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12月9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
专栏:

面向经济建设,努力开创科学院科研工作新局面
中国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 卢嘉锡
最近一个多月,中国科学院的广大科技人员,认真学习讨论赵紫阳总理在全国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并结合实际就如何贯彻落实提出了许多积极的意见和建议。大家认为赵总理的讲话深刻阐明了科学技术与经济建设的关系,进一步明确了科技工作和经济工作的基本指导思想,对实现党的十二大提出的战略目标和各项任务,对指导全国和科学院的科学技术工作都极为重要。
中国科学院党组在群众性学习讨论的基础上,经过多次研究,就如何贯彻落实赵紫阳总理的重要讲话精神,面向经济建设,努力开创科研工作的新局面,提出了五个方面的初步设想。
第一,积极参加规划工作。我们将更自觉地、主动地、有组织地发动科技人员参加全国科技规划、经济规划,以及行业规划、地区规划和重点企业规划的制订工作。对于规划工作,科学院可以在三个方面起到作用:一是科学院有一些研究所多年来在自然条件、自然资源、环境、生态等方面的考察和研究中积累了大量基础资料,研究了许多地区的综合开发意见,可以为经济规划和地区规划提供科学依据;二是拥有各学科的专门人才和从全国各方面优秀科学家中选出的学部委员,可以为各种规划工作出力,提出有价值的建议;三是具有应用数学、系统科学、经济地理和计算机等方面的科研力量,可为规划工作提供适当的方法和进行方案比较。
与此同时,我们要以加强应用科学研究,重视基础科学研究,面向经济建设,投身到经济建设的实践中来,作为科学院本身发展规划的指导思想。在学科发展政策上,继续优先发展同经济建设关系密切和有重要应用前景的学科,特别是那些可能导致开创新的生产领域的学科。对于若干重要的科学发展前沿和我们有深厚基础的学科领域,仍应继续抓好。在任务安排上,要对近期、中期、远期的任务合理安排,近三五年内,着重解决经济建设中的迫切问题,特别是要为农业发展、节能、企业技术改造、消化改进从国外引进的技术、提高经济效益做出贡献;五至十年内解决一批经济建设中的综合性的重大问题,拿出一批可以应用的重大成果,并把新兴技术和新兴学科领域的发展和应用工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对后十年科学技术的发展要作好必要的战略储备。
第二,狠抓攻关,扎扎实实做出成绩。要把全院有关力量组织起来,形成若干拳头,抓准抓好一批经济建设急需、具有重大经济效益的关键项目进行攻关。正在安排落实的30多个项目,要做好组织工作,切实加强领导,并搞好内外协作。除成立院一级的领导小组和规划攻关办公室外,院的主要负责同志还要分头抓一、两个大项目,深入下去,一抓到底。为发挥优势,更好地为经济建设服务,将以现有力量为基础,陆续组建若干个研究发展中心(如集成电路与计算机、计算机软件、生物工程、新型材料等)和研究服务中心(如激光与光学仪器、遥感技术等)。
第三,深入实际选课题,加强与经济部门联系合作。科学院和一些分院、研究所已经组织部分科技人员到有关部委、城市、农村和企业进行专业调查和专题调查,有的邀请了产业部门的同志做报告,以了解生产中的问题和生产技术发展规划,从中研究、选择科研课题,商谈协作联合的问题。今后科学院还将通过各种形式,了解各部门对科技方面的需要,并探讨各种可能的合作方式,包括建立和扩大比较紧密的长期合作关系,如合办研究所,合办技术开发公司,联系建立科研生产联合体,协作建立中间试验工厂,人员相互兼职等。
第四,组织力量,认真抓成果推广应用工作。院部将成立科学技术咨询服务公司,负责成果推广和技术服务。同时要通过展览交流会等方式,积极推广和转让科技成果。对于成果的评议、检查和鉴定,要采取措施,尽量使可应用的成果都有系统的技术资料,有必要的技术、经济可行性分析评价,并积极提供技术服务。还将有选择地适当承担一些工业性中间试验任务,少量地建立小批量生产厂。
第五,整顿研究所,修订和完善一些政策规定。准备用两三年时间,对研究所普遍进行一次全面整顿,使面貌有较大改观。对于现行的科技人员考核、晋级、奖励、津贴等制度规定中不恰当的地方,将在院职权范围内予以修订和完善,或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向国家有关部门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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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生命之火在燃烧
——记土壤学家侯光炯教授投身于经济建设的实践
本报记者 林平兰
在四川,有一位老教授正在为农业经济的发展而奔忙,用他的智慧和才能为广大农民造福。六年前,这位老人被诊断患了胃癌,需要动手术。他惟恐因此失去研究土壤的工作能力,没有同意。他就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土壤学家、西南农学院教授侯光炯。
从青年时代起,侯光炯就献身于土壤学。三十年代,他出席了在英国剑桥召开的第三届国际土壤学会议,他的论文《水稻土的层次形态与生产力的关系》,引起各国土壤学家的注目,当即被邀请到苏联、美国、瑞典、德国等十几个国家,进行了18个月的考察访问。他立志要建立我国自己的土壤学。但是回国后,受到歧视,研究工作一筹莫展。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他的志愿才得以实现。
 1975年,他提出了“土壤肥力生物热力学”的观点。这个观点用通俗的话来说,即认为土壤肥力,是土壤能够对植物不断调节和供应水、热、气、肥的能力。他这个观点在国内外土壤学界引起很大反响。从那以后,他曾带领他的学生们,在川南、川北、川西等不同地区搞多点试验。
四川宜宾地区有个相岭镇,土地多是冷浸烂泥田,地面水排泄慢,地下水不断渗透。整个相岭区4万亩冬水田中,这类低产田占了70—80%,历年的粮食单产只有五六百斤。
1979年,侯光炯应宜宾地委邀请,指导全区土壤普查与土壤规划工作。他来到相岭,仔细观察了地形、地貌,剖析了各类土层,认为相岭地质和生态复杂,天、地、人、物组合的差异显著,特别是这种多层次的土壤结构,在四川大面积的丘陵地区很有代表性。侯老决定将自己的土壤肥力生物热力学观点与相岭的农业生产实践结合起来研究,希望能提高这里的生产水平。他的计划得到四川省委和宜宾地委的支持,给他拨了人员和经费。1980年春,建立起相岭农业综合研究基点。侯光炯明确提出:以高产为目标,在实现高产过程中探讨天、地、人、物的综合措施,以检验和发展土壤肥力生物热力学理论。
他在群众中访贤问能,先后吸收了农业科学工作者莫先武的水稻半旱式耕作栽培法、农民罗仲伯的湿润秧田操作技术、农业技术员鲁宗仁的水厢小麦耕作法,用土壤肥力生物热力学的理论,将三者综合提高,形成一套水田半旱式耕作制。这种耕作制,对这里几千年来沿用的淹水栽稻的习惯来说,是一个重大改革。经过两年试验,它比常规栽培法,增产10%到20%。侯老说:“土壤肥力生物热力学理论是个灵魂,高产是肉体,只有灵魂附在肉体上才能有生命力。”通过高产栽培技术,运用土壤学,深化土壤学,这不能不说是侯光炯学术思想的又一发展。
去年秋收以后,基点所在的相岭区委会院内可热闹了,社员们敲锣打鼓来向区委会、向侯教授送喜报。八十六岁的老贫农陈炳兴领着孙子,在儿子陈世友的搀扶下走了十几里路赶来,他颤抖的双手紧紧与侯教授的双手握在一起,两位老人都激动得涌出泪花……陈世友在回忆这个情景时对记者说:“父亲从小饿怕了;去年,信了侯教授的‘半旱式耕作制’,收了2,894斤黄谷,超过包产指标800多斤,你说我父亲能不感激侯教授吗?那些日子,他快活得每天清早头一桩事就是看仓里装满的谷子!”
侯光炯也有自己的家,子女都有意接他去安度晚年,但他不愿去。他在城里也有较好的住宅,在大学和科学院分院都担负着职务。西南农学院的领导同志曾亲自来相岭接他回校,但他除了讲学和开会才回城里,其余时间一刻也不愿离开农村,不愿中断他从事五十多年的农业土壤研究。
翻开六年前侯光炯在患癌症时写的一篇日记,有这样一段话:
“现在是一个转折点,这一转折点可能是我连续几十年深究农业土壤学的结束,也可能是我和广大群众团结一致,真正为社会主义农业服务的新生命的开始。无论是怎样,我总是愉快的,满意的,因为我在过去历史中,已把农业土壤学的种子,深深地播入不少青少年的心中,随便我是死是活,这点种子是暴风雨所消灭不了的。我的同志们一定会把我粗粗草创的生物热力学观点,通过新的生产技术措施,为广大农民群众造福。”转眼六年过去了,侯光炯还健在,他没有被病魔征服,他的生命之火在熊熊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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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家底厚了钱往哪里花?
零胡大队投资十七万元修建校舍
本报讯 记者景险峰、通讯员赵智宝报道:零胡大队是陕西省岐山县舍得花钱办教育的一个典型。近两年,他们先后投资17万元,为本大队八年制学校盖起两座教学楼,建筑面积共1,440平方米,改善了办学条件。外来参观的人称赞这件事办得有魄力,有眼力。
零胡大队4,000口人,人均一亩耕地。过去集体经济家底薄,校舍破旧,有的班级还在窑洞上课,光线昏暗,也有危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个大队农业连年丰收,队办企业迅猛发展。全大队近三年农工副业总产值年均170万元以上,比1978年翻了一番还多。
家底厚了,资金多了,钱往哪里花?大队党总支认为,农村要富,一靠党的政策,二靠科学技术;因此必须发展教育。学生初中毕业后,能升高中和考上中专的不到一半,大多数要回乡劳动,不论干啥都要有文化知识。他们决定从大队办企业的利润中,拿出17万元作为智力投资,修建校舍。为了不占耕地,在地处大队中心的原坡下,挖填清理了一大块沙石地,建起两座各两层的教学楼,共16间教室,教室前面有宽敞的走廊,可供学生课间活动。大队还为学校购置新桌凳237套,给学生建了4个乒乓球台,平整了体育运动场,为教师新盖三间灶房。学校领导和教师深受鼓舞,感到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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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襄樊市积极解决“脏乱差”问题
本报讯 湖北省襄樊市人民政府从根本上治理“脏乱差”。今年头9个月,用于解决人民群众“走路难、入厕难、垃圾存运难”的资金达582万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一倍多。目前,这个城市市容卫生面貌显著改观。
襄樊市委、市政府认为:治理“脏乱差”,要提高人们的思想认识和制定有关制度,同时要加强环卫建设,从根本上治理。他们清理拆除全市主要街道上有碍市容整洁的违章建筑、占道物资和摊点货亭。据统计,共搬迁售货亭30多处,拆除违章建筑14处,占道物资2万多吨。市政府拨款250万元,把市里3条原来路面只有10米宽的主要道路全部改为3块板结构,扩宽后分出快慢车道、人行道。他们还实行民办公助,改造了泥巴路312条,共10万多平方米,还改造、新建厕所34个。同时狠抓卫生专业队伍建设。此外,襄樊市的绿化工作也很有成绩,已建筑了两个街心花园,全市绿化覆盖率达24%。现在,襄樊市的市容卫生面貌一新,原来“走路难、入厕难、垃圾存运难”已经得到基本解决。
湖北襄樊市委宣传部 李俊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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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广西蒙山县教育局组办了教育基建队等企业,1979年以来勤工俭学纯收入117万多元,其中用于修建校舍达86万多元。图为他们新建的蒙山中学新校舍。 陈国森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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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简讯

简讯
山东研制成功精密片皮机
山东省烟台皮革机械厂研制成功新型精密片皮机,为制革工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这个厂从一九八一年开始研制GJ2A2— 180型片皮机。今年六月完成了两台样机的研制,经过生产性试用,证明该设备性能良好,得革率较现有的国产片皮机多百分之三十以上。
南义井大队新建校舍
山西省忻县义井公社南义井大队今年新建起校舍五十五间。
南义井大队学校的校址原是一座古庙。今年四月,大队投资七万元修建校舍,县里拨款四千元,支援桌凳一百套。现在他们新建的五十五间教室已全部竣工。 李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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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科技工作者建议

关于南方山地丘陵的利用方向问题
侯学煜
编者按:著名生态学家侯学煜同志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南方山地丘陵的利用方向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他不同意“向南方草山要肉”的口号,主张南方山地以林为主,畜牧业以小型分散,农牧、林牧、渔牧结合为宜。这些意见是否完全符合实际,可以进一步讨论。侯学煜同志不囿于某一抽象的模式概念,而是面向生产建设,深入第一线,从实际出发,以主人翁的态度积极提出问题和研究问题,这种精神是值得提倡的。
南方各省(区)如何合理利用占地面积70~80%的山地丘陵,是关系到我国国土整治的战略性问题。我根据近三四年在云南、四川、贵州、广西、广东、福建、湖南和安徽等省(区)的调查,对于南方山地丘陵的利用方向,提几点意见。
南方山地丘陵应以发展林业(包括经济林)为主
以林业为主,并不是说绝对地不搞他业。在平缓的丘陵和有水利条件的山麓,发展农业还是必要的。在森林附近分散饲养草食动物,农民也是有经验和习惯的。但如果在草山上建立大型现代化牧场,提出“向草山要肉”的口号,那就既不符合客观条件,又违反讲求经济效益的原则。为什么我主张南方山地丘陵应以发展林业(包括经济林)为主呢?
1、南方山地的年降水量,一般在1,200—2,000毫米或更多,热量也足够各种不同林木的要求。有人说,南方山地如湖南城步苗族自治县南山不能长森林。这不符合实际情况。我这次特别去那里调查,并找了三位老农,他们都说,那里原来是一片森林,叫“大青山”,是二百多年前烧毁的。现在大坪一带还可找到剩下来的直径一米多粗的树桩,在海拔1,700米的山谷中还有成片的残余杂木林。在这里,我特别要替南山和亚热带山地不能恢复森林或造林的说法纠错。湖南南山和亚热带其他山地一样,目前长草是森林破坏后的退化的次生植被,从山地的气候条件说,发展林业是适宜和可能的。
2、山地栽树最能充分利用空间。南方有许多森林破坏后的石灰岩光山,在石灰岩缝中,一些草类和许多植物不能生长,但有些好钙性的树木却能正常生长,且可充分利用露石上面的空间和光能。在海拔较低处,能长枣、乌桕、刺槐、香椿、棕榈、柏木、青檀、榔榆等。海拔较高的石山,可栽漆树、核桃、楸树等。另外,有些海拔较高的花岗岩山地,土壤呈强酸性,土层也薄,可选择适宜树种,栽植黄山松、铁杉、亮叶山毛榉、石灰花楸、多脉青刚、蚊母树、化香等。
3、森林里有灌木和草被层,最能有效地保持山地水土。南方山地夏季经常有暴雨,要把短期内的降水有效地涵蓄起来,除人工水库和山塘外,还必须营造“绿色蓄水库”。如果山地没有森林,暴雨来时直接冲泻而下,引起水土流失,水库势必要立刻排洪,降低蓄水效能。
4、山地发展森林能获得最大限度的生物生产量。在相同的面积上,长草是生物生产量最低的方式,而亚热带森林除生产木材外,乔木层下的灌木、草类都各有用途。如天麻、黄连、党参、芍药、三七等名贵药材以及其他经济植物,都是亚热带森林下的产物。不仅如此,南方有许多珍贵的动物如猕猴、穿山甲、灵猫、水鹿等,以及经济动物如黄鼬、石獾、果子狸、黑熊、竹鸡、各种鸟类等,都是森林中的产物。所以森林是生物资源库,有利于发展多种经营和副业。
5、山地丘陵可以因地制宜地发展各种木本油粮和经济树木。无论油桐、油茶、板栗、核桃、枣、柿、茶叶、柑桔等,都需要排水良好的生长环境,而在排水不良的平坦地段反而生长不好。南方草山不宜作为畜牧业基地
南方发展畜牧业有很大潜力,但是,对于提出“向草山要肉”的口号,我是有怀疑的,理由如下:
第一,从饲草的产量和质量说,南方草山同西北草原不一样,是历史上亚热带或热带森林破坏后的次生草本植被。这里的草类,在酸性土上主要是禾本科的野古草、五节芒、斑茅等。它们抽穗开花后即迅速纤维化,营养价值很低,三四十亩草坡才能放养一头牛。而且山地枯草期达几个月之久,产量很低,不能满足大批牛羊的要求。有些常绿草本蕨类如铁芒萁是不可食的,蕨菜对牛是有毒的草。石灰岩土上的扭黄茅有刺,牛也不吃。1958年贵州晴隆县大厂附近海拔近2,000米的三望坪公社,曾把牛集中在坪上饲养,结果牧草不够吃,饿死了很多牛。
第二,从水土保持角度说,南方许多山地是酸性土,必须改良土壤才能种植豆科牧草。改良土壤就要挖土,就会引起水土流失。同时为了补充几个月枯草期的饲料不足,必须搞青贮饲料。因而在山上开垦种牧草和玉米等,目的是为牧业,实际上是山地开垦搞农业。在草坡上过度放牧,更加促使水土流失。
第三,从牲畜本性说,有些奶牛如黑白花奶牛,原产于荷兰平原地区,很难想象它们能够长期适应阴湿多雨、地形坡度很大的山地,而且它们的主要精饲料还要从平原运到山上,在经济上是不合算的。如果少量饲养能适应粗放经营、善爬山的当地黄牛还是可以的,但这种牛体型过小,生长较慢,如大规模饲养用作肉牛,生产效率很低,也不合算。
第四,有些地方号称有草山若干万亩,也常常是不实之词。例如,1982年3月,我在贵州晴隆县调查,据该县畜牧局说有草山98万亩。仔细一问,其中28万亩是土层极薄的石灰岩土;26万亩完全是石灰岩光山,根本谈不上什么草山;还有44万亩的土山荒地,主要长的是铁芒萁和蕨菜。
根据我1982年6月份在湖南省南山国营示范牧场的调查,“向草山要肉”实际上是不合算的。现在那里山上有人工栽培草场8,400亩,饲养奶牛909头(其中产奶的计361头),肉牛1,174头,羊1,003只,种牛104头。自1973年以来,作为一个大型牧场已投资800万元,特别是从1979年到1981年,请了外国专家来场,花去外汇94万美元,人民币147万元。山地集中放牧,造成很多问题。例如,从山坡到山顶种玉米、蔬菜、白萝卜等精饲料,实际上是山坡开垦,引起严重水土流失。有些精饲料如黄豆、麦麸等,需从100公里以外的平原运输到山上,山上奶粉厂用煤,也是从200公里以外运来,再把奶粉运到山下,往返运输花费很大。天然草场由于过度放牧,不仅植被覆盖率降低60%,而且有毒的蕨菜和大方草逐渐占优势。因牧场集中,人们为了烧柴不得不乱砍林木。1975年场部附近还有密茂的森林,现在已砍了三分之二。由于森林破坏,鸟类无栖身之处和食料来源,害虫缺乏天敌,结果牧草的虫害日益严重。
我不是说南方不能发展畜牧业,问题是走什么样的途径。南方畜牧业的发展具有很大的潜力。无论牛、猪、羊、马、兔、鸡、鹅、鸭、蜂等的饲养,各地都培育了许多适宜当地气候和饲料的各类品种资源,饲料资源也是多种多样的。路旁水边草丛茂密,尤其水田收割后是放鸭放鹅的好场所,还有稻草、玉米秆、黄豆叶、甘薯藤、蚕豆茎叶、水葫芦、水浮莲、水花生等都是很好的饲料。还可割青草喂兔。在热带气候条件下,湿润处或有灌溉条件的地方,最适合栽培产量很高的热带的象草、巴西苜蓿。象草每亩可产5万斤,一般年产2万斤,每头牛每年需2万斤即够。如果喂奶牛,还有当地出产的瓜类、木薯、甘薯、花生饼、菜子饼、黄豆、玉米等精饲料。在亚热带还可栽培苏丹草,每亩年产1.5万斤,还有绿肥作物如苕子、紫云英、豆类等都可作青饲料。热带的橡胶果、椰子以及甘蔗的副产品都是优质的精饲料。在海边,涨潮时捕鱼,潮落后放猪,鸭在滩涂寻食;特别如湖南衡阳附近鱼塘四周养猪,也是一种渔牧结合的形式。
我认为,南方发展畜牧业,除了在一定条件下(如靠近城郊)小范围地集中经营外,一般以分散饲养为好,而且必须采取林牧、农牧、渔牧等相结合的方式,这是最有实效的经营方式。而“向草山要肉”,大规模搞畜牧业基地,势必引起林牧矛盾,甚至造成大规模水土流失;既不符合经济效益的原则,也是难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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