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br/>专栏：<br/><br/> 读《艾思奇文集》第一卷<br/> 胡绳<br/> 艾思奇同志是在哲学和思想战线上勤劳工作了一生的学者和战士。想到他的时候，人们往往首先想到他在三十年代写的《大众哲学》，这是曾经起过广泛影响的一本书。在《艾思奇文集》第一卷中收入了这本书的全文。<br/> 《大众哲学》最初是从1934年11月起在《读书生活》杂志上连载的。我当时是这个杂志的读者，也就成为艾思奇的哲学讲话所启发和鼓舞的众多青年读者中的一个。<br/> 现在重看近半个世纪以前的这个作品，不免感到它有不少不足之处。其实它的作者在成书以后不久自己已看到书中内容有些缺点。例如他曾指出（见《文集》第1卷第286页、290页、316页等处）：关于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关系，关于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关系，书中是说得不完全或不恰当的。据《文集》编者说，《大众哲学》在全国解放前印过32版，作了较大修改的是第4版和第10版。《文集》中刊用初版本，刊载第4版和第10版的序文。我以为《文集》编者这样做是适当的。对于现在的读者来说，找出这本书的缺点并不是重要的事。重要的倒是看看为什么这本书当时能够赢得那样多的读者，在读者中起了那样深刻的影响。<br/> 《大众哲学》问世的时候，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书中却很少讲到当时的时事，作者承认这也是一个缺点。他是在爱国言论受到禁锢的政治环境中写这本书的。他在1936年6月写的文章中仍只能委婉地说明这一点：“环境的困难”使他“要说的话不能直说，要用的字不能不用别的字代替，要举的例子也只好不举”，这就是为什么在书中“不把例子举得更现实一点，却用孙悟空的七十二变来说明”的缘故。他冲破了法西斯言论统治的罗网，以当时一般青年能够接受的形式，别出心裁地写出了这本书。这本书虽然避开了现实的例子不举，但是使许多青年读者在思想上打开了新的天地，帮助他们初步地学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启发他们用这种观点来观察国家和社会的各种问题。艾思奇的这一功绩是不能磨灭的。<br/> 在三十年代的上海出版界中有不少假马克思主义者的喧嚣。在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中的一些托派分子和在艾思奇当时的有些文章中给以批判的叶青就是属于这样的人。他们自吹自擂，装腔作势，傲慢地把自己说成是真理的唯一拥有者。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和他写的其他文章则是以平易近人的态度，娓娓而谈，不摆架子，不故弄玄虚。读者感到他们所遇到的是和他们在一起诚恳地追求真理的朋友。假马克思主义者至多只能使人受骗于一时，而在抗日战争时期忠诚地进行战斗的许多人抱着对《大众哲学》的良好忆念，把它看作是自己启蒙老师。<br/> 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几年和抗日战争期间出现了不少通俗地讲解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经济学、社会政治学说的书，对当时的青年起了很好的作用。这种通俗化的工作虽然不是由艾思奇开始，但他的《大众哲学》确是出的较早、获得较大成功的一本书。通俗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在任何时候都是重要的工作。现在做理论普及工作的人，回头来看看《大众哲学》，还是能得到一些教益的。<br/> 据我记忆，在《读书生活》杂志出版以前，《申报》上有过一个答复读者提出的生活和学习问题的专栏。这个专栏的主要撰稿人艾思奇和柳湜就是不久后创刊的《读书生活》杂志的主编。在这个杂志上每期也都刊有答复读者的信，很受读者欢迎。《艾思奇文集》第一卷中收入了好多篇他在杂志上写的复读者信。我想，就读者提出的问题进行答复，和读者亲切地交流意见，这是一个很好的工作方法。艾思奇的文章的风格和特点可能是和他曾用力地做这样的工作有关吧。<br/> 收入这一卷文集中的，还有作者在上海时期（1937年以前）和他从上海到延安以后直至全国解放前夕所写的许多篇哲学问题和思想问题的论文。<br/> 这些论文中有的观点，现在看来是可以商酌的。例如他把形式逻辑和形而上学几乎完全看成了同一的东西。其实，形而上学是同辩证法对立的，而形式逻辑是人们说话和写文章都不能不遵守的规则。如果考虑到当时有许多人以形式逻辑的名义反对辩证法，作者在进行反驳时出现了这种偏颇是可以理解的。读前人的论著时，不必讳言其中的缺点，但也必须体察作者立言时的各方面的条件，这样就不会只看到缺点，反而看不到包含在这些论著中的基本上正确的、可贵的内容了。<br/> 艾思奇的许多论文批判了在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与反动政治相联系着的各种反动思潮。他为捍卫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必要的斗争。艾思奇的批判文章和其他文章一样，不是浮嚣的喊叫，而表现了着着实实的、认真严肃的态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作是战斗性的，但战斗性并不就是要以剑拔弩张的姿态出现。条分缕析，从容不迫，以理服人，则是值得提倡的作风。<br/> 文如其人。读艾思奇的文章就想到他的为人。他是既有为真理而斗争的热情，又具有谦逊、朴实的学者态度的一个人。<br/> 我是在1936年因投稿《读书生活》而认识艾思奇的，这时也认识了在读书生活出版社从事写作工作的柳湜、廖庶谦、曹伯韩、陈楚云等，还有这个出版社的经理黄洛峰。这些同志已经先后去世。他们都为宣传马克思主义而做了值得怀念的有益的工作。<br/> 《艾思奇文集》在作者去世十六年后出版了，这是值得高兴的事。我在粗粗读过已经印出来的第一卷以后写下这点感想，既是为了向读者介绍这个文集，也是用以表达对已故的战友的追思。
第5版()<br/>专栏：<br/><br/> 提高经济效益 加快国民收入的增长<br/> 李学曾 杨圣明<br/> 赵紫阳总理在五届人大四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谈到第六个五年计划的主要任务时说，“六五”期间（1981—1985），“要求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相等或接近于工农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从我国现有的经济工作水平来看，要求国民收入和工农业总产值两者同步或接近于同步增长，是一个不低的要求，它在经济上有着重大意义，我们应当努力达到这个要求。<br/> 1950—1980年期间，我国国民收入与工农业总产值同步或近于同步增长的年份有七八个；国民收入增长速度高于工农业总产值增长速度的年份有五六个；其余十七八个年份则是工农业总产值的增长快于国民收入的增长。如从各个五年计划年平均增长速度看，则都是工农业总产值的增长快于国民收入。以1980年同1952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增长8．1倍，国民收入增长4．2倍。上述情况说明，我国过去在一般情况下，工农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总是高于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又怎样加快国民收入增长速度，使它等于或接近于工农业总产值增长速度？这就必须首先从这两个指标各自的内容和它们的相互关系说起。<br/> 我国社会总产值是指工业、农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与邮电业、商业五大物质生产部门总产值之和，其中工农业总产值占70％以上，是主体部分。我国社会净产值，即国民收入，是上述五大物质生产部门净产值之和，其中工农业净产值占80％左右。由此可见，国民收入与工农业总产值、净产值密切相关。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与工农业净产值的增长速度成正比，这是显而易见的。它与工农业总产值增长速度的关系，要视工农业总产值中物质消耗的变动以及物质生产部门结构变动情况而定。<br/> 我们知道，总产值是由C、V、M三部分组成的，C是生产中消耗的生产资料的价值，V和M是活劳动新创造的净产值，属于国民收入。所以，国民收入（V＋M）与总产值（C＋V＋M）增长速度之比，就看C是如何变动的。如果物质消耗C的增长速度高于总产值（C＋V＋M）的增长速度，可以肯定，总产值的增长快于国民收入；如果C的增长速度与总产值的增长速度相等，可以肯定国民收入与总产值的增长速度也相等；如果C的增长慢于总产值的增长，则国民收入的增长必快于总产值的增长。由此可见，要求国民收入增长速度等于或接近于工农业总产值增长速度，在经济上意味着物资消耗要与总产值等速增长。换句话说，即单位产品的物资消耗系数要稳定在原有水平，如能有所下降则更好。要实现这一要求，今后四年生产的发展，主要不是靠投入更多的物资，而是靠提高生产条件的使用效果。这是一项必须通过巨大努力才能完成的任务。多年来我国物资消耗C的增长，经常是快于总产值的增长的。特别是工业部门更为如此。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在以机器劳动代替手工劳动的技术进步过程中，C往往需要比（V＋M）或多或少地增长得更快一些以外，更重要的是，过去生产中原料、材料、燃料、动力浪费十分严重，使单位产品物资消耗系数不正常地增大了，这是其一。第二，总产值是按工厂法计算的，在产品加工过程中，每当一个加工环节独立成厂，其物资消耗就要重复计算一次，加工环节独立的越多，重复计算的次数也就越多，从而人为地夸大物资消耗的增长速度，并使总产值增长速度中所包含的“不实在的”成份（与社会最终产品相比）加大。第三，在产业部门结构中，物资消耗比重大的部门（如工业）生产的增长，快于物资消耗比重小的部门（如农业）生产的增长，也会加快整个社会生产中物资消耗的增长速度。“六五”期间，为了使国民收入与工农业总产值等速增长或近于等速增长，最主要的是要认真反对浪费，努力降低物资消耗，提高经济效果。此外，也要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并注意消除人为地夸大产值（为此，可以净产值代替总产值考核企业）等项弊端。<br/> 要加快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使它接近或等于工农业总产值增长速度，除了上述措施外，还必须适当增加物质生产中消耗的活劳动量和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br/> 国民收入有实物形态与价值形态。实物形态的国民收入的增长，是扩大生产、改善生活的物质条件。因此，主要应当增加国民收入实物量。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国民收入的实物量，同物质生产中消耗的活劳动量成正比，活劳动量增加愈多，国民收入增长愈快。为了加快国民收入增长速度，应当在不影响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条件下，尽可能增加物质生产中消耗的活劳动量。目前，所有的部门和企业都要加强劳动管理，严格执行劳动纪律，提高工时利用率，减少迟到、早退、旷工等现象，杜绝劳动的浪费；要尽快解决机械、冶金、基本建设等部门的停工、窝工问题，使劳动时间充分利用起来；要大力精简国家机关人员以及生产领域中的非生产人员，使他们走上生产第一线；要广开生产门路，有计划地安排待业人员，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br/>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直接增加国民收入的实物量。在劳动时间和生产资料消耗定额不变的条件下，国民收入实物量同劳动生产率是按相同的速度增加的。这就是说，劳动生产率提高愈快，国民收入实物量增加愈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虽然不直接增加国民收入的价值量，但由于它能增加国民收入的实物量，这就为下一个生产周期内吸收更多的劳动者参加物质生产，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因此，要加快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应当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我们在这方面有许多工作要做。比如，有重点有步骤地进行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组织科研攻关；提高劳动者的科学文化技术水平；分期分批进行企业的全面整顿和改组；积极稳妥地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等等。这些工作都会有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国民收入。<br/> 应当指出，提高劳动生产率是加快国民收入增长速度的主要途径。劳动生产率随着劳动熟练程度的提高、科学技术发展及其在生产中的应用、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规模的扩大及其有效利用，以及自然条件的改善等，可以无限提高。不少发达国家，尽管物质生产中劳动总量减少，但由于劳动生产率提高，国民收入实物量还是大量增加的。有些国家的国民收入增长额的90％以上是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形成的。我国三十多年来，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也显著高于物质生产中劳动者人数的增长速度。这说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在我国国民收入不断增长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不过，由于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左倾错误的干扰，我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较慢，曲折较多，它在增加国民收入中的作用，远未达到应有的水平，更达不到发达国家已有的水平。今后，我们要在努力降低物资消耗的同时，把加快国民收入增长速度的注意力，主要放在提高劳动生产率方面。这些工作做好了，就能使国民收入增长速度等于、接近于甚至超过工农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
第5版()<br/>专栏：<br/><br/> 中国金融学会首届年会<br/> 中国金融学会最近在南宁举行首届年会，就积聚社会资金、发挥贷款经济效益等问题，交流了各种观点。<br/> 大家认为，随着国民经济体制的改革，国家资金分配发生了变化，预算内的资金相对地减少了，地方、企业及预算外的资金相对地增多了。在这种情况下，要充分发挥银行的作用，运用银行信用把分散的资金聚集起来。这对于回笼货币、平衡社会购买力、稳定市场物价、发展生产，对于存款者和国家，都是十分有利的。<br/> 怎样更多地聚集社会资金？代表们认为，一要采取有力的措施，如搞好宣传和服务、调整利率、增加储蓄种类和网点、加强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工作等，发展城乡储蓄事业，把城乡人民手中的钱吸收到银行，纳入国家信贷计划，统一安排使用。二要运用多种多样的方式，例如开办企业单位的定期存款，由银行办理发行债券业务，在大中城市和少数有条件的县办理信托业务等，引导企业单位把有限的资金尽可能用到国家急需而经济效益又好的生产建设需要上去。此外，开展保险业务，既能建立经济补偿制度，又能起聚集资金的作用。就我国目前经济情况和条件看，可能组织起来的财产保险、人身保险、劳动保险、农村保险事业，每年就可积聚几十亿元甚至几百亿元的保险基金。<br/> 提高银行贷款经济效益是当前讲究用财之道的重要方面。怎样提高贷款的经济效益？代表们认为，一是要继续坚持择优扶持的原则，把有限的资金优先用在花钱少、见效快、收益大的生产建设上，争取在较短时间内多提供产品和资金。这就要求银行大力支持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支持消费品生产的发展，支持现有企业有步骤地进行技术改造。二是要提高流动资金的使用效果。现在，工商企业流动资金占用过多，周转缓慢，是经济调整中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代表们建议，应当把流动资金贷款利息与企业利润挂起钩来。为了把呆滞资金搞活，还应当考虑把逾期贷款、超储积压贷款、挤占挪用贷款加收的利息，从企业利润分成中支付。三是要统一管理信贷资金。现在有的地区成立各种形式的投资公司，有的地区指定银行在计划外拿钱搞集资。这些作法，实际上都是把存在银行并已安排运用的资金抽出去，在计划外搞基本建设或用于其他方面。这样做的后果，不是多发票子，就是减少正常生产和商品流通所需要的贷款。信贷资金必须由银行统一计划、统一政策、统一管理。社会主义金融事业必须坚持集中统一的方针，集资筹款不能另起炉灶，而应当通过银行办理。<br/> （胡学慧）
第5版()<br/>专栏：书评<br/><br/> 评《中国近代史新编》（上册）<br/> 乔还田<br/> 苑书义、胡思庸等著的《中国近代史新编》上册最近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这是一部比较系统地论述1840至1864年间中国如何遭受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以及随之引起的国内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对外态度等方面变化的学术著作。和已经问世的同类著作相比，本书有几个值得注意的特点。<br/> 首先，作者不囿成说，勇于探索，对一些学术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和有启发性的观点。比如，通过对清代闭关政策的深入分析，作者否定了过去人们把清政府对外国商人的限制条例当作闭关政策的主要内容这一习惯说法。他们认为，清政府对外商的严格限制仅仅是闭关政策的一个侧面，闭关政策的核心应是对国内实行的一系列经济文化政策，如限制国产货物出口，禁止中国史书出洋，不加分析地视西方制造品为“奇技淫巧”，等等。作者还进一步断言，正是这些政策的施行，严重阻碍了我国社会经济和科学文化的发展，从而造成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局面。对龚自珍的评价也颇特殊。作者指出，龚自珍思想中最精彩的部分是对当时极端的皇权专制制度、昏庸透顶的官僚政治的无情揭露和严厉批判。他对时政的有力抨击，无疑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这是应该加以肯定的。但就他的一系列重大政治经济改革主张而言，如扩大和增强官僚的权力、强化封建宗法制度的“农宗”思想等，其主导方面是落后的、倒退的。因此，对龚自珍“实在无法评价过高”。关于“天京变乱”的性质，作者不同意过去流行的是地主与农民间剧烈的阶级斗争在革命领导集团内反映的说法，认为这是一场太平天国领导人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因为从建都南京起，太平军领导人的革命进取精神和与群众同甘共苦的作风都逐渐减退，代之而起的是踌躇满志和对权势、奢侈生活的追求。洪秀全和杨秀清之间的矛盾，正是随着杨秀清权力欲的不断增长而日趋尖锐化，结果酿成一场无法避免的变乱。<br/> 其次，加强了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一些薄弱环节的分析探讨。一般说来，在同类学术著作中，关于鸦片战争前后的社会思潮和太平天国的各项制度政策的论述是比较薄弱的。本书作者则下了相当的功夫，在广泛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对鸦片战争前后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人的思想变化以及太平天国的中央和地方政府、<br/> 《天朝田亩制度》、“照旧交粮纳税”、“天朝圣库”、诸匠营和百工衙、商业政策、妇女政策、文化政策、对外关系等作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应该说，作者对这些问题是作了认真分析的，既看到它值得赞扬的一面，也指出它不足的一面。如对“天朝圣库”制度，认为这种人无私财、大体平均分配的供给制，在革命战争初期的军队是行之有效的，曾起了积极的作用。但建都南京以后把它视为普遍规范而强制推行于社会，就侵害了工商业、中农和手工业者的利益。因此，它遭到广泛的不满和抵制是毫不奇怪的。<br/> 再次，注意了新材料的发掘和引用。就引用史料而言，本书是比较丰富的。作者的每一个观点，都是言之有据的。但是，更令人称道的是，作者在叙述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来龙去脉和揭露十九世纪中叶沙俄鲸吞我国东北、西北大片领土的罪恶行径时，不但博引了近年来出版的有关新资料，而且还采用了一部分中文未刊本、抄本以及外国人所写的回忆、游记、外交文书中的文献。毋庸置疑，这些新材料的发掘和引用，将为史学界进一步研究问题提供不少方便。<br/> 最后，还值得一提的是，本书对一些不宜在正文中叙述但又是史学界经常争鸣的问题，大都在注释中说明自己的不同看法；对一些重要历史人物的简历、军政制度、文化思想等专用名词，也在注释中加以介绍。和前几个特点相比，这个特点也许不那么引人注目，但是有必要加以肯定，因为它既便于一般读者查考，并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本书的学术性。<br/> 当然，本书尚有不足之处。从全书的体例来看，尽管作者力图对近代中国初期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诸方面作综合性的探究，但仍未突破写政治史、战争史的旧框框。还有，由于是集体写作，在文风和布局上，是有缺点可寻的。
第5版()<br/>专栏：学术动态<br/><br/> 义和团研究会召开座谈会<br/> 中国义和团研究会于去年年底在济南召开座谈会，着重就如何进一步深入开展义和团运动史的研究问题进行了座谈。会议由研究会副会长徐绪典教授主持，山东大学、山东社会科学院、山东师范大学和部分地区的二十多名史学工作者出席了会议。<br/> 会上，徐绪典同志首先就八十年来义和团运动史研究的概况，及今后如何进一步开展研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接着与会同志踊跃作了发言。大家一致认为，在中国近代史上，义和团运动史的研究是一个薄弱环节。为了巩固已有的研究成果，提高研究质量，今后首先应做好以下几点：一、继续搞好义和团史料的搜集、整理、翻译和出版工作，同时对已有史料也要作一些考辨，以为广大史学工作者的研究提供方便和有利条件；二、不发空论，提倡多研究具体问题，对义和团的各支队伍、义和团的人物、义和团的源流、义和团的经济背景和社会成因等等，都要一个一个地搞清楚；三、不要把研究范围局限于义和团运动高涨的地区，应扩大到全国范围，对当时各大区、各省的经济状况、阶级关系，以及有关的秘密会社等，都应加以研究；四、要加强对教会和教案的研究，弄清天主教、耶稣教在中国传播的情况，分析各种教案发生的原因、性质，弄清历史上的反洋教斗争和义和团的关系；五、要继续活跃百家争鸣的学术气氛，让各种不同的学术见解充分发表出来，开展争鸣，以推动研究的深入发展。<br/> （寸心）
第5版()<br/>专栏：<br/><br/> 《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光辉成就》出版<br/> 胡寄窗著《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光辉成就》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br/> 本书以简短的文字，分五十九题，介绍了《论语》、《孟子》、《管子》等著作和公元前一世纪到十七世纪各个时期的经济思想和经济概念。作者把它们同西方经济学说史上的类似观点对比，从而说明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在世界范围的成就。<br/> 这是一本研究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的参考读物。（伊史）
第5版()<br/>专栏：<br/><br/> 《经济合同法规选编》即将出版<br/> 国务院经济法规研究中心办公室主编的《经济合同法规选编》，即将由工人出版社出版，内容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顾明所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草案）》的说明，以及其他现行的有关经济合同的法规二十篇。顾明为该书写了序言。新华书店已开始征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