉思，引起监管者的疑惧，一会儿分析他“情绪不高”，一会儿认为他“思想斗争激烈”，一会儿斥骂他“不老实”。他们怎能懂得，当他们在暗中枉自窥测的时候，他正用生命的最后火焰照亮他亲身参与创造的历史进程。他还在为当年敌人的侥幸而抱憾：“何键这只狼狗，只身逃于湘江西岸。没有活捉这贼，此恨犹存！”（见《自述》第八章《打长沙》）他辛辣地嘲笑正张狂一时的报刊“评论员”：“他们现在肚子吃得饱饱的，身上穿得暖暖的，也在随声附合地大骂‘违反毛泽东思想’。让他们去胡说八道吧，谨慎点吧！防止某一天一跤摔倒，跌落自己的牙齿呀！”我们仿佛看到，“四人帮”的魔鬼宫殿，正在彭老总震天的笑声中动摇。
“是气所磅礴，凛冽万古存”。每当我们读到这样的地方，不能不抚卷追思，我们的眼前，屹立着悲歌慷慨、壮怀激烈的彭老总，屹立着为真理赴汤蹈火，对未来充满信心的彭老总。
* * * *
1974年11月到今天，彭总离开我们八个年头了。又是一个八年！我们能告慰于彭总的是，十年动乱已成过去，他在拳头下发出的痛快淋漓的嘲讽早已成为大快人心的现实。《自述》作为他光辉悲壮历程的记录，作为我们历史经验的一份宝贵总结，将激励我们昂首向未来。
《彭德怀自述》编辑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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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白色恐怖下的南汉宸同志
南新宙
为了营救刘志丹、吉鸿昌……
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在全国各地大肆逮捕和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到处是一片白色恐怖。
1929年至1930年间，军阀韩复榘在河南当省政府主席，南汉宸同志任省府秘书主任和代理民政厅长。一次，中共河南省委机关遭到破坏，省委书记任作民等同志被捕了。南汉宸同志得知消息，十分焦急。他密切注意省府来往公文，果然看到了警察局给韩复榘的呈文，报告他们抓获了一批共产党人，关押在开封监狱。南汉宸同志仔细查阅名单，却没有任作民的名字。他又到开封监狱查看，见到了任作民同志。原来他们的真实身份尚未暴露。用什么办法使韩复榘释放他们呢？韩复榘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受蒋的挟持和排挤；另外，韩复榘家境贫穷，过去曾被警察作为小偷抓起来，很吃了些苦头，他对警察抓小偷很恼火、忌讳。南汉宸同志利用韩的这种心理对他说：“一下子抓这么多共产党员，靠得住么？警察局又没有多少真凭实据，我们绝不能向南京承认开封有这么多共产党员在活动。我代主席到监狱查访过了。他们哪里是什么共产党，警察抓的全是小偷！”韩复榘听了，不由得大骂警察局，决定放掉这批人。于是南汉宸同志通知地下党派人在监狱内外接应保护，任作民等同志就被营救出狱了。
1930年11月，杨虎城将军任陕西省主席，邀南汉宸担任省政府秘书长。当时，杨虎城正在潼关附近指挥军事，南汉宸率领先头部队进入西安，以秘书长身份和杨虎城授予的权力，代他主持陕政，首先处理的一件大事，就是释放西安监狱中的政治犯，潘自力、李畅英（李大章）、吕剑人、蒲子政、徐梦周、刘继曾、景瑞卿、王友章等许多共产党员都是那次释放的。当陕北人民的革命领袖刘志丹同志被捕押送到西安时，南汉宸同志又立即找杨虎城做工作，并通过陕西著名人士杜斌丞先生等进行活动，把刘志丹等同志营救出来，送回陕北。
1933年冬天，南汉宸和吉鸿昌、宣侠父等人，在天津组成反帝大同盟，并积极组织武装力量，准备在长城内外发动农民起义，建立抗日根据地。国民党南京政府对南汉宸、吉鸿昌、宣侠父发出了通缉令，他们的处境极为危险。党中央决定调南汉宸和宣侠父到上海工作。离津前夕，南汉宸同志很担心老战友吉鸿昌将军的安全，劝他赶快转移隐蔽。但因吉还有工作要料理，需晚几天才能走。途中，南汉宸同志一直惴惴不安。当南汉宸同志到上海时，地下党的联络员在站台上交给他一张字条：吉被捕！南汉宸同志见条，当即买了回程票，登车北返。他不顾自己处境险恶，立即投入营救吉鸿昌的工作。他到处奔波，虽经百般努力，但终于无效，吉鸿昌英勇就义了。
与国民党反动派机智斗争
1930年11月间，南汉宸同志率领杨虎城将军的先头部队向西安挺进时，蒋介石为了控制杨虎城，任命顾祝同以“潼关行营主任”的名义，率领他的嫡系部队进驻潼关、华阴、华县等地区，扼制陕西的咽喉。南汉宸获知这一消息，当即命令杨部冯钦哉师抢先进驻潼关县城，并把县城内象样的公私房屋全部占住，使顾祝同的行营在县城内找不到一个较好的立足之处。当时已进入冬季，顾祝同的部队没有御寒的住房，处境狼狈，官兵怨言很多。顾祝同要秘书长设法解决。南汉宸说：县城住房实在困难，冯钦哉师先进城，已经住下了，硬叫他们搬出来让给中央军，会影响两军关系，下边还可能出乱子；再说，又让冯师住到什么地方去呢？顾祝同无可奈何。但他又提出，“中央”要在西安办一张报纸。南汉宸同志立即主动承担：“你要办报，我们替你办。”于是除了《西安日报》以外，又出版了《西北文化日报》。这两个报社中有不少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报纸的内容倾向进步，甚至有不利于南京政府的言论。国民党中央对此大为不满，又在西安办了《西京日报》，派邱元武任社长。这个人十分反动，经常在报上发表反动文章。杨对他多次劝导，南汉宸也以秘书长的身份对他发出警告，但他执迷不悟。于是，杨虎城便布置人把这个坏蛋枪毙了。
杨虎城将军担任陕西省主席期间，得南汉宸臂助，实行新政，各方面出现了革新、进步的局面。当时，杨虎城希望组织一个开明进步的省政府，蒋介石却硬塞来一个名叫李范一的作教育厅长。此人是CC特务头子之一，他从南京带来一批特务，撤换进步教育工作者，封闭进步学校，并提出一百多人的黑名单要杨逮捕。虽然杨虎城拒绝了，但在教育界则引起惶恐不安。于是经杨虎城同意，在南汉宸和党的地下组织“前卫社”的帮助下，教育界发动了驱逐李范一的运动。他们趁西安举行学生运动会之际，公布了李范一的十大罪状，各校师生上街游行示威，迫使这个国民党特务辞职跑回南京。
“我宁愿接受‘通缉令’！”
1932年秋，蒋介石派他的“幕僚长”陈立夫专程到西安，要杨虎城“规劝”南汉宸到南京担任中央立法委员，表示忠于南京政府，保持高官厚禄。杨虎城表示，不能代南汉宸作出抉择，并估计他是不会舍弃老朋友而去南京高就。陈立夫要求与南汉宸面谈。经杨虎城安排，南汉宸同陈立夫会面了。陈立夫对南汉宸虚伪地吹捧一番，从公文包里取出一纸国民党中央立法委员的“委任状”，和一张南京政府的“通缉令”，要南汉宸选择。“我宁愿接受‘通缉令’！”南汉宸同志坚定地说，不理睬一旁瞠目结舌的陈立夫，扬长而去。他拒绝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高官利诱和权势威胁。杨虎城知道后，感到情况已十分危急，南京政府很快就会命令他们的军警宪特逮捕南汉宸，甚至会进行暗杀，杨便在当天暗中将南汉宸护送出西安。
此后，南汉宸便完全转入地下，成为“职业革命者”了。1934年，南汉宸被党组织调往上海党中央执行局“特科”，开展情报工作和在国民党军队中进行“军运”工作。上海是当时敌人的“心脏带”，斗争极其艰险复杂，随时都有遭到敌人逮捕和枪杀的危险，何况南汉宸是在北方长期公开出现的知名人士，又正受到国民党南京政府的“通缉”。然而，南汉宸同志却以机智勇敢和沉着巧妙的应付，居然履险如夷地进行了一年多工作。
风雨同舟 诚挚合作
南汉宸同志在长期的地下工作中，坚持党的统战政策，团结进步力量，同许多进步的国民党军事、政治、经济以及文教界人士，建立了良好的统战关系，如冯玉祥、杨虎城、续范亭、吉鸿昌、傅作义、邓宝珊、李烛尘、高崇民先生等。特别是他同杨虎城将军，更有着长期的真挚友谊与合作关系。
早在1926年冬，南汉宸随在北伐途中，便同杨虎城结识了，后来工作上的密切联系，更增加了他们相互之间的了解和友谊。“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杨虎城邀南汉宸出任他部队的军事政治干部学校校长。1927年冬，南京当局派韩振声到皖北，以增加军费和装备，扩编部队为诱饵，要杨虎城逮捕南汉宸，解送南京向蒋介石邀功。杨虎城坚决拒绝了这种卖友求荣的勾当。
西安事变之后，以周恩来副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应张、杨两将军的邀请，在1936年12月16日抵达西安。第二天，周副主席就同杨虎城举行了会谈。在阐述了我党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以及对付何应钦进攻的军事部署之后，周副主席提出电调南汉宸来西安帮助工作的建议。杨虎城听说老朋友能回来，非常高兴。南汉宸同志在平津接到周副主席的密电，很快赶到西安。他在周副主席直接领导下，对团结西北军和东北军，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做了很多艰巨复杂的工作，对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作出了功绩。
张学良将军在南京被扣留后，西安内部发生了错综复杂的矛盾，南京军队又节节进逼，形势险恶，杨虎城的处境也极困难。1937年1月下旬的一天，他对南汉宸说：“现在，我是处在进退两难的关口上，即使牺牲了我自己，也很难挽回由于汉卿不能回来而造成的危局。希望你向周恩来先生转达我的处境，并请有以教我。”当天，南汉宸就向周副主席报告了杨虎城的处境和想法。周副主席十分重视，当即采取了措施，以风雨同舟的诚挚态度，热情地支持和协助他工作，使他坚持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在这风云瞬变的日日夜夜，杨虎城与南汉宸之间的公谊私情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杨虎城与南汉宸之间的友谊，不仅仅是他们个人之间的深情厚谊，更体现了杨虎城与中国共产党人之间风雨同舟、诚挚团结、长期合作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