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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学习邓子恢同志关于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观点
戴清祺 余展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肯定了邓子恢同志提出的在农业中要实行生产责任制的观点，是我党在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中所积累的重要经验之一。这不仅为邓子恢的这个曾经受到错误批判的主张作出了公正的结论，而且对于我们当前改进和完善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贯主张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
在农业集体经济中要实行严格的生产责任制，是邓子恢的一贯主张。从五十年代初我国农业集体经济开始建立时起，到六十年代初他被指责为“大力提倡包产到户”时止，他先后三次提出了在农业中要实行生产责任制的观点。1954年初，在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推动下，合作化运动蓬勃发展，刚刚诞生的农业社如何建立和健全生产管理制度，是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在这一年4月召开的全国第二次农村工作会议和10月召开的全国第四次互助合作会议上，他首先提出了按照农业集体经济的要求建立生产责任制的主张。当时，他提出的责任制形式，主要是“包工包产制”，即由农业社按照耕地的远近、土质的好坏，定出工分，规定产量指标，定质定量，包给生产小组或生产队，减产追究责任，超产提成奖励。他认为这种包工包产加奖励的制度，是搞好集体经济的重要制度。
全国实现农业合作化之后，许多高级社在生产管理上出现了程度不同的混乱现象，极不利于合作社的巩固。在这种情况下，他又一次强调了必须建立和健全生产责任制的问题。1956年6月，他在第一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的发言中指出：“从个体经济变为集体经济，从小生产变为大生产，是一个巨大的革命；大生产的集体经济，没有全面的计划管理，没有具体的劳动分工，没有适当的定额管理制度，是不可能办好的。”因此，他认为高级社“包工包产势在必行”，“这个东西不搞好，集体经营没有好的结果，没有希望搞好的。”1957年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和全国第四次农村工作会议上，他阐述了实行包工、包产、包财务，超产奖励、减产扣分的“三包一奖制”的必要性。当时，“三包一奖制”的推行，大大改善了高级社的经营管理。
然而，时隔不久，轻率发动起来的人民公社运动冲垮了高级社时各种行之有效的生产责任制，严重地挫伤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为了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从1960年至1962年，邓子恢先后率工作组到山西、河北、广西、福建、黑龙江等十多个省、区进行了广泛调查，针对农村工作中左倾错误造成的危害，再次重申了必须建立严格的生产责任制的观点。他指出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和经营管理中的混乱，是造成当时我国农业生产力下降的重要原因，实行责任制有助于克服“吃大锅饭”的错误，是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重要措施，是搞好集体生产、巩固集体所有制的根本环节。
邓子恢同志关于实行生产责任制的主张，是从我国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农业生产的特点出发的，也是针对农业集体经济中`出现的平均主义弊端提出来的。他所以反复强调这个观点，是为了不断摸索适合我国农业生产发展水平和群众觉悟水平的劳动组织形式和计酬方法，以便改善经营管理，巩固集体经济，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这也是我们当前改进和完善各种形式生产责任制的出发点和归宿。
具有现实意义的观点
邓子恢关于如何建立和健全农业生产责任制的论述，具有多方面的内容，包含了农业经营管理中的不少成功经验，至今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一、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要以生产队为主体，有统有包。他认为，“建立和健全适合于农业生产特点的生产管理制度”，要在生产队的统一经营和管理下，采取承包的办法，因为“农业是野外作业、手工操作、周期性长，所以农业生产要‘包’，不‘包’责任制就建立不起来”。1957年9月，在由他主持代中央起草的《关于做好农业合作社生产管理工作的指示》中，有这样一段话：“合作社是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组织，必须保持统一经营和集中领导。但是，由于农业生产的分散性，受自然条件的限制，从而存在着很大的地区性和季节性，加上目前农业生产主要还是手工操作等特点，因此在生产管理上，又必须保持一定的灵活性与机动性。把合作社的统一经营、集中领导与发挥生产队在生产管理上的主动性、灵活性正确地结合起来，就成为指导合作社生产管理工作的一个基本原则。”这个基本原则，是在对我国农业的具体情况和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深刻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这里所说的集中统一与灵活机动，虽然是就社队关系而言，但对我们当前完善生产责任制，正确处理统与包、集体与个人的关系，也有现实意义。这就是说，要坚持生产队的统一经营，但又不能统得过死，不讲机动性和灵活性。应当做到的是，有统有包，把统与包正确地结合起来，使集体统一经营和劳动者自主经营两个积极性同时得到发挥。
二、选择责任制的形式要从实际出发，不要“一刀切”。他主张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要因地制宜、因作物制宜，要适应当地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要符合大多数群众的愿望。1957年9月，他在全国第四次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根据农业生产的特点，提出了生产管理中必须掌握的三个原则：“（一）因地制宜，因时制宜；（二）要研究当地农业生产发展历史，不要割断历史；（三）依靠农民积极性、创造性”。反对那种“生硬地搬运别人经验”的做法。他所提出的责任制观点，都贯穿着这个精神。
邓子恢认为任何群众运动都必须是群众自觉自愿的行动，实行生产责任制也是这样。1961年秋，他率工作组到福建调查，了解到龙岩等地果树几乎濒于绝产，原因之一是经营管理不善，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和生产上的瞎指挥。通过和当地干部、社员的座谈讨论，他总结群众的经验，提出了大果园包工包产到组、小果园包工包产到户的办法，促进了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三、在推行生产责任制中，干部要积极工作，加强领导。他提出，建立和健全责任制，搞好各种承包，“要有有经验的、负责任的队长来负责”。他一向提倡干部要学习组织领导生产的经验，提高经营管理的水平。早在1954年，他就要求干部研究农业生产责任制的问题，他说：“在劳动组织方面，必须研究包工制”，那种形式是成功的，那种是失败的，都应当深入地加以研究，以便取得经验，成为内行，不能永远当外行，那样无法领导群众前进。
各级干部特别是社队干部，在实行生产责任制中有着重要的作用，是积极领导还是放弃领导甚至同群众处于“顶牛”的状态，其结果是大不相同的。邓子恢总是教育我们的干部要敢于领导，要善于领导，反对那种“领导者不积极领导，不进行教育说服，而采取自流主义”的态度。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在实行生产责任制中，我们有些干部不是把尊重群众的自愿选择和加强领导正确地结合起来，而是采取要么强迫命令、要么放任自流的态度。有些地方出现的一些违反党的方针政策的错误做法，如破坏集体的财产，损害机械、水利设施等，就是同某些干部的领导不力或者撒手不管分不开的。这是应当引起重视并切实加以解决的重要问题。
必须坚持的重要原则
在农业集体经济中实行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特别是联系产量计算报酬的责任到人到户的责任制，会不会改变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的形式，离开社会主义的轨道，这是人们有过疑虑和担心并且至今还有不同看法的问题。在1962年的争论中，邓子恢曾经多次表示过自己的见解。在这一年8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指出：“责任制联系产量，只要不涉及所有制，是可行的”。他认为“不是所有的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而是生产资料主要部分归集体所有”，特别是土地归集体所有，因为这是“农民的生命线”。在这里，他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原则：不论实行那种形式的责任制，都是劳动组织和计酬方法的改进，经营方式的改革，而不能是基本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的变更。坚持基本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就不会导致资本主义的道路。
1962年5月，邓子恢在向党中央呈报的《关于当前农村人民公社若干政策问题的意见》中，更详尽地阐述了在保持集体经济作为农村社会制度主体的情况下，给予农民以更多的经营自由，并不会离开社会主义轨道的道理。他写道：“个体生产的危险在于以个体经济作为主要社会制度，从而产生剥削，产生阶级分化，而最后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如果我们能保持集体经济作为农村社会制度的主体，加上政权在我们手里，国民经济的骨干如工业、交通运输、金融贸易企业等都是全民所有制，在这种条件下允许社员在一定范围内经营一些小自由小私有，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这些清醒透彻的见解，在当时提出来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我们当前所实行的各种生产责任制，从实质上来说，就是给予生产者以更多的经营自由和管理支配劳动成果的权利，使责、权、利更好地结合起来，其形式虽各有不同，但都是社会主义农业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即以包干到户这种形式来说，虽然它基本上是分户经营、自负盈亏，但它是建立在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的，农户和集体保持承包关系，是由集体统一管理并接受国家计划指导的，又有一定的公共积累和集体福利，有的还有统一规划下的农业基本建设。因此，它并不是分田单干。当前，我们在改进和完善责任制的过程中，应当切实维护基本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更好地保证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协调统一。
在我国农村，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是长期不变的，集体经济要建立生产责任制也是长期不变的。这两个“不变”，同邓子恢当年提出的实行生产责任制不能改变基本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的观点是一致的。
总之，事实已充分证明，邓子恢同志关于在农业中要实行生产责任制的观点，并不是什么“右倾观点”、“单干主张”，而是要求农业合作社的经营管理形式必须适合我国现阶段农村的经济状况、适合干部管理水平和群众觉悟水平的正确主张。这个观点的提出和发展，丰富了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农村经济建设的经验宝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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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党的干部要具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修养
——读刘少奇《对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的讲话》
石训
1948年12月，战火纷飞，捷报频传，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在这个中国革命史上的繁忙时刻，兼任马列学院院长的刘少奇同志还亲自给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讲课，可见他对于理论学习的极端重视。他讲解理论，深入浅出；总结经验，纵观全局；指出问题，尖锐深刻；语言朴素，感情真挚。今天读起来，犹如针对现时状况而言，感到特别亲切。学习这篇讲话，结合着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进行思索，对于今后怎样加强在职干部的理论教育是大有益处的。
刘少奇在讲话中，对为什么要学习理论作了精辟的论述。他说：“革命的行动是受革命的理论指导的。理论正确，指导正确，革命就能胜利，否则不能胜利。”他分析了干部的情况，指出：“我们的干部几年来做了很多工作。对日本帝国主义斗争，对蒋介石斗争，对地主阶级斗争，艰苦奋斗，这很好。但缺点是理论修养不够，许多同志最重要的缺点就在这里。”
理论修养不够的表现是什么呢？刘少奇说：做过实际工作的同志，在实际工作中碰到很多问题解决不了，犯了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就是因为有盲目性，缺少知识。“很多同志现在也许还不了解，到毕业时就会知道，过去犯的那些错误，是马克思、列宁早就在原则上说过了的。”他还引用有些同志的历史经验说：“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有些同志看了‘两个策略’（即列宁著《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才后悔为什么不早点看，许多问题列宁早已解决了。如果当时看了‘两个策略’，从建党、国共合作问题上好好研究，我们就不会在国民党、蒋介石叛变革命时毫无思想准备。”历史经常出现惊人的相似之处。少奇同志当年指出的情况，我们今天仍然存在着。去年，一些同志学习了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节录本）后，感到茅塞顿开，恍然大悟。有的同志说：“当了几十年的共产党员，口口声声信仰马克思主义，可一直不知道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实在惭愧。”这种惭愧也就是少奇同志当年说的后悔。大家普遍反映：我们过去犯错误也不知道错在那里。学了马克思的书，才知道不按照再生产的理论办事，破坏了两大部类之间以及各部类内部的比例关系，社会生产就非受挫折不可。这种体会只有走过了漫长的坎坷道路而又认真地读了马克思的书的人才会具有。
但是，也还有一些同志至今未能认识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性，未能认识到自己理论修养很不够。有的忙于开会、讲话、发指示，就是不下决心抽出时间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有的养尊处优，我行我素，得过且过；有的谈起错误，只顾埋三怨四，牢骚满腹，却不能认真总结自己的经验。对这些同志来说，学习这篇讲话，提高学习理论的自觉性，实在是非常必要的。
多年来，有一种糊涂观念颇为流行，说什么学习理论是“软任务”，干工作才是“硬任务”。流毒所及，使一些同志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错误地认为：我不学习，照样能做领导工作。其实，对于这种思想，刘少奇早在三十多年前的这篇讲话中就批判过了。他在批评了那种认为不学习理论照样可以当县委书记、地委书记的错误思想后，强调指出：“特别是革命胜利了，更要多读理论书籍，熟悉理论，否则由于环境的复杂，危险更大。”建国以来的经验教训反复证明了他的这一观点是多么正确多么重要啊！学习理论，提高全党首先是各级领导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实在是关系党的事业和国家的命运的大课题，难道还能当成“软任务”吗？我们长期忽视了这一告诫，已经吃了大亏，既损害了社会主义事业，也妨碍了大批干部的成长，这难道不是事实吗？现在是彻底抛弃这种“软任务”的谬论的时候了，我们不能再让它继续毒害我们的灵魂，继续阻挡我们前进了，
为了读懂马克思主义理论，刘少奇提出了学习历史的必要性。他说：“有中国经验，又有外国经验，才有实现正确指导的可能。”他指出：“你们还有个缺点，就是如果中央写错了，你们也看不出来，照着错的做。人家写错了，你看不出，你只能照样做，那是不够做领导工作资格的。”这里指出的领导工作资格的问题，的确是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值得深思。多年来无数事实证明，不认真学习理论，就不会科学地总结实际经验，也就必然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缺乏独立识别是非、解决问题的能力，这的确是不够做领导工作的资格的。
刘少奇指出：“如果要算个好干部，够资格做领导工作的话，那就要能独立决定方向。要有中国知识，又有外国知识；要有理论知识，又有实际经验。过去工作做得不坏，假如学了理论，就能把工作做得更好一点，使工作更前进一步。”让我们勇敢地承认理论修养不够的缺点，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中外历史知识，加强理论修养，提高独立思考和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在新的历史时期争取做个称职的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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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关于缩短建设周期和提高投资效果的讨论
前不久在南昌召开的中国基本建设经济研究会首届年会，讨论了缩短建设周期问题。
与会同志认为，建设周期长是我国基本建设投资效果差的一个集中表现。
建国三十二年来，我们建成了3，500个大中型项目和几十万个小型项目。就大多数项目来说，建设时间越来越长。全国大中型建设项目的平均建设周期，“四五”时期为10年，“五五”时期延长到13．2年，比“一五”时期的6．5年延长了一倍以上。
拉长建设周期的因素有多种。一是决策因素。如计划安排不当，忽视综合平衡，投资规模过大，投资方向和投资结构不够合理，特别是没有稳定的中长期计划，项目决策又缺少充分的可行性研究，盲目性较大。二是技术因素。如设计质量有问题，条件不充分、不落实就仓促上马，因而在经济上技术上造成建设项目的不合理，导致施工阶段困难多。三是管理因素。如管理体制不适应，管理办法不够科学，建设的各阶段、各环节缺少全面的切实的经济责任制，施工组织管理不善，施工效率低，项目投产率低，等等。
建设周期拉长，对投资经济效果有重大影响。首先表现在资金占用上，包括在建工程投资和储备资金占用时间长，积压量大，周转速度慢。其次表现在工程造价上，如果建设周期拖长一年，仅施工队伍工资、管理费就要增加很多。如果投资是有偿使用的，还要增加利息支出，项目建成投产后的生产成本也会相应增加。另外还表现在投资回收上。按目前每年投产项目创造的经济效益估算，投产推迟一年，少给国家提供利润和税金40多亿元，投资回收期也相应拉长。因此，缩短建设周期，是一个影响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
要全面反映建设投资的经济效果，除了建设周期的长短外，还必须考察项目建成投产后的固定资金的周转时间，考察投资回收期。这里涉及的不仅是建设领域活动的成果，还有生产经营管理问题，考察的对象主要是企业对固定资产利用的情况。建设周期加投资回收期等于投资周期。国家付出的建设资金经过决策、计划、设计、采购、施工、投产、经营、收回建设资金，然后再作第二次投资，如此循环往复，形成资金周转，每一次循环所需要的时间即投资周期。
为了缩短投资周期，提高经济效果，就基本建设说，要从各方面努力把建设周期切实缩短下来，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1981年基本建设的调整已有较大进展。大中型在建项目已比1978年减少了近三分之二，总投资规模也有了较大的压缩，建设资金和物资已能够比较集中地使用。另外，投资结构也有所变化，轻纺工业比重上升。这些调整的成绩和进展都为缩短建设周期创造了有利条件。在这个基础上，年会在讨论中提出了六条进一步缩短建设周期的措施。
第一，合理确定建设规模，搞好综合平衡。根据近三年来调整的情况和经验，把减少建设项目特别是大中型建设项目同压缩在建项目投资总规模结合起来，使总的建设规模逐步与国家财力物力相适应，才能从根本上和总体上逐步缩短在建项目平均建设周期。为此建议：一、重新审查在建项目的设计，减少不必要和不急需的建设内容；二、有些需要的项目可以分期建设，其中有些成捆的项目，应该解捆，使那些独立的单项工程早建成早投产；三、已经施工多年的在建项目，除个别特别项目外，应在“六五”期间创造条件限期建成，停缓一批已经建设十年以上而又难以建成的建设项目。
第二，项目决策必须建立在可行性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周密的调查研究、科学论证、方案对比，选择最佳方案，在现行经济管理体制下作为计划任务书的依据。项目确定之后，要明确规定建设工期，制定分年计划，按照计划进度的要求安排并切实保证必需的资金和物资。要坚决纠正先决策后论证和计划留缺口的流弊。项目确定后，设计就是关键。建议各级主管建设工作部门把主要力量放在设计质量的提高和综合审核上。
第三，扩大基建拨款改贷款的范围，实行投资有偿使用。正确运用这种经济手段，有利于缩短建设周期和投资回收期。但是，只有搞好综合平衡，保证设计质量，提高投资效果，认真研究解决责任制不健全等问题，贷款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
第四，加强基本建设经济责任制。在建设领域内各个环节、各个方面以及纵向横向之间都要建立和实行经济责任制，形成责任制的网络。当前，急需建立和实行的责任制有：一、实行项目决策责任制，各地区、各部门、各级决策机关都要形成整体化的决策系统，分层负责；二、基建投资有偿使用责任制；三、咨询公司、设计单位实行技术经济责任制；四、与建设有关的单位之间实行经济合同责任制，使经济合同成为纵向横向有机联系的经济纽带；五、建筑业内部实行层层分包和包质量、包工期、包造价的经济责任制。
第五，大力整顿建筑企业和施工队伍，提高管理水平，提高工效，改变作风，树立信誉。同时，要建立总承包制度，改变联合指挥部的管理体制。
第六，加强基本建设经济立法与司法工作。必须有法可依，奖罚严明。对于违法失职而造成周期拉长投资浪费的，一律追究责任，特别要追究当事人和主要负责人的责任，依法制裁，坚决刹住建设领域中违法乱纪的不正之风。（魏良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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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法律制度史》上册即将出版
由吉林大学法律系副教授乔伟撰写的《中国法律制度史》，是研究我国奴隶制和封建制法律制度的专史，即将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它根据我国古代法律“以刑为主，诸法合体”的特点，对古代刑法中的犯罪种类、刑罚制度、判刑原则，以及民事、婚姻、继承、诉讼等各项法律制度，在占有大量史料的基础上进行了系统的探讨。
本书分为上、下两册。上册将于今年第二季度出版，下册将于明年出版。 （严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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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现代国际关系》（论丛）第一辑出版
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主编的《现代国际关系》（论丛）第一辑，已由时事出版社出版。该论丛是为适应广大读者了解和研究国际形势、国际关系发展的需要而出版的。第一辑有反对霸权主义斗争的几个突出问题的论述，有对苏美两霸战略问题的分析，有论述日美关系展望、里根的“经济复兴计划”和西欧通货膨胀问题的文章，还有对印度的经济、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形势的分析。此外，并辟有人物和资料专栏，介绍了法国总统密特朗和美国的一些思想库资料等。
（成 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