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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2月14日人民日报 第7版

第7版()
专栏:

十年之后
〔新西兰〕路易·艾黎
十年岁月
万千变化
转瞬已成过去,
而今在北京
一个令人追念的日子到来了,
我们同这位挚友
心志相通的感情
又油然生起。
这是因为
埃德加·斯诺的工作
至今仍在继续,
为他的祖国美利坚
为整个广阔世界
增进了解和带来知识。
回顾以往,
为使他的国家
和他爱慕日深的中国改善关系,
他曾作出不懈努力。
他的工作
为未来更美好的日子
奠定了牢固根基。
当他和马海德
穿越一道道黄土峡谷
到达保安时节,
他们有谁稍许意识到
那次西行的结果
竟会影响美国的对华政策,
又是怎样使他们自己的思想
变得开阔而深刻。
在保安
他同领导人和普通战士
数度长谈,
史诗般的斗争
历历呈现在他们眼前:
战士们
饥肠辘辘,
衣履单薄,
顶风冒雨爬过雪山,
又穿过神秘莫测的
草地沼泽;
现在
当人们读到
《西行漫记》中栩栩如生的叙述,
他们再次认识到
中国拥有一代青年,
能够同心协力
把今天的水平全面推向新高度,
从旧世界中开创新天地,
让高地披上绿装,
让草原获得新生,
庄稼结出硕果,
工业充分为人民大众服务。
如今,在1982年
我们相聚在一起
重温昔日的记忆,
缅怀斯诺,
他的著作和他的生活,
他对青年的热情关切;
随着时间的流逝
他的形象更加高大光辉,
今天,他已成为传奇式人物。
要知道,
现在和将来
都源于过去,
而他所见的
以及曾经精采地描述过的
老红军
如今依然在奋进不息。
1982年2月于北京(吕婉如译)(附图片)
斯诺(左)、艾黎(右)和王安娜一九三八年在上海
(中国革命博物馆供稿)


第7版()
专栏:

回忆病中的斯诺
黄国俊
我的书室里挂着一只古色古香的钟。每到一定时候,一只金属制的小鸟便会出来报时:“咕咕—咕咕”几声,总是把我从沉思中唤醒,使我想起埃德加·斯诺,以及他们一家。
1972年,我和其他一些同志奉派去瑞士为斯诺治病。这只挂钟,就是斯诺一家给我的纪念品。回首往事,遥想斯诺病危中同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真是感慨万千,不能自已。斯诺的病
斯诺先生最后一次访问中国是在1970年。那年国庆节他和夫人洛伊斯·惠勒·斯诺在天安门城楼上和毛主席、周总理的合影,给全中国人民留下美好、难忘的记忆。
他在中国进行了广泛的访问和深入的观察,于1 971年3月才离开中国回到他寄居多年的瑞士,开始整理他收集的资料。不料这时他的病就一天天地发展起来。这年冬天,他住进洛桑的一个医院,经检查发现患胰腺癌。12月15日,外科医生为他切除了被癌症侵袭的胰腺体部和尾部,同时切除了一小段有系膜转移的回肠。手术时医生还发现在他的肝脏有一个象网球那么大的转移癌,但无法切除。
手术后的斯诺以为他的健康很快就可以恢复,很快又可以用他那惊人的精力继续埋头于《漫长的革命》的写作了。其实,病魔并没有离开斯诺。根据医生的建议,他出院后必须在当地医院进行化学治疗。为此,每隔一日要由斯诺夫人或儿子克里斯托弗驾车送他到附近的一家医院接受治疗。每一次治疗都使他疲惫不堪。再加上这种化学治疗反应的结果,他食欲不振,吃喝很少,手术后身体不但没有得到恢复,相反却很快地消瘦下去。
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关怀
毛主席和周总理在得悉斯诺因癌症动了手术之后,对他的健康十分关怀,曾多次派驻瑞士大使陈志方同志去探望和慰问他。一次,陈大使和夫人王静同志去到他家,送去周总理给斯诺的慰问信。这时斯诺正在楼上卧室里休息,看到周总理的信,顿时激动万分,也顾不得全身的疲乏和疼痛,急忙起床走到楼下客厅同陈大使热烈拥抱,表达了他对周总理的深切感激。在旁的斯诺夫人和王静同志,也感动得热泪盈眶。
我们受毛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派遣到达瑞士探望埃德加·斯诺先生的时候,那已经是他一生中最后的三个星期了。
毛主席和周总理派遣医护小组去探望斯诺,本来是想把他接到中国,进一步采用中西医相结合的治疗,希望这样能够减少他的痛苦,延长他的生命。我们于1972年1月22日从北京出发去瑞士时,日坛医院已经准备好一套病房和组织好一个医护班子,等待斯诺的到来。这套病房是陈毅同志住过的,也是日坛医院能够提供的最完备最舒适的一套病房。
在瑞士,我们的大使馆已经和法国航空公司商定,要他们在民航飞机上安装一张病床,并在约定的航班专程经日内瓦接病人上机(因为这一航班是不经日内瓦的)。
但是,当我们看见斯诺的时候,他的健康情况已远不如我们所预料的。斯诺疲乏地躺在他的床上,眼珠和皮肤明显发黄,神志恍惚,说话断断续续,声音低微。他的呼吸相当费力,身体已经十分消瘦,确实难以置信病魔会如此无情地摧残他。
“不愿意给中国增添累赘”
我们一行四人——包括斯诺的好友马海德医生——于1月25日下午到达日内瓦后就立即来到斯诺的家。
斯诺的家坐落在日内瓦郊区一个叫埃善的幽静的小村镇。从中国领事馆驱车前往,先沿美丽的日内瓦湖边离开市区,再经过一段高速公路,然后进入村子到斯诺的家,大约需要25分钟。这时正是寒冬腊月,公路两旁积雪如银,林子里的树木也都挂满皑皑白雪,浅蓝色的日内瓦湖映照着远处雪山的倒影,异国风光如画。
斯诺夫人在门口迎接我们。她紧紧地拥抱马海德同志,泪水滴到马海德宽阔的肩膀上,半天才说出话来。
斯诺的家是一幢两层的楼房。屋前有小片空地,和公路相连。扶梯的下面是斯诺的小书桌,书桌靠墙,墙上挂着头戴八角帽的毛主席像,那是斯诺在延安为毛主席拍的。客厅摆设着中国式的红木椅子和茶几,这是斯诺夫妇最喜爱的家具。客厅的一头是壁炉,炉架上摆着一些从中国带来的人像、石头等纪念品。
初步了解斯诺的病情后,摆在我们面前的是这么几个急待决定的问题:第一、斯诺的病情能否允许我们把他平安地带到中国而不会在途中或刚抵达目的地时就发生危险?第二、斯诺本人和他一家对于到中国进一步治疗有什么想法?第三、如何马上采取治疗措施来改善病人的健康状况?
至于治疗措施,我们认为应该立即停止严重折磨病人体力和影响食欲的化学治疗。这个决定必须征得当地医院负责医生的同意。马海德同志很快就办妥了这件事。至于要在家里给病人静脉点滴葡萄糖、维生素、激素和解毒剂,还必须征得斯诺的家庭医生罗贝尔·邦绍的同意。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我们在充分尊重家庭医生的前提下取得他的信任和合作,同时又要争取他赞同我们的治疗措施并给予必要的帮助,取得他的大力支持。后来证明这位已有七十高龄的家庭医生对我们很诚挚友好。因为我们中国医生在瑞士没有处方权,不少特殊药品和化验检查等等都是通过他开处方或化验单才买到和办到的。
斯诺在病中听了马海德同志向他全家详细地转达毛主席和周总理对他的关怀和邀请之后,沉思了好久,才慢慢地说:“我完全理解毛主席和周总理的美好心意,他们对于我在当前的困境提出具体援助的建议使我极为感激。我知道在中国土地上我会得到在任何其他地方都不能得到的关怀和爱护,对此我深深感激。就我本人来说,我对中国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我热爱中国。”他抑制了自己的感情,显然已经很累了。他歇了一会儿,又慢慢摇着头说:“但是……你知道,我不愿意作为一个病人到中国去,我不愿意给中国增添累赘……”。
我们本来就很担心斯诺的身体,对于他有可能因为健康情况太差而去不了中国有一定的思想准备。但是斯诺本人不愿意到中国去,理由是因为不愿意给中国增添累赘,则是我们所完全没有意想到的。这说明我们虽然来到了斯诺的家,但还不够了解斯诺;我们只看到斯诺软弱濒危的躯体,却未看到他坚强而又高尚的意志。
就地医疗
周总理根据斯诺的意见和身体情况,指示我们就地为斯诺进行医疗护理工作。
为了体现毛主席和周总理对斯诺的关怀,大家决定马上把斯诺的家变成一个小医院。同时为了及时增加必要的人力,就近从阿尔及利亚中国医疗队派来一些医生和护士。
在领事馆全体人员的全力支援下,一个家庭病房出现了。我们医护人员分成日夜两班,早晚分别从领事馆驱车来到斯诺家中,讨论病情,决定治疗护理方案,然后细心进行工作。
斯诺夫人也常常被请来参加病情讨论,随时提供一些我们所了解不到的情况。我们也主动地让她知道斯诺的全部病情,向她解释每一种病情变化的意义,以便她逐渐地对日近一日的不可避免的不幸有比较充分的思想准备。后来事实证明斯诺夫人是一个很理智和十分坚强的人。
经过几天的静脉输液和对症治疗,斯诺的精神和体力有了明显好转。他的话多起来了,有时还说出一两句中国话,逗得在旁的中国姑娘哈哈大笑起来。这些笑声是由衷的笑声,因为斯诺的任何一点微小的好转都会使大家喜形于色。
医护小组的每个成员深深理解到党和全国人民的重托,知道全心全意为眼前这个病人服务的特殊意义。每个人都想为斯诺做点事情,哪怕帮助他翻个身、盖盖被、喂一口水……。在斯诺经过治疗后显得好转的大约一周的可贵日子里,他对这种也许是过分抢夺他生活自理的待遇反而感到不舒服。他一次风趣地对马海德说:“你看,只要我动一动脚指头,她们准会跑过来帮忙。”
在斯诺最为好转的几天里,他甚至可以在小客厅的沙发上坐上一两个小时和大家聊天,询问医护人员的情况,也谈谈他访问中国的一些见闻。他的幽默常常使中国客人欢笑不止。
日内瓦的报纸开始报道毛主席派医生到斯诺床旁。法国报纸也报道周总理接见美国政策委员会时谈到斯诺病重,并说中国已派医生和护士去探望他。
斯诺的邻居和村子里的人每天看见中国人的汽车驶过时,都主动亲热地招手致意。
三个“赤匪”
不管我们采取什么能办到的支持疗法,病人总的情况还是迅速恶化。
病人的言语越来越少,但在他一日中有限的清醒时间里,他还是要求斯诺夫人坐在床旁为他读报,但不一会儿又入睡。他的肝昏迷和尿中毒已越来越明显。
我们每两三日就向国内报告一次病情。
2月8日下午,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同志专程到日内瓦探望病人。马海德同志陪同黄华同志来到斯诺床旁,等了一会儿,斯诺才醒来。意外地看到黄华同志使斯诺显得十分高兴。这三个曾经一起在陕北结下深厚友谊的人,今天在数万里外的日内瓦郊区又重逢了。斯诺握着黄华和马海德的手,他的思维回到三十六年前的延安,语重心长而又幽默地说:“咱们三个‘赤匪’又见面了”。
这几乎就是斯诺一生中最后的话语了。从那以后,他的病情急剧恶化,不久就进入了完全昏迷状态。
在睡眠中
斯诺一生的最后一周是在昏睡中庄严度过的,他没有痛苦。这对于活着的人总算是很大的宽慰。
为了加强护理,从阿尔及利亚又调来两位护士。她们一到日内瓦就立刻投入紧张的抢救工作。
我们是在斯诺病榻旁边度过阴历除夕的。那是2月14 日半夜,大家正在楼上小客厅里忙着抢救病人,这时不知是谁忽然说起现在正是祖国大年初一的早晨(因为时差七小时),大家才恍然觉察到自己在斯诺家过了年。
埃德加·斯诺先生终于在2月15日凌晨2时16分在睡眠中安静地溘然长逝。中国人民都为失去这么一位诚挚的美国朋友而悲痛。
斯诺夫人吻别了躺在病床上的斯诺后,转过身来和全体医护小组成员一一拥抱,表示感谢。我们想到没有能够挽回斯诺的生命而倍加难过。
半小时后,斯诺夫人对我们说,斯诺生前有遗嘱说,要献出他的角膜,好为双目失明的人进行角膜移植。问我们行不行,我们为斯诺的高尚品德而深深感动。我们向斯诺夫人解释,由于病种和慢性中毒的原因,斯诺的角膜不适于移植。
我们为斯诺做了死后处理,为他抽除了腹水,换上了浅蓝色的睡衣,进行了美容,并在他的床旁献上了鲜花,代表中国人民表示对他的悼念。
斯诺先生面色红润,神采安详,他不象是死去,而象是在睡眠中……
在楼下客厅里,我代表全体医护人员向斯诺夫人表示:
“我们对埃德加·斯诺先生的逝世感到非常悲痛。
“我们受毛主席、周总理和全国人民的委托来到这里为斯诺先生进行医疗护理工作,由于科学水平和我们本身能力的限制,未能做到我们所希望做到的事情,对此深感遗憾。
“毛主席曾引司马迁的话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埃德加·斯诺先生一生为中国人民和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因此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斯诺先生虽然死了,但他的名字将永远活在全中国人民的心中!”
(本文原载三联书店即将出版的《斯诺在中国》一书,本报有删节。作者现任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研究所外科主任。)


第7版()
专栏:

埃德加·斯诺:我爱中国
中国人民能够彻底改变他们自己的国家,并且能够迅速地提高他们的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
……我同中国红军在一起的四个月,是一段使我极度感到兴奋的经历。我所见到的人民,是那时候我见到过的最自由、最幸福的中国人。我从来没有受到过年轻人的希望、热情和人的不可战胜性如此强烈的影响,他们献身于他们认为完全正义的事业。
……现在,中国的事业也就是我的事业了,我并且把这份感情,同反对世界上的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责任联系起来。
——《复始之旅》(1958年)
我爱中国。我希望死后有一部分留在那里,就象生前一贯的那样。美国抚育培养了我。我希望我有一部分安葬在赫德逊河畔,也就是它就要流入大西洋到欧洲和人类的所有海岸去的地方。我感到我自己是人类的一部分,因为我知道几乎每一个国土里的善良的人都是人类的一部分。 ——遗嘱(附图片)
埃德加·斯诺(套色版画) 傅靖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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