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要同歧视知识分子的偏见作斗争
罗竹风
我们很喜欢说“劳动创造世界”。但过去对这个观点是怎样理解的呢？往往简单地理解为体力劳动。这是一种偏见。应当包括脑力劳动在内，才是正确无误的。还有一句“知识就是力量”的话，也必须作正确的理解。知识来自实践，而实践必然包括体力和智力两个方面。知识分子则以脑力劳动为主，主要的是以智力为人民、为社会服务的。
严格地说，没有知识分子的辛勤劳动，革命是难以进行的。就中国而论，如果没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能在中国传播么？中国革命之所以取得胜利，关键在于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同志开辟了这条道路并完成了这项任务，而他们无一不是知识十分渊博的。知识分子的功劳不仅不能贬低，而且是应该大书特书的。
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提出武装斗争和文化斗争两个方面军相互配合的问题，并且阐明了两者的关系。他还再三强调知识分子的重要性，认为知识分子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必须吸收千百万知识分子进入革命阵营，才能加强抗战的实力。足证这个问题在战争时期也是非常重要的。
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以至向更加宏伟的共产主义目标前进，都是离不开工农群众和知识分子共同努力的。特别是我国当前的现代化建设，更加迫切需要知识分子充分发挥才智，才能完成这一光荣而又艰巨的历史任务。现代化建设的最后归宿体现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方面，而两者又是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的。没有知识分子的劳绩，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建立不起来。共产主义思想是在继承和发展人类所有优秀文化财富中形成的，在建设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过程中，知识分子承担着重要的任务。
然而，对于这样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重大问题，我们却走过一段曲折的道路。歧视知识分子的偏见经常存在着，恰象一座冰山随着海浪的滚动而变化，时隐时现，忽高忽低。六十年代初期，周恩来同志曾经提出要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如果从那时开始，我们能够正确认识这个问题，不再继续让知识分子在极端不愉快的情景下，背着沉重的包袱而步履维艰，进退两难，那么，对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肯定是会大有好处的。可惜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蹉跎岁月，长久地徘徊僵持。那种偏见发展到“文化大革命”，几乎占统治地位了。张春桥、姚文元之类竟然提出了“知识越多越反动”那样荒谬绝伦的口号，从而使排斥、打击、迫害、摧残知识分子的暴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正如胡耀邦同志在十二大报告中所指出的：“过去由于‘左’倾思想和小生产观念的束缚，在我们党内相当普遍、相当长期地存在着轻视教育科学文化和歧视知识分子的错误观念。它严重地妨碍我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为了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采取了多种有效的措施，为知识分子恢复名誉，落实政策，大力纠正歧视知识分子的偏见，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那种“左”的流毒还远远没有肃清。过去和现在都有一些人喜欢以“大老粗”自居，并引以为荣，好象文化越低革命意志就越坚定。这无异是轻视文化和歧视知识分子的一种反常心理。我们应该明白：缺乏文化是时代的“疤痕”，无论如何也不应当加以赞赏；不然，又怎样理解雷锋那样可爱的人为什么要如饥似渴地学习文化，努力补上“缺少文化”这一课的纯正动机呢？
歧视知识分子的思想根源之一在于唯成份论。过去知识分子大多出身于非工农家庭，因而认定他们是小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天然地应该置于被改造者的地位。于是抓住那个“团结、教育、改造”的公式不放，特别是对“改造”更感兴趣，始终念念不忘。若在解放初期，即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是有一定必要性的。因为那时的许多知识分子来自旧社会，难免沾染上一些旧的污垢。然而，经过三十多年的工作和学习，这些老一代的知识分子也和工农一样，变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成员。至于建国以来我们自己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不但决定其意识的存在——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都和工农兵相同，即就所谓成份而论，由于阶级关系的变化，也和解放初期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迥然不同了，有什么理由仍然要对他们不断地使用“改造”这个紧箍咒呢？
歧视知识分子的另一个原因是出于对知识分子怀有戒心，把他们不看成是自己人，而置于“异己”地位。这样，必然对他们产生一种“管”和“改”的思想念头。从这种偏见出发，就出现了不公平的对待：凡是成绩都挂在工农账上，缺点错误则由知识分子全部承担。工业生产的某项技术革新，功劳都归车间工人，对科技人员只字不提，好象他们并不存在似的。对文艺创作，也有“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者动动笔”的说法。这些做法和说法，无非是要抹煞知识分子的作用。这显然是不公平的，也是错误的，必然会大大影响知识分子的积极性。
在今天，要谈改造，就不能单指知识分子；不能借口世界观没有改造好，就拧紧螺丝钉。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的，岂止知识分子，即使共产党员也不例外。整顿党风，不就是对党员的一种改造么？我们的远大目标既然是共产主义，那就谁也不能说自己已经十全十美了。从这个意义来说，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自是至理名言。
十二大强调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一齐抓，两者又是互相渗透、互相促进的，这样就需要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建设物质文明，离开科学文化是不行的。离开原子物理学家和其他科学家的研究成果，卫星不能够上天。没有农业科学家的实验和指导，农作物品种难以改良。没有千百万教师的培育，几亿青少年又怎能茁壮成长？文化教育是提高人民道德品质、转变社会风气的有力武器，真正的“灵魂工程师”正是建设现代化的、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所必不可缺少的基本力量，理应受到社会的尊重。
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应当造成一种重视知识分子的社会风气，与一切歧视知识分子的偏见作斗争。这个问题需要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高度来认识，也应当从是否认真贯彻执行十二大纲领的高度来衡量。现在强调同歧视知识分子的偏见作斗争，是完全符合人民利益和社会主义利益的，是完全符合党的利益的。
这种斗争很可能是长期的。人们的思想惰性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阻挠历史的伟大转变，所谓“积重难返”正是这个道理。果真如此，那就必须采取“韧战”精神，准备作持久战了。
第5版()
专栏：
管理国家必须有文化
——列宁著作学习札记
张文焕
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列宁就宣布，布尔什维克从剥削者手里夺取俄国的任务已经完成，以后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学会管理俄国。而要管理好俄国，就必须有文化。可是，新的国家的管理者，那些参加过夺取俄国的革命水兵、战士和工人，大多数恰好缺乏文化。这是列宁最焦心的问题。列宁说过，在俄国，要什么有什么，既有政权，又有各种经济资源和其他资源，但“就是缺乏本领”，就是“做管理工作的那些共产党员缺少文化”。（《列宁选集》第4卷第626页、636页）所以，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最初几年，就把学习文化和科学技术当作大事来抓。
在向俄共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政治报告中，列宁举了一个例子，说明提高文化对管理国家事务的重要性。俄国革命胜利后的第三年，国家缺少食物，莫斯科在挨饿。当时法国人表示愿意卖一批罐头给苏俄。俄共中央已批示同意做这笔生意，法国代表已经到了莫斯科。可是，莫斯科的工作人员谁也不会办这件事。外贸人民委员部和消费合作社互相扯皮，事情就是办不好。最后还是找政治局委员来解决这个具体问题。列宁批评说，在革命胜利后三年的苏维埃共和国首都，为了买罐头，还要政治局发指示和政治局委员来干预。“究竟缺少什么呢？政治权力吗？不是。钱也有了，可见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都是有的。一切机关都有。还缺少什么呢？就是莫斯科消费合作社和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百分之九十九的工作人员缺少文化（我丝毫也不反对他们，并且认为他们都是很好的共产党员），他们不能文明地来处理业务。”（《列宁选集》第4卷第643页）
列宁最初知道这件事后非常生气，但是又难于惩处哪一个人，因为谁也不会办事，谁也没有责任。列宁感慨地说：“即使处理最简单的国家事务也必须有文化”。（《列宁选集》第4卷第644页）列宁批评莫斯科的共产党员说：关于革命斗争，关于世界革命斗争的情况，他们可以对你讲得头头是道。但是，要摆脱极端贫困，必须深思熟虑，必须有文化，必须言行得当。这些他们都不会。列宁号召负责的共产党员应该从头学起，如果不懂得这一点，不进预备班重新学习，就无论如何解决不了作为目前全部政策基础的经济任务。
但是，要学文化，学科学技术，学管理本领，学做生意，就要向知识分子、专家、商人学习。这在许多参加过冲击冬宫的革命者看来，是难以理解的。他们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不怕死，不怕坐牢。为了取得革命胜利，他们出生入死，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现在胜利了，反而要向一贯被瞧不起的知识分子和商人学习。他们一时是想不通的。
列宁教育这样的共产党人要正确地对待不同时期的不同革命任务。在革命前的几十年中，共产党人一直宣传推翻资产阶级，教导大家不要相信资产阶级专家，要从他们手中夺取权力，镇压他们的反抗。列宁说：“然而，只要稍微一夸大，就是印证了一条真理：从伟大到可笑只有一步之差。我们已经把俄国说服了，我们已经把俄国从剥削者手中夺取过来交给劳动者了，我们已经把剥削者镇压下去了，现在我们应该学会管理俄国。为此就必须学会谦虚和尊重那些‘科学和技术专家’的切实工作，为此就必须学会实事求是地和仔细地分析我们的许多实际错误……”。《列宁选集》第4卷第476—477页）列宁指出：“对我们来说，那些虽然是资产阶级的但是精通业务的‘科学和技术专家’，要比狂妄自大的共产党员宝贵十倍，这种狂妄自大的共产党员无论白天或黑夜随时都愿意起草‘提纲’，提出‘口号’，发表完全抽象的议论”。（《列宁选集》第4卷第476页）
当时，一些“左”倾分子毫无根据地反对俄共中央的知识分子政策，列宁向那些反对者尖锐地指出：“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非难，对专家名著的诬蔑，不想弄清这些专家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就把他们统统叫作‘资产阶级’专家的行为，简直是给共产党人丢脸”。（《列宁全集》第31卷第396—397页）另外一些人则抱怨说：他们学过马克思主义，学过革命运动史，可是在监狱里没有人教他们怎样做管理工作。列宁回答说：“有很多东西我们在牢狱里都没有学过，我们只好在革命以后来学。”（《列宁全集》第33卷第82页）
列宁指出：布尔什维克有鼓动宣传的本领，有做艰苦革命工作的本领，能教育人们在艰苦的条件下坚持下去，进行顽强的斗争，正因为这样才挽救了俄国革命。但这是不够的，单凭这一点是不能胜利的。为了得到完全的和彻底的胜利，还应当取得全部科学和文化。
上面的那些话，都是半个世纪以前列宁针对当时俄国的具体情况讲的。现在看来，也还有很现实的意义。在落后国家掌握了政权的共产党人应当以列宁批评的那些事情为鉴戒，大力发展本国的文化和科学事业。
第5版()
专栏：
中国近代“终”于何时
李侃
若干年以前，国内史学界曾就“中国近代始于何时”的问题展开过一次争论。现在，对于把1840年的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已经没有什么分歧了。目前需要解决的倒是中国近代“终”于何时的问题。一个历史过程、一个历史时期或一个社会形态，都是有始有终的。那末，中国近代又该“终”于何时呢？
现在通行的中国近代史的教材和著作，高等院校历史系的课程设置，仍然普遍地把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本身不包括在内）当作中国近代史。我认为这种情况需要改变。
中国近代史，不论从社会形态、社会制度和历史发展的进程来说，都应该从鸦片战争写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因为这个历史时期包括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始、形成和终结；包括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和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发生、发展和最后胜利。现在通行的中国近代史，并不能反映中国近代社会历史的全部过程和全部内容，割裂了中国近代社会历史的完整性和民主革命的连续性，因此，只能说是半部中国近代史。
为什么讲中国近代史而不讲“五四”以后，这是有它的历史和现实原因的。一是因为从建国之初开始，就一直把五四运动以后的历史作为中国现代史或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从近代史中划分出来；再是因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密不可分，既然已有中国现代史和中共党史这样的独立学科，中国近代史也就只好讲到五四运动以前为止了。
这种做法，在建国初期是有它一定的道理的。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合理的东西，在另一种条件下往往就变为不合理的东西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三十多年以后，再把六十多年以前的五四运动为开端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作为中国现代史就显然不够合适了。一则，这个历史过程和革命阶段已经完结；再则，这个历史过程和革命阶段距今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之久。把已经完结的、过去了三十多年到六十多年的历史当作现代史，实在是说不过去的。
（摘自1982年11月17日《光明日报》）
第5版()
专栏：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常识读本（三十）
第二部分 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生活的物质基础的生产
第十一章 做好生产企业的经营管理工作
第二节 国有生产企业的经营（下）
开创经营的新门路，正确作出经营决策
用最大的努力去为满足社会需要增加生产，同时增加企业的赢利，这是企业经营的目的。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有有效的手段和办法，进行一系列的工作，比如必须正确地确定企业长期和短期的经营目标、经营方针和经营计划；企业必须为实现经营目标、方针和计划筹措各种生产要素，改善劳动组织，研究采用先进的生产工艺，发展新产品，改进老产品，按品种、按质、按量、按时地、最经济地完成预定计划，在产品品种、质量、供应时间、价格以及服务等方面使用户感到满意；企业还必须解决销售市场问题，保证销售渠道畅通；等等。总之，企业只有做好各方面的工作，才能算实现了企业的基本经营思想。
在这里，我们从企业的经营工作抽出两个带有关键性的问题讨论一下。
（一）企业经营工作应该是一种富于创造性的活动。只有不断开创新门路，才能把企业的经营水平不断提高。
开创企业经营的新门路，没有一套固定的办法，主要靠经营家开动脑筋，进行探索。这是一切创造性活动的共同特点。由于企业具有自然和社会两重属性，企业经营上的创新常常是从自然和社会两个方面从事研究的结果。而且这两方面的研究，常常是结合在一起的。比如发展一种新产品，就是从对社会需要的了解中形成的一种想法。或者是一种产品别处已有，但在本地还没有，在这种情况下，发展新产品的工作就是仿制和改制。或者是一种产品能满足某些特定需要，但尚未出现过，在这种情况下，发展新产品的工作就是去发明创造。不论仿制、改制或者发明创造，都需要运用自然科学的知识和技巧才能完成。但是在这里也需要对新产品的制造和消费所涉及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进行科学的研究。只有这样，发展这种新产品的工作才能完成。
不同类型的企业，开创企业经营的新门路也是不同的。农业企业和工业企业在生产条件上有很大的不同。只就土地这种生产资料来说，在工业中就不把它当作阳光接受器和植物生长所需各种养分（包括水分）的贮藏器看待。因此，在采取一些什么新的办法来充分利用土地的问题上，农业企业所考虑的问题同工业企业就很不相同。对一个农业生产企业来说，土地的充分利用常常是企业经营中的一个大问题。在工业生产企业中，也因类型不同，在开创经营新门路上会有不同的考虑。举例来说，在一个生产单件产品的工厂里，每一品种的产品一般只生产一件或者很少几件。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经营者经常考虑的问题是生产怎样的品种对发展本企业的生产更为有利。而在一个大批生产某一种（或少数几种）产品的工厂里，企业经营者经常考虑的问题则往往是如何改进生产线，更经济地把这种产品生产出来。而在分批生产的工厂中，企业经营者所考虑的同上面两种企业又会有所不同。
（二）要做好经营工作，就要求企业经营者们经常有许多新设想，要求经济工作者和技术工作者不断提供许多成果和建议。但是，企业对同样的问题只能采取一种主张，因此就有一个在各种建议、方案中选择最优方案的问题。为了做到这一点，企业经营者就要同经济工作者和技术工作者一起，对各种建议的根据及其可行性，进行仔细的分析和论证。综合各种方案的利弊得失，最后选定一个方案，付诸实施。企业作出的决策是关系到企业全局性的大问题。我们把这种决策称做企业战略性的决策。战略性决策是一个企业各方面工作的主要依据。有了这种总的决策，企业的生产和基本建设的规划、技术的应用和发展等才有了总的依据。这种决策对企业的命运关系重大。如果决策正确，企业可以因此得到很好的发展；如果决策失误，可以使一个很有实力的企业遭到失败。在国有生产企业中，企业的战略性决策往往不只是企业本身能够完全作得出的，上级主管部门乃至更高的管理部门也参与其事。但是最了解企业情况的、对企业的成败最关心的应该是企业本身，所以企业的经营者必须在这样的问题上认真地考虑，避免犯错误。这里所说的错误，或者是作出错误的决定，或者是在应该做出决定的时候，不敢作出决策而丧失时机。
在企业作出的经营决策中，也有不少虽然不是全局性的，但对企业的发展也有很重要的意义，这些决策所依据的也是企业内经济工作者和技术人员的创造性劳动。这种劳动是企业作出经营决策的基础和根据。这种创造性的成果当然越多越好，多了可供选择的东西就多。所以，对于取得创造性成果、提出创造性建议的人，应该给以鼓励。但是这些成果的采用与否，要看它同企业的战略决策是否一致，要看条件是否适宜，要看企业有限的财力人力究竟怎样使用最为合理。因此在企业经济工作人员和技术工作人员的创造成果中能够在实际生产和经营中运用的只能是其中的一部分。究竟采用哪些，不采用哪些，就要由对企业经营决策负有责任的人或集体来做决定。对于这样的决策人来说，他们的责任就更大。应该采用的不采用，那就是抛弃了发明和创造，挫伤了职工的积极性。这将是企业的一个损失，甚至是个大损失。但是，不该采用的采用了，也会对企业发生不利的影响。
本章执笔 晓亮 唐丰义
（原载《经济学周报》1982年第33期）
第5版()
专栏：
《国外经济文献摘要》第五期
《国外经济文献摘要》1982年第5期刊登了90多篇文献、学术动态和资料摘要等。
这一期介绍了阿·阿布卡特对世界能源市场发展趋势的看法。阿布卡特认为，当前世界能源市场的发展有四个特点：（1）工业国家能源消费比重下降。（2）能源结构向多样化方向发展。石油危机以后，许多国家大力发展替代能源；目前煤炭占能源供给的比重有所回升。（3）石油输出国的石油供应趋于稳定。（4）石油价格将继续上涨。
罗·海斯的文章《日本工厂为什么工作效率高》认为，日本在生产上取得杰出水平，其原因之一是把基本的小事做好，并始终一贯地不断加以改进。比如，创造一个清洁而有秩序的工作场所，保证机器无故障地运行；消除“所有弊病的根源”，确保问题在没有出现之前就得到解决；千方百计地降低次品率，产品的质量不臻完善不止。
E·斯科洛夫在《发展中国家的科学技术与经济增长》一文中提出，发展中国家选择技术，在关键的经济部门必须采用先进的新技术，但并不意味着应该把技术政策只建立在高度资本集约、高生产率技术的基础上。这是因为，把所有落后经济一下子转到现代工业基础上去是不可能的。这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分阶段进行的过程。把一个落后国家的技术再建设的全部问题，归结为建立几个装备有程序机床的自动化工厂，而忽略小企业的生产，是不合理的。在发展中国家，只要劳动力被有效使用，便可以加快经济增长的速度。
比曼森的文章《发展、技术与教育》，强调教育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有重要的作用。他提出，科学技术是通用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对各类技术人员和人的质量要求不会有什么不同。如果发展中国家不能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它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将永远不会缩小。目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别，在于利用科学技术的能力不同，主要原因在于教育制度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
《国外经济文献摘要》为双月刊，由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主办，1983年起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南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