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军事题材文学创作的新收获
——评中篇小说《射天狼》
韩瑞亭
当我们阅读或者思考一位新作家的一部作品时，常常从心里产生这样的问题：你在哪一点上跟我所认识的许多作家有所区别？关于应当怎样看待我们的生活这一点，你的作品能够对我说出些什么新鲜的东西来？在篇章浩繁、琳琅满目的文艺园地里，并非所有作品都能经得住读者这种心灵的提问。然而，凡是多少有一点创作独特性的东西，如屠格涅夫所称之为“自己的声音”的东西，在文学上总会具有一定价值，并能引起读者玩味咀嚼的兴趣。青年作者朱苏进在《昆仑》创刊号上发表的中篇小说《射天狼》，就是近年来军事题材文学创作中的一部有独特性的作品。
和平时期的军营生活难写，军事训练尤其难写。在严格统一的条令、纪律约束下，军人过的是一种按部就班的有秩序的严谨生活，就连操课训练的动作都是那样一丝不苟、整齐划一。军人的感情、思想、意念、心理，似乎被紧裹在清一色的绿军装内，而军营的日常生活和军事训练，也仿佛总是呈现着某种精确而机械的节奏，枯燥而单调的色彩。既不象战争时期铁马金戈的冲锋陷阵、壮怀激烈的厮杀搏斗那样惊心动魄、变幻奇谲，也不象军营以外的社会生活那样五光十色、异彩纷呈。由此之故，有的本来熟悉部队现实生活的作者在进行题材的“转移”，或者向历史领域寻觅素材，或者从军营以外“引进”人物和事件，以期增益作品的色彩。无可否认，军事题材创作应当克服仅仅注目于军营范围的局限，开拓表现领域，将军营生活与历史的、社会的生活联系起来，以增强作品概括和揭示生活的深广程度。但和平时期的军营日常生活和军事训练，毕竟是军事题材创作不能空缺的重要生活内容。在这个颇有难度的表现领域里，需要一种“攻坚”精神，才可能写出有独特性或突破性的作品。
《射天狼》是在进行一次困难的“攻坚”。它写的是很不易表现的炮兵部队生活，却并不陷入专业技术和复杂概念、数据的抽象描写，也不落纠缠于人与武器、人与技术的矛盾的窠臼，它对操课、训练、实弹射击以及其他军营日常生活的描写，处处显示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纠葛、相互影响与冲突。冰冷的火炮、飞行的弹丸、枯燥的射击技术、机械的队列动作，宛如浸染了军人的气质、情绪、意志与愿望，而变得生气灌注，充满活力。更可贵的是，它展示了军人生活的某种内在矛盾，在军人的职责与事业心同个人生活的苦恼、困扰的冲突和对立中，裸露出军人具体而细微的心灵世界，从而塑造了连长袁翰这一真实动人的革命军人形象。
军人的职业就意味着牺牲。而中国革命军人高度的牺牲精神，更是世界各国军人所不能比拟的。战争期间是如此，和平时期，虽然一般说来不需要牺牲生命，但为着祖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人民的幸福安宁，军人却经常面临着个人感情和家庭幸福生活的牺牲。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牺牲不比战争时期来得轻松。《射天狼》中的袁翰正是处于履行军人职责同解决个人家庭困难不能两全的矛盾之中。
袁翰曾经是1964年大比武时的尖子，他具备一个指挥员所应有的优良军事素养和业务水平，更具有一个优秀军人难得的气质、胆识与魄力。他严以治军，带兵有方，他的连队的军事技术、作风养成是全团中的佼佼者，训练有素的连队仿佛是袁翰这个连长的一面镜子。袁翰热爱自己的岗位、自己的事业，甚至对训练场上每一个机械般的动作都“心热，神迷，象数学家爱古怪方程式”。然而，“一个好军人，很难是个好丈夫”。袁翰常年撇家舍业，厮守着他的连队，既不能为妻子减轻沉重的家庭负担，又不能时常给羸弱的妻女以亲人的抚慰，而微薄的收入迫使他不得不象每月只有几元钱的新兵那样节省开销，在经济上支撑家庭。一面有对弱妻幼女无法摆脱的义务，一面有对连队战士们不可推卸的责任，两扇感情的磨盘碾压着袁翰的心，使他时常陷入苦恼的抉择。袁翰毕竟是一个事业心很强的清醒的革命军人，他并不把两者的矛盾视为绝对的利害冲突，他懂得离开亲人正是为了亲人，服从军队建设的需要，作出个人感情的牺牲，才是一个革命军人真正的价值所在。作品对袁翰形象的塑造，由于抓住了这个最常见的军人生活的内在矛盾，典型地概括了成千上万象袁翰一样的军人的生活准则，展示出一种高尚情操和美好品质。袁翰也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所有为着祖国和人民的利益而自觉忍受个人牺牲的革命者的影像，也拨动了一切愿意追求道德美与心灵美的人们感情的弦索。这就使袁翰的形象超出了军营的范围，而获得更广泛的社会意义。
军事题材创作的主要表现对象是军人。展示军人的丰富感情，探索军人感情世界的隐秘，往往是塑造活生生的军人形象的重要关节。过去有的作品要么避开军人的感情领域，要么不能深刻、准确地表现军人的内心感情，常常使军人形象缺乏真实性和感染力。《射天狼》不但不回避军人的感情领域，反而把表现军人的复杂感情作为艺术描写的焦点，笔酣墨饱地加以描绘，仿佛用艺术的解剖刀将人物饱满、鲜活的感情血肉，一条一缕地剖示给读者。
从袁翰探家归队起，作品紧紧扣住袁翰的内心冲突，写出了袁翰对连队的依恋、对事业的痴迷和对处于苦况中的妻女的牵挂、怜惜等种种感情的重叠交织，宛若引来各种渠道的感情潮水，反复冲撞着袁翰心灵的闸门。当袁翰象遭了难似的回到一连后，战士们的体贴、关切，连队的优异射击成绩，确给他不少温暖和慰藉。但这一切并没有拂去他心头对家务事的忧虑，他在副团长颜子鹄面前毫不掩饰自己探亲超假的错误，却依然坦率地表露了希望转业的想法。在受到上级批评后，袁翰极力克制自己，带着处分到工作落后的三连上任。他不愿辜负上级的信任，想努力干两年，带出一支让领导满意的连队，然后转业回家。紧张的连队生活，潜心于事业的快意，象是一副忘忧剂，使袁翰暂时忘却烦恼。然而，两女病危、大女死亡的电报如惊鸿飞降，连翩而至，剧烈地搅动着袁翰刚刚平静的心潮，犹如一支支无形的感情皮鞭拷打着袁翰那个军人的灵魂。袁翰强自忍受感情的折磨，除了给妻子寄走仅有的13元钱之外，就是以不动声色的努力工作来缓冲心灵所受的打击。他谢绝了上级要他“回去看看”的好意，妥善处理了前任连长离队前的不正之风，甚至才洗掉痛惜亡女的泪痕就帮助年轻的营长演练业务。袁翰因改变三连的面貌而立功之后，虽然没有去掉转业的想法，但还是服从上级让他留队的决定，带着并未消除的苦恼，坚毅地投入战斗演习。
作者似乎懂得人物心灵刻画的辩证法。他越是深掘细刻袁翰内心感情的矛盾，层次清晰地展露袁翰不断加剧的痛苦与忧烦，就越是反衬出袁翰自我克制的难能可贵，越是强化了袁翰那种令人肃然起敬的牺牲精神。作品还时常通过一些传神的细节和人物的独特行动，来透视人物感情的波澜回旋，如袁翰同奉为知己的颜子鹄饮酒交心，接到第二封电报后，袁翰到靶场的胡乱射击，均能细致委婉地画出人物宣泄与排遣苦恼的特定心境；而袁翰与颜子鹄关于给妻子写信报功、给亡女起名字的交谈，则写出这两个军人高尚感情的交流，读之催人泪下。
《射天狼》在艺术表现上具有简洁、朴素、凝重的特色，它基本上取了“写实”的艺术手法，重视人物行动和细节描写，而较少用现代艺术的心理分析等手段，但并不给人陈旧、俗套之感。它的语言洗炼、含蓄，颇有表现力，同时又带着军营生活的色调。只是由于作者的艺术经验尚不足，故而在作品环境的描写和人物的安排调配上，多少有点瑕疵。这是不必苛求于作者的。现实主义的艺术是“写实”的艺术，它之所以有生命力，就在于它的根须深扎于社会生活和人民心灵的土壤。只要作者熟知生活，痴爱生活，敏于触摸生活跳动的脉搏，能够跟上生活前进的步伐，完全可以运用这个武器不断创造出新颖独特的作品。《射天狼》的成功是又一个新鲜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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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略谈陈大远的散文
管 桦
空漠的沙原，并不留恋他的过去。而那来自山谷的流泉，却永远怀念他的故乡，怀念他在山川大地变幻时见到过的一切，唱出充满山野和草原气息的歌。
陈大远同志远在抗战前二十多岁时，曾经以他的诗词、国画、音乐闻名于故乡还乡河两岸的教育界。投身革命后，抗日战争年代里，以他的短篇小说、散文，成为炮火烟尘中跨越冀东长城内外的文化战士。在报社工作之余，编过油印文学刊物《铁骑》和《新长城》。全国解放后，先后参加市、省宣传和文联领导工作。1955年任驻丹麦使馆文化专员，直到今天仍从事国际文化交流工作。大远是有多方面艺术素养的诗人和作家，但他是在繁忙的外事工作之余写作。我知道大远从没想使自己成为一个诗人或作家，而是出于对生活的感受，胸中勃勃，形于诗文，就象那流泉奔流时自己发出的声音一样。在他从容地剖析人类的天性，洞察生活的隐秘，不知不觉中成为一名人类灵魂的使者时，连他自己也不知道。终于，1957年他的第一本散文集《安徒生的故乡》问世了。以后，另一本散文集《北欧行诗话》，古体诗词《大风集》，描述抗日战争中冀东人民斗争的长篇小说《蟠龙山》，古体诗词《匏尊集》，散文集《域外抒情集》、《风雨苍黄》、《人间悲喜》相继出版。他的古体诗词和散文，突出地显示了作为诗人和作家的才能。
如果我们说巨大并不是伟大，而伟大也并不就得巨大，作者所描述的最微小的人物，莫过于《斧头列传》里的高生，《二郎庙的广阔天地》里的四五岁的陈子，和《神话》一篇里赫尔斯特的十四岁的女儿了。大远写陈子天真善良而又坚强的小女孩悲苦生活中的一点小小的欢乐，而那欢乐也在瞬息间消失了。这篇回到作者记忆里的真实生活的描述，却充满了浓厚的童话色彩。它使我们想起安徒生的童话《卖火柴的小女孩》。《神话》一篇则是现实生活与童话巧妙的结合；一个薄薄的灰云遮住了月亮的初夏的夜晚，深绿色的浓荫包围中，主人赫尔斯特给大远讲述，每年5月25日，飞过地中海和欧洲大陆来到丹麦的每一只雌鹤，带着一个小天使般的小孩，把他投到认为最恰当的人家的烟囱里。这个家庭，不久就会生下一个小天使般的男孩或女孩。使人充满希望和幸福的优美的神话故事，如同在作者眼前升起的月亮，被现实生活的灰云遮住了。主人告诉大远，他的一个最心爱的女儿14岁时病死了。这女孩临死的时候说：
“快到五月二十五了，爸爸放一盘菜在窗台上，灰鹤会给我带个小弟弟来的。”
这个女孩使我想到作者儿时背着有病的小妹妹陈子，去到荒芜的孩子唯一可以游玩的二郎庙时，小妹妹怕背着她的哥哥太累了，说：
“哥哥，我会走！”
但是走了几步，便栽倒在那开满石竹、鬼脸的草地上。
当我们回首旧时代，凝望长满野花青草的荒野上，一个小男孩把那比他更小的将要死去的小妹妹揽在怀里，那惨白的小脸儿紧贴在胸前的时候，那含有万古忧愁的颜色，染上我们的心。但大远是把微小中更见其伟大的那些不可伤害，不可征服的灵魂呈现给我们，使人感到一阵微微的战栗。
这种微末中却见其伟大灵魂的实录，在《斧头列传》里，作者给我们做了更加详尽的描绘。在一次渺不可忆的相见中，大远曾象介绍一个他的尊敬并引以为骄傲的老朋友那样，把那给报社做饭的普通农民高生介绍给我。这是大远的风格，我并不以为奇。但却没想到数十年后，大远为这个早已被人遗忘的大师傅著文立传。它构思于“四人帮”否定冀东党和人民革命历史的大灾难时刻，写于打倒一切否定一切的“四人帮”被粉碎之后。大远是以他亲身经历过的见闻，虽然只是沧海一滴，却是庄严地宣告：冀东的革命历史，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由无数高生这样广大人民创造的。这是用斧头的纯钢锋刃在大岩石上刻下的历史，“四人帮”一伙偷天换日的魔掌，也无法把它抹掉。但是大远的散文，象他的为人一样，从来没有那威严逼人的号令之声，就象平日同朋友谈天，很容易把生活彼岸的语言，接到此岸。在庄严的大地上，听到他朴实亲切的语调，却又充满摇撼我们心灵的力量。
《斧头列传》继承了《史记》文学传统，还看出了鲁迅的影响。这就是从质朴和幽默中犹见笔端之锋利。而《中秋史话》则是乘着散文之鸟，在广阔的天空中纵横穿飞。作者把自己亲身经历过的半个世纪风云变幻的生活，从容不迫地凝结在几千字里。简练而丰富的想象，真实的人物、景色和性格的刻画，繁复的画面中包含着迷人的生活韵调，显示了富有个人特色和时代精神的鲜明特征。在这篇散文里，我们看见一个中秋之夜，所有的人都入睡的时候，大远独自一人，在大西洋岸边他的住宅的阳台上，放了一个小桌，打开一桶花生米，弄来一瓶杏花村，等待着从分别了两个多月的故乡移动过来的月亮时，眷念祖国的深情，感人泪下。
正象有了中华民族传统的美德，才会有革命的情操一样，有了对祖国深沉感情的人，才会把他充满友爱善良的目光投向世界。《第十一章》这篇散文里，我们不只看见从那里眺望象镜子一样平稳浅蓝色湖面的森林，以及居住在林中的善良的丹麦作家勃赫尔夫妻的恩爱生活，还可从勃赫尔包含着探寻神色的眼光里，找到了“不同的阶级是可以合作”的灵感。除了政治家们，几乎全世界的作家也都在关心着人类的命运。不是和平共处便是仇杀。人类是多么的幸运而又不幸啊！一方面以科学和文化使自己超脱出兽群，成为万物之王，一面又是无尽无休的战争在人类中进行。我们中华民族豪迈宽容大度的性格，是如何向往着在这大气云雾中悬浮的星球上，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都过着恩慈友善的和平生活。《箱根之行》，大远和日本朋友饭塚先生泛舟富士山旁的湖上时，以他对故乡雾灵山的深沉感情，歌颂了象从汹涌的波涛之中，远远升起的雄伟壮丽的富士山。他给我们描绘了饱含着蒙蒙细雨烟云之中童话一般富士山色的同时，又让我们听到粗细缓急水流发出的鸣琴一般的声音和山崖的回声。并以他对中日两个伟大民族传统文化的广博知识，使我们的心，悠然地随着他的音调，在远空下的历史河流中畅游。
陈大远的散文象绘画一样，是让精神性的东西，蕴含在一种感性的可以眼见的形象里去。大远以极自然的、几乎使人看不出技巧的结构、纯民族的白描语言、情趣、幽默感、轻松感和民族情调，把我们引到他的散文身边时，我们还看到了情感、和谐、想象和理智的均衡。大远追求的艺术境界，是把高亢的悲歌，雄壮的奏鸣，生命的呐喊，浑然成为如歌慢板、低回婉转的吟唱；以他深沉真挚的感情，毫不费力的和大自然以及生活在大自然中的人们一同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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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有血有肉 生动感人
——谈话剧《转战陕北》中革命领袖形象的塑造
大朋
不久前，看了总政治部话剧团的大型革命历史话剧《转战陕北》（编剧马融，导演鲁威、李维新），有一些感受。作为学习，想谈一点关于塑造革命领袖形象的粗浅意见。
《转战陕北》以解放战争期间，敌军进占延安到我军沙家店大捷、粉碎敌人重点进攻的史实为背景，抓住陕北战场的几个主要环节，力图描绘出战争的全貌，并透过西北战场的活动，反映出全国范围的解放战争。这是一出引人入胜的好话剧，也是一篇共产主义思想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全剧着意刻画的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三位革命领袖形象，是比较成功的。
剧中突出生动地塑造了毛泽东同志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革命军事战略家的形象。当满天乌云的时候，他指出了光明的前景。他的科学预见，正确判断和英明的决策，引导了解放战争一步一步走向胜利。
1947年3月，蒋介石在全面进攻失败后，集中优势兵力重点进攻陕北和山东两解放区，形势严重。但毛泽东同志早已成竹在胸。他把敌人的重点进攻比作两只拳头，说只要“按住敌人两只拳头，敌人的胸膛就露出来了。我们就可以在他的胸膛上插上一把致命的刀子。”一个伟大的战略设想，就这样形象而又简洁地表达出来。为了说服不愿撤离延安的同志，他说：“告诉同志们，我们是用延安换来一个新中国！”言简意赅，显出毛泽东同志思想敏锐深刻的特点。他和周恩来同志两次研讨，从缴获敌人的作战命令中分析蒋介石和胡宗南在作战要求上的矛盾，又借彭德怀同志把敌人齐头平推战术比作“小米滚子战术”，创造性地提出打“蘑菇战”的战法。经过清化砭、蟠龙几个战斗，这个设想逐步实现，到了沙家店战斗的前夜，毛泽东同志又准确地预言：“吃掉了钟松（国民党整编36师），我们不仅能赢得陕北战场的转折，整个解放战争也会为之急转直下。”从全局看一点，又从一点推动全局。这正是一个伟大的军事战略家和一个伟大的军事实践家兼而有之的非凡才能，也是毛泽东同志的突出特点。
剧中还鲜明地表现了毛泽东同志经常置个人安危于度外的革命英雄主义风格，而又总是沉着机智地挽救危局，克敌制胜。在陕北战局严重危急的时刻，他毅然决定留在陕北。他的这一举动，既是出于战略考虑，又是想借此行动来加强对敌人的心理上的压力。他这样做的确有危险，但不是盲目冒险，而是有一定客观根据的。他的这个举动，对全国人民起了极大的激励作用。
还有，在紧急关头，毛泽东和周恩来同志决定按周的提议“启动所有电台”，暴露中央领导机关所在位置，把敌人10万兵力“调动”过来，保证了彭总部队迅速打下了蟠龙。这一细节的安排，生动地表现了他的高度的机智果断和自我牺牲精神。一次行军发现敌情时，已走到敌人大队人马的鼻子底下，毛泽东同志查明情况，当机立断：“不要紧张，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敌人下山，我们就上山。”周恩来同志命令后队改作前卫，迅速脱离了险境。这个小小的过场戏，也很好地表现了毛泽东同志的临危不惧，指挥若定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
毛泽东同志是英明的统帅，又是卓越的诗人，学识渊博，谈吐风趣。剧作真实而生动地再现了毛泽东同志的这一特点。陈毅向毛泽东同志呈送他填的词，是很有诗味的一段戏。这里不用毛泽东同志的词，而用陈毅的词，手法很巧妙。由毛主席点破陈毅的情怀，显出毛主席更宽广高深的诗人胸襟，又形象生动地描绘了山东战场，把两个战场紧密地联系起来。剧中陈毅同志并未出场，却给他一个生动的表现。我觉得这是一段很精彩的戏。
《转战陕北》对周恩来、彭德怀同志形象的塑造也是各有特色的。开场不久，有一段围绕同旅长诸虎的对话：
毛：部队都撤下来了？
诸：彭司令下了命令，谁敢不撤？
毛：我们的旅长同志很有点情绪呀！
诸：现在部队很乱，有的发牢骚，讲怪话，有的嚎啕大哭。
彭：你不要借题发挥，我看你情绪最大。
周：诸虎同志，你也哭了？
三位领导人同时看出诸虎思想上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含蓄幽默，点出了问题，带有启发性，话说得委婉，给诸虎留下回旋的余地；彭德怀同志单刀直入，揭开诸虎的思想问题，当场进行严厉的批评；周恩来同志则体贴入微地抓住诸虎内心中的问题，准备作进一步的开导。三个人三句话，简练生动，表现出三人不同的性格特点。彭志义、郑邦玉、阎志秋三位演员的表演也是十分传神的。
周恩来同志是党中央具有远见卓识的领导者之一，当时以参谋长的身份协助毛主席指挥陕北和全国的解放战争。剧中许多表现毛主席的地方，同时也表现了他。作为毛主席的副手，他发挥了很好的作用，许多精辟的见解，良好的建议都为毛泽东同志采纳。“你真是我的好参谋长啊！”剧中毛主席的这句话，是对周恩来同志最恰当的评价。周恩来同志和群众关系特别亲密。他一出场就碰上李小娃和杨杏花一对恋人在话别，马上风趣地说：“唔，继续唱你们的走西口。”解除了尴尬的局面。小娃娘不愿离开王家坪，杏花说不服她。周恩来同志对她说：“你看，窑洞砌在山上，田地长在地球上，胡儿子（胡宗南）背得走吗？”小娃娘思想一通，高高兴兴跟杨老汉走了。这表现了周恩来同志十分了解群众，和群众心贴心，所以他的话最能打动人心。
彭德怀同志是一位性格鲜明的我军西北战场的统帅。剧中突出刻画彭德怀同志的有两处：一是他听到战士的争论，将错就错，自称是“彭总的马倌”，战士们跟他攀肩搭背，就地围坐，亲切交谈。他高兴地回答问题，又向战士们提出反问，生动地刻画了这个平时表情严肃的革命统帅火热的内心世界。战士们对他的威严有所惧怕，但又真情地相信他，爱戴他。这一段由误会而打破威严的界限，富有戏剧性，生动活泼，情节感人。旅长诸虎由于轻敌麻痹犯了严重错误，破坏了原定作战计划。彭德怀同志首先向党中央作自我批评，承担责任并请求处分，然后严厉批评诸虎，指出他犯错误的原因和造成的严重后果，表现了他对错误、对自己、对部属毫不宽容的严格态度。通过这两件事，可以生动地看出彭德怀同志性格的特点。不足之处是，彭德怀同志对诸虎错误的处理。旅长诸虎犯了那么严重的错误，虽对他作了严厉批评，却并未采取促进他认识错误，改正错误的有效措施；当他刚犯错误，对错误还缺乏认识时，竟马上派他去执行更为重要的任务——掩护党中央和毛主席。这是不近情理的。
对于革命领袖不作过分的吹嘘，把他们神化；也不人为地去编造情节损害他们的形象，
《转战陕北》这一点做得好。它没有单纯的理论说教，也没有冗长乏味的会议争论，惊心动魄的战斗是用幕间说明或作后场处理。全剧的主要篇幅集中描绘塑造几位革命领袖的形象，注意抓住他们作为革命军队统帅的主要方面的特点，又注意他们个人性格、气质等方面的差异。既把他们作为各有特点的、有血有肉、有喜怒哀乐的人，更注意他们作为革命统帅和普通人不同的表现，合情合理地进行艺术描写。革命领袖深刻敏锐的思想，远见卓识的战略眼光，闪现共产主义思想的品质作风，富有艺术魅力发人深省的语言，是很富有教育启发作用的。在深入学习十二大精神的今天，更有现实意义。而这正是这出戏塑造革命领袖形象取得的有特色的成就的主要方面。
第5版()
专栏：
马克思美学思想学术讨论会在南宁召开
为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作协广西分会和广西南宁师范学院，最近在南宁联合举办马克思美学思想学术讨论会。来自全国15个省、市、自治区的美学工作者70余人出席了会议。
会议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讨论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哲学基础、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基本评价和美学意义、马克思美学思想的现实意义等问题。
（钱 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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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动态
《新观察》在京召开座谈会提出：
要努力开创杂文漫画创作新局面
在十二大精神的指引下，为开创杂文、漫画创作的新局面，《新观察》编辑部最近在京召开座谈会，三十多位从事杂文、漫画创作的同志出席，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在座谈中，同志们回顾了杂文发展的历史，认为杂文具有光荣的战斗传统。它在民主革命时期，在最黑暗、最艰苦、最需要战斗的日子里，是起过积极作用的。建国以后，在五十年代中期、六十年代初期，以及粉碎“四人帮”后，杂文创作，都曾出现过比较兴旺的局面。
会上，不少同志联系自己的创作实践，畅谈体会，深切感到：从事杂文、漫画创作，困难是不少的。过去，政治运动一来，杂文往往是最先受冲击，好多杂文、漫画作者因此受迫害。近几年来，由于“左”的影响继续存在，人们对杂文创作缺乏全面的认识，误认为杂文作者是“专门挑刺儿”的，贬杂文作者为“杂家”，杂文作者的潜力没有充分挖掘出来。因此，比起其他文艺形式的创作，杂文创作还不是很繁荣的，没有广泛形成一支专业和业余的创作队伍。这样的情况与我们的时代要求是不相称的。
同志们认为，在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的过程中，杂文、漫画的创作是大有可为的。同志们满怀信心地说，一定要在党的十二大精神指引下，振奋精神，勤写多画，为繁荣杂文漫画创作而努力。同志们指出，杂文创作要打开新局面，领导部门必须重视起来，帮助杂文作者解除思想负担，培养青年杂文作者队伍。对杂文作者来说，更要注意刻苦学习，讲究杂文的艺术性，也要讲究杂文的社会效果，把杂文写得更尖锐泼辣，开创繁荣杂文漫画创作的新局面。
座谈会由《新观察》主编戈扬同志主持。在会上发言的有：宋振庭、唐弢、廖沫沙、袁鹰、蓝翎、丁聪、焦勇夫、胡靖等同志。夏衍同志送来了书面发言。出席座谈会的还有舒展、曾岛、姜德明、沈同衡、江帆、王乐天、毕克官等同志。
（辛 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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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青年》举办的“‘五四’青年文学奖”
短篇小说征文评选揭晓
《中国青年》杂志举办的“‘五四’青年文学奖”短篇小说征文，已于最近评选揭晓。 这次征文活动，旨在促进短篇小说创作的繁荣，鼓励和帮助一大批有志于创作的文学青年更快地成长，并使更多的人能正确地认识当代青年。征文从去年五月开始，一年多时间内，共收到来稿五万多件，在《中国青年》上选登了三十六篇。最近，在群众推荐的基础上，经由丁玲、冯牧、王蒙等作家、评论家和团中央书记高占祥、陈昊苏等十二人组成的评选委员会评选，已确定优秀奖和鼓励奖的篇目。获优秀奖的有十篇：《飞过蓝天》（韩少功）、《矮的升华》（祖慰）、《庸常之辈》（王安忆）、《瓦灰色的楼房》（晓宫）、《星》（陶正、田增翔）、《红花白花》（谷白）、《直线加方块的韵律》（刘富道）、《设有靶标的小岛》（黄传会）、《蓝旗》（陈村）、《雨夹雪》（金岱）。获鼓励奖的有三篇：《金色的小鹿》（罗阿波）、《走过黑暗》（李逊）、《天葬》（雷建政）。
（顾志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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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两位女作家访问澳大利亚
我国女作家菡子、温小钰最近应邀赴澳大利亚，参加了在悉尼举办的新南威尔士州妇女艺术节的女作家周的活动。
这次女作家周的中心议题是妇女作者的创作问题。会议形式多样，有报告会、大会发言、小组讨论，作品朗读、图书展览等活动。
中国两位女作家在大会上分别作了题为《面向未来——谈女作家为儿童写作》和《中国当代小说女作家》的发言。中国女作家的发言和在讨论会上的问题解答引起听众很大兴趣和强烈反响。他们在中国女作家发言后踊跃提问，对介绍的粉碎“四人帮”后文学创作空前繁荣的情况表示欣赏，对中国作家所具有的社会责任感表示钦佩和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