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国外经济管理名著丛书》前言
马洪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了长期以来党内存在的左倾错误，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我们要搞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要学会社会主义的经营管理，要不断总结自己的经验，同时也要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翻译出版《国外经济管理名著丛书》，目的就是为了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
为了使读者对国外经济管理的经验和理论有比较全面的了解，这套丛书选题的范围比较广泛。从地区上讲，既包括美、法、西德、日等国的著作，也包括苏联、东欧一些国家的著作；从时间上讲，由本世纪初开始直到当代，而以当代著作为主；从内容上讲，既包括宏观范围的经济管理，又包括微观范围的经济管理和企业管理，同时兼顾各个学派和各种不同观点的著作，并将随着国外经济管理的实际和理论的进展而不断加以补充。如美国于1981年4月出版的《Z理论》一书，得到各国管理学界的重视，提出一些较有影响的新观点，我们已补入本丛书，着手翻译。
西方的经济管理理论，由于历史的发展和现实的经济需要，形成了不同的学派。对于各个学派的划分，各国的一些管理学者的观点也不尽相同。
关于管理的思想由来已久，但在西方成为系统的管理理论，则公认是在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从其发展的历史及内容来看，西方管理理论的发展基本上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形成的所谓“古典管理理论”。它是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的加剧，资本家为了提高生产效率，攫取更多的利润而产生的。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有美国的泰罗（1856—1915）、法国的法约尔（1841—1925）、德国的韦伯（1864—1920）以及后来美国的古利克和英国的厄威克等人。古典管理理论较系统地探讨了经济管理问题。如泰罗等人倡导的“科学管理”，主要探讨了在工厂中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问题，即从工人操作上去研究工时的科学利用，制定标准劳动法、时间定额和有差别的计件工资制，以提高工效。泰罗的代表作是1911年出版的《科学管理原理》一书。1912年泰罗在美国众议院特别委员会对泰罗制和其他工场管理制的听证会上的证词，也是研究科学管理的一篇重要文献。
法约尔的管理理论主要包含在1916年发表的《工业管理和一般管理》一书中。他认为，管理不同于经营，只是经营的六种职能活动之一。经营的六种职能活动是：技术活动、商业活动、财务活动、安全活动、会计活动和管理活动。至于管理活动，则又包含五种因素，即：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法约尔对管理因素和管理原则进行了较详细的论述。他还特别强调管理教育的重要性，认为可以通过教育使人们学会进行管理并提高管理水平。
韦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组织理论方面，他的贡献在于提出了所谓理想的行政组织体系理论，这集中地表现在他的代表作《社会组织与经济组织理论》一书中。
对泰罗、法约尔、韦伯等人倡导的古典管理理论较为系统地加以阐述的有厄威克和古利克。厄威克的著作有《管理的要素》、《组织的科学原则》、《管理备要》等。古利克最主要的著作是他和厄威克合编的《管理科学论文集》一书。该书包含了反映当时在管理学上有不同意见的一系列论文。
古典管理学派，从泰罗等人开始，距今已将近一个世纪。他们的理论不但在当时起了重要的作用，对以后管理理论的发展也有着深远的影响，其中有些原理和做法至今仍被许多国家参照采用。
第二阶段，是从本世纪二十年代开始的“人际关系”—“行为科学”的理论。前一阶段的学派，强调严格管理，认为管得严才能出效率。“行为科学”学派，则强调人的行为，认为从人的行为的本质中激发出动力，才能提高效率。所谓行为科学，就是对工人在生产中的行为以及这些行为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研究，以便调节企业中的人际关系，提高生产。它研究的内容包括：人的本性和需要，行为的动机，尤其是生产中的人际关系（包括领导同工人的关系）。所以，它在早期叫做人际关系论。
行为科学是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加剧应运而生的，早期的代表人物有梅奥（1880—1949）和罗特利斯伯格（1898—1974）。他们从二十年代后期开始，在美国进行了有名的霍桑工厂试验，并以实验的结果为依据，提出了以下几条原理：一、工人是“社会人”，是复杂的社会系统的成员，所以，工人不是单纯追求金钱收入，他们还有社会、心理方面的需求；二、企业中除了“正式组织”之外，还存在着“非正式组织”；三、新型的领导能力在于，通过对职工满足度的提高而激励职工的“士气”，从而达到提高生产率的目的。他们的这些观点主要反映在以下的著作中：梅奥的《工业文明的人类问题》、《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罗特利斯伯格的《职工的生产率中的人的因素》。
梅奥等人奠定了行为科学的基础以后，西方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大量出现。行为科学在后一阶段的发展，主要集中在四个领域。
（一）有关人的需要、动机和激励的问题。在这方面有代表性的理论是：（1）美国的马斯洛（1908—1970）的“人类需要层次论”；（2）美国的赫茨伯格的“激励因素——保健因素理论”；（3）斯金纳的“强化理论”；（4）弗鲁姆的“期望机率模式理论”。
（二）同企业管理有关的所谓“人性”问题。在这方面有代表性的理论是：（1）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麦格雷戈（1906—1964）的“X理论—Y理论”；
（2）美国的阿吉里斯的“不成熟—成熟理论”。
（三）企业中的非正式组织以及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在这方面有代表性的理论有：（1）卢因（1890—1947）的“团体力学理论”；（2）布雷德福的“敏感性训练”。
（四）企业中领导方式的问题。在这方面有代表性的理论有：（1）美国的坦南鲍姆和施米特的“领导方式连续统一体理论”；（2）美国密西根大学的利克特的“支持关系理论”；（3）美国俄亥俄大学的斯托格弟和沙特尔等人的“双因素模式”；（4）美国的布莱克和穆顿两人的“管理方格法”。
值得注意的是，在行为科学的后期发展中，有一种把行为科学同古典管理理论调和起来的倾向。这反映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并不是行为科学那一套所能解决的。但是，行为科学的许多主张和做法非但没有被当代西方的管理学者所抛弃，而是被更多的管理学者研究和应用。
第三阶段，是在古典学派和行为学派出现以后，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的当代西方管理理论的一些学派。这些学派把泰罗的“科学管理”和后来的“行为科学”综合起来，汲取了现代科学技术的新成果、新手段。在这些学派中主要有：社会系统学派、决策理论学派、系统管理学派、经验主义学派、权变理论学派和管理科学学派等。
社会系统学派以美国的巴纳德（1886—1961）为首，他的代表作是1938年出版的《经理的职能》一书。决策理论学派是从社会系统学派中发展出来的，其代表人物有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的西蒙、马奇等人。它是吸收了行为科学、系统理论、运筹学和计算机程序等学科的内容而发展起来的。他们的代表作是《组织》及《管理决策新科学》等。系统管理学派同社会系统学派也有密切的关系，但各有不同的侧重方面。其代表人物有卡斯特、罗森茨韦克等人。他们两人的代表作有《系统理论和管理》、《组织与管理：系统与权变的方法》等书。系统管理学派认为，从系统的观点来考察和管理企业，有助于提高企业的效率，使各个系统和有关部门的相互联系网络更清楚，更好地实现企业的总目标。经验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有美国的德鲁克、戴尔等人。德鲁克的代表作有《管理：任务、责任和实践》、《管理实践》、《有效的管理者》等。戴尔的代表作有《伟大的组织者》、《企业管理的理论与实践》等。权变理论学派认为，在企业管理中要根据企业所处的内外条件随机应变，没有什么一成不变、普遍适用的“最好的”管理理论和方法。管理科学学派的代表人物有美国的伯法等人。他们认为，管理就是用数学模式与程序来表示计划、组织、控制、决策等合乎逻辑的程序，求出最优的解答，以达到企业的目标。
此外，美国管理学者孔茨在1980年发表的《再论管理理论的丛书》一文中认为：目前至少已发展到十一个学派，除了前面已提到的以外，还有组织行为学派、社会技术系统学派、经理角色学派、经营管理理论学派等。
以上是西方经济管理理论的一些主要学派。至于苏联、东欧一些国家的经济管理理论，特别是宏观经济的管理理论，由于其历史发展和现实经济情况的不同，同西方有着许多不同的特点。我们也选择了一些有代表性的著作予以介绍。
我们借鉴国外经济管理的经验和理论，为的是把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管理工作搞好。经济管理既包含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组织方面的问题，也包含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的问题。各种不同社会形态中的经济管理，其根本目的是不同的。资本主义经济管理的根本目的是“为掠夺而管理”，“借管理来掠夺”。（《列宁选集》第3卷第395页）社会主义经济管理的根本目的则是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在经济管理中体现出来的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也是不同的。然而，各种不同社会形态中的经济管理，也存在着某些共同的方面，如资本主义工业企业和社会主义工业企业，由于都是从事物质生产的社会化大生产，在管理上就必然存在着某些反映生产力发展规律的共同性的东西。
对国外的经济管理，我们要看到这种两重性。对于国外经济管理著作中反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东西，我们必须持批判态度，决不能盲目引进；而对反映社会物质生产过程中共同规律的东西，则应分析研究，以便借鉴。如果把反映现代化大生产客观规律的科学的经营管理方法也看作是资本主义的东西而予以排斥，那是错误的。当然，在我们制定一套适合我国情况的经济管理的科学制度时，对国外经济管理中某些可资借鉴的地方，也不能盲目照搬，而必须从我国的国情出发，经过我们的分析和消化，才能为我所用。
我国经济管理的最主要的特点和优点，是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上进行管理，是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它根本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纯粹的市场经济。我国的经济管理是在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们为社会主义的经济管理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启示，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和研究，作为行动的指南。
但是，也不能否认，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还比较短，经济管理经验也不够丰富。我们除了努力实践、不断总结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管理的经验以外，还有必要认真借鉴国外的先进管理经验，汲取他们那些合乎科学的东西，以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早日成功。这就是我们编译出版这套《国外经济管理名著丛书》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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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精神文明与党风
沙英
党风问题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占极为重要的地位。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党风问题成为我们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
所谓党风，一般是指党的作风、共产党员的作风，它包括思想、政治、工作、生活等各方面的作风。我们的国家是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作为一个执政党，要有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同时也要有优良的党风，以共产党人的榜样去影响和带动广大群众，才能保证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我们现在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要是没有一个良好的党风，那是不行的。只有党风端正了，政风、军风也好起来，才能带动民风。毛泽东同志说：“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党外有这种不良风气的人，只要他们是善良的，就会跟我们学，改正他们的错误，这样就会影响全民族。”（《毛泽东选集》第3卷《整顿党的作风》）党风、社会风气、治安状况、人的精神面貌如何，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实在是影响极其巨大。因此，执政党的党风问题，的确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同时也是关系国家、民族和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共产党人生活在复杂的社会中，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各种思想作风，会影响党的建设，有些党员或多或少受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和侵蚀，那是难免的。但是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一切优秀的思想、品德、作风的代表者，在科学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会战胜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影响，批判地接受几千年来的精神文明遗产。共产党的党风应当是人类社会至今所有过的最好的思想作风。
大家都知道，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党以理论联系实际、群众路线、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三大作风为主要标志的党风，是举世闻名的，国内外都称赞“延安精神”的伟大，这是我们取得战争胜利的重大原因。建国以后，在五十年代，我们的党风和社会风气也是很好的。全党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唯一宗旨，是统一团结的，纪律严明的，朝气蓬勃的，各种工作也是蒸蒸日上的。我们党在全世界享有崇高的威望，党的形象在人民心目中是高大的。可是在十年动乱期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对我们的传统和作风破坏得太严重了，打、砸、抢和无政府主义恶性膨胀，社会风气搞得很糟，国民经济陷于崩溃的边缘。
党的三中全会到六中全会以来，我们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找到了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发展经济的新路子，同时党风也有了相当大的进步。可是由于党风在过去受的破坏和后遗症太严重了，加之我国封建主义思想残余的存在，以及近年来国际交往急剧增加，又不断受到外国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的影响和侵蚀，我们的党风还没有根本好转，在不少地方和部门中，一些党员的不正之风还是相当严重的。这种不正之风有各种各样的表现，例如政治思想上的严重不纯，经济上的违法乱纪活动，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家长制，一言堂，少数人生活特殊化，有些人喜欢“抬轿子”、“吹喇叭”，以及社会生活中的请客送礼、铺张浪费、拉关系、走后门……等等恶劣现象。这种不正之风在腐蚀党的肌体，损害党的形象和威信，削弱党的战斗力，严重地破坏党与群众的关系，也助长了不良的社会风尚，给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以有害的影响。如果我们不大力整顿党风，社会风气也不会彻底改变，这不仅会影响四化建设，甚至在某些环节、某些单位中可能使矛盾激化，引起动乱，影响安定团结的局面。
由此看来，整顿党风对于党的建设，对于推动社会主义的建设，都具有重大的意义。那么怎样才能端正党风呢？首先，对于不正之风的危害性，对于整顿党风的重要性，各级党委、特别是领导机构和领导干部要有足够的重视，并带头去抓。一部分党员受剥削阶级思想的影响，滋长官僚主义、特殊化等的思想作风，绝大多数是属于思想认识问题，从根本上还是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经常进行教育的问题。我们要动员报刊、广播、电视等宣传工具，造成强大的舆论，使党内党外、上下左右都来重视这个问题。现在有些单位里，拥护党的方针政策的人、埋头苦干的人、敢于同不正之风作斗争的人，反而受孤立，谁当了模范，谁受了表扬，反而受到讽刺与排挤，这怎么能行呢？！我们一定要发扬正气，压倒歪风邪气。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先正己然后正人”。在整顿党风中，领导干部的严于律己、以身作则和模范带头作用很重要。各级领导从领导做起，层层带头，一级抓一级，一直抓到底，这是纠正不正之风的关键。
其次，不正之风的滋生和蔓延，还有体制和制度方面的原因。我们党和国家的现行体制和一些具体制度，还不很完善，还存在不少弊端。例如权力过分集中的管理体制，各种企、事业领导机构缺乏健全的制度，干部领导职务的终身制，等等，这就必然造成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工作效率低，官僚主义作风严重。当然，官僚主义还有思想作风的一面，但是体制和制度不完善、不健全，思想作风也不能彻底解决。比如在干部制度方面，我们缺少正常的录用、考核、奖惩、轮换、退休等制度，反正工作好坏都有“铁饭碗”，能进不能出，能上不能下，这必然出现漏洞，造成官僚主义作风的滋生和发展。因此，加强体制和制度的改革，使之不断完善，是克服官僚主义的重要办法。
再其次，要有表扬和批评，对违法乱纪的要严格执行纪律。对那些模范单位、模范党员及社会上的好人好事，要大张旗鼓地表扬，树立榜样，激励人们奋发向上；对那些搞不正之风的单位和个人，要进行批评和谴责，有的甚至要公开登报批评。当然对一般犯错误的同志，一定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采取与人为善的态度，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办法，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帮助他们改正错误，清除我们队伍中的政治灰尘。对那些违法乱纪的，特别是情节恶劣、后果严重的，一定要执行纪律，严肃处理，绝不能姑息迁就。只有赏罚分明，纪律严明，我们的党风和社会风气才会逐渐好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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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农村生育率问题学术讨论会
中国人口学会在杭州召开了农村生育率问题学术讨论会。
（一）农村妇女生育率的历史和现况。会上提供的调查材料说明，建国三十多年来，特别是从七十年代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以来，我国妇女的生育状况有了显著变化。妇女初婚年龄普遍提高。1949年前，一般是18岁左右，也有更早的，六十年代提高到20岁以上，七十年代以后，平均初婚年龄为23岁左右，北方更高一些。初育年龄也普遍提高。解放前总是当年结婚，第二年就生孩子，解放后，在五十年代，平均初育年龄是21岁多一点，七十年代后期提高到25岁。30岁以前是生育高峰期，35岁以后再生育的已经很少了。生育孩子数大大减少。解放前，每个妇女平均要生六个左右孩子，到五十年代，约生五个多一点，六十年代降到四个多，七十年代前期有的地方已降到2．2个。七十年代后期到今，平均每个妇女生育孩子数，全国各地区情况不同，有的省低些，有的省高些，总的又进一步降低。生育胎次间隔也延长了。解放前，妇女生育相当密，解放后，初胎到生第二胎一般经过三年，第二胎到第三胎间隔时期都在三年以上或更长些。这些事实说明计划生育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
（二）推行生产责任制以后，对计划生育带来哪些影响？
有些同志认为，有利因素多于不利因素。理由是土地等生产资料相对固定到户，社员要集中精力搞生产，多生孩子会影响经济收入；真正贯彻按劳分配，克服吃“大锅饭”平均主义的弊病，使多子女的社员占不到便宜；现有劳动力的充分使用，剩余劳动力增多，制约人们少生孩子；对劳动力质量要求提高，有利于晚婚、晚育、少生、优生，搞好计划生育。
许多同志则认为，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与搞好计划生育，从根本上讲，目标是完全一致的，但在具体贯彻上也存在矛盾。不利于计划生育的因素主要有：家庭劳动力多少、强弱以及性别等与农民经济利益有直接的关系，从而影响计划生育；在农民经济收入大大增加的情况下，原来计划生育工作上的奖惩措施对非计划生育的制约力较小；实行生产责任制以后，有的地方对老弱社员的照顾不够，集体福利事业有所削弱，养儿防老的思想在一部分社员中滋长；农村生育上原来的一套社会管理和社会监督等组织措施已经不适应新的形势。
面对推行生产责任制以后出现的新情况，如何做好计划生育工作，控制人口增长？大家共同的认识是，继续切实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控制人口增长的公开信的精神，大力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杜绝生育第三胎。 （徐天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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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历史知识
有功不居的“大树将军”冯异
任清
“光武中兴”一向传为盛世佳话。被称誉为“大树将军”的冯异，则是光武中兴时期的著名将领。
冯异从刘秀发难起事，到建国定都，巩固国家的安定和统一，可谓功勋昭著。《后汉书·冯岑贾列传》的传论指出：“中兴将帅立功名者众矣，唯岑彭、冯异建方面之号（按：岑彭为征南大将军，与冯异各独当一面），两将之功，实为大焉。”对于冯异的功绩，汉光武刘秀也常赞不绝口地说：他“为吾披荆棘，定关中”。还多次下诏，奖励冯异及其所部“士吏劳苦”，“方论功赏，以答大勋”。
冯异数十年如一日，屡立战功，实属不易。然而，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又能有功而不居功，从不以功臣自居，如史书所云：每逢战争胜利后，当“诸将并坐论功”时，冯异则悄然离开，“常独屏树下”。对他这种品德，在各部传为美谈，因被“军中号曰‘大树将军’”。建武六年夏，他在陕甘一带，与诸将联营同当地的割据势力隗嚣战斗时，获致大胜。但冯异在向上汇报整个战况时，并不着重于自我表白，以致某些人乘机“欲分其功”。刘秀敏锐地看出了这一点，赏罚分明地指出“征西（按：即指冯异）功若丘山，犹自以为不足”，并委派官吏，到冯异军中慰劳，“以崇谦让”。冯异也认为自己“位大将，爵通侯，受任方面”，虽然“以立微功”，但“皆自国家谋虑”，个人“无所能及”。他“为人谦退不伐”，在战场上冲锋陷阵，而在平时“行与诸将相逢，辄引车避道”，以礼相让，并以这样的思想和行动，教育和影响自己的部属。《东观记》、《续汉书》曾记：“异敕吏士，非交战受敌，常行诸营之后”。由于冯异能团结上下，每当重新整编调整隶属关系时，“军士皆言愿属大树将军”。
冯异作为封建社会中地主阶级的股肱之将，总是自以为不足，不居功，不争功，不恃功，乃至主动让功，这种美德常为人所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