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革命回忆录
潘梓年与《新华日报》
石西民 徐迈进
潘梓年是我们党内的知名学者，也是新闻战线的一位老同志。在抗日战争期间和解放战争初期，他一直担任《新华日报》社长职务。我们和他一起在报馆工作了九年多的时间。他是《新华日报》同志尊重的领导人，也是患难与共的战友。潘梓年同志逝世十年多了。对于那些在我们国家和民族存亡危急的关头，在革命事业异常艰苦的时节，挺身而出，做出过贡献的人，人们总是怀着深深的景仰，殷殷念记着他们。正是在这种感情的催促下，我们写下这篇回忆的文字。
大布是其衣 一生只服务
《新华日报》是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唯一公开出版的大型机关报，在党中央和周恩来同志领导下，成为我党在国统区从事政治、外交、文化等方面斗争，开展统战工作，组织群众运动，传播党的纲领路线和政治主张的有力舆论武器，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建立独立自主的新中国，做出了历史性贡献。1937年10月，由党中央营救出狱不久的潘梓年同志，从周恩来同志那里接受了筹办《新华日报》的任务，他与章汉夫等同志先在南京，后在汉口，四处奔走，找房子，搞设备，办交涉，经过艰苦努力，克服了国民党当局设置的重重障碍，报纸终于在1938年1月11日在武汉创刊。梓年同志经党中央和毛主席批准任命为社长。他同大家战斗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同志们都亲昵地称他“潘老总”。由于他善于领导和同志们的努力，一张新型的党报在国统区影响越来越大。1938年10月，日寇大举进攻武汉，战事危急，《新华日报》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坚持在武汉出版到最后。同时为了筹备报纸在重庆出版，梓年和李克农等同志，奉命率领《新华日报》和八路军办事处一百多名工作人员，乘江轮向重庆撤退。行至湖北嘉鱼县燕子窝附近，突遭日机轰炸，轮船被炸沉，25名同志（《新华日报》16人，八路军办事处9人）遇难。烈士当中就有梓年同志的兄弟潘美年。他压下失去亲人的悲痛，带领同志们徒步行进，经过一个多月的颠沛辗转，终于抵达重庆。第二天，他就投入了紧张的工作。
梓年同志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把整个身心都交给了党报事业，兢兢业业，艰苦奋斗。他是报馆里主要负责人，但始终以普通一员的身份和大家一起工作、生活。《新华日报》的干部实行半供给制，梓年同志每月的津贴才比我们多两块钱。他和报馆全体同志吃一样的伙食，毫无特殊。他本来是吸烟的，后来有了孩子，负担重了，就改抽卷烟为烟斗。在我们的记忆里，他总是着一件灰布长衫，与国民党那些衣著华贵的
“新闻官”一比，更显出共产党人朴素、廉正的本色。邓初民先生曾经赞誉梓年同志“大布是其衣”，“一生只服务”，是说得很形象，很恰当的。
在《新华日报》这个充满了革命情谊的集体里，梓年同志的年龄仅次于熊瑾汀同志，是一个宽厚的长者。他戴一副近视眼镜，脸上总挂着笑容，和蔼可亲，平易近人，连报童们都喜欢和他摆龙门阵（四川话，聊天的意思）。这些报童，都是贫苦人家的孩子，报馆为了打破国民党的封锁，建立了这支自己的发行队伍。梓年同志十分关心他们的成长，报馆在重庆时，编辑部设在化龙桥，而报童多数住在城内民生路营业部。梓年同志经常进城，与社会各界广泛联系，开展工作，每次都要在营业部会客，晚上就住在那里。他利用这个机会了解报童的生活和工作情况，帮助他们解决困难，组织他们学习文化，教给他们革命道理和斗争方法。在严酷的环境里，这些报童得到很大的锻炼，在党报和千万读者中间建起了一道无形的桥梁。现在，这些当年的报童都是五十岁以上的人了，活跃在各条战线上，其中许多人担任了中层领导骨干。每当回忆起当年这段生活，他们总要深情地谈到“潘老总”。
在国民党统治区这样一个特殊的政治环境里办报，梓年同志不但要尽心处理报馆内部的各项任务，而且常常要不避艰险，与国民党的特务、警察打交道。每当发生报馆工作人员和报丁、报童被抓被打事件，他总是亲自出面向国民党有关当局据理交涉。1940年特务在成都制造了“抢米风潮”，借机逮捕了罗世文同志（当时公开身份是报馆的成都分销处负责人）。梓年同志奉南方局指示，赶往成都营救，返回重庆途中，险遭戴笠派遣特务的毒手。就这样，在九年多艰难的岁月里，他竭尽全力，辛勤工作，没有辜负党的嘱托和人民的期望。
如君党性实堪钦
梓年同志待人谦和，有时甚至使人觉得他在日常的一些事情上，有些近于一团和气。但是，在重大的问题面前，他坚持高度的党性原则。在武汉时期，王明以长江局书记的身份，宣称“要按欧洲的经验来抓报纸宣传工作”。王明经常要求把自己那些又臭又长的文章和讲话刊登在报纸显著位置，标题字号要大，署名也要醒目，还常常要求配发他的“标准像”，又要在报面上大捧蒋介石、宋美龄。对于王明这套做法，梓年和许多同志很不满意，作了许多抵制，所以他就成了王明的重点打击对象。有一次，王明为一点事由，把梓年和我们几个人叫到他的办公室横加责骂，临散会时，王明要梓年同志表示态度，他当面顶了王明。王明咆哮起来，又骂了两个多小时。不久，王明准备从组织上开刀，用调离的办法，除调出一批人作战地记者外，还企图把梓年调回延安。但是，他没有屈服于王明的打击和排斥。后来由于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批判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这一企图才没有得逞。
1938年10月报馆迁到重庆以后，他就一直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工作。正如梓年同志在一篇文章中写的那样：当时“在工作中有这样一个强有力的感觉——有恩来同志在！”不论在形势多么险恶的情况下，梓年和大家都保持了乐观精神和旺盛斗志。记得周恩来同志四十五岁生日时，梓年代表报馆全体同志写了一篇祝词，里面有“严若师，慈若母”这样的话，不仅说出了大家的爱戴和崇敬，也表达了梓年同志的深挚感情。对于周恩来同志交办的工作，梓年总是全力以赴地做。周恩来同志曾指示他通过报纸在文化界、学术界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他就经常风尘仆仆地奔走于郭沫若、马寅初、邹韬奋、陶行知等社会知名人士中间，与他们交换意见，邀请他们为报馆撰稿，后来连冯玉祥将军也经常把诗作交给我们发表。为了团结学术界进步力量，他发起组织了“学术研究会”，使一批倾向进步的大学教授和许多埋头书本的学者，投入了抗日民主斗争的洪流。《新华日报》的自然科学副刊，就曾聘请他们中的一些专家代为编辑。《新华日报》每年举办创刊纪念活动时，都要邀请社会各界人士参加，这正是检阅统战工作的时机。在创刊七周年联欢会上，梓年同志兴致勃勃地同沈钧儒老先生赛跑，由李公朴先生裁判，一时传为佳话。这些工作和活动，进一步密切了各界人士与党的关系。1942年《新华日报》整风改版之后，周恩来同志建议，报馆内部制定一些必要的规章制度，以巩固和扩大整风成果。梓年同志和大家经过反复研究，建立了工作人员责任制度和奖惩制度，对办报队伍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
梓年同志心胸坦白，敢于正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周恩来同志向他指出，他的战斗性还不够坚强。以后他很注意增强自己的斗争精神。有一次，国民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的几个家伙，突然闯到报馆营业部，检抄了《毛泽东言论选集》七百多册。梓年同志闻讯赶到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痛斥了这种无理行径，把书全部取回。那几个家伙向上报告说，潘梓年“态度甚为强硬”，并哀叹“今后对该报检查困难必定增多也”。
周恩来同志对潘梓年这位大革命时期入党的老同志，不但严格要求，而且也表示了极大信任。人们都熟知“皖南事变”中《新华日报》发表周恩来同志亲笔题词和题诗的故事。就在那个气氛紧张的夜晚，周恩来同志要梓年等同志马上到几家影响很大的民间报馆去，揭穿国民党歪曲真相、发布乱命，封锁《新华日报》，妄图一手遮掩天下人耳目的阴谋。在如墨的夜色里，梓年同志手提一盏八角灯笼，冒着刺骨寒风，踏着崎岖的山路，走访了《新蜀报》、《新民报》、《商务日报》等报馆，沉痛说明“皖南事变”真相，阐明我党立场，希望他们在舆论上主持公道。进步的报人纷纷以各种形式，向我表示同情和慰问。随着形势的恶化，《新华日报》由200来人疏散到只剩80来人，而且准备着如果形势进一步恶化，留下工作的人员要准备应付突然事变，如报纸被封，人员被捕等。而梓年则是周恩来同志指定留下来坚持到底的人。这是《新华日报》创刊以来最艰难的时期，梓年和留下的同志一起顽强斗争，坚守住了党在国统区这块唯一公开的舆论阵地。董老曾以“如君党性实堪钦”的诗句赞扬梓年同志。这个评价，他是当之无愧的。
不倦的学者与战士
梓年同志勤奋好学，学识渊博。在狱中，他曾潜心钻研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当时，叶青（任卓宣）打着“理论家”招牌，以研究逻辑学的名义，歪曲辩证法，贩卖唯心论，欺骗向往进步的幼稚青年。一些反动政客也不断攻击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这些都是配合蒋介石剿共行动的反动谬论。1937年6月，梓年同志出狱，他很快写出了《逻辑与逻辑学》一书，由生活书店出版。这本论著答复了反动派在理论上的挑战，系统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原理，书中的许多论述，与毛泽东同志当年8月发表的《矛盾论》的基本观点完全相符。梓年同志怀着对领袖的深挚感情，将此书寄赠毛泽东同志。不久，毛主席复信，表扬了梓年同志在哲学领域做出的成绩，并勉励他在哲学特别是在逻辑学方面继续努力。我们和梓年同志的兄弟潘菽同志当时都看到过毛主席的来信，并向他祝贺。梓年同志却从不以此炫耀自己。该书初版时，他在《弁言》中希望读者多加批评，以便据以进行修改。解放后再版时，他在前言中表示，在重写之前此书照原版重印，是为了“敬请批判”。这种学人的好学风，在梓年同志身上是非常突出的。这本著作，在今天看来，虽然还有个别论点不够正确，某些论证不尽精当，但在三十年代，实开我国辩证逻辑学研究之先河。它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哺育了追求真理的一代青年。在当时影响是很大的。正因为如此，这本书遭到国民党的严厉查禁。
在《新华日报》期间，为了集中精力办好党报，梓年暂时中断了学术研究，但他并没有放下战斗的笔。在繁忙的公务中，他挤出时间写社论，写专论，写长枪大戟式的理论文章，也写匕首投枪式的杂文。在第二次反共高潮中，国民党御用文人陶百川写了一本小册子，叫嚷“三民主义革命成功了，马列主义只有失败到底”。梓年同志针锋相对，在《新华日报》发表了《共产主义与马列主义》一文，痛斥陶百川的胡说八道，热情洋溢地宣传了共产主义在中国必然胜利的真理。在《新华日报》上，几乎每个月都有梓年同志的文章，最多的时候，一个月竟有十来篇。这种榜样的力量，带动了编辑部的同志们。
抗战胜利后，为了适应形势的变化，党中央决定在上海、南京等地创办《新华日报》，扩大在国统区的舆论阵地。1946年5月，梓年同志奉命去上海，与章汉夫等同志准备出版《新华日报》和主持《新华日报》总馆的工作。抵沪不久，全面内战即告爆发，国民党百般阻挠《新华日报》在上海出版。在这十分艰难的环境里，梓年同志仍然不断给《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撰写文章。1947年1月，《新华日报》创刊九周年前夕，重庆报馆的同志们收到了梓年同志寄自上海的稿件《九周年怀渝社诸同志》，读着这篇情深意挚的文字，大家不禁热泪盈眶，受到很大鼓舞。
1947年2月底，国民党关闭了和谈大门，强行封闭了重庆《新华日报》，并要南京、上海、重庆的中共人员限期撤退。3月初，梓年同志随董必武同志等返回延安。到延安第二天，他连长袍大褂都来不及换，又随党中央机关干部徒步撤离。可以说，他是为《新华日报》奋斗到最后一刻。
十年内乱初期，潘梓年同志垂垂老矣，他受人愚弄，说过一些错话。但是他始终对党的事业怀着一颗赤诚的心。在他整个光辉的一生中，这不过是白璧微瑕。潘梓年同志生于1893年1月11日，1972年4月10日屈死于狱中。在深切怀念潘梓年同志的时候，我们想起了他于1940年春发表在重庆《新蜀报》上的一首咏雪诗：
“一片一片又一片，
飞上河山皆不见；
前消后继更凶猛，
终把河山全改变。”
这首托物言志的小诗，是他在国民党狱中为激励难友意志而写的，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和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仰。在今天向四化进军的历程中，不也很需要这样一种勇气和信念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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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悼潘梓年同志
于刚痛失斯文久，长怀蜀道难。立言嫌昼短，创业耐宵寒，逻辑书犹在，新华墨未干，沉冤从此雪，留得寸心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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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的婚礼
牟小东
1923年7月10日，蔡元培先生与其夫人周养浩女士在苏州留园结婚了。蔡元培在日记里有这样的记载：“午后三时，往周宅所寓之惠中饭店亲迎，即往留园，四时行婚礼”。“客座设礼堂，音乐队间歇奏乐。有客来要求演讲，因到礼堂说此次订婚之经过”。说起蔡元培的办喜事，迄今仍有值得纪念的地方。
当时，蔡元培常住上海，为什么既不在上海也不在绍兴故乡，而偏偏到苏州结婚呢？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蔡元培历来反对喜事上的大事铺张、大摆宴席的作风，所以到苏州，以避开更多的亲朋故旧来贺喜。
周养浩是蔡元培的继配。蔡元培在夫人黄仲玉逝世一周年之后，家庭缺少主妇，不得不续娶的情况下，才与周养浩结婚的。此时蔡元培正准备出国，他的择偶条件之一，就是“熟谙英文而能为研究助手者”。周养浩曾在爱国女学读过书，又在社会上工作过多年，“且素有出国志愿”，她虽然知道蔡元培经济情况极不宽裕，但仰慕蔡的道德文章，欣然与蔡定了婚。
蔡元培在婚事上坚持革新精神由来已久。早在他和黄仲玉女士结婚时，即已表现出来。1900年，蔡元培的原配王夫人去世了，很多人关心这位名翰林的婚姻大事，“媒者纷集”。这时，蔡元培提出了择偶的五项条件：一、女子须不缠足者；二、须识字者；三、男子不取妾；四、男死后，女可再嫁；五、夫妇如不相合，可离婚。时值清朝末年，在旧礼教的严重束缚下，蔡元培提出如此大胆的择偶条件，是对封建社会的直接挑战。作媒的人虽然不断，但无一符合五项条件，尤其后两项条件使人惊骇。经过一年时间的选择，刚好寻访到江西黄仲玉女士，不但是天足、识字，而且工书画。黄仲玉欣然接受了蔡的条件，双方遂订了婚。
1901年11月22日，蔡元培与黄仲玉在杭州结婚。当时浙江的风俗，结婚要悬挂福禄寿三星画像，新郎新娘向三星像以及父母尊长要行跪拜礼。蔡元培一扫旧俗，而用一幅红幛上缀“孔子”两个大字。结婚时，他举行演说会以代替闹洞房，有五位来宾围绕男女是否平等问题发表演说致贺。一位来宾引经据典，畅谈男女平权理论，另一位来宾则主张男女双方应以学行相较。蔡元培在答词中表示：男女双方的学行虽然有先有后，但是就人格来说，总还是平等的。他这种别开生面的婚礼，被人们传为美谈。
前不久，蔡元培的家属在整理蔡的遗物中发现，当年许德珩同志致蔡元培的书札数通，其中一通为许德珩、劳君展同志1925年4月结婚后致书蔡元培夫妇的。当时蔡元培偕夫人周养浩住在德国。信上说：“承指示一切允为证婚，至谢至感。珩等已于本月十六日在巴黎中国饭馆茶会成礼，同学及友好到会者三十四人，宾主甚欢。先是本拟预备证书，恭请签名，嗣因证书格式繁重，改由珩等致书两家，以先生夫人惠赠之十六字抄奉，俾作纪念，前已寄去，知注奉闻。”事情过去五十七年了，蔡先生归道山久矣，劳君展同志去世也整整六年，当许老见到此信的复印件时，睹书思人，百感交集。许老告诉我，当时蔡先生从德国寄来锦缎一方，上书十六字贺词，洋溢着真挚的情谊和由衷的祝贺。于是就以贺词作为证婚的依据，抄奉两家的家长，寄回国内。许老还告诉我，对于如何办喜事他和蔡元培的主张完全一致，对大摆喜宴之风绝对避免，力求喜事办得节俭大方。所以，他只办了一个小型的茶会，到会的三十四人中有胡以诚、徐悲鸿夫妇、刘半农夫妇、严济慈、周炳琳、魏璧、何基鸿等人。
八十年前，蔡元培以封建叛逆者的气概，敢于破除旧式结婚的陈规陋习，令人敬佩；半个世纪以前，许德珩的简单朴素的婚礼，也值得效法。老一辈移风易俗的革新精神，堪为后世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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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镇江军分区第一干休所红军老战士、一等残废军人彭寿生同志，克服身有残疾、文化低等困难，用一只幸存的左手撰写了几十万字的革命回忆录。图为彭寿生同志正在撰写回忆录。
刘正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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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一位共产党员的遗嘱
钱正英
任以沛同志是我的远亲，他是“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参加者。在革命事业中，是我的先辈。在他生前，我们没有多少来往。最近，他去世了。我去探望他的家属的时候，他爱人拿出几张纸，说：“一切都是按他遗嘱办的。”这是几张从练习本上撕下的纸，纸上用颤抖潦草的笔迹这样写着：
“遗嘱
我因患肺癌，身体极虚弱，特立遗嘱如下：
一、遗体交北京医院或北京医学院作科研或教育应用。其中脏器如眼睛等如可移交其他病人，乐于奉送。骨灰由接受遗体者自行随便扔掉，不给家属，不送八宝山等。
二、病情大恶化时，切勿作紧急抢救和打强心针之类，使死者、生者、医护人员少受损失，国家也省点钱。
三、不搞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不设灵堂，不设治丧委员会或治丧小组。也不发帖子，可由家属和××或他指定的一位同志商定对我很熟的亲友发一死亡通知信，一句话即行。油印，限发50至100张，绝不能超过此数，以节纸张。
四、尸体不必打扮了，卷上送该去的地方，家属不要管了。旧衣服也可脱下来洗洗送水灾灾民。切忌尸体穿上新衣服火葬，浪费国帑。
以上，总的意思是反封建。不把封建残余势力和习惯去掉，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是搞不成的。另外，国家空，一切虚礼须从简。
五、我自入党以来，做了点工作，缺点错误不少。自问无愧于党员称号。希望家里有更多人入党。
任以沛 1981年11月”
读完了遗嘱，他的儿子补充了一句：“上次你去看他的时候，他正在昏迷中。醒来后他对遗嘱又补了一句：不要见报。”
我读了遗嘱，仿佛看到一颗真诚的共产党员的心还在跳动。我仿佛看到，四十多年前，在当时地下斗争艰险的年代里，他如何举手宣誓入党：“愿意牺牲自己的一切，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当然，如何办丧事，并不是衡量一位同志的唯一标准。但是，任以沛同志的遗嘱，却表达了数十年来无数共产党员前赴后继的献身精神。
死者如此，生者又当如何呢？我违反他的遗言，公布这篇遗嘱，只是为了希望和更多的同志共同学习他的精神。但是，我尽力尊重他的遗愿，不去歌颂他生前的工作，甚至不公布他的工作单位和职务。
他无愧于中国共产党党员的称号。我们的党无愧于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