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永别了，观澜同志
徐明清
我万万没有想到，观澜同志这样突然地离开了我们。去年12月23日，他因身体不适住进医院，农业部的领导同志前往探望，他还爽朗地说：“你们工作忙，不用来看我。我不会进‘八宝山’，过几天就会出院的。”现在看来，正是这种乐观的精神暂时抑制了病情的充分显露。实际上，他所患的胰腺癌已经向内脏其他器官扩散。住院一星期后，病情急剧恶化。他从此卧床不起，疼痛加剧，时而昏迷。1月16日，在他停止呼吸前三天，观澜自知不久于人世，嘱咐我说：“我一辈子是革命的，经过多少曲折的斗争，现在没有多的话了。你要管教好孩子，要他们争气。我是共产党员，向中央打报告，把我烧了吧！”
人生自古谁无死，这条自然法则是任何人无法抗拒的。观澜入党五十六年的战斗历程，自有党和人民的定评。作为一个同他共忧患、同欢乐，度过几十年不平凡生涯的战友、伴侣和妻子，在这最后诀别的时刻，我还有些话要倾诉。（一）
观澜同志是一个一往直前的铮铮硬汉子。半个多世纪以来，无论是在同敌人的较量中，还是在同党内错误路线和错误倾向的斗争中，还有，在同多次袭来的病魔的拚搏中，他都没有退却、妥协和消沉，都是以高昂的士气战胜艰难险阻。
在大革命的形势影响下，观澜于1925年在浙江临海第六师范加入共青团，次年转为共产党员，任六师党支部书记。我当时是临海女子师范的学生会主席，这两个学校的学生运动搞得有声有色。但是，1927年四·一二事变之后，白色恐怖降临了。在大逮捕的淫威面前，并不是每个参加革命的人都能经受住这一生死的考验。总共100多个党团员，有的不告而别，有的远走高飞。有的消极沉沦；登报声明脱离党团关系的也不少。当时才21岁的观澜同志，联合几个坚定的同志继续战斗，始则翻山越岭掩护同志到离城45里的山村避风，继则潜入城内，组织并鼓动学生罢课声援被捕同学，掩护同志转移，巧妙地探望入狱战友，鼓励同志们同敌人斗争到底，抗议军警包围学校，所冒的风险难以一一详述。在当地无法活动，观澜同志向邻人借了几块钱，只身到上海找党组织，终于接上了党的关系，被分配到沪东区委从事工人运动。党遭受的失败和挫折，没有使观澜唉声叹气，而是分担党的危难，主动开展工作。
1927年底，党派观澜到莫斯科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由于他同王明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因此在他回国进入江西苏区工作后，又遭到打击。在瑞金，抓住观澜同志一篇文章中的什么辫子，宣布开除他出党。当时瑞金县云集区委所属的其他九个支部都不同意开除，更是由于当时也受到排斥的毛泽东同志的据理力争，才恢复了观澜的党籍。
经过长征到延安后，王明、康生刚从莫斯科回来，一见观澜同志仍在担任领导工作（当时观澜同志任陕甘宁边区党委副书记、统战部部长），就再次发难，诬指观澜有托派嫌疑，不能担任重要职务。观澜闻讯后，当面质问王明：“你说我是托派，有什么根据？”王明便推到康生身上。观澜又去找康生。这个两面派一面请客吃饭，招待一番，另一面仍然不收回诬蔑不实之词。这次，又是毛泽东同志出来干预，说：“王观澜同志经过我亲手十年的考验。这个同志如果不是好同志，我们党内就没有好同志了。”
这里可以补叙一段他出国和回国的惊险经过。1927年9月，中央决定选派20几个同志去苏联学习（有观澜、肖劲光等同志）。去海参崴的苏联轮船停在吴淞口外，凡是要上船赴苏的，国民党当局发现一律抓捕。观澜等待时机。一天下大雨，看见轮船升火待发，烟囱冒烟，便登上小筏子直奔口外，轮船到了公海，他便放声高唱《国际歌》，舒展在白色恐怖下被压抑的心怀。在苏联学习三年多，得知苏区斗争日益开展，观澜即要求回国。1930年12月，他在东北国境线上，冒着零下40几度的酷寒，偷越国境，然后经上海转江西苏区。观澜就是这样把革命任务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
在二万五千里长征途中，观澜同志差一点“马革裹尸还”。长征开始后，观澜在一军团。遵义会议后，任军委干部团地方工作团主任。过云南时去三军团检查工作，到西昌，过小凉山，在越嶲与少奇同志谈话后，组织上决定观澜同志在越嶲组织地方武装，开辟游击区。经过发动群众，建立了100多人的越嶲游击大队（内有彝人一个班），观澜任政委。不久，毛主席派民族兄弟送手令要观澜立即率部队回中央，在富林河边会合。时值大雨，大渡河北岸各条支流的桥梁悉被冲毁，观澜同志率部队每日冒雨行进百数十里，日夜兼程赶到泸定桥边，在何长工同志率领部队的接应下，深夜通过铁索桥，继续北进，赶上中央并会见了毛主席。过草地时，找不到粮食，饥饿难挨，有一次只得把烂马煮食充饥。观澜从次日起，一昼夜间拉痢50多次，还坚持在大雨中翻过三座大山，行程100多里，第三天全身瘫软，仍提着裤子坚持行军，一点药物都没有。观澜同志经常说：“在革命存亡的关头，紧张的心情压倒了行军的痛苦。我见过僵卧在皑皑白雪之上的无名英雄，见过围坐烤火死而不倒的钢铁战士，我一生将永远不忘这一段生死考验的历程。”
几十年来，观澜同志一直保持着这种生死无所惧的革命精神。
去年年底的人大五届四次会议，观澜是抱病参加的。他每天上下午，坚持参加会议，认真发表意见。他把赵紫阳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十条经济建设方针比作是毛泽东同志的“十大关系”思想的发展。对绿化祖国，他认为光靠突击不行，要经常化、有恒心，不要搞一阵风、一风吹，并主张采取多种办法，如飞机播种、封山育林、种草等等。就在人大会议闭幕后不久，观澜感到疲乏，躺倒了。万里同志在今年1月7日到医院探望时，观澜说：“我这次是搞得太累了。”万里同志深有所感地说：“是啊，搞得太累了。这次要下个决心，要解决这个问题，不能让这样的老同志再受这样的劳累，党中央要让他们健康、长寿。”（二）
观澜同志是一个有党性的不随风倒的人。
1955年下半年，党内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发生了原则性的争论。一部分同志想加快合作化的速度，总认为越快越好。邓子恢同志和中央农村工作部的一些负责同志不同意加快，认为还是要按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积极领导，稳步前进。观澜在回忆这一段历史时说：“邓老坚持发展一批，巩固一批；要真正符合群众意愿，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但是，当时压力来了，而且越来越大，诸如‘右倾机会主义’、‘小脚女人’的帽子，都来了。现在回头看，更加深切懂得，搞合作化，如同社会发展，人的思想发展一样，有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在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并起的“大跃进”年代，观澜随邓老到徐水一带去视察，认为情况很不正常，说：“亩产几万斤，不可能的，不合当前科学水平的。”在一次中央会议上，观澜说了这样一句话：“这只是主观愿望啊！有些东西，不要说科学知识，连农业常识都没有了。”观澜在中央苏区就搞农民工作，对农民感情很深，当知道由于“三风”而造成的群众吃不饱饭、浮肿病蔓延，甚至发生死亡的状况时，他难以安睡，陷入苦闷之中。是向中央如实反映情况，痛陈时弊，还是昧着良心讲假话，文过饰非？这是一个不寻常的考验，观澜的内心也是有剧烈斗争的。当时，我劝阻他不要向中央写信，以免招来麻烦。观澜大声说：“我是共产党员，说是为人民服务，现在服务什么？最多丢官，我豁出去了。”他提笔写了一封至今没有人知晓的信给毛主席，直截了当地说，现在对许多概念，都模糊了。观澜在信中列举了十二个对立面的概念，希望得到澄清：左和右；好和坏；真和假；是和非；快和慢；敌和我；公和私；大和小；上和下；黑和白……。谁都会懂得所以提出这些基本哲学概念的良苦用心！在信的末尾，他写道：“浮夸是万恶之源，欺骗是害人之本。”观澜如今与世长辞，我想：如果我们能够认真吸取那一段历史的教训，他死也瞑目了。
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观澜当时的职务是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兼机关党委书记，分工负责抓运动。这也是一股“蹶石伐木，梢杀林莽”的台风。左邻右舍的机关，又揪出多少个“右派”了；情况相仿的单位，已制订出揪右派的百分比了。观澜始终把住一条：从我们的实际情况出发，不以风为准。结果，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只定了一个“右派”（现在复查，这个同志也不是右派，已予改正）。在反右运动发生严重扩大化时，观澜坚持实事求是这一思想原则的勇气，是令人难忘的。
在相当长时期，有人说观澜是长期右，一贯右。他并不很在乎。从三中全会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来衡量，这个“右”和“左”的争论已经不难有正确的答案了。（三）
观澜同志也是一个不怕挫折、一贯保持革命乐观主义的人。
“文革”一来，观澜便被某些人定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戚本禹说：“王观澜我不保，你们打出来看。”康生于1967年“指示”：要开大会斗六次。第二次斗争大会，是同彭真同志一起被批斗的，“坐喷气式”，嘴角被打出血。几十次的“被打翻在地”，多少单位轮流批斗，脊椎受伤，以及全国范围的混乱，观澜一再叹息：“三年困难时期过去了，现在刚刚恢复，又来了。”但他始终保持着对党和革命的信心，没有消沉。在“靠边站”期间，人们经常可以见到一个中等身材、两鬓斑白的老人，每天清晨沿着从马连洼到颐和园的公路长途步行。他不跑，但一步一个脚印向前走。这就是当时“被打倒了”的观澜。他写的“检讨”总是难以通过，但他仍然和群众一起参加劳动，一起啃窝头。他也很少向儿女们发泄不满，怕他们政治阅历浅而产生别的念头。1971年，周总理三次指名要观澜出来工作，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和王震同志一起抓生产。当时，对下面送来的定观澜为“死不改悔走资派”的材料，总理一条条批驳，说：“王观澜是好同志，有错误可以批评，不能打倒。”1974年春，“四人帮”借批林批孔把矛头指向周总理，观澜私下写了一首打油诗：“青山绿水迎春游，万水千山一叶舟；惊涛骇浪心弦战，白日作梦骂孔周。”
在逆境中，观澜从我们党的许多老同志身上汲取着力量和信心，从他们身上看到我们的党是难以被搞垮的。正是因为周总理的多次指示和关怀，观澜在“文革”前期才能幸免于难。1972年4月13日，周总理在陈正人同志的追悼会上见到观澜，十分激动，热情地握住他双手说：“身体不错吧！没有心脏病吧！能工作！能工作！能工作！”并随即指示解决我们的住房。总理病重期间，观澜从邯郸视察回来，准备写书面汇报，总理说：“不要写了，节省精力。”观澜怎么能不懂总理当时的心情、处境和用意呢？！总理去世后，观澜一个人坐在房里，关着灯，沉默不语。他心潮翻腾，忘怀不了总理对他的无微不至的关怀：1953年，观澜进行胃切除手术，总理每天看医院的汇报，有一次，报告中把体温的数字写错，总理当即察觉并打电话询问。叶剑英同志在京西宾馆一次会上偶然碰见观澜，特别高兴，开玩笑地说：“我以为老兄早已不在人世了。”
观澜经过长征后，身体就比较虚弱，再加上他工作起来不注意休息，一生中几次重病不起，七次遇到危险。习惯于紧张生活的人，要安下心来休养，也非易事。毛主席亲自手书的“既来之，则安之”那封著名的关于治病方针的信，就是在延安时“书之以供王观澜同志参考”的。病魔几次差一点把观澜拖走，但每次他都以旺盛的革命意志配合医务人员战胜了它。
“四人帮”覆灭后，观澜十分兴奋，但是谁也没有料到，“四人帮”的那一套极“左”遗风竟把我卷了进去。那份所谓我和江青“勾结”、“包庇”江青的“叛徒历史”、写证明让她混入党内的材料，竟是用不正当的手法制造出来，并上了文件。这一新的冤屈，使观澜和我都陷于痛苦之中。当时三中全会尚未召开，真正的、全面的拨乱反正尚有阻力，陈云同志亲自约观澜面谈，希望我们要有耐心。只是在三中全会以后，我二年多的冤狱才得以平反，不实之词才得以推倒。胡耀邦同志今年1月17日下午到医院探望处在半昏睡状态的观澜同志时，亲切地对我说：“不要难过。这几年你受苦了！”我当时哽咽地回答：“感谢党中央对我的关怀。”耀邦同志握着我的手，响亮地说：“这事过去了！过去了！你要保重。”任穷同志代表书记处到医院看望，仲勋同志要医院尽一切力量治疗。很多老同志闻讯都来看他。观澜逝世后，彭真、万里、宋任穷、胡乔木、谷牧、刘澜涛、李维汉、康克清等领导同志亲自到医院向遗体告别，胡耀邦、陈云、李先念、徐向前、邓颖超、余秋里、方毅等同志都打电话向我和我的子女表示哀悼和关怀。老同志的真挚战友之情，倘若观澜地下有知，也会感到宽慰；也使我在精神上得到极大的支持和鼓舞。
人死不能复生。但观澜的一片丹心，将长留在我的记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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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革命回忆录
忆杜君慧同志
沈兹九
君慧，你离开我们已经一年了，我经常梦里依稀见到你！每当回首当年，总要情不自禁地想起你，想起你对我的引导。
那是1934年1月下旬，上海《申报》负责人史量才先生邀请我到报馆，说是要将该报《自由谈》星期天的版面，开辟为《妇女园地》周刊，要我主编，我欣然应允了，并于2月12日创刊。我很希望《妇女园地》能办成引导人民，特别是妇女进步的良师益友。
《妇女园地》出版了一期后，有一天傍晚，你穿着一件半新的深咖啡色旗袍，脚上是一双灰色半高跟皮鞋，身材显得那样苗条，风度高雅地出现在我面前。我望着你这位不相识的来访者，你也用深邃而美丽的眼睛凝视着我，带着广东腔的柔和口音自我介绍说：“沈先生，我是杜君慧。你主编的《妇女园地》很好。”
我早知道你在王昆仑先生主持的中山文化教育馆工作时的思想工作情况……。我说，“你叫我兹九好了，你近来忙吧？”你说，“我爱忙。我来你们园地上做个园丁好吗？我们共同耕耘好这块园地。《申报》是全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史量才先生是一位主张抗日救国反帝反封建的民族资本家。《自由谈》又是鲁迅先生经常发表文章的地方，我们一定要在《妇女园地》上播种优质精神食粮，送给全国的兄弟姐妹。……”你靠拢我坐下，紧紧握着我的手，接着说：“我们刊物还得有一些有关妇女问题的理论性文章，从理论上来认识妇女运动的必要性。你同意吗？”我说：“那太好了”。你微笑着从小皮包里拿出稿子，题目是：《妇女问题讲话》。我记得文章的一开头，你就提出：“所谓妇女问题，简单说来，就是怎样把妇女从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各种束缚下解放出来的问题。”我从你的言行中，意识到你是党内同志，因此很重视你的一些意见。你在《妇女园地》上发表的《妇女问题讲话》第一章后，《申报》主笔张蕴和老先生趁我送稿去时，对我说：史先生重视《妇女园地》。下期起，牺牲掉一部分广告，扩大版面。当时，我高兴得真想跳起来，快步下排字房发稿件。见到排版的何师傅，他戴着老花眼镜望着我说：“得加油干罗！”我说：“你知道了？”他说，当然！给你加了三分之一版面嘛！
君慧！你这近10万字具有马列主义水平的文章，我清楚你是在什么条件下写出的。当时上海处于白色恐怖，一般熟人之间互不询问地址，但你主动将你的住址告诉了我。记得有一次我去看望你，在一个小弄堂里好容易找到了你的住处，你一家四口原来是住在这样一间小房子里！我进门时，只见你一身黑色衫、裤，脚下拖着一双木屐。你正伏在桌上赶写《妇女园地》等着发表的《讲话》，你的两个孩子一个扒在你的背上，一个倚偎在你身边。我当时确实佩服你这种坚韧的精神。那时，你的任务并不仅仅是写文章呀，你的社会活动很多很多，在这些活动中，你给我留下了多少深刻的印象！
在那些战斗的日日夜夜里，你不停歇地工作，你既有马列主义的理论，又有革命实践，但你谦虚、热情，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实干、苦干。
我记得：有一次深夜我家门铃声紧，原来是陶行知先生送女工夜校的讲稿，让我转交你。我这才知道，你为了办好女工夜校，竟发动了这位大名鼎鼎的大众教育家、大众诗人为女工夜校编教材，并且还经常去讲课。
我记得：你无时不关心着《园地》的宣传任务，介绍优秀作者撰稿。有一次在功德林聚餐会上，你特地为我们介绍了罗琼，说是《园地》又来了一位新的耕耘者。说她正在研究中国农村经济问题，现在城市里的知识分子，还很不了解农村的情况。以后，罗琼同志就在《园地》发表了文章。
你对形势很敏感，我记得史量才先生1934年10月13日被国民党特务谋杀于沪杭道上后，你即约我们在读书会上商谈：《园地》的寿命不长了，得作准备。大家精神紧张，商定赶快自己创办刊物，定名《妇女生活》，于1935年7月1日出版。这个日期也是你定的，你是时刻记着党，这时《园地》虽然已被通知缩小版面，但在被强令停刊前的两期上登出了出版《妇女生活》月刊的广告。这样原来的《妇女园地》的读者、作者都转到《妇女生活》这块园地上来了。多少封鼓励赞美的信，自我介绍愿意为她作推销员的信，投来的稿件……一封封到我手里时，心里感到热呼呼的，看到深夜，也不知道疲劳。君慧！你怕我埋在稿件里做编辑匠，经常叫我到一些群众组织里同大家聊聊天，你说彭子冈年轻，让她多干些。最有意思的是我去蜜蜂社，社长是高静宜，是当时民族资本家吴羹梅先生的夫人。她说你告诉她，我天天忙到深夜，让我在她家睡一下，再让姐妹们来聚谈。确实主人为我布置了舒适卧处，以后在大家的鼓舞下，这位大可以过舒适生活的夫人，自己出钱出力长期为工农办起了好多托儿所，直到解放后的1965年交给公办。
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同胞书》，你带来宣言的油印稿给我看，说，明天一早将为你写好《妇女生活》的社论。这篇社论在群众中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那时你和上海妇女中的一些党团员，根据《八一宣言》的精神，更踏实地发动和组织妇女群众，成立了各种各样形式的小型妇女群众组织。我记得有女教师联合会、家庭知识妇女中的蜜蜂社、大中学生中的女学生组织、文艺界妇女中的青年妇女俱乐部，以及女工夜校、座谈会、聚餐会等等。在这些组织的基础上，上海妇女界救国联合会能够迅速组成，并成为一支坚强的抗日救国队伍。
我更忘不了，1935年12月21日上海妇女救国会成立的那天。会场是借女青会的地址，时间是下午5时。基本队伍到齐，选出理事会后，理事会负责人是有名的史良大律师，她身材高大，雄赳赳，气昂昂地带头在先，大踏步从四川路浩浩荡荡出发，响亮的口号声，通过当时所谓英租界大马路，到老西门结束。正是那些办公楼上的人员下班的时候，谁见过那成千的妇女上街游行示威。特别是下班的许多非组织的男女，临时参加到队伍中来。这些人不少后来成了上海妇女救国会的骨干和热情的赞助者。真不啻一声春雷，使中外反动当局看到中国妇女团结起来了，看到中国人民是不可侮的！
1938年夏，我们又在汉口见面，你整天忙着同曹孟君、罗叔章……等同志一起抢救保育战时难童工作。
……艰难的岁月过去了，全国解放后，我又在北京见到了你。这时我已知道，你原来是老党员，老革命，是1928年由黄鼎臣同志介绍入党的。岁月虽使你脸上增加了几丝皱纹，但青春仍在你身上闪光。你一如既往，毫不居功，永远保持着以革命需要为第一生命的共产党员本色，主动要求到基层做教育工作。
你先任北京市女二中后任六中校长。正值抗美援朝高潮时期，学生纷纷要求参军。当时有个老妈妈无论如何舍不得小爱女去朝鲜。君慧，你多次说服了这位老妈妈。这个女青年复员后，现在是天津市一个相当出色的骨干。你任六中校长时，我曾到过你别致的校长办公室。那是用白纸和几条木条糊壁。我说你不怕闹吗？你微笑着说：闹中取静。
在十年内乱中，有一个时期，我同愈之、陈此生、罗叔章同志等经常和你秘密往来，讨论时事，大家都说你到底是老同志，善于分析问题，并且看到乐观的前途。
直到你知道自己患了癌症，仍充满革命的乐观精神，把战胜癌症当作一项重要的革命任务。你说，如果我能为战胜癌症提供点滴经验，也是胜利，我死后将我遗体解剖，以供医学研究。
君慧，你闪闪发光的革命一生，曾引导我和不少同志前进。今天，我虽已是八十余岁的老人了，但每每想起你，我仿佛又回到年轻时候。君慧，你虽死犹生，你的革命精神继续鼓励后人前进，我愿象你一样，为党、为人民，生命不止，战斗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