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当今岳母”
李昂
八十八岁的老画家王森然作了一幅苍松图，赠给人民子弟兵的好母亲赵趁妮，并在刚劲挺拔、生气勃勃的苍松旁，奋笔题词，称赞赵趁妮同志是“当今岳母”。
提起岳母这位宋代的爱国母亲，恐怕很少有人不知道的。“岳母刺字”——教诲儿子岳飞“尽忠报国”的故事，因为反映了岳母崇高的爱国思想，已为世世代代所传颂。岳母因此被人们尊崇为古代的母范，她的“教子报国”，也就成了一种高尚风格的表征。说来凑巧，岳母也是河南人，和赵妈妈是同乡。大河两岸，两位赤心爱国的母亲的形象，古今相映，更加使人敬佩景仰。
但是，爱国思想在不同时代，又有不同的具体内容。就爱国思想的内容和境界来对比，我们的赵妈妈又远远胜过当年的岳母了。当年岳母，她的认识，不能不具有时代的局限性。在外族统治者的军事侵略面前，岳母教育儿子用坚决的抵抗行动，来保家卫国。这个尽忠报国的主要方面，是符合人民利益的，受到人民的赞扬和支持。但是，当时的当国者却又是与人民严重对立、政治上已经腐败透顶的南宋君臣——赵构和秦桧之流，他们采取了对外屈膝求和，对内残酷镇压的苟且偷安的反动政策，这就使他们窃据的国家同民族和人民实际完全对立起来了。要使忠君与报国相一致，其结果势必是害民损国，而要真正保民卫国，就不仅不能忠君，还要敢于抗君。岳母当年，不可能在思想上把这两者区分得这样清楚，所以她对岳飞进行的“尽忠报国”的教育中，也就不能不把忠君和报国混合在一起。也正是这种忠君报国的思想造成了岳飞这位民族英雄的悲剧结局。
我们的时代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使国家和人民之间，使整个民族之间，第一次完全结合成了一体。使一个人爱国、爱民族、爱家、爱子、爱母，从根本上真正统一了起来。正如赵妈妈说的：“国家是自己的国家，俺应该爱国，军队是自己的军队，俺应该拥军。”“解放前俺有三个家，家家都是苦水窝，一天好日子也没有过。解放后，俺才算有了家！共产党、毛主席、解放军救了俺全家，俺全家要爱国家，为国家，保国家。”这发自肺腑的话，多么淳朴、高尚、明澈，集中体现千百万人民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热爱人民军队的真情实意。人民之间的爱是完全相通的。所以相通，也正是有着这种根本利益的一致，而这种一致的利益，又是通过社会主义制度紧紧连接在一起的。爱祖国，就是爱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祖国。“活一天爱国一天，活一天拥军一天”，这位普通的中国母亲的感情和信念，也是蕴藏在亿万个中国母亲心底的感情和信念。把爱党、爱社会主义、爱人民群众的深情熔铸于爱国、拥军，毫无二致，始终如一，这正是古代岳母所不能比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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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答读者问
我作过副刊编辑
吴祖光
问：上海新民晚报复刊，副刊“夜光杯”亦恢复。听说您过去编过这个副刊，请介绍一下经过，并谈谈您的经验。
答：1944年是抗日战争的末期，我从成都回到重庆不久，当时在四川成都和重庆两地很有影响的民营报纸新民报总经理陈铭德先生来找我，委托我去邀请在大后方文艺界、尤其是戏剧界负有重望的夏衍同志为他的重庆版新民晚报主编一个副刊“西方夜谭”。我去找到夏转达了陈的想法，接着便同铭德先生一起去拜访了夏衍同志。
为了尽可能占领一切宣传阵地，扩大争民主、争自由的影响，夏衍同志毫不犹疑地当即接受了铭德先生的要求。但是他又提出，由于自身的工作安排，他只能做短期的编辑工作，不会超过一两个月的时间，这样就使铭德感到失望了。他们很快研究了一个新的方案，就是在夏公离开之后，由我来接替“西方夜谭”的编辑任务。我当时认为自己干不了，原因是我从来没有干过这一行，没有这个能力。但是后来商定了，我去做夏公的学徒，学会编报的技术，然后把“西方夜谭”接下来。
人们走上生活的道路，一般就不能离开报纸了；因此对这个未曾做过的编报工作，我是深感兴趣的。我在重庆的住处，和夏公同在一个小山坡上，两三分钟便可走到；在那几个午后我都是诚心诚意地坐在夏公的卧室兼办公室、会客室的小凳子上，看他怎样编报：选看来稿、画版面、看清样、补空白、做最后的校对……几天之后大致掌握了要领，一个多月以后我就接编这个“西方夜谭”了。我首先裁了一个硬纸片做了一个从老师那里学来的、为计算字数用的小尺子，这是副刊编辑最需要的一个工具。
这个副刊我大约编了一年多一些。这段期间我发表的稿件中，1945年11月14日的毛泽东同志《沁园春·雪》引起了全国范围的震动，影响极大。另一次给报社造成一个重大危机的是1946年我离开重庆，到上海接编上海新民晚报副刊“夜光杯”；在1947年2月20日发表了一篇署名来稿《冥国之歌》，是一首步《国民党党歌》、也即当时的国歌原文词韵，改动一些字句，极为尖刻地讽刺国民党扼杀民主、掀起内战、残杀人民的反动政策的。这首歌大大地刺痛了国民党反动派，报社被勒令停刊，还要“交出作者进行公审”……作为总经理的陈铭德先生到处奔走求情、想方设法，最后以登报认罪道歉，停刊一天了结。
日本投降以后，新民报发展很快，分别在成都、重庆、南京出版日报和晚报，又在北平出日报，在上海出晚报，共计五社八报，规模和影响之大均为中国新闻史上所罕见。值得称道的是报社主持人陈铭德和邓季惺夫妇对新闻事业的巨大热情，白手起家，惨淡经营。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期间，尽管不得不经常处于无可奈何的俯首听命状态，但却别具一种执拗的百折不挠的追求进步的精神。在这个五社八报的编辑人员中大胆地招揽了许多当时社会上知名的进步作家参加编辑和撰稿工作。也正由于此，这两位老板就经常要应付各报此起彼伏的文字之祸；到处磕头作揖，救火弭灾，焦头烂额，疲于奔命。于今回想当时，象上面类似我闯过的那些大祸小祸实在难以计算。而我们这位陈老板，受了国民党那些巨公党棍那么多的训斥、责难、威胁、夹板气，却从来没有向他的这些伙计们撒过一点气；充其量也只是哭笑不得地、甚至象是“哀告”一般地要求伙计们：“小心一点……”
全国解放前夕，新民报终于难逃厄运，各地报社被停刊、捣毁、逮捕、查封……接踵而来。在这之前，我已于1947年的秋天被迫离开上海，去香港从事电影编导，永远结束了仅仅两年的报纸副刊工作。
在两年的副刊编辑期间，有时为了结合时事，有时为了临时抽稿、改稿，有时为了弥补由于多种原因而发生的版面空白，象当时所有副刊编辑那样，我写过不少的小品文、散文，大都是临时随便署一个化名，现在都不记得了，也找不到了。
也和当时许多副刊编辑一样，一个每天出刊，占报纸大半版的副刊：选稿、写稿、画版面，最后还要校对一次清样，都由一人独立完成。个人单干可能会有粗疏、失误之弊，但也有一个好处，即不必反复商量，只能当机立断；因此效率快，责任分明。这是我看到现在处处人浮于事，因之办事拖沓，迟疑不决，实在叫人着急而想起的。
我的经验不多，自然成绩也不多，实在不足为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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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致黄河水
张月奎
从河南人民胜利渠向天津输送的黄河水，经山东、河北奔流了800公里，直达天津。天津人民喜迎豫、鲁、冀三省人民送来的“风格水”。
你来了！我感到你每一纹美丽的涟漪，还在散发着黄土高原那泥土的清香。你每一滴晶莹的水珠，仍然闪耀着千古以来就有着的雄姿与艰辛。
你来了！我看到这久旱缺水的都市顿时又增添了繁华与活力：海河里，搁浅的船儿又拉响了前进的汽笛；工厂里，停开的机器又奏出了夺高产的美妙旋律；千家万户，泼去了残存在杯中那泛黄的咸水，欣喜地互相致意：请喝一杯吧，这就是哺育了我们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黄河之水！
哦，你来了，千里迢迢地来了！你为解除天津城的干涸之危，毅然离开那固守了数千年的黄河故道，风尘仆仆地北上奔流了800公里！
800公里。——多么的源远流长！那美丽的豫、鲁、冀平原上，是什么景物在绵亘不绝地映入你丝绸般妩媚的水波里？
——是河南人民胜利渠和卫河两岸的80万亩麦田么？那里，为什么要插上一块块“浇麦用井水，河水送天津”的标语牌？
——是河北省沿途社队的数百处引水闸、涵、泵站么？那里，为什么要贴上封条，不合时宜地停止了冬麦的灌溉？
——是山东省的数千名省地县干部和40万民工么？他们为什么要放下自己家里秋收秋种的农活，甘愿风餐露宿，赶修那过境的输水线？……
呵，黄河，我们黄帝子孙的摇篮！——“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舍己为人，水过家门不截引”，你800公里的行程，从始至终，多么象是在一幅幅渲染着我们时代精神的动人画面中穿行！
是的，你来了，你欢乐地、一往无前地来了。你的浪花中，簇拥着豫、鲁、冀三省人民的美好心灵；你的水流中，充溢着城乡之间、工农之间的手足之情；你的波纹中，融会着党对人民的关怀，人民对党的热爱！
——于是，就象痛饮了那千年万载酿过的美酒般，天津大地滋润了。700万人民的心儿陶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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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群言录
从布袋和尚说起
东方既白
相传，布袋和尚是五代梁朝的高僧。
苏东坡曾写有《布袋和尚像偈》一首：“柱杖指天，布袋着地，掉却数珠，好一觉睡。”什么意思，不甚了了。
鲁迅于1923年6月12日，在致孙伏园的一信中，也曾提到布袋和尚。他说：“往时布袋和尚带着一个大口袋，装些另碎东西，一遇见人，便都倒在地上道，‘看看，看看。’这举动虽然难免有些发疯的嫌疑，然而在现在却是大可师法的办法”。这才比较了解布袋和尚的真相，也许是就在于他有一股勇于自我解剖的精神吧！
所谓师法者，扩而大之，对某一个问题的讨论，是鱼是龙，是泥是沙，是是是非，要象布袋和尚那样，统统端出来，让大家来鉴别，此之谓彻底。
所谓彻底，就在于彼此要说真话。而真话并不等于是真理，仅在于对事对人，敢于毫不隐瞒地说出自己的看法来而已。正因为真话并不等于是真理，即使说错了，人们也是会谅解的。与此相反，言不由衷，语不及义的废话，即使絮絮叨叨说上一千遍，决不会令人信服，这是势所必至，理有固然的，凡是勇于追求理想，探索真理的人，总是乐于听到真的声音的。
鲁迅所举的布袋和尚的例子，距今近六十年，是不是还值得师法呢？我想值得的。这是因为我们现代正处于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有不少问题，需要讨论，使分歧的思想，在党的领导下，逐渐统一起来。除此以外，还有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敢于说真话的人，不仅常常受到冷遇，甚至还会或明或暗地受到倾陷，象这样的例子，仅在报纸上，已不鲜见。什么原因，大家不妨多想想。
我以为在人民内部，一定要坚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原则；同时要坚决反对知而不言，言而不尽，言者有罪，闻者不戒的顾虑和歪风邪气。而后者正是前者之因，从端正党风，广开言路来说，根除其因，不失为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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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群言录
在其位要谋其政
林嵩
上海友谊毛纺厂党总支书记孙培年为外孙女吃奶粉的小事，给中央领导同志写了一封信，问题迅速得到解决。
中央领导同志也曾批转过北京市一封工人批评火炉涨价一事的来信，问题也迅速得到了妥善解决。中央领导机关确实为全党干部做出了表率，令人感佩。
兴奋之余，我却想到了另一面：奶粉、火炉这类小事，不是有具体主管部门吗？难道公司、区乃至市就不能解决好，非得去惊动中央？
我们曾经批评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精神状态。现在的问题却是，有些干部“身为和尚不撞钟”。孔夫子说过：“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但他并不主张在其位而不谋其政！人们往往习惯于把一些事情办不好说成是“关键在领导”。这话当然有道理，但也不能一概而论。当着领导的方针政策已经明确的时候，就要看“在位”的干部怎样“谋政”了。看来，我们应对“关键在领导”这类话作些具体分析，以防被那些无所作为的人当作玩忽职守的防空洞。
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尚属人浮于事；做和尚连钟都不撞，恐怕与和尚太多，互相推诿有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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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龙潭飞瀑〔中国画〕 皮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