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2月12日人民日报 第8版

第8版()
专栏:

河豚鱼与永某氏之鼠的教训
余心言
宋朝文人苏东坡写过一篇《河豚鱼说》,读来颇有意味。说是南方的河里有一条豚鱼,游到一座桥下,撞在桥柱上。它不怪自己不小心,也不想绕过桥柱,反而生起气来,认为是桥柱撞了自己。它气得张开嘴,竖起颔旁的鬐,胀起肚子,漂在水面上,很长时间一动也不动。飞过的老鹰看见它,一把抓起来,把它的肚子撕裂。这条豚鱼就成了老鹰的食物。
苏东坡就此发议论说:“尝悼世之人有妄怒以招悔”者,在不应该发怒的时候发怒,结果遭到了不幸。就象这条河豚鱼,“因游而触物,不知罪己。”不去改正自己的错误,却“妄肆其忿,至于磔腹而死。可悲也夫!”
苏东坡记下这个故事,“聊以自警”,是很有意义的。人难免要犯错误。无论是自然界或是人类社会,都是有规律的。人们的行为违反了客观规律,就叫犯错误,就要吃苦头,如同河豚鱼碰桥柱那样,人们平常叫做“碰钉子”。“碰钉子”的好处是使人们认识自己做错了,从而改过来,同时也就使自己对客观事物的规律增长了认识,避免以后再碰这样的钉子。
怎么会出现碰钉子不自改正却迁怒于客观事物的现象呢?苏东坡没有解释。他的这篇寓言是读了柳宗元的《三戒》受到启发而写的。柳宗元说:“吾恒恶世之人,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然卒迨于祸”。他写了三个由于缺乏自知之明,最后没有好结果的故事。其中第三个故事就是《永某氏之鼠》。说的是永州某氏迷信思想甚重。他自己是属鼠的,因此对老鼠就特别爱护。家里不但不养猫,还禁止家人打老鼠。无论是仓库里的粮食,还是厨房里的食物,都任由老鼠随便糟蹋。于是,他家里老鼠愈聚愈多,愈来愈猖狂,弄得没有一件完好的器具,没有一件未被老鼠咬过的衣服。白天,老鼠和人一起行动,晚上更是老鼠的天下,打架斗殴,奔逐嘶叫,闹翻天了。
几年以后,某氏搬到别的州去了。房子换了新主人。那些老鼠还是照老样猖狂。这位新主人却不客气,找了五、六只猫,关起门来翻屋瓦,灌鼠穴,督促家里人一起动手打老鼠。结果,杀死的老鼠堆起来象小山一样。
柳宗元从这个故事引出的教训是:“呜呼!彼以其饱食无祸为可恒也哉!”老鼠对人造成危害,却没有受到人的打击,这是不正常的情况。把这种不正常的情况,当作是正常的、会永久存在下去的,这就是“永某氏之鼠”的判断错误。情况变了,属鼠又爱鼠的主人不在了,它们也就横行不下去了。
老鼠和人不同,它不能自己改造自己的“鼠性”,因此也就谈不到真正的接受教训。人当然应当较老鼠高明得多。还在林彪、“四人帮”横行那种不正常的时代,许多人就可以看出它决无“可恒”之理。随着这种不正常的时代结束,在那个时代盛行起来的无政府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也就会被更多的人抛弃。
不过,这种觉悟并不是整齐划一的。所以,就有必要来加强我们的思想工作。特别是对于某些缺乏生活经验的青年人,这种帮助就更有必要。那种放松政治教育,忽视思想工作的态度是不对的。光埋怨,尽叹气于事无补。这种状况应该改变了。


第8版()
专栏:晨光短笛

夜宿傈僳寨
叶晓山
在云南边陲,有许多优美的山寨,它象一幅幅秀丽的山水画,牵动了多少子弟兵的心。然而,最使人难忘的还是寨里的乡亲们!
有天傍晚,我们这支巡逻小队,奉命借宿一个傈僳山寨,谁知这消息早传到了寨里,他们象接待当年老八路一样,在我们住宿的竹楼上,挂起了窗帘,烧旺了火塘,准备了佳肴,铺好了被褥,整个寨子仿佛过节似的喧腾起来。特别引我注目的,要算那副散发墨香的红纸对联:
心怀祖国人民,披星戴月斗风雨;
足踏山山水水,跃马横刀
守边陲。对联的每个字,都象跳动的火苗,在我们心中闪闪熠熠,撩起了热辣辣的情感。这时,银钩似的月牙斜挂星空,香樟树在月光下婆娑起舞,金银花散发出诱人的温馨,蕉林的风轻轻地拍打着窗户,象儿时母亲哼着的催眠曲,不觉渐渐进入了酣畅的梦境……
“呵呀,天色大亮,日头升得老高了!”我边说边穿衣服,同志们也都一骨碌爬了起来。这时,老班长惊讶地说:“奇怪,往日这个寨子鸡鸣震耳,昨夜竟然这么寂静,连一声鸡啼也未听到,难怪大伙睡得这般香甜哩!其中一定有什么秘密?”
班长说罢,悄悄地派出了一个“侦察兵”,走进拥军模范老阿爸的家里打探消息,只听阿爸几声咯咯地朗笑,指着一旁面带笑容的闺女阿丽说:“是她们一帮娃娃们想出的点子,来了个‘公鸡搬家’,迎接亲人。”
老人说着,又咯咯地笑了起来。站在一旁的阿丽,眼看秘密被阿爸说穿,早耐不住火辣性子,张嘴接住了话茬:“自从听到你们要来,我们几个姑娘在一起商量,解放军叔叔巡逻边境,吃尽辛苦,如何使你们休息得好,有的提出,挂好窗帘,遮住亮光;有的提出,烧旺火塘,抵御风寒。我们把这些想法告诉了阿爸,阿爸听了高兴地说:还有一个办法你们没有想到,家家都养了大公鸡,天没亮就打鸣,叔叔怎么能休息好呢?你们应该好好动动脑筋,叫公鸡委屈一下。我听了阿爸的话,讨论结果,一致意见,干脆把公鸡搬到另一个寨子。”
当我们得知这个感人的情景时,全都异常激动,颗颗热泪不知不觉流出了眼眶。
离开寨子前,我们全小队也开展了爱民活动,有的肩担水桶打水,有的挥动竹帚扫地,有的抡起大斧劈柴,还有的同五保户促膝谈心,只听寨子里一片欢歌,一片笑语。
特别值得记忆的是,我们班长从学校借来了纸笔,当即铺纸磨墨,挥毫书赠一副对联,张贴在老乡的对联旁:
山寨一夜,鸡犬无声留客
梦;
边疆腊月,鱼水新歌绕军
营。看那两副红艳艳、崭新新的对联,就象四枝盛开的蜡梅花,笑迎又一个早春的到来:也象四束燃烧的火把,照亮巡逻的崎岖小道,映红边疆的山山水水……


第8版()
专栏:

种莲菜
陕西户县玉蝉公社曲抱村大队 张智敏


第8版()
专栏:

我是一棵小草
刘光夏
我是一棵小草,
紧紧贴着妈妈怀抱。
阳光是妈妈的温暖,
星星是妈妈的微笑。
我是一棵小草,
紧紧贴着妈妈的怀抱。
秋风使我播种扎根,
春雨使我枝叶繁茂。
我是一棵小草,
紧紧贴着妈妈的怀抱。
能给妈妈开朵小花,
我就感到欣慰自豪。


第8版()
专栏:

关于汉字简化问题的一些看法
赵朴初
读了2月2日你报所载郑林曦同志的文章——《滥用繁体字的倒车千万开不得》之后,生起了一些不尽相同的想法,谨提出来向原文作者和关心文字改革的同志们请教。
首先要声明,我个人对于文字改革的态度一向是向前看的。三十年代,我负责收容战区难民工作时,曾支持试行过汉字拉丁化扫盲运动,虽然仅仅是一次未能推广的试验,但足以作为不是“开倒车”的证明。
新中国建立以后,我们才具备了文字改革的条件。我认为我国文字改革工作的进行是很认真、稳当、周到而灵活的。1956年《汉字简化方案》公布之前,经过了反复的研究和广泛的讨论。我亲耳听到周总理为此所作的报告,当时我觉得总理讲的道理之透彻,实施办法之妥善,给任何人听来,都是无懈可击的。马一浮先生对我说,“电”字改得好,这个字原来就该这样写。周善培先生称赞“拥护”二字改得好。我个人认为绝大多数的字都是改得很好的,但也有时对个别字的简化有过疑问,例如“儘”字简化为“尽”字,用在古典诗文中往往未能达意。但这个问题在周总理的报告中,其实也是解决了的。周总理说,古典的一些成语必须用繁体字写的,仍用繁体字,以免误解;历史上有些古人姓名,必须用繁体字写的,仍用繁体字,以免误认;书法家作为艺术书写繁体字,当然可以,但如果书法家愿意书写简体字,也是应受欢迎的。(记不起原话,大意是这样)。
由此可见,《汉字简化方案》的公布,对于繁体字的使用,是留有伸缩的余地的。《方案》并不是硬性的,不可逾越的法规。这是因为汉字的形成经过很悠久的历史时期,在历史上曾经起过巨大而深广的作用,到今天还有多方面的影响,它的彻底改革是不可能一蹴而成的,否则,欲速则不达,反会引起障碍和困难。举一个浅显易见的事实来说,今天我们不但从古代典籍和文物中经常接触到繁体汉字,而且随着形势的发展,我们会越来越多地从某些地区的同胞们和海外各国的侨胞们乃至国际友人们的书刊信札中接触到繁体汉字。因此,我们在推行简化汉字的同时应该估计到还会有一个较长的时期,繁体字不可能完全不用。我们中间至少有一部分人还须在必要场合有意识地使用繁体字。至于那些因为经常接触而无意地书写少量繁体字的事,在一段较长时期内,也是应该放在估计之内,不足为奇的。
我这么说,决不是有意抬高繁体字的地位,我只是说明在当前条件下,繁体字不可能完全不用,应该注意效果,灵活掌握。以写标语而论,在我们国内,大量的场合应以使用简体字为宜,事实也正是这样。但在另外一些场合,为了取得更好的效果,可能需要写繁体字,乃至写外国字。这里存在的是适宜与否的问题,而并不存在是否乱了“法定的规范”问题。还有一种情况值得商讨,凡是不用汉字而用拼音字的国家,在欢迎标语上写起汉字来,倒是容易合乎我国的简化方案的,凡是还在用着汉字的国家,写的字体很可能会按照他们自己的习惯,而不尽合我们的简化方案,二者比较,并不存在情意浅深或认真精神的差别问题。在国际关系中,这一点必须指出,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联翩浮想。
汉字的简化工作,还需要继续进行,恐怕不止是一次几次就能毕其功的吧。日本朋友很重视这件事,不少人表示希望简化汉字工作,我们两国一起协商进行,以便互相看得懂。对此,我不敢妄作“门外文谈”,在这里提出来供专家们研讨。不过我觉得有不少在唐人写经中已经简化了,而且被日本人吸收了的汉字,是足以供我们参考和采用的,例如“佛”字简化为“仏”,等等。〔附注:日本人简化汉字比我们早,但读诵经典仍然是繁体字的汉文。小学生恢复练习毛笔字,临摹着繁体汉字的碑帖。听说不久前又恢复了相当多的已经废置不用的汉字。这些情况都是值得留意的。〕
总之,汉字简化工作,还是应当象以前一样认真、稳当、周到而灵活地进行。四年前,“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没有经过认真的研究和民主的讨论,甚至与文改会关系密切的热心的学者均未与闻,而骤然出现,引起了广泛的不满。虽然不久以后停止使用了,但不知为什么打字机的铅字仍然沿用“第二次方案”,使这批有问题的简化字经常出现于正式和非正式的文件中,许多不知底蕴的人也就跟着书写起来。这样地谬种流传下去,对我们的文字改革工作确实起了搅乱的作用。如果把这种情况和这种做法说成是“滥用”或“乱用”,倒是合适的,予以迅速、果决的纠正,也是完全必要的。


第8版()
专栏:读书随笔

要知“利之害”
南京军区某部 陈平华
明代有一位官员,因贪赃受贿,事发后跳井自杀。对此事,明太祖朱元璋有过一番议论,他说:“彼知利之利,而不知利之害,徒知爱利而不知爱身,人之愚孰有甚于此?”
世上一些贪赃受贿者,无不是受了“利之利”的诱惑,到头来还得食“利之害”的苦果。朱元璋发这番议论至今已有六百多年,那些只知“利之利”,而不知“利之害”者却不曾绝迹。某中药店的副经理,就是因为只看到港商的四喇叭收录机、电子计算机、大衣、外套等小利,而违反海关规定,协助港商非法套购国家名贵药材,最后被公安机关拘留,落得个可耻下场。某银行营业主任因为吃了人家一桌五十元钱的酒筵,竟然违反财经制度,为投机倒把分子开绿灯,后果当然也可想而知。
“利”何以为害?上述二例就是最好的回答。不是靠自己的劳动,而是利用工作之便,或贪污公款,或接受贿赂,此种不义之财,一害人民、国家,二害自己。正象《伊索寓言》上说的那样,“有些人因为贪婪,想得更多的东西,却把现有的也失掉了”,有的甚至丢掉了性命。
有一句古语说得好,叫作“利欲熏心”。强烈的物质欲缚住了心,迷住了眼,只得随人翕张,不得自主,直到大害临头,方才醒悟。还有一种人则是自以为聪明,以为他所做的一切神不知,鬼不晓,到头来机关算尽,反送了前程。
“人类的一切努力的目的在于获得幸福”。这是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说的一句话。这种努力,就是艰苦的劳动。靠自己的艰苦劳动获得的幸福才是真正的幸福。而靠投机取巧、靠贪赃受贿获得的所谓幸福只能是短暂的,而且是可鄙的。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