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用艺术的武器推动现实的工作
——重读赵树理的小说《“锻炼锻炼”》
王中青
读过赵树理的短篇小说《“锻炼锻炼”》的人，谁也不会忘记那令人可憎又可笑的“小腿疼”和“吃不饱”。教育读者认识或抛弃类似这两个人物的自私落后思想和刁泼蛮横的恶劣品性，无疑是作家创作这一作品的目的。但我认为，这部作品更应该引起特别重视的是它所提出的更为重要的问题——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面对极端个人主义者，面对损公肥私、损人利己的行为，该怎么办？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对这种性质的问题如何处理才是正确的？
小说发表于1958年，反映的是1957年秋末“争先农业社”整风时候的情形。这一年的春天，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的光辉学说，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这一主题，在赵树理的这篇作品中得到了具体而生动的揭示。
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如何进一步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关键在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从作品中可以看出，在发展农业生产的道路上，“争先农业社”的广大干部社员要力争先进，但在一部分农民中间，也存在着妨碍争先进的落后思想。争先社的两个有名人物“小腿疼”和“吃不饱”，就是有这种落后思想的典型人物。在损公肥私这一点上，她们各有各的特殊手法，各有各的拿手戏。她俩为了讨集体的便宜，又偷又摸，不顾脸皮。这种人心中只有自己的私利，处处钻空子，千方百计捞集体的油水以肥自己。这是极端个人主义的表现。她们的思想言行同集体事业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很明显，这是人民内部矛盾。这一种矛盾处理不好，社会主义农业就不会顺利发展。赵树理把这两个典型人物的思想行为摆在读者面前，正是为了帮助人们清楚地看到这个实际问题，从而提高克服和改造这种思想的自觉性。
作品没有停留在这里。赵树理深知农民中间存在这种落后人物、落后思想并不奇怪。在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基本胜利之后，传统的封建思想，小生产者的传统心理，仍然残存着，并散发着腐朽气息，腐蚀着人们的心灵。但这种情况并不可怕，随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具有这类思想的人物和这种思想的各种表现终将会得到改造和克服。正象作品所展示的那样，“没理占三分”的“小腿疼”，到头来也得老老实实地在全体社员大会上做检讨。但作家的深刻用意还不在这里。他用他那支犀利而又轻松幽默的笔继续深入地挖掘下去。作品围绕着如何对待“小腿疼”之类的落后人物，戏剧性地展开了干部中两种不同的思想意识、思想方法、工作作风的冲突斗争，把批评的矛头指向和事佬式的干部王聚海。因为赵树理清醒地认识到，落后思想不可怕，可怕的是作为党的干部，轻视甚至取消党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抛弃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对落后的东西不批评、不教育、不斗争，甚至宽容姑息。赵树理笔下的王聚海，正是这样的人物。
王聚海是争先社的社主任，可是他并不真正懂得革命是什么，不懂得怎样才是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不讲民主，家长作风严重；不讲是非，办事无原则。他的特点是善于和稀泥，不管发生了什么事，出了什么问题，他处理的原则只有一条：息事宁人。他不仅自己这样做，还用这一条作为用人的标准，“凡是懂得他这一套的人就当得了干部，不能照他这一套来办事的人就都还得‘锻炼锻炼’”，所以，他非常不信任、看不惯敢于批评不良现象的杨小四、高秀兰，以需要“锻炼锻炼”为口实，处处压制他们。对别人的批评，心里不服气，嘴上打哈哈，过后还抱住老一套不放。王聚海这样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是十分有害的。“小腿疼”、“吃不饱”的自私自利之所以恶性发展，跟王聚海的“和稀泥”有直接关系。“什么纪律？犯纪律的多哩！处理过谁？”“小腿疼”在谋划偷棉花的时候，不是这样说的吗？“吃不饱”在检讨时也说她所以敢去偷，并且还要拉几个人一起偷，就是根据社主任处理问题的习惯决定的，因为“犯案的人越多了，处理得越轻，有时候就不处理”。支部书记王镇海批评王聚海说：“要不是你的认识给她们撑了腰，她们早就不敢那么猖狂了！”这句话说到了要害。从作品中人物行动的前后关联可以看出，作为一个党的干部，办事不坚持原则，不分是非曲直，实际上起了庇护和助长有害思想的作用。争先社的多数干部和群众对“小腿疼”之类的行径，已形成公愤，都希望好好惩治她们一下，只不过由于老资格的社主任挡在那儿，办不到。这进一步说明主管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工作作风的好坏，对全局影响很大。争先社难争先进，主要是由于主管领导干部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的错误思想及方法造成的。
王聚海的错误是不自觉的，不自觉而越要坚持，这是不懂革命的道理，思想觉悟低的缘故。不过，他还不是为了营私而拿党的原则、人民的利益去做交易的那种干部。尽管这样，也是社会主义事业所不允许的。党和人民不需要和稀泥的干部，不需要庇护落后思想行为的干部。因此，赵树理对王聚海的批评是严峻的，讽刺是尖锐的。作品写到王聚海开会回来，一点不了解情况，就赶进“小腿疼”正做检查的会场里，又去和稀泥，结果是牛头不对马嘴，社员们“轰隆”地一声笑了，笑这个和事佬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钉子。和稀泥的方法只能坏事，不能成事，必然会遭到事实的嘲弄。他在大家的笑声中，不能不认真地想想自己而开始反省。
如何对待落后的思想？与王聚海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支部书记王镇海、社副主任杨小四、高秀兰等。他们面对“小腿疼”等自私自利的思想行为，坚持原则，是非分明，态度明朗，及时地、有针对性地进行批评教育和斗争，没有丝毫软弱无力的表现。对于王聚海的和稀泥，他们也不时地给以批评和帮助。鉴于王聚海的一贯和稀泥，杨小四利用主任出外开会的时机，在多数干部和群众的支持下，果断地采取了对症下药的办法，终于制服了落后头子“小腿疼”和“吃不饱”。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纷纷称赞杨小四“比聚海有办法！”问题的解决，不仅表现了杨小四等人的敢于斗争的精神，而且还表现了多数干部、群众的政治觉悟程度。特别是对于社主任的错误，支书是尽了因势利导的批评教育责任的。而这一切，又是在党的整风精神指引下进行的，这便充分地显示了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正确地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作品摆出的事实说明，党的干部敢于批评并纠正不良倾向，就会得到党的信任和群众的拥戴与支持，反之，就会适得其反。同时也说明，即使象“小腿疼”式的落后人物，只要采取积极的批评教育的方法，也完全可以促使其转变的。
用艺术的武器推动现实的工作，这是赵树理一贯的创作思想。他在谈到为什么写《“锻炼锻炼”》的时候说：“我想批评中农干部的和事佬的思想问题。”我们从作品中看到的正是这样，他的艺术表现是得心应手的。看起来“小腿疼”、“吃不饱”写得最活，但这两个形象越生动，王聚海的和事佬性格便被烘托得越突出；小说中杨小四的活动占了相当的篇幅，实际上是用杨小四、高秀兰的性格同王聚海的性格进行对比，用对比的方法批评和事佬的思想，也就是批评党性差或无党性、不坚持党的原则，想自己卖好、落好的个人主义思想。批评和事佬也好，讽刺“小腿疼”也好，赵树理的最终目的是要提高人们的思想觉悟和精神境界。对于王聚海、“小腿疼”这一类人，他觉得最好的办法是把事实摆出来，让他们从“镜子”中看看自己的形象；使他们的思想提高一步。“所谓把事实摆出来”，表现在艺术上就是严格的革命现实主义原则，以令人信服的真实发挥教育的力量。小说一开头，就用一段风趣辛辣的李有才式的板话摆出矛盾冲突，写出“小腿疼”、“吃不饱”的丑态。紧接着摆出社主任王聚海对这两个人的态度处理办法，把读者对前者的憎落到了对和事佬的谴责上；最后由王聚海看不起的杨小四等，在支部书记的支持下，严厉地整顿了歪风邪气，促进了农业生产。这样一环扣一环地把事实摆出来，无需议论评判，谁是谁非，了然分明；应该怎样，不该怎样，读者自然清楚。
一篇好作品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重读《“锻炼锻炼”》，对于我们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尤其是对于改变某些领导的软弱涣散状态来说，仍不失其现实意义。可以这样说，在我们的生活中，只要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不良倾向、不正之风，特别是存在着对不良倾向不能及时地给以引导批评、教育和必要的斗争，甚至表现出熟视无睹、息事宁人的态度和做法，这部作品就不会减弱或失去它的教育意义。
第5版()
专栏：剧评
悲歌一曲祭英烈
——看京剧《风雨千秋》
苏叔阳
看完京剧《风雨千秋》（黄宗江编剧，北京实验京剧团演出），我默默走出剧场。寒风挟着深秋的冷雨迎面扑来，蓦地，那“秋风秋雨愁煞人”的慷慨悲歌又在耳边缭绕，白衫白裙的秋瑾女士的英姿，仿佛一闪，没入灯影后那蒙蒙的冷雨凄雾之中。一出京剧，能使人长久地为它的深沉的意境、悲壮的情绪所打动，我以为是颇为难能可贵的。
“鉴湖女侠”秋瑾的事迹，早已家喻户晓。歌颂她的作品，也已经有好几部。在这种情况下，要再写出一番深意、新意，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剧作家黄宗江，知难而进，而且挑选了京剧这种艺术形式，把慷慨与悲壮的诗情注入古老的艺术形式，又一次成功地展现了这一历史悲剧，这种精神是值得称赞的。
作家以诗人的眼光发掘蕴含在这一悲剧中的壮烈诗情，给以着意地渲染和抒发，塑造了一个不同于以往人们所熟见的悲剧英雄，壮怀、悲烈、深沉、飒爽的女中豪杰秋瑾。作家舍去了通常被认为“最容易出戏”的秋瑾事迹中强烈的动作（行为），偏偏去写这些行为发生的前后，秋瑾沸腾的内心。在舞台上，几乎一切强烈的戏剧冲突都被剧作家推到了幕后，事件的进展，仅仅是揭示人物内心世界的一个线索。这样，就给作家留下了反复吟咏这一历史悲剧内含的诗意的广阔天地。这种写法，是很困难的，因为倘使功力不足，稍有松懈，就会使全剧成为不能吸引看客的松散之作。它不靠悬念，不靠情节，不靠强烈的外在冲突，而靠贯串全剧的浓烈的情感、深邃的哲思、激越的诗情来感奋观众，这需要作家有炽热的爱与憎，高深的素养和娴熟的技法。我以为这出戏，为新编历史剧闯了一条新路，这就是具有诗剧特色的京剧。
无庸讳言，我们的戏剧与电影，虽然有很多佳作，但是近来不重视戏剧与电影的文学性的毛病也不能忽视。特别是戏曲艺术，剧本的比较粗糙，并非自近日始。要想继承和发展我国传统的戏曲艺术，必须有文学价值极高的优秀剧作。我以为黄宗江同志这个京剧本，可以给我们一个启发：我们必须努力创作优秀的戏曲文学剧本，这是改革和发展戏曲中带关键性的工作。自然，这也就要求，必须有一批有成就的剧作家“下海”，去创作戏曲剧本，这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风雨千秋》第二折第六场《海祭》，是诗情发挥得淋漓酣畅的一个场次。秋瑾的好友、革命志士陈天华，因感于中国留日学生的不团结，为惊醒同辈，决心把自己做一口警钟，蹈海而死，去唤醒青年。面对严冬冷海，秋瑾心涛如涌，发出了她的“天”问：“你淘沙垢，洗污尘，育水族，渡舟轮，载天容地好一个宽阔胸襟，却为何吞没了仁人志士，你忒忍心！”接着，她无限感慨：“千古悲凉涌方寸，汪洋呐喊赋召魂，苍天何忍捐英骨，把剑长歌涕沾巾”，下定了决心：“望断天涯，无限伤心家国恨，从今尔后誓为中华献余生。”这铿锵诗句，壮烈胸怀，把人吸引到苍凉悲壮的意境之中；加上演员李玉芙字正腔圆，百转千回的歌唱，使这场戏达到了感人至深的艺术效果。叹美中不足，陈天华与秋瑾的关系这一笔交代不够细致，陈天华蹈海这一场稍嫌平淡，因此使这场祭大海、召英魂、诉衷肠、表决心的重场戏，不能一泻千里。幸而剧终时，有一场《风雨》，幕后的长歌：“秋风秋雨愁煞人”，秋瑾白衫白裙，英魂起舞，既弥补了中间的不足，又把全剧的悲越之情推上了顶峰。但毕竟由于中段的微疵，使全剧的跌宕，不能达到理想的强烈。我想，这不足在以后的演出实践中会逐步得到加强。
看了这出《风雨千秋》，使人看到了京剧艺术发展的一个新的侧面。祖国的历史与今天，无数可歌可泣的人与事，都值得我们谱写长歌。我们的任务艰巨。让我们努力吧！（附图片）
为救国救民，秋瑾与陈天华、徐锡麟、陈伯平明志订交，誓与卖国清政府作殊死斗争。
陈志摄
第5版()
专栏：
动人的民族心声
——少数民族获奖短篇小说简谈
张掮中
最近，读了在“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评奖大会”上获奖的24个短篇小说，我被深深吸引住了。这些作品，无论从题材的广泛，风格的多样，还是从构思立意的隽永，民族色彩的浓郁来说，都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思想解放带来了题材的扩大。24个短篇，从较广的角度反映了少数民族人民的革命斗争和现实生活；以动人的琴弦，表达了少数民族人民的思想感情、希望追求和道德情操。这里有取材于革命历史和革命战争的《战友》（苗林，苗族）、《紫花与红叶》（关沫南，满族）；有控诉“四人帮”的罪行，赞美少数民族人民坚毅顽强斗争精神的《蛮人小传》（李惠文，满族）、《压在心底的话》（郑世峰，朝鲜族）、《遮荫树》（苏晓星，彝族）；有表现少数民族人民的心灵美，以及如何医治好心灵的创伤，迅速赶上时代步伐的《娘伴》（谭良洲，侗族）、《刀朗青年》（祖·沙比尔，维吾尔族）；还有反映对越自卫还击战的《一个担架兵的经历》（李乔，彝族），等等。从这些题材不同、风格迥异的作品中，我们不仅看到了少数民族地区多种多样奇特的风光和习俗，而且还看到了活跃在不同地区的少数民族人民矫健的英姿和为四化献身的崇高精神面貌。
24篇作品的题材是广泛的，但是，多样中也有侧重。一是许多作家都以深沉的歌喉，热情地歌颂了民族之间的团结。马连义（回族）的《回族代表》，以饶有情趣的笔墨，写了在少数民族集中居住地区的“少数民族”——汉族和其他民族的关系，从一个独特的角度歌赞了民族团结。乌热尔图（鄂温克族）的《瞧啊！那片绿叶》，通过小说主人公鄂温克族猎人拉杰与汉族干部老吴、陆辉之间近三十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运用类似电影的对比、组合等手段，塑造了维护民族团结的战士——拉杰的感人形象。作品用寓意深刻的“绿叶”，象征着鄂、汉两族人民如同“一棵树上的绿叶，都是兄弟”，两族人民之间的团结，应该象“绿叶”那样四季长青！二是许多作家都把目光转向现实生活，努力去表现新时期的矛盾和冲突，思考和回答当前社会生活中所提出的各种新问题。这方面值得一提的是张长（白族）的《希望的绿叶》。这篇以制止“毁林开荒”为主题的作品，在描写森林的神奇、瑰丽、富庶的同时，用沉痛的笔墨，对比地写了“毁林烧荒”的原始、愚昧和野蛮；在谴责“瞎指挥”的胡闹、官僚主义者的罪过和那些“靠森林发财”的败类的同时，热情地塑造了汪墀这个为制止“毁林烧荒”而迎着风险上，不怕小鞋穿的崇高形象。小说的结尾处，作者满含希望地写道：“绿叶是有希望的！”是的，国务院颁布了《森林法》，森林有救了，绿叶有希望了！那烧黑了的光秃秃的山头，一定会重新披上绿装，重新出现“绿色的风、湿漉漉的云彩”和“叮咚”的泉水……。
获奖的24篇小说，在塑造既有时代感，又有民族特色和个性特点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方面，也作出了新的努力。李惠文的《蛮人小传》，通过富有喜剧性的情节安排，活灵活现地塑造了歪鬈大婶这个“蛮”得“出奇”的“蛮人”形象。在林彪、江青一伙横行作祟时，歪鬈大婶风风火火，泼辣大胆，确实很蛮。她的“蛮”，主要是针对林彪、江青一伙的，正如她自己所说：“现如今是耍蛮的年头，不蛮白不蛮”。粉碎“四人帮”以后，随着拨乱反正的展开，社会风气的逐渐净化，她的“蛮”也开始变了。作品通过歪鬈大婶戏剧性的变，较为深刻地写出了促使“蛮人”这一喜人变化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原因。谭良洲的《娘伴》，犹如一幅清新明丽的侗乡风俗画，一首优美动人的抒情诗，而更美的是人物为四化而搏动的那颗心。请听秀朵姑娘是怎样劝告她的男友的：“晚上不行歌坐月过不得？拿这点时间多看点书，多学点技术不行？你以为会掌握打米机，就能实现四化了？”不沉溺于花前月下的喁喁情语，而是把青春和事业联系在一起，把爱情和四化联系在一起，这是一颗多么美丽的心啊！伊·布拉固德在《春雷》中，描绘了一幅“冰雪消融，春回大地”的动人景象：塔拉公社举行民主选举，一个毛头小伙子巴依尔“毛遂自荐”，出人意料地获得多数票，而“老资格”的原公社书记纳木却落选了。问题尖锐地提到了常委会上，等候尚未表态的老书记抉择：在赞成和反对票数相等的情况下，他那举足轻重的一票究竟投向谁？老书记不论资排辈，不计较个人得失，而是以党的事业为重，“为了这株苗苗，作他的挡风墙”，他郑重地将那神圣的一票投给了巴依尔。作品通过这次选举的起伏变化，生动地展示了新老两代人崇高的精神面貌。
这次获短篇小说创作奖的作者，大都是粉碎“四人帮”以后崭露头角的，它预示着少数民族短篇小说创作的灿烂前景。我们相信，在这次评奖活动的推动下，一定会涌现出更多的佳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做出更大的贡献！
第5版()
专栏：文艺随笔
“盯住”与“探头”
——农村题材创作谈片
周申明
茅盾同志曾经说过：一个作家既要盯住自己熟悉的生活领域，又要探头向自己的生活圈子之外。这是发人深思的经验之谈。现在，对于作家要写熟悉的生活，怕是不会再有什么异议了。问题在于要“盯住”，要有一股子“韧”劲和毅力。对于当前农村题材创作来说，这是更有一种特殊的意义的。因为生活是常新的，稍有放松，熟悉的可能变成生疏的，以至于需要“刮目相看”。所以要紧紧“盯住”，全神贯注，这样才能“盯”而常熟。同时，作家的眼界又应是开阔的，他要不断地向自己的生活圈子之外“探头”：上下求索，左右比较，力求站在时代高度反映生活。而且，这“探头”还有另一层含意，是说作家熟悉的生活与不熟悉的生活，是相对的，既无鸿沟相隔，又非一成不变，如果需要，他可以由“探头”而去熟悉新的生活领域。
我国擅长描写农村的老作家，如赵树理、柳青、周立波、孙犁等等，对自己的生活根据地都是探得深，探得执着的。正因为如此，他们就不仅有丰厚的生活基础，深切的生活体验，而且有独特的生活感受，独特的提炼生活的能力。于是就出现了这样可喜的现象：同是以农业合作化为题材的长篇小说，柳青的《创业史》与周立波的《山乡巨变》，呈现着迥然不同的风采；同是以北方农村为背景的文学作品，赵树理和孙犁则被人分别誉为“山药蛋派”和“白洋淀派”的“主将”。这些老一辈作家，所以能探得生活深处的宝藏，那样如鱼得水，那样举重若轻，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在深入生活、熟悉生活方面下了苦功夫，下了大本钱。他们对自己熟悉的生活从不认为已经到了家，而是常探不已，锲而不舍，甚至于到了一往情深的地步。如孙犁的名篇之一《山地回忆》，这个短篇小说仅有五千字左右，作家前后酝酿了五个年头，也可以说是“探”了五个年头。可见，作家获得这个艺术创造，并不是轻而易举，一蹴而就的。他常“探”不懈，反复思索，在“探”的过程中构想自己的人物，在“探”的过程中，谋篇布局，锤炼语言、开掘生活内在的美，终于写出了看似平常却令人回味不尽的《山地回忆》。
作家对生活不仅要“探头”，而且要“盯住”。“盯住”就是继续熟悉生活的过程，就是分析、研究生活的过程，也是作家进入创作的必要准备。但是，“盯住”不放，还要盯而不死，“探头”放眼。不能就事论事，不能拘泥于生活的真实。要开拓眼界，着眼于生活的长河，着眼于时代前进的步伐，着眼于民族的精神气质。例如，前面提到的《山地回忆》，引出这般美好回忆的事实本身并不是美好的。孙犁同志说，那是在一次爆炸事件后，他到村外小河洗脸时，与下游一个洗菜妇女发生了口角。“这个妇女很刁泼”，并不可爱，作家也不想去写她。“我想写的，只是那些我认为可爱的人。而这种人，在现实生活中间，占大多数。她们在我的记忆里是数不清的。”从这里可以看出，孙犁同志在创作过程中，充分调动了自己的生活库存，反复思考了如何表现“那些我认为可爱的人”，思考了如何通过这具体的“回忆”，去表现那达到了“美好的极致”的时代。总之，是“盯”得很紧，又“探头”思索，终于改造了那“洗脸洗菜纠纷”的素材，写出了富于历史感的《山地回忆》。同样，赵树理同志创作《小二黑结婚》，也是既“盯住”不放，又“探头”思考，才写出了他的这个成名之作的。这些都说明，文艺创作要“盯住”自己熟悉的“点”，同时还要“探头”生活之“面”，要有全局眼光，点面结合，才能有反映生活的深度与高度。
从当前农村题材看创作，这几年特别是短篇、中篇小说确有长足进步；但是也有一些作品显得单薄，不够厚实。出现这样的弱点与问题，当然有种种原因，但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恐怕是没有处理好“盯住”与“探头”的关系，这对一些青年作家和业余作者，更应引起足够的重视。对于这些同志，无疑要打好生活的基础，有条件的还要建立好自己的生活根据地，以便获得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光“盯住”是不够的，还要开阔艺术视野，还要“探头”。要通过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党的方针政策，通过创作实践，提高思想，开拓眼界。按照柳青同志的说法，是要做一个“热情的革命活动家”，走在时代的前列，站在历史的高度。从今天与昨天、现实与理想、农村与城市等等关系上凝思结想，放眼全局，写出农村问题与整个社会生活的内在联系。否则，很难写出好作品来。
第5版()
专栏：文艺动态
应该给予李劼人公正的评价
老作家李劼人一生辛勤创作，为我们留下了三部连续性的历史长篇小说（《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一部中篇小说（《同情》）和许多短篇小说，还翻译了不少法国作品。可是，这样一位在三十年代就被郭沫若誉为“写实的大众文学家”，三十多年来却“很受着一般的冷落”。李劼人及其作品，在多种现代文学史和作家传中不见提及，只将其列入风土掌故杂书里。
《社会科学研究》一九八一年第三期在“四川现代作家研究”一栏里，发表了两篇文章，强烈呼吁：应该给予李劼人以公正的评价，让他和他的作品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伍加伦、王锦厚写的《论李劼人和他的〈死水微澜〉》一文提出，从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七年，李劼人创作的三部连续性的历史长篇小说，以四川、成都为背景，真实、生动地描写了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前后二十年间广阔的社会生活和深刻的历史巨变。无论就思想和艺术技巧来说，都是比较突出的。文章说，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周扬的报告中，已把《死水微澜》列为“五四”以来同《倪焕之》、《子夜》、《家》、《骆驼祥子》齐名的优秀长篇之一，作了较高的评价；在国外，近年来李劼人也是颇受重视的中国现代作家之一。
文章从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两个方面着重剖析了李劼人的代表作、长篇小说《死水微澜》。文章说，这部作品以成都北郊一个小乡镇为主要背景，以教民和袍哥这两种恶势力的矛盾和斗争为主线，具体充分地展现了当时中国内地一潭死水似的黑暗现实。这不仅对于了解从甲午战争到辛丑条约签订这段时间的中国社会具有认识价值，而且小说出现在抗日救亡高涨的历史条件下，还能唤起人们的联想，从历史的镜子中照见眼前的现实。文章说，《死水微澜》代表了李劼人独有的艺术风格。他的作品结构严谨完密，描写细致入微，刻画了罗歪嘴、顾天成、蔡大嫂三个典型人物，不仅写出了他们的时代性和地方性，而且描绘出了他们各自不同的鲜明个性。小说的语言朴实、平易、丰富、流畅，具有浓厚的四川乡土色彩。
洪钟在《有关李劼人创作倾向性的二、三问题》中提出，最近出版的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对李劼人创作的评价是贬低的、不公道的。作者指出，长期以来，在文艺批评上存在着机械唯物论的观点，一些人虽然也强调世界观对创作起决定性的作用，但他们往往把这种作用理解为图解的作用，而忽视了世界观对创作素材所起的开拓、深化、熔铸的作用。作者认为，问题不在于写了什么题材，而在于作家以他的世界观和艺术观对这些题材挖深开拓，找到了什么闪光的东西，赋予这种题材以什么样的、值得人们深思的社会意义。文章说，李劼人的《死水微澜》，的确写了罗歪嘴的开赌场、玩妓女、霸占人妻的糜烂生活，但通过这些现象的描写，作家却接触到历史过程中带规律性的东西。小说两次写了罗歪嘴为代表的袍哥势力与教民发生冲突。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罗歪嘴一伙是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的，虽然他们具有“笼统排外”的缺点，但却反映了中华民族和帝国主义顽强斗争的爱国精神。怎么能说他们是死水似的黑暗面呢？作品描写的教士、教民与袍哥的斗争，正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中国人民之间的基本矛盾通过特殊的个别事物的一种反映。文章还说，我们不能粗枝大叶地只看见作品写的是袍哥就摇头，而不肯进一步去分析教民与袍哥的斗争是什么性质。对袍哥要作历史的、具体的分析。它当时和各地的会党一样，都是游民无产者。生活决定了他们对封建社会有破坏性，辛亥革命曾经利用会党反对清王朝，袍哥组织是起了一定作用的。当然，也要看到游民无产者有盲目的破坏性，袍哥组织如不经过彻底改造，就不能变成一种革命力量。作者强调说，李劼人从《死水微澜》起就抓住袍哥和教民的斗争，这样就抓住了四川辛亥革命历史的锁钥，抓住了主线。
这两篇文章提出的看法，可以引起对现代文学史上一些问题的进一步探索和讨论。（万本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