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人民代表审议赵紫阳总理报告时认为
实现六五计划关键在提高经济效益
新华社北京12月7日电 出席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代表们，在审议赵紫阳总理关于六五计划的报告时认为，报告中提出的切实管好用好计划安排的全部固定资产、坚决调整和整顿好现有企业、大力促进社会生产的技术进步、继续改革现行的经济体制这四项措施，科学地总结了历史的经验，符合当前国民经济全局的实际情况，反映了经济建设客观规律的要求。要实现六五计划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关键在于把全部经济工作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这就必须认真落实这四项措施。
基本建设投资一定要保证重点
人大代表、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祚荫说，赵紫阳总理指出的基本建设要保证重点，非常重要。按照这个要求去做，经济建设的速度就快，效果就好，否则就要碰壁。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安徽省兴建的佛子岭、响洪甸、梅山等五大水库，由于集中力量保证重点，结果两年建成、三年扫尾，完成得既快又好。后来建设规模失去控制，摊子铺得过大，影响了重点工程的建设。例如，淠史杭水利工程，从1958年动工，一直拖了二十四年，至今仍未完全配套，造成极大浪费。淠史杭灌区自然条件好，生物资源丰富，灌溉面积达100多万亩，是得天独厚的宝地。赵紫阳总理在报告中提到要继续建设淠史杭灌区这个商品粮基地，对我们鼓舞很大，今后一定要集中力量把这项重点工程建设好，使它尽快收到效益。
人大代表王惠德说，过去长时期中经济建设上的大上大下造成了严重的浪费和危害。赵紫阳总理在报告中深刻指出，“基本建设投资的规模必须同国力相适应”，其重要意义就在于保证今后的经济建设不再折腾。
搞好企业整顿是提高经济效益的重要环节
许多代表指出，整顿好现有企业是当务之急。实践证明，企业整顿不需要多少投资，就可以见到明显的经济效果。人大代表、福建闵东电机厂副厂长廖阿妹说，企业整顿和不整顿大不一样。1978年以前，闵东电机厂的年产值长期停留在600万至800万元之间。经过调整，用先进的管理方法改造合并进来的闵东农机厂和机床厂，一年就见到效果。1979年不仅扭转了这两个厂每年八九十万元的亏损，而且整个闵东厂的产值一下子增加了400万元，达到1，200万元。今年成立了闵东电机公司，又把任务不足、长期亏损的福州拖拉机厂和第三机修厂合并进来，产值可达到3，600万元。闵东厂的变化说明，赵紫阳总理报告中提到的无出路的企业要坚决关停并转的方针非常正确。今后需要加快企业调整、整顿的步伐。
人大代表、大庆市委书记陈烈民说，整顿企业，改进管理工作，是一项花力气的细致工作，必须扎扎实实地从基础工作做起。大庆今年对20个单位进行了整顿，进一步建立了严格的经济考核制度，光是石油化工总厂制订的劳动定额就达33，691项。经过整顿，这20个企业的经济效益明显提高，其中4个采油厂，到10月底都完成和超额完成1至10月的原油产量包干计划，每吨原油成本比去年降低2．5％。化工总厂1至10月实现的利润比去年同期增加556万元。人大代表、四川省副省长孟东波也谈到“整顿出效益”的问题。据今年1至9月份的统计，四川省第一批进行整顿的457个企业，工业产值比去年同期增长15％，实现利润增长14．3％，上交利润增长8．2％，成本降低0．2％，流动资金周转加快了近6．3％。
发展经济的关键是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
人大代表、鞍山钢铁公司顾问杨树棠说，鞍钢作为一个有六十多年历史的老企业，不依靠科学技术来进行改造就没有出路。就拿第一初轧厂来说，设备是三十年代的，原设计能力只有50万吨。过去进行了小改小革，去年动了“大手术”，采用了一些新技术，使老设备返老还童，年生产能力比原设计能力提高近5倍。根据我国的国情，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对现有企业进行改造，是投资少、见效快、收益大的一条新路子。
来自上海的人大代表韩哲一也在会上谈到对上海现有的8，000多个企业要有计划、有重点地进行设备更新、技术改造。他提出，六五计划期间，上海的技术改造，要结合工业的调整改组，围绕降低能源和原材料的消耗，积极采用国内外先进技术。首先要使机械、纺织、电子、汽车、建筑材料等行业的主要技术经济指标，尽快达到国内外先进水平。
陕西的人大代表于明涛说，只有广泛地发展和采用先进技术，振兴经济才有可靠的基础。今后，陕西省一要抓科技力量的联合，二要针对发展经济的关键问题组织攻关，三要抓好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四要认真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调动起广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
经济体制改革势在必行
各地的代表几乎都有这样的反映：现在整顿企业、推进技术改造、搞活经济等许多工作，都涉及经济体制问题，不改革就很难前进。湖北的人大代表韩宁夫谈了沙市进行经济管理体制改革试点的进展情况。他说，我们首先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确定了改革的四条原则：一是加强集中统一，改变部门多、层次多的状况；二是实行政企合理分工，使独立进行经济活动的单位逐步改为经济实体；三是加强综合经济管理部门，扩大企业的权限；四是精简机关工作人员，改善干部队伍结构。改革后，沙市的正副市长由8人减为5人，市政府各委、办、局由原来的66个精简、裁并为30个。与此同时，对基层企业的管理机构也进行了改革。现在企业领导班子精干了，扯皮减少了，责任制加强了，办事效率提高了。
人大代表韩培信在会上介绍的江苏省进行改革的设想，对人们很有启发。江苏省准备把行政和经济体制改革结合起来进行，逐步形成以城市为中心、农村为基础、集镇为纽带的经济、文化、科学协调发展的体制。韩培信说，不这样改革，重复建设难避免，重叠机构难撤销，流通渠道难畅通。第一步，计划先撤销4个地区，暂时保留3个地区，并将一个地属市改为省属市。撤销的4个地区所属的县，分别划归8个省属市，实行城乡统一，以市管县。实行这些改革，有利于精简机构，有利于城乡结合，有利于企业组织结构和生产力布局的合理化，有利于提高社会的经济效益。（附图片）
12月3日，北京农业大学出席五届政协五次会议的四位教授裘维蕃、沈隽、周明?、彭克明（自左至右），就赵紫阳总理在报告中提出的农业生产的发展速度问题进行了专题讨论。 新华社记者摄
第3版()
专栏：
白杨的客人
新华社记者 陈 雁
政协五届五次会议开幕的当天晚上，政协委员、电影演员白杨在她下榻的友谊宾馆，接待了几位来自天津的客人。客人们带着他们生产的化妆用的无毒油彩，来请白杨等委员鉴定。当白杨把客人们让进房间的时候，早已等候在那里的政协委员、电影演员祝希娟也迎上去和客人们亲切握手。她们边听客人们的介绍，边表示感谢。
这几位客人特地来找白杨、祝希娟等委员鉴定他们产品的原委，要追溯到两年前的政协五届三次会议上。
当时，白杨听说天津一个工厂试制了一种化妆用的无毒油彩，经一些演员试用后觉得效果不错，但由于种种原因，这种油彩一直处于试制阶段，未能正式投产，被称为“胡子牌”。于是，她就和歌唱家王昆、湘剧演员彭俐侬两位委员联名提出提案，呼吁有关部门对这个工厂的试制工作给予支持，使无毒油彩尽快能投入大批量生产。
会后，白杨又向使用油彩皮肤过敏的祝希娟推荐了这种新产品。祝希娟立即与试制单位联系，请他们给她寄些试制品。她使用后感觉很好。在政协五届四次会议上，她又与白杨联名再次写了一个关于尽快生产无毒油彩的提案。
结果，事隔一年，这种无毒油彩就投入生产了。这次天津市的经委等有关负责人，专程从天津赶来，邀请这几位提案人去天津参加这种新产品的鉴定会。他们告诉白杨和祝希娟，政协全国委员会及时把她们的提案转到了天津市。市经委和市科委立即组织专人共同研究；市化工局直接与有关厂联系，解决生产中的具体问题。
这样，经过多方协作和努力，终于在政协五届五次会议开幕前夕，给这个“胡子牌”产品刮掉了“胡子”。
祝希娟接过他们带来的无毒油彩样品，高兴地表示要去参加这一产品的鉴定会。
对这几位客人的来访，白杨高兴地说：“从对无毒油彩这一提案的落实，我感到了人民政府对我们演员的关怀和对政协委员提案的重视。”
第3版()
专栏：
“快马踪追罗健夫”
——访全国人大代表张秀熟
本报记者 孙旭培
参加通过宪法大会的代表回到住地时，已经很晚了。我原想这天晚上访问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秀熟，但想到这位八十七岁的老人应该休息了，就想先约个谈话的时间。
见面后，没想到张老全无倦意。他兴致勃勃地说：“没得关系，我的身体可以，除了腿有点不灵活，内部零件都好。我很愿意跟你们年轻人谈谈。跟青年人在一起，自己也觉得年轻了。”张老爽朗地笑了起来，不知不觉地打开了话匣子。
“我是老代表了，从第一届到第五届，每届人民代表大会我都参加了。但这次不同于往常。这次代表大会是在我们的国家真正走上兴旺发达之路的时候召开的。会议制定了完备的社会主义宪法，制定了稳步发展的六五计划，使全国人民对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更加坚定信念，充满信心。”张老加重语气说：“有坚定的信念和信心，很重要啊！共产党人过去前仆后继干革命，还不是因为有革命必胜的信念和信心吗？”张老的体会，是从他自己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经历中总结出来的。早在二十年代当中学教师时，张秀熟就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1926年他参加了共产党，从事地下工作。1928年，他代理四川省委书记时，被捕入狱。九年铁窗生活期间，他忍受抛离骨肉之痛，磨练了革命意志。经党营救出狱之后，他怀着共产主义必胜的信心，继续在教育界从事革命活动，成为知名的革命教育家。他培养的学生中，有很多走上了革命道路，不少人现在担负着重要的领导工作。
“我对四化事业有信心，首先是因为对我们的党有信心。”张老高兴地说：“我们党现在正是兴旺时期，党的集体领导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坚强有力，民主集中制执行得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好。特别是党的实事求是传统大发扬，真叫人高兴哪！这次大会通过的六五计划，就是个非常实事求是的计划。”说着，他从桌上取过赵总理的报告说：“我参加过几个五年计划的讨论，觉得这一次真正是量力而行，从实际出发。”接着，他凭记忆将报告中提的措施，加上自己的见解，逐条讲述一遍。一位年近九旬的老人，学习这么认真，头脑这么清楚，实在难能可贵。
“更叫我高兴的是，共产主义新人跟上来了。”张老继续着他的话题，“最近，我读了蒋筑英、罗健夫的事迹，他们长年累月攻关不停，为四化积劳成疾。只要对人民有利，不管是不是本职工作，都拚命去做，这是多么可贵的共产主义精神！说什么‘共产主义渺茫’，只有那些不肯投入艰苦斗争，或置身革命队伍之外的人，才会这样说话。”
张老严肃地说：“我们要看到党风存在的不少问题，更要看到我们有蒋筑英、罗健夫这样的优秀党员，而且有千千万万个活着的蒋筑英、罗健夫，他们代表着党的希望。他们不仅是知识分子的榜样，是工人、农民和全国人民的榜样，也是我这个老党员的学习榜样。”
张老感情深沉地说：我那天看他们的事迹时，热泪直流啊！一为他们的事迹感动，二为我们的党高兴，三为自己蹉跎岁月惭愧。我虽然有五十六年的党龄，工作中建树却不多。古人讲：“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我老想我该怎么“收之桑榆”，这次来京开会，我还带着文史资料抽空整理，我要抢点时间补做工作啊！
张老说着，在纸上工工整整地写下四句诗，是他读蒋筑英、罗健夫事迹时作的：
自愧从征倏五六，
东隅每忆嗟踟蹰。
耄年何计收桑榆，
快马踪追罗健夫。
从这四行诗中，我看到了一个老党员炽热的跳动着的心。
第3版()
专栏：
公安部发出通知号召
公安干警要认真学习、宣传、执行新宪法
本报讯 12月7日公安部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公安机关和广大干警，认真学习、宣传、执行新宪法。
公安部的通知说，新宪法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具有最大权威性和最高法律效力。这部宪法的公布实施，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和法制建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对于动员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党的十二大提出的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伟大任务，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公安机关是执法机关，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神圣职责。每一个公安干警都应当毫无例外地认真学习宪法，宣传宪法，做遵守宪法、执行宪法、维护宪法的模范。
第3版()
专栏：
一心为人民多做贡献的人
——记石家庄市模范共产党员田益兰
本报记者 方 辰 杨树勋 本报通讯员 郑春庚
1982年9月12日，党的十二大闭幕后的第一天，河北省代表团的田益兰实现了自己多年的愿望，拜访了久已想见的“老师”——吴运铎。两代英模相见，心情分外高兴。吴运铎在田益兰笔记本的扉页上，题写了自己的赠言：“即使自身化为一撮泥土，只要它是铺在通往真理的大道上，让自己的伙伴们大踏步地冲过去，也是最大的幸福。”田益兰望着这位在革命战争年代三次身负重伤、失去左眼和四个手指的革命老人，回想自己在《把一切献给党》的教育鼓舞下成长的过程，崇敬之情，油然而生。
（一）
田益兰是石家庄第二棉纺厂的织布工人，今年44岁。在将要走上生活道路的时候，她就买了一本吴运铎写的《把一切献给党》，读了一遍又一遍，常常被感动得掉泪。
1956年，田益兰到石家庄第二棉纺织厂当了工人。她一心想为国家多织布，可是操作却没别人快，织出的布的质量也没保证。她便虚心向厂内织布能手们学习，也经常向其它厂的劳动模范求教。为了加快接断头的速度，她衣兜里经常装着一缕棉线，不管是在厂里、家里、还是开会，一有空就练起来。有一次，她到外地去开会，提包里装了许多练接头的线。在车站等车时，她不停地练。上了车，她继续练。在招待所里，她有空就练。晚上，她怕影响同志们休息，就到卫生间去练。就这样，田益兰接头的速度很快从每分钟十几个增加到了30多个。她还向修理工学会了排除布机无故停、换梭停和不换梭停等故障的方法。在几次市纺织行业操作观摩会上，田益兰都达到了技术能手水平。1976年以来，她创出了130多个万米无次布的优异成绩，被评为石家庄市和河北省的劳动模范、全国纺织战线的先进生产者。
田益兰并未因此而自满，她主动热情地把技术传授给青年工人。有一年，她一次就收了3个新工人做徒弟。现在田益兰的徒弟真可谓“满天下”了，河北省有，浙江、贵州、湖北等省也有。这些徒弟有的是她在厂内培养的，有的是书信函授的，还有的是她登门送教的。石家庄市前进棉织厂的青年工人张茹，就是其中的一个。
1980年4月的一天傍晚，素不相识的张茹母女来到了田益兰家，想拜田师傅做老师。田益兰一听就高兴地说：“好哇，国家现在就是需要这样有上进心的青年人。”
4天后，夜里12点，田益兰带上饭盒蹬上自行车，来到前进棉织厂张茹所在的车间。田益兰细致地观察了设备情况和张茹的操作，从纠正她的错误操作开始，一步一步地教起来，怎样接头，怎样投梭，怎样把住质量关……，一项项都讲得细致明白。一连两个多月，田益兰在自己的倒休时间里，不管刮风下雨，白天黑夜，就象在自己厂子上班一样，准时到位。张茹在田师傅的精心培育下，练出了一手好技术。
田益兰看着徒弟们一个个成长起来，有的在技术上甚至超过了自己，感到由衷的高兴。
（二）
田益兰曾算过这样一笔账：每天多开一分钟车，她看的40台布机就可以多织3．9米布，一年就可多织1，100多米。因此，她多年来总是提前40分钟进车间，作好生产准备；下班又总是走在后边，做好交班工作；中间吃饭尽量缩短时间，提前开车。有一段，车间里人员紧张，她又主动要求把自己看的布机增加到60台。一个班就要走30多里路，田益兰累得腰酸腿疼，但她一直不吭不响地干着。近三年多来，她多织的布达4，800多米。
有时她外出开会占用了生产时间，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她自觉地把生产补上。1980年，她到市里开劳模会，晚上同志们去看文艺演出，她回到自己家休息，到夜里10点50分，桌上的小闹钟象往常一样叫醒了它的主人。只休息了3个多小时的田益兰翻身起床，往兜里装了一包准备解困的干茶叶，提前来到了车间。值班长见她又来上班了，就关切地说：“这样可不行啊，会把身体累垮的！”田益兰笑着说：“现在人员正紧张，我来了不正好吗？”值班长笑了，他知道田益兰那顽强的毅力。就这样，田益兰在会议期间，上了4个夜班。
象这样的事有多少？人们记不清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记录员给她作了个小统计，她上义务班达60多个，多织布10万多米，创造价值11万多元。
有人说：“现在实行奖金了，田益兰这套义务劳动不时兴了。”田益兰却始终坚持这样干，而且还经常向青年工人讲：我们国家现在还穷，我们每个人心里要时刻想着国家，多做一点工作。田益兰不声不响地辛勤地工作着，有谁知道她是在怎样困难的家庭条件下，做着这一切的呀！“文革”初期，她的丈夫象许多好干部一样被打成了“走资派”，关进了“牛棚”。1968年，她10岁的儿子被汽车撞成骨折、脑震荡，住进了医院。1970年刚重新工作的丈夫，又因绿浓杆菌感染造成左眼失明，1972年10月又不幸瘫痪。1974年，母亲患癌症去世。在这一切不幸和困难面前，田益兰没有悲观，没有后退。她经常用英雄的形象来激励自己认真地实践着入党时的誓言，闯过了一道道难关，攀登着理想境界的高峰。
（三）
她认为，共产党员要自觉地把党的温暖送给群众，使大家体会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有的工友家里有了困难，她悄悄汇去了钱；有的刚进厂的青年工人不适应机器轰鸣的环境，吃不下饭，田益兰把她们请到自己家做可口的饭吃。……
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石家庄的医院接收了一批伤员。田益兰听到这一消息，上街买来一包包糖果，放在一些伤员的床前，并亲切安慰他们。伤员们大都露出了笑容。可是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大娘，却呆呆地坐在那里，象一尊木头人。田益兰一问，才知道大娘叫王秀英，六十多岁了，一家老少全部被地震夺去了生命。田益兰想：我要用共产党员的火热心肠暖热她那颗已变冷的心，使她感到社会主义的温暖。于是，每到休班时间，她就到病房去看望大娘，送去营养品，还给她梳头、洗脚。医护人员见她这样热心地伺候老人，就问王大娘：“这是你的什么亲人呀？”这一问，把王大娘眼泪的闸门打开了，泪水顺着两颊淌下来，她一把搂住益兰激动地说：“是俺的亲闺女，不，不，比亲闺女还亲。”
在大娘的病房里，还住着一对亲姊妹，大的叫胡宗欣，小的叫胡宗香。无情的地震使她们成了孤儿。“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要使孤儿不孤呀。”田益兰抱着这样的想法，又来到这对姐妹的身边。宗香腿部受伤较重，思想沉重。益兰就拿来好吃的送给她，还给她讲《把一切献给党》中的故事。就这样，一老二少在病房里成了一家人。每当她们估计田益兰休班的时候，就早早在医院门口等待着这位亲人的到来，而益兰每次都没有使她们失望。
王大娘和宗欣姐妹伤愈要回唐山了。益兰象送出远门的亲人那样，把准备为丈夫做棉裤用的丝棉送给了大娘，把新买的衣裳送给了两位姑娘，另外还分别送给她们几十元钱。临上车的时候，益兰一再嘱咐她们：“回去后有了困难就给我来信，不要给国家找麻烦。”
不久，信果真来了，是宗欣姐妹寄来的。益兰打开一看，第一句就是“亲爱的妈妈、爸爸”。信中并表示她们要象妈妈那样学习和生活。益兰高兴地笑了，把信递给老伴说：“我们又添了两个好闺女。”以后，王大娘和两个“闺女”先后来看望过益兰，益兰也顺路去看望过王大娘及两个“闺女”。
最近，中共石家庄市委命名田益兰为“模范共产党员”，并号召全市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广大群众向田益兰学习，一个向田益兰学习的热潮正在全市形成。在新的荣誉面前，田益兰想到了什么呢？回到家里，她打开笔记本，又默默地读了一遍吴运铎同志送给她的那段诗一般的话，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