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论待人接物问题
张闻天
编者按：这是张闻天同志1938年7月26日对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毕业同学的讲演。最初发表在1939年2月28日延安出版的《解放》周刊第56期上。1981年中共黑龙江省委主办的《支部生活》第24期刊载了讲演全文，本报摘要转载讲演的前三部分。
这篇讲演，全面论述了共产党人在待人接物方面应采取的立场、态度和方法。今天重读这篇讲演，对于加强共产党员的思想修养，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增强革命团结，会有很大的教益。
要有伟大的胸怀与气魄
在待人接物方面的第一个要求，就是要有伟大的胸怀与气魄。
这就是说，决不要把党派的偏狭成见去看待无党无派的人，似乎除了本党本派的人外，那些无党无派的人都是不中用的或不好的人。这种态度，显然是完全不正确的。一党一派所吸收的优秀分子究竟有限，而人民大众中间有才干的与有用的人却是无穷的。革命的党派需要善于学习《中庸》上所谓“天地之所以为大”的精神，不但应该从他们中间不断地吸收最先进的分子入党，扩大自己的革命队伍，而且应该吸收一切非党的积极分子参加一切革命工作，依靠他们或经过他们的帮助，来完成革命的事业。如果人们的眼光，只限制在现时自己党派内的几个人身上，只相信这些人是可靠的，甚至想以这些人来包办一切，甚至“包而不办”亦在所不惜，那我们可以说这些人是决然不能成就什么大事业的。
这就是说，决不要以一个幻想的公式去对待人，似乎只有合乎这个公式的才是好人，而不合乎这个公式的，就是坏人。我们决不能把天下各种各样的人装进一个幻想的公式里去，这是非常显然的。如果一切不合于幻想的公式的人，就是坏人，那就怕天下坏人占大多数而好人却占少数了。如果这样，那未来光明社会的建立，还有什么希望呢？事实所证明的，也正好相反。不合于公式主义者的要求，然而有才干能做事的人，却正多着呢！
这就是说，决不要把自己的眼光限制在个人的家属、朋友、师生、同事、亲戚等更狭小的圈子之内，似乎只有在这个圈子内的人才是可靠的，在这个圈子以外的人就不可信任。这种小圈子主义的现象，在中国旧社会内甚为普遍，其流毒亦甚深。
这就是说，决不要以一时的好恶去对待人。同志们不但要善于能如“禹闻善言则拜”，并要能够在一定的原则下，服膺中国古人所谓“不念旧恶”，实行恕道。人们的弱点，在于常常欢喜恭维自己、奉承自己、拍自己的马屁的人，而有这样弱点的人，对于那些正直不阿、大公无私的人，却常常抱有厌恶与不快之感，对于过去有过争论的人，有过恶感的人，常常表示怀恨。这种态度显然是完全不正确的。事实上，那些善于恭维自己、奉承自己、拍自己马屁的人，正是那些最容易把事情弄坏的人。而那些能够经常指出与批评自己的缺点与错误的人，却正是对于事情最有帮助的人，最可宝贵的人。历史上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李世民（唐太宗）也说过以下几句中肯的话：“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抗日建国的事业，是一种极艰难的事业，如果不善于“以人为镜”，以求战胜敌人之道，则事业的成功是很困难的。如把人们对于自己的诤言、劝告、批评，当做人们对于自己的攻击，当做人们要破坏自己的威信，当做人们要同自己争取地位或所谓“领导权”，这种人不论今天占据着何等重要的位置，是断然不能成就大事的。至于因为某人过去同我有过争论，有过恶感，所以我始终怀恨在心，这种小气的态度，也是错误的。相反的，不论某人过去对我如何不好，但是只要今天我们的抗战建国的目标是共同的，那我们就应该不念旧恶，互相宽恕，大家一齐为共同目标的实现而奋斗。
最后，这就是说，我们必须善于找到同人家合作的共同点。许多人常常善于“吹毛求疵”，善于找人家“岔子”，善于找人家与自己的不同点，因而他们不能同任何人合作，始终陷于孤独。这种态度，显然是完全不正确的。怎样从一个同我在各方面都不相同的人中间找出今天为了革命事业而合作的共同点，即使是很小的共同点，这正是我们所应该学习的本领。只有善于在各种共同点上，与各种人们进行合作的人，从各方面推动人们与我们一同行动的人，才能把最广泛的人们团结起来，组织起来，走向一个伟大的总的战斗目标。“落落寡合”、“洁身自好”的人，也许是非常清高的，然而究竟不能成就什么大事。
以上各点，都是造成伟大的胸怀与气魄的必要条件。气量狭窄，“目光如豆”的个人与政党，是决然不能“识人”、“容人”与“用人”的。这样的个人，这样的政党，决然不能成就什么大事业，难道还用其他的证明吗？因为谁都应该明白：抗战建国、改造旧社会建立新社会的伟业，决不是靠少数人所能成功的。这里需要成千成万有才干的人，需要千千万万普通的人，不很合乎公式主义者的理想的人。没有他们的参加，任何伟大的计划，是不会实现的。
然而伟大的胸怀与气魄，决不是同一切人“同流合污”。一个革命者，一个革命政党的任务，是要引导一切同我们合作的人逐渐走上坚决革命的道路、走上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后战胜日寇、建立民主共和国、直至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道路，使我们真能成为他们的好朋友、教师，使我们的行动真能成为他们的模范。
要有“循循善诱”与“诲人不倦”的精神
所以待人接物方面的第二个要求就是要有中国古代哲人那种所谓“循循善诱”与“诲人不倦”的精神。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说，决不要为人们觉悟程度的不齐而表示失望，决不要轻视或鄙视任何思想落后与思想复杂的人。我们常常看到有些先进分子只欢喜跟同样先进的人们高谈阔论，而且谈起来可以终日不倦，以后就很快成为知己朋友了。但是对于思想落后或思想复杂的人，则表示不愿意接近，表示冷淡，三言两语之后，即表示“话不投机”，不愿再谈了。这种态度，显然是完全不正确的。这实际上等于放弃了我们自己的责任。因为我们的责任，正是要引导这些思想落后与思想不正确的人成为同我们一样进步的分子。我们要能够善于接近一切“名流学者”、“庸夫俗子”、“三教九流”、“引车卖浆”之流，善于找到同他们接谈的机会，善于同他们进入精神上的接触，从具体的日常生活的问题，纵谈到一般的政治问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了解到他们内心的情绪与要求，他们的思想与感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找出各种提高他们觉悟程度的具体办法。
这就是说，决不要以强迫命令的方法让人们接受我们的意见。这种强迫命令的方法，也许可以一时使人家接受我们的意见。然而这不过是勉强的暂时的接受，不是自愿的长期的接受。这种接受是很少用处的。我们应该以思想上的民主态度来代替思想上的强迫命令。我们的意见应该公开提出来，同大家商讨。因为如果我们的意见是光明正大的，是合乎大家的要求的，是基本上正确的，那么这种自由的商讨，不但不妨碍我们的意见的实现，而且更能使我们的意见易于为大家所接受，做到使人“中心悦而诚服”。同时，我们的意见也决不会没有错误，这种商讨，就可以考察我们的意见是否正确，使我们意见中的缺点与错误能够在商讨中得到改正与充实。而且也只有这种思想上的民主态度，才能使人们把自己心胸中所有的思想，大胆地无顾忌地和盘托出，使我们能发现其中的错误缺点而给他们以纠正与克服的机会。思想上的强迫命令或统制，结果只能使人们把自己的真心真意深藏起来，使我们反而无法去纠正与克服他们的真正的错误与缺点。我们在共同商讨中的主要方法，应该是启发式的，而不是教训式的；应该是从旁帮助，而不是“越俎代庖”。只有这样经过对方以自己的努力得来的思想，才能真正成为他们自己的思想。这种思想，才是最可靠的，最有力量的，能够使人们行动起来的思想。
这就是说，决不要对什么人都使用千篇一律的八股文章与老调。人们的阶级、阶层、社会地位、家庭职业、生活经历、习惯、性情、文化程度、年龄、希望要求等各不相同，所以引导他们走上革命道路的方法，也不能完全相同。例如对于工人所说的话，不能相同于农民，也不能相同于知识分子。如果千篇一律去进行工作，结果必然是牛头不对马嘴而遭受失败。虽然我们知道全中国最大多数的人都会参加到革命中来，但是他们将要经过的具体道路，决然不会完全相同的。有的经过康庄大道，笔直地向目的地前进，有的则经过许多羊肠小道，迂回曲折地前进，这些都是自然的现象。因为我们所对付的，是复杂的活生生的活人，而不是模型里铸造出来的死人。这里主要的基本的原则，是要善于使人们从实际的行动中，从经济的政治的与思想的斗争中，从切身的经验中，锻炼他们自己，提高他们自己的觉悟程度，使他们成为坚决的革命的战士。脱离行动、脱离斗争、脱离切身经验的宣传教育工作，是浮面的，不深入的，不能动员人们为了革命而牺牲奋斗到底的。
这就是说，对于人们的错误与缺点，要诚恳地劝导，采取忠恕的态度。错误与缺点是谁也免不了的，错误与缺点是要改正的。因此，对于犯错误与有缺点的人，我们应该不怕麻烦地以诚恳态度去劝导，而且要善于利用具体的事实向他们证明，他们的错误与缺点，对于他们自己的事业何等不利。要有一而再，再而三的忍耐心，以至诚与忠恕的态度去感动他们。千万不要把“大帽子”（如汉奸或机会主义者等大帽子）随便戴在人家的头上，随便以讥笑、怒骂与打击斗争的态度，对待犯错误与有缺点的人。即使有人在再三劝导之后，对于自己的错误与缺点，还是不能了解，我们也要有等待他们觉悟的忍耐心。要给他们以充分的时间去思索，去纠正自己的错误与缺点，不要操之过急。我们总要更多地设法给人家一条自新的活路，不要把人家“逼上梁山”，使人家“走投无路”！
只要我们能够以“循循善诱”与“诲人不倦”的精神去进行教育，就一定能使全中国绝大多数人都成为民族解放的良好战士，而使反对我们的力量减少到最小限度。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使全中国的人同我们一起，向着光明的前途迈进。
对人要有很好的态度
在待人接物方面的第三个要求，就是对人要有很好的态度。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说，决不要自高自大，目空一切，盛气凌人。那种态度，使你纵有多大本领也得不到人家的赞成与拥护，而且相反的，还会使你不能同人们接近，不能同人们共事，会使你到处碰钉子，会使你永远不会进步。那种态度，是完全要不得的。孔子说：“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这话是很正确的。我们的态度，应该是谦逊的与和气的态度。具有这种态度，才能使我们同人们之间除去一切隔膜，建立起很好的同志与朋友关系，同他们打成一片。也只有这种态度，才能正确的去认识客观环境与自己工作的对象，才能虚心地倾听人们意见，接受人们的批评，改正自己的错误与缺点。自然、社会、思想的现实，是非常复杂的，是永远发展着的，是多方面的，人类穷千万年的力量，还是不能把一切发现到最后的尽头，我们个人这一点知识、这一点经验算得什么呢？有什么可骄傲的呢？我们要从过去人类的知识与经验中去学习，要从现在的工作中学习，要从普通的人们那里去学习一切对革命有用的东西。有什么能够使我们自满自足的呢？
但谦逊和气，不能了解为敷衍滑头的政客手腕。这两者是根本不相同的。谦逊和气，正是人们对于人生的诚恳的、严肃的态度。这中间贯穿着诚恳与严肃的内容。换句话说，谦逊和气正是诚恳与严肃的表现形式。
这就是说，必须要尊敬与仁爱。孟子说过：“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自尊心，都不愿人家侮辱他。所以对人的尊敬态度，是同人们接近的必要态度。所谓尊敬，当然不但是表面上礼貌上的尊敬，而且也包含着对于对方意见的尊重，很好地倾听对方的意见，郑重地考虑他的意见，诚恳地互相交换意见。也只有这样，人们才肯倾吐自己的真意，把赤心拿出来，而便利于互相了解。但尊敬还须有仁爱来补充，这就是要善于关心人们的切身问题，善于为他们解决各种困难，善于照顾他们。
这就是说，要能发扬自我批评的精神。人家对于我们的批评不论是客气的，或是严格的，我们都应该仔细倾听，接受其中的真理，即使是很细小的真理，即刻加以检查与纠正。我们应该有“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的精神。我们是求进步与光明的人，我们不想保持任何陈旧腐败的东西，所以我们不但不怕自我批评，而且欢迎自我批评。也只有这种自我批评的态度，才能消除人们对于我们的误解与恐惧，才能使革命的事业真正很快推进。
这就是说，要真诚、坦白与婉转。我们对人应该真诚、坦白。只有如此，才有相互了解的可能。我们不应该把自己的真面目掩盖起来，用虚伪的态度去敷衍人家，同人家“打官话”。但是真诚坦白，并不是什么都是赤裸裸的、突然的、刻板式的、三言两语的、无情的、不讲面子的、没有任何转弯余地的。不是的，真诚坦白的态度，应该在婉转的形式中表现出来。采取各种曲折的形式，适合于对方的思想习惯性情的形式，使自己的真意能够逐渐表达出来，使对方能够懂得我的真意的“来龙去脉”，使双方能够有充分的时间互相交换意见、考虑问题，使双方有转圜伸缩的余地。这种婉转，不但不是虚伪的、矫揉造作的，而且正是合乎“人情之常”的。
这就是说，要“言而有信”。人们对于我们的要求，我们应该仔细考虑是否合理。如果是合理的，我们应该考虑我们是否能够满足。对于不合理的要求，我们应该婉转地拒绝，详尽地说明拒绝的理由。如果我们答应做某件事，就必须认真地把它付诸实现，决不要敷衍了事。做事要贯彻到底，决不要半途而废。“阴谋诡计”、“口是心非”、“言而无信”，是没落分子维持他们的“统治”与“威信”的办法，我们革命者与革命的政党，是决不应该采取的。
这就是说，我们在群众中要能“以身作则”，要善于体贴群众，顾虑群众的利益，顾虑群众的困难。所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上面这句话中“由”字的意思和“犹”字同）要用这种急切和诚恳的态度，这种言行一致的精神，去对待群众的问题和困难，才能使群众了解我们对于他们的忠心。
态度的好坏，有些人觉得似乎是无足轻重的，因而不予注意。其实这是大错特错的。普通的人常常不注意你所讲的道理是否正确而首先看你的态度；如果你的态度不好，你的话就是说得很好，他也不愿意听的。我们有些同志过去因为在这方面的疏忽，曾经吃过了不少的亏，受了许多冤枉。我们现在必须坚决地注意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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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忆邓初民同志在成都
杨起华
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家和知名的民主教授邓初民同志，是我抗战时期在朝阳学院读书时的老师，也是教育我、关怀我、帮助我最大的老师。他在成都同国民党斗争的事迹，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
1938年秋，我到成都朝阳学院入学时，第一次见着邓老。他的身材高大魁梧，戴着一副白色眼镜，说话温和，态度严肃，谈笑风生，平易近人；在谈论问题时，观点正确，政治见解高，分析能力强，具有巨大的说服力，不愧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家、政治学家、知名教授。
朝阳学院原是北平的朝阳大学，是一所中国有名的法律大学。芦沟桥事变后，揭开全面抗战的序幕，朝大的爱国师生在战火纷飞中由北平迁到湖北沙市。国民党教育部令其改为朝阳学院，设三个系：即法律系、政治系、经济系。后因日军逼近武汉，形势危急，朝阳学院又被迫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迁到了成都。
当时，邓老刚由广西大学以共产党之嫌被解聘，经衡阳回到湖北石首县老家。他应聘到朝阳学院教课，同时又把马哲民、黄松龄老师找去教书。朝阳学院迁到成都后，在东门外找到一个名叫法云庵的破庙。全院300多名学生就在1938年10月正式开始上课了。
邓老和马、黄老师在学院附近租借几间农民的破旧房屋，三位老师住在一起，亲如手足，每天同出同进，生活艰苦，精神愉快，团结友好，亲密合作，是三位坚强的民主战士。
邓老任政治系主任，教政治学，他手里拿着一本张慰慈写的《政治学》，但口里讲的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他希望每个同学要懂得政治，过问政治，参加政治活动。邓老结合当时的政治现象，揭露国民党统治区政治的黑暗和腐败，用许多事实说明解放区政治的民主和进步，并进一步分析国内外的政治、经济、军事形势，指出日本侵略必败，中国抗战必胜，增强了同学们对抗战胜利的信心。
当时黄松龄老师教哲学，马哲民老师任经济系主任，教经济学。由于邓、马、黄三位老师讲授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引起同学们对马列著作的学习，极感兴趣。许多同学购买《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国家与革命》、《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新民主主义论》等书，如饥似渴地阅读。在邓、马、黄三位老师的思想影响下，我们这一期的同学，在解放前就有许多人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参加地下反蒋活动。因此，当时成都一些人，把朝阳学院叫做“红色学院”。
这时的成都地区，仍由四川地方势力控制着，政治活动比较自由。邓老和马、黄老师到成都不久，中共地下党川西特委军委委员车耀先同志，主动同邓老等人联系。车耀先同志向邓老等人介绍了当时政治斗争的形势，并指出了斗争的方向。一有机会，他就约邓、马、黄三位老师去晤会。邓老等人在成都的一些重大活动，都是车耀先同志事先布置好的。
这期间，邓、马、黄三位老师办了一个小型刊物——《大声周刊》，在这个刊物上写文章的只有他们三个人。所以在成都的人把他们三个人联起来叫“邓、马、黄”。这个名称很快在成都传开了，许多人，尤其是青年学生们都知道。只要各大学请邓老去讲演，会场内外总是挤满了人。这种情况在成都是罕见的。他们在成都认识了许多进步的朋友，其中有张曙时、张秀熟、杨伯凯、潘大逵（杨、潘是朝阳学院的教授，杨在成都解放时被国民党特务杀害），特别是认识了黎澍同志，对邓老政治上帮助很大。另外，车耀先同志还介绍邓老等人认识了当时川、康的地方将领邓锡侯、潘文华、刘文辉等。邓、潘、刘有时请邓老去给他们讲国内外形势，邓老对他们说，蒋介石到了重庆，仍然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为扩大他的势力，维护他的统治，他的政策就是“剿共、安川”。希望他们对蒋介石提高警惕，有所戒备。他们每次去重庆，都要求跟当时在重庆的周恩来同志见面。解放西南时，他们起义了。他们在解放四川，特别是和平解放西康时，都起了积极作用。这是有其历史渊源的。
1938年初，原在武汉组织的“战区学生抗敌剧团”（团员大多数人是从北平南下的流亡学生），就同朝阳学院师生结下了很深的友谊。他们同台演出，互学互助，合作很好。该团还邀请邓老在一个戏里饰演一个抗战“伤员”的角色。剧团入川后，改名为“民族剧团”。1939年秋，这个剧团又到了成都找到了邓老，邓老从各方面对剧团给予帮助。邓老并且向车耀先同志介绍了该团情况，车耀先对他们也非常关心和爱护。在他的指导下，这个剧团到西康农村作抗日宣传工作。后来在第二次“反共高潮”中，这个剧团被国民党武装强迫解散了。
蒋介石的嫡系势力盘踞了重庆地区之后，很快又将手伸到成都来了。由于朝阳学院师生在成都做了许多真正有益于抗日战争和民主革命的事情，国民党怕得要命，恨得要死。为了拔掉这个“眼中钉”，国民党教育部准备向朝阳学院开刀了。首先，国民党给朝阳学院派来军事教官（实际是特务），接着把国民党和三青团的组织也建立起来了。在教师和同学之间，逐渐形成了对立的两派。同时，教育部又正式宣布撤换院长，并要把学院迁往重庆。目的就是要赶走邓、马、黄三位教授，拆掉朝阳学院在成都这个抗日救亡、民主革命的宣传阵地。为此，朝阳学院发生了一次大学潮，整整地闹了一个学期。一派欢迎新院长，拥护迁院；一派挽留旧院长，反对迁院，实际是挽留邓、马、黄三位老师，坚持在成都继续进行抗日救亡、民主革命的活动。挽留旧院长派的师生，写抗议书、发宣言、贴标语，斗争异常尖锐。当新院长到学院接任时，这些同学愤怒地砸烂他的人力包车，并用石块掷打他。后来，几个带头的同学受到了成都地方法院传讯。
从当时国内政治形势来看，在成都地区坚持这场斗争，对邓、马、黄三位老师不利。最后决定让新院长接任，上了台，至此朝阳学潮才告结束。过一段时间，朝阳学院也就迁到重庆去了。这次斗争虽然失败，但是使全院进步师生和成都人民擦亮了眼睛，进一步认清了蒋介石的反动面目，对三位进步教授更表示了莫大同情。
这次学潮之后，成都地区已陷入了白色恐怖之中，有些进步的群众组织被搜查、被破坏；有些进步书店、报社、通讯社，也遭到各种刁难；紧接着搞了一次大逮捕，车耀先同志被捕了，还有一些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也受到迫害。在这种情况下，邓、马、黄三位老师当然不可能留在成都继续工作了。黄松龄老师毅然北上延安，邓老和马哲民老师则先后转移到重庆去了。
邓老到了重庆，毫无畏惧，坚持斗争，在周恩来同志的直接领导下，他的革命意志愈战愈坚定，他的斗争精神愈战愈英勇。他一面进行抗日救亡宣传，积极参加民主革命运动，一面办民主刊物，写文章，著新书，宣传马列主义思想。以致到后来，在国民党特务的暗杀黑名单上，也有邓老的名字了。今天，邓老虽然和我们永别了，但是他的革命意志、革命精神和高尚品质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他永远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