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2月2日人民日报 第8版

第8版()
专栏:

酒和水
张宿宗
各个行业的工作人员,都可能有自己的生财之道:某厂的采购员,可能收到外单位推销员送给他的现金,只要他答应购买本单位未必需要的某种贵重商品;某人事干部,可能收到要求调动工作的人送来的赠品;某工程质量检查员,可能收到施工单位的礼物;某林区路卡检查员,可能收到走私贩运木材的人送给的钞票,只要他放行。如此等等,不胜枚举。当然,上述举例中的当事者,许多人有“临财毋苟得”的正确态度,笔者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中听到了他们的先进事迹。
现实生活中,“临财苟得之”的人,当然也不在少。他们利用自己所从事的工作的便利,大发其财。财物到手,得意洋洋,自以为得计。
此“计”是否称得上“得”?这使我联想到一个民间故事:有十个人约定,各带一瓶酒,然后将十瓶不同品种的酒混在一起喝。这当然是别有风味的喝法。甲想:“我带一瓶水去!九瓶酒加入一瓶水,不影响酒味,别人不会发现的。”这是一个很占便宜的主意。可惜的是,乙、丙、丁等其他九人,都想到了这个妙计并付诸实行。结果是十瓶水混在一起了,大家喝着,个个都哑然失笑。我们的整个国民经济,可以比喻为上述故事中的十瓶酒。如果工作在各种不同岗位上的人们,都不打算只顾自己占便宜,那么大家都可以喝上真正的美酒。如果大家都利用职权占便宜,结果自己喝到的只能是水。任何一个人的“酒”中掺了“水”,都给国民经济造成了“水味”。即拿某厂采购员来说,他收了推销员的贿赂财物,买下了本厂不适用的大机器,本厂急用的别的机器便没有钱买了,这能不影响生产吗?如果这类采购员多了,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大家想提升工资级别或买到更便宜的产品,都成了幻想,这不就使得自己与大家一起喝了“水”吗?
我们的整个社会生活,也可以比喻为十瓶酒。“我为人人”,从这个观点出发来对待本职工作,这就给整个社会贡献了一瓶美酒,带来的是“人人为我”的结果,自己与大家一起喝上真正的酒,谁都能感觉到生活的方便和温暖。相反,只想要“人人为我”,如果这又形成了普遍的风气,那么到头来你只能感到生活的艰难和冷酷。假如你利用工作之便受贿得到一部十二英寸黑白电视机,要是大家都象你那样,那么,当你要求解决结婚需要的住房等问题时,你用十七英寸的彩色电视机向有关人员行贿,恐怕也不一定办得成事呢!
每人所从事的工作,都是党和人民所委托的,我们只能对党对人民负责,决不能用它来营私舞弊。当前一些人用它来营私,实际上这是在改变其所从事工作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危险倾向,这是与建设社会主义高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格格不入的。从纠正经济领域的不正之风出发,或从搞好职业道德教育、建设精神文明出发,这都是值得认真对待的问题,不可等闲视之。


第8版()
专栏:

高原行旅
和谷
旅途生活,在我的印记中是寂寞的。可这回行脚于陕北高原,使我感到特别有意思。时而盘旋于馒头似的山岭,时而跌宕于深幽的沟壑,时而长驱于狭窄的川道,其变幻无穷,景致异迥,令人目眩。
在陕北高原上,除了偶尔从头顶掠过的客机,最现代化的交通工具恐怕就数汽车了。三边的盐,延长的石油,瓦窑堡的炭,还有塞上的毛皮,已从一部分脚夫赶的毛驴、骡子、骆驼的背上,转移到了各类牌号的汽车上。而打远赶集、串亲、逛县城的庄稼人和远途的旅人,就指望往返还算频繁的公共汽车了。
远路来的旅人,随便问起要去的路,就会有人热心地详细指点。偏僻山沟里的人,头一回搭上车,不免感到新奇,眼里闪着惊喜的光;有时显得冒失,甚至不知道怎样打开车门,同车人的取笑也总是善意的。一位披老羊皮袄的老人,买票的动作很缓慢,一双青筋暴鼓的茧手,从内衣里掏出布包包,仔细地打开,笨拙地数着钱,颤巍巍地递过去,然后坐在行李上默默地抽旱烟袋。
陕北高原有些地方人口较稀少,长途汽车站与站之间的距离较长,为了便民,操着陕北口音的司机,喜欢常停下车来“捎脚”。有的是相识的,有的则是陌生人。只要车子没有超载,凡人扬手招呼,司机都乐意停车。似乎,沿途处处是站,处处有相识的亲人。
这天,我坐的汽车沿途停了三次。
山岭上,一个拦车的老人挡住了车,向背洼里直吆喝。一个年轻婆姨许是老人的儿媳,抱着娃娃跑来上了车。老人的老伴儿也跟着跑过来,手里扬着红头巾。车开动了,不料老人的老伴儿又从小路上跑来,手里扬着一个小包裹,于是车又停下,等老大娘把包裹递给车上的儿媳。当拦车老人同老伴儿招着手为走娘家的儿媳送别时,感激司机的神情在脸上闪着。
车子刚趟过一道滚水桥,拖着两条洇润的辙印又停下了。司机下了车,帮一个提着手扶拖拉机轱辘的后生上了车。是拉化肥的手扶拖拉机半路抛锚了,这后生是急着去镇上修理的。
后来,又有一个衣着整洁的年轻女人挡车。上车后,兼管售票的司机问她去哪儿,看去挺文雅大方的她,却“呀呀”地说不清话。噢,是个哑巴。她把手伸到靠门口的后生面前,在掌心比划了两个字,原来是去佳县的。司机笑着,一手操着方向盘,一手接过转递来的车票钱,答应到站给她补票。哑女似乎听懂了,嘻笑着,揩着鬓角的细汗,掏出苹果让车上的人们尝鲜。
沿途车子停得多了,有的旅客会发出埋怨的叹息,可司机总解释着,尽可能给大多数乘客以方便,准时到达各站。大多数旅客不仅能体谅这种情况,而且对司机同志从内心深深地赞许着。谁能没有过候车的急切感受呢?
车子又飞上高高山岭,贴着山脊在疾驰。脚下,是质朴、敦厚的黄土,是贫瘠而宝贵的土地。远处,黛色的、褐色的、晶白的公路时隐时现,细练般萦绕在波谷浪山之间。汽车变得小了,轻舟似的浮荡着,浮荡着。


第8版()
专栏:

大海与浪花〔中国画〕 刘汉才


第8版()
专栏:

过延河
北京铁路六中 宋大平我已和你分别了三十五年,今天有幸路过你的身边,延河啊,我多想在窑洞里留宿,倾吐多年对你的思念。你还象从前那样清澈,我掬起了一捧水解渴,看着宝塔山熟悉的倒影,忆起那只大手曾把我的头抚摸。遗憾我不能与你长谈,马上我就得登车向前,不是当年那激烈的枪声,是四化的汽笛在把我催唤。请让我向你道声:“再见!”热泪湿润了我的眼帘。三十五年悠悠逝去,你一直浇灌着我的心田。只愿你心里不要难过,就象当年你送我过黄河;有什么叮嘱你就说吧,每句话我都会记在心窝。


第8版()
专栏:论语说文

滥用繁体字的倒车千万开不得
郑林曦
1981年12月21日晚的电视新闻中,播映了朝鲜平壤准备欢迎赵总理的情况。有一个镜头是一位中年人在红色横幅上端端正正地写着白色的简化汉字:“热烈欢迎以赵紫阳总理为团长的中国党政代表团”。写标语的那位外国的书法家一笔不苟地遵照中国法定的规范书写简化字的认真精神,令人肃然起敬。
另据河北承德读者王溥源来信反映:“……11月18日中央电视台播发的中国女排凯旋的实况节目中,在首都机场大厅欢迎女排的巨大横幅写的是‘热烈欢迎中国女排胜利归来!’我的儿子十九岁,高中二年级学生,和一些坐在电视机旁的青少年,对这条标语都念不下来。有关部门对此如不予引导纠正,任其发展,三十年的汉字简化要付之东流。”
同样是郑重热烈欢迎场合的横幅大标语,外国的书法家肯一字不差地写规范的简化字,而中国的书法家却一个简化字也不肯写,全部使用已由国务院宣布停用了二十五年的繁体字。这种有法不依、有规范不守的现象,的确如读者所说:“令人费解”。
而这滥用繁体字的现象,决不只这一幅标语,而是近两年来普遍出现在城市马路两旁的商店招牌、广告上,报纸、期刊和电视的产品广告上,以及公园、展览会等等的匾额、名牌上。湖南读者王盛渠反映,在报刊门市部看到许多刊物名称中的“电”“艺术”“戏剧”“学”“乐”“随笔”“园”“杂”“飞”“边”等字用了繁体。《中国财贸报》、《中国农民报》、《人文杂志》、《山东中医杂志》的刊名全用繁体。中央电视台的商业广告中,“无锡电机厂”“南通电焊机厂”等也都全用繁体。各地不少群众写信给中共中央、国务院、人民日报,要求立即采取措施,纠正社会上滥用不合规范的旧汉字的现象。
查查滥用繁体字的根源:一是乱请人写招牌、题刊名,题写者不知道或者不尊重人民政府所定简化汉字规范,随笔乱写繁体、异体甚至古篆狂草,造成混乱。二是恢复老招牌、旧刊头,不管老百姓、后一代看不看得懂。三是绘制美术字者任意刻画,不是在规范上创造美,而是追求“美”而牺牲规范。《新闻业务》上有人为《了望》用繁体“瞭”辩解,说是绘刊头者为了配合好看而用了繁体字。四是对于《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第一表的简化字暂停试用、进行修订这件事产生了误解,误认为汉字简化不算数了,可以乱写繁体了。于是混乱的思想产生了混乱的行动。
恳请大家冷静地想一想,在我们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滥用繁体旧字到底有什么必要?老招牌、旧刊头上的字,早年已经写定,虽可不管,但也不宜多用。请人新写招牌、刊名,请人者有责任要求按规范的汉字写;被请者即使是名家,也该打听打听所写的字照国家标准该怎样写。这一点请学学郭沫若同志。1956年《汉字简化方案》公布后,他立即把原用繁体写的《中国语文》刊名改作简化字。其书法依然很美。至于绘制美术字,那和刻制印刷字模一样,汉字基本结构和笔画都得依照《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美术家可以变化以求美,但无权利假借“美术”之名破坏简化规范。这一点,大多数美术家是注意作到了的,比如《人民日报》上那套长方的牟体字,就是既简且美。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吴玉章等同志的领导下,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广泛征集民意,整理了异体,简化了汉字,为新中国创立了一套汉字的新规范,受到国际尊重。《二简》(草案)正在修订中,将来还是要应用的。凡是爱国同胞,在运用汉字的公众场合,都有义务尊重、维护这套得之不易的简化的汉字规范,而不能乱写滥用繁体、异体字,使我们街头、书刊和电视屏幕上的汉字弄得杂乱不堪!


第8版()
专栏:风物小志

彭湃与方饭亭
广东省博物馆 吴扬武
据说南宋末年,丞相文天祥和一批义军败走至海丰城北郊五坡岭,当他们刚吃饭的时候,被元兵所掳。文天祥被解燕京,坚贞不屈,作了著名的《正气歌》而壮烈牺牲。到了明代,海丰人民为了纪念这位民族英雄,在他被俘的地方建起了“方饭亭”和“表忠祠”。
彭湃于一九一四年考上了海丰中学(表忠祠内)。一九一六年十月,海丰大恶霸陈月波为首的土豪劣绅,为了吹捧袁世凯的爪牙——海丰驻军统领林干材在海丰屠杀几百名农民的“功德”,竟无耻地妄图在“方饭亭”文天祥的石像旁竖立林干材的石像。
彭湃获悉后,义愤填膺,率领他在学校组织的“群进会”的学生,发动全校同学游行示威,并且乘夜把林干材石像的鼻子打掉了。陈月波气急败坏,指使一伙凶手对进步学生行凶、殴打。为此,学生联名告到广州,致林干材被革职。
一九一九年五月,在“方饭亭”前方左侧,海丰中学的揭示榜上,出现了一条白手巾,上面有“毋忘国耻”四个用血写成的字和一封长信。这是彭湃从日本寄回海丰县学生联合总会的。当时,彭湃在日本留学,由于巴黎分赃会议决定由日本继承德国在我国胶东半岛的特权,彭湃等一批留日学生十分气愤,集中六十多人在东京车站,把驻日公使章宗祥痛打一顿。接着,他们为了响应北京爆发的“五四”爱国运动,举行了“五七国耻纪念会”。日本政府对此大为恼火,调集军警镇压。彭湃等二十七人受伤,三十五人被捕。事后,彭湃用刀割指,写了这四个字。(附图片)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