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柯棣华书信选
编者按：今年12月9日是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印度医生柯棣华逝世四十周年纪念。柯棣华于1938年9月随印度援华医疗队到中国，在八路军中服务，1942年7月参加中国共产党，1942年12月9日积劳病逝，年仅三十二岁。他在中国工作五年间，忘我地救死扶伤，成绩斐然。毛泽东同志为柯棣华追悼会亲笔写的挽词中说他的逝世使“全军失一臂助，民族失一友人”。朱德同志亲笔为柯棣华墓题词：“生长在恒河之滨，斗争在晋察冀，国际主义医士之光，辉耀着中印两大民族。”周恩来同志当时写信给柯棣华家属道：“柯大夫曾是中印两大民族友爱的象征，是印度人民积极参加反对日本黩武主义和世界法西斯主义的共同战斗的模范。”解放后，叶剑英同志率领中国人民军事友好代表团到印度访问时专程探望了柯棣华一家。
柯棣华大夫在中国期间，给在印度的亲人和延安的战友巴苏等写过许多信，这里选摘的是目前征集到的七十几封书信中的一部分。在这些信里，不仅包含了他对亲人、对战友、对祖国的深情，而且可以看到他把中国人民的抗战当成自己的事业，并为之献身的革命精神，洋溢着国际主义的友情。
1938年7月5日在孟买家乡给父亲的信
最近，我会见了和援华医疗队有联系的吉·麦太医生。这个医疗队几乎不到六个人。最后只有那些具有足够外科经验的医生才会被选中。这些医生最后将被安排在自己能力所及的岗位上工作，并由中国医疗部门领导。
他向我指出了前景黑暗的一面：要冒生命的危险，失去深造的机会和有发展前途的工作，等等。我并不认为这些事情是那么阴暗。所以，我毫不犹豫地提出了申请，并尽可能地宣传我的特长，急切地盼着入选。
不知道你对我最近这种行动有何想法。我希望，你会一如既往地热情支持我这一生所作的选择。
1939年1月16日自重庆给哥哥孟凯什的信
今天早晨，卓克大夫把你的信交给了我（在这封信里，孟凯什告诉柯棣华，他们的父亲逝世了——译注）。忍受这种悲痛，对于我并非十分困难。就在昨天，这个城市遭到第一次轰炸，当场炸死五十多人。我看见从瓦砾堆中拉出来的男人、妇女和无辜孩子的尸体。他们有什么罪过要遭到那样的惨死……
请你竭力安慰亲爱的A（柯棣华的母亲——译注），她的命运是最悲惨的。请她相信，在千里之外，有一个人，他虽然不能在她身边，却正在为她向上帝祈祷！
我十分抱歉不能帮助你什么。你在忍受着巨大的精神痛苦的同时还要处理经济问题，这确是十分困难的，但我相信你能妥善处理。
1939年4月12日自延安给二妹夫达塔拉姆潘特的信
你一定从我写到绍拉普尔的信中知道我们已经搬到了这里——延安北面十五英里的一个地方。过去这里是一个小医院，现在正在这里建立一个大型的模范医院。与其说是建立起来的，还不如说是挖出来的，因为整个医院将由在山上开出来的窑洞所组成。这个地区的山都是黄土山，它是由遥远的北方刮来的尘土聚集而成的，因而土质是松软的，几乎没有岩石。这些山的形状很独特，它们不太高，山坡并不光滑，有天然形成的层层阶梯。这里的树少得出奇，一眼望去，你最多只能看到五棵树。由于这里土质松软，所以在这里打窑洞是很容易的，但土崩和窑洞塌方的事故也是经常发生的。
还是让我们回过来谈谈医院吧！它已接近完工，二十五个窑洞已挖出来，其中十六个窑洞一行，显得非常漂亮，每个窑洞能容纳五个病人。还要逐渐增建更多的窑洞，以容纳二百个病人。
这个医院将在两个星期内开始工作。我们预料医院的工作一定很忙，因为这个医院将为同延安的八路军总部有关联的三万多人服务。
根据中国当局的说法，自从汉口失陷，战争已经进入了第二阶段——军事相持阶段。在最近五个月里，由于中国人集结在一些天然的屏障后面，由于游击队不断地切断日本人的很长的交通线，日本兵没能取得任何进展。因此我们看不到刚来中国时的那种情景，比如在汉口一辆辆载着伤兵的卡车源源不断地驶进城里。中国人现在正在忙于建设一支强大的军队，集中军备物资，等等。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将发起反攻，把敌人赶出国门。
目前，我们在这样一种人当中工作，这种人即使在某次战斗中失利，也不会被打败。八路军吸引着人们，特别是吸引着国内外真心想抗日的学生。
每个机构都有政治指导员。他们对所在机关的工作人员和勤务员进行政治教育。甚至我的“小鬼”（“小鬼”是为高级军官做勤务工作和传递信件的小孩）也知道他本人不仅仅是给我们打扫窑洞的勤务员，而是一个积极抗日的战士。他们知道什么是法西斯主义，什么是德国和苏联等等。有一天，一个首长的勤务员让我给他讲印度革命的故事。我在他这样的年纪时爱听鬼的故事，最好也不过是爱听伊索寓言。当然每一个人都非常自觉地努力工作。今年他们都很担心，万一西安失陷，他们的粮食供应将被切断，因此决定每个机关都要自己生产粮食。每个单位都分到了几块土地。看到学生、教员、医生和护士在空余时间拿着镐头下地干活是很有意思的。只有有觉悟和有决心的人才能做到这样。关于这些人以及全体中国人民，我要告诉你的实在太多了，等我回去以后再谈吧！
我已好长时间没有收到亲爱的玛哈拉萨的来信了，我知道她照看米纳是很忙的。我真希望她每天能花点时间读书，要不然，她很快也会和她的几个姑母一样。每天看看报，不但可以提高她的英语水平，而且可以扩大她的眼界，只有有学识的母亲才能培养出有教养的女儿。我听到关于米纳的许多事，你能把她最近的照片寄一张给我吗？
1939年11月15日自西安给四妹萨鲁和五妹巴比的信
前几天中国前线一个重要将领邀请我们去，我们欣然接受了他的邀请，因为我们到现在还没有机会到真正的前线去工作。我告别了延安的人们，现在已经到达这里。两三天之内我们就要向前进发了。到达目的地可能需要二十天左右。虽然在一些地段我们可以坐火车或骑骡子，但大部分路程还得靠步行。这里的铁路系统很怪。坐火车到了日军占领区的边界就得下来步行，但是走几英里以后就又可以乘火车了。在中国人控制的地区以外，同样是这辆车，竟是由日本人掌管着！现在日军正轰炸由中国人控制的铁路系统，而中国人也以炸毁日本占领区内的铁路和桥梁作为回敬。尽管如此，火车还是照样“畅通无阻”。大部分路程我们还是不能乘火车。
我们由延安南行到西安的旅行也是很不一般的。这些日子中国汽油奇缺，因此汽车里总是那么拥挤。为了保证我们和三个护理员的安全，有两名军官和八个民兵和我们同行。卡车上共有五十六个人。车上过于拥挤，有些人不得不拽着车帮，为了不至于被卡车剧烈的颠簸甩到路边的山谷里去，他们紧紧抓住那些坐在车里边的人的手腕。由于摇晃和拥挤，他们当中有些人包括我们的两个警卫员感到头晕。我们轮换着紧紧地抓着他们的皮带。就这样走了两天，第三天上午，卡车发动机坏了，那些头晕和一路上紧紧抓住车帮的人都非常高兴。当然我们也并非不高兴。大家决定把车推到离那里二十英里的下一个村子，然后打电话从西安再要一辆车来。我们费了几乎整整一天的时间连推带拉才算把坏车弄到那个村子。从随信寄去的照片你可以看到当时我们推车的情形。车上除了我们之外，还有一个刚从德国来的犹太人医生，一个父系是新西兰血统的中国人，还有两个被俘虏的日本兵，真可以说是一个国际聚会！
现在寒冷的冬天已经在这里降临了，很快就会下雪。我们都做了棉袄、棉裤和棉大衣，当我们穿上这些棉衣的时候，都显得那么臃肿。
一封信送到前线需要很长时间，所以请你们千万不要为写许多回信而花费宝贵的时间、精力和邮费。就我来说，我将尽可能经常给你们写信，即使是这样，一旦你们很长时间接不到我的来信，也不要过于焦急，前线会象这里一样安全的。
1940年1月4日自山西武乡给大妹希拉的信
我们于一星期前安全抵达这里，从西安到这儿用了一个月多一点的时间。坐火车启程时，车里异常拥挤，以致有些人竟坐在车厢顶上！中途，我们不得不下火车走了二十来英里路，因为日本军队在铁路线对面驻有重兵，并不断从那里炮轰铁路。下了火车以后，我们步行了三天，来到黄河边上，我们清晨坐小船过了河。从这里，开始了艰难的旅行。我们每天都得走上十五至三十五英里路。太阳总是早在四点钟就落山了。因而，我们早上不得不很早就起身，特别是要走远路的时候。晚上我们被安排在八路军的兵站住宿。早上总是非常冷的，差不多总到零下十五度。每天我们要翻过一两座高山，有时甚至要翻五座。经过三个星期的单调旅行（途中因要在欢迎会上讲话，停留了两次。休息了两天），我们到达了旅途的一个关口——日本人的封锁线。穿过封锁线并不象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危险，但也非常麻烦。你必须夜间穿过各种各样的山口，一口气走上二十五英里路！有两个连的步兵担任我们的特殊警戒。一旦出现战斗情况，他们可与敌交战，掩护我们安全通过封锁线。日本人占领的四个村庄正好坐落在一条线上，中国人从两个边上的村庄向日本人发动进攻。由于夜间无法估计中国军队的兵力，中间两个村子的日本军队也就不敢贸然出动袭击中国士兵。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得不以最快的速度冲过了一个被占领的村子。没人悄声说话，也没人抽烟，我们简直是一步跨过公路的。日本人是开了几枪，但那时我们已离开了危险区。我们穿过封锁线以后的一个星期内，中国军队就全部占领了那四个村子。我们在通过封锁线三天后，到达了八路军总部。这个地区的村庄都曾在不同的时间被日本人占领过，有些村子被占领达八次之多。每当日本鬼子被迫撤离村庄时，他们就放火烧房，因此这里大部分房屋都没有屋顶。
到此不久，八路军总司令就会见了我们。这支军队几乎在整个华北抗击着日本侵略者。然而他们的司令员每月却只拿五元的薪金（相当于十一卢比），吃的饭也极其简单。由于所有官长都拿这样微薄的薪金，所以在同样经费开支的情况下，这支军队在编制上可比其他军队有更多的兵员。他们极为重视对士兵的政治教育，因而，他们能在艰苦的战争条件下自觉战斗而毫无怨言。他们有一个对日本兵经常进行宣传的部门，日本俘虏在这里经过短期教育后就被释放。
1941年1月18日自晋察冀给巴苏大夫的信
我碰巧遇到了聂司令员，他告诉我说你给他去了个电报，告诉他说印度国民大会要我们回去，而你却准备在这儿工作下去。我呢，我也认为我还应在此停留一阵子。明天我准备找他谈谈，然后再拍电报把结果告诉你。请你给我来信，和我详细谈谈你在延安的工作情况。你说我是否有必要立即动身回延安去？请经常给我来信，告诉我一些印度的消息，而且，如有可能，寄给我一些印度的剪报和英文书籍。也把我的信捎来，我知道最近经常有人从延安来。
1942年1月4日自晋察冀给巴苏大夫的信
我简要地告诉你去年我在这儿的工作情况。去年1月我正式参加八路军之后，即受命主持国际和平医院的工作。这个医院是由白求恩卫生学校原来附属的一个“所”（指医院——译注）同另一个“所”合并而成的。共有两百来个病床。由于我是医院的领导，势必承担一些行政工作，再加上我还需要照看这里的外科病员，所以我是相当忙碌了。我的医疗工作包括照顾外科病员、动手术和指导学员在手术室实习。我们平均每天要做两个手术，大批的伤病员经常转到这里来。在去年一年中，我们做了四百三十多个外科手术，其中包括四十五例截肢术，二十个疝气修补术，三十五个腰部及腱骨前副交感神经切除术，三个肠吻合术和几个妇科手术。这就是我在这里的工作简况。虽然在学术方面没有什么进展，但是，在外科技术方面，我的收获倒是挺大的。
关于学习，没有英文的政治书籍是一大碍难（我没有收到从延安寄来的书，我也不可能从这里找到），特别是去年上半年是如此。但不管怎样，现在我已认得不少中国的方块字，这使得我能够看一些中文书籍，如《中国革命史》等等，而且，我还可以几乎不查字典就看懂报纸。报纸的社论（特别是延安《解放日报》），我很感兴趣，尤其是分析政治形势的文章。现在主要的问题是时间不够。一句话，我的政治理论学习并不令我满意。
去年，我最大的收获是性格方面有了显著的改变。如你所知，在未来延安以前，我在政治上是多么的落后，脑子里都是资产阶级思想，虽有一些民族主义意识，但对革命的方法却极模糊。在去年一年中，我过着八路军战士的生活，在会上以及个别交谈中得到同志们的帮助，使我的思想和性格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我感到1941年是我一生中极其重要的一年。
在讨论我们回印度的问题以前，我要告诉你一件事。1941年11月25日我和郭庆兰同志结婚了。她就是那个戴眼镜的女教员。这是在经过令我头痛的苦苦思索之后才作出的决定。奇怪的是，一种东方国家在反法西斯的前提下结合起来的想法，也使我作出结婚的决定。你积极参加了在延安成立的那个东方国家反法西斯联盟的工作，后来还被选为边区政府的参议员。我想，这些政治活动，也许将使你非常忙碌，在短期内也许不能回印度去。我也不急于作回去的打算，而且也和你有同样的想法，我们两个应尽可能一块儿回去，将来尽可能地在一起工作。当然，结婚不会影响我回印度或去延安，但对之却也不得不加以适当考虑。
谈到回印度的问题，我感到我们应该在中国再呆上一些时候。我们在这里可以学习到对变幻莫测的政局所作出的清晰的分析，而这种分析在印度是学不到的，尽管印度也处在反法西斯战线上。我虽然不急着回印度，但我却迫切想到延安去，我真想到延安后好好总结一下我在八路军中所学到的一切。估计在明年春天我很可能和那个牙科医生一道回延安。我不了解你在延安工作、学习的详细情况，但我希望你也能在那里多呆一段时间……
〔选自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的《纪念柯棣华》文集〕（附图片）
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五日，毛泽东同志等在延安会见印度援华医疗队全体成员。（自左起，巴苏华、柯棣华、木克华、毛泽东，八路军卫生部长姜齐贤、爱德华、卓克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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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红色留下的联想
蒲 红
秋末霜降后，我们相约去看红叶。
临行前，我在细细地想，红色会给人留下什么印象呢？
记得幼年学画时，我的老师曾经告诉我“红色是自然色中最深的颜色”。这句话，在我的脑海中留下的印象是很深的。
我喜爱红颜色。作画时，总是在万绿丛中点上一点红。似乎，一幅画的生气便是从这“一点红”中透露出来的。
有一次，陪一位外国友人去购画，跑遍了北京的画店，他都选不中意。原来，他是执意要买一幅群峰之中带有镶红的卷画。
尽管我心中明白，中国画多半是水墨画或青绿山水，但还是抱着一线希望，来到最后一家我们没有踏过的画店。
这家画店设在天坛，叫“燕文阁”。尽管没有“荣宝斋”那么出名，也颇有些“藏画”。我一进门便说明了我们的来意。店中的人员几乎倾巢出动，去寻找那“镶红”的卷画。
真是万幸，居然从那千卷画中，找出一幅“群峰红叶”来。
我真是喜出望外，因为这幅画不仅色彩美，就是构图的意境也是称得上“绝”的。那耸立的群峰，看上去气质轩昂；那蜿蜒小路，有如心中的曲直不平；那一身红裹，真是刻意深邃。难怪我的先师告诉我“红色是自然色中最深的颜色”，原来，它是将色彩涂染在人们的心灵深处了。
清晨，我们踏上旅途，去香山看红叶。一路谈笑，偶然间，一位长者问我：
“你喜欢红色么？红色给你留下的最深印象是什么呢？”
“很多很多。不过，倒有一件小事，烙记在我的脑海中，使我终生难忘。”
那是十多年前的事了。那时，我还年幼，只记得一个漆黑的夜晚，我被人叫去，说是让我见我的父亲。我已经有半年多没有见到过父亲了，尽管心中忐忑，可也是巴望不得的。我袋里装上几颗糖果，跟在来人身后，匆匆奔去。
我被呵斥在门外，身边的窗户“嘣”的一声被打开，刺眼的灯光射进我的眼睛。站在窗外，看见父亲站在屋中的小木凳上，细细的铅丝吊着沉重的大木板勒入父亲那带有弹痕的脖颈。还没有看清父亲的脸，一片冰雹似的巴掌声突然间骤起骤落。我被惊呆了，盯着父亲的脸。那殷红的血从父亲的眼睛里、鼻子里、耳朵里、嘴里涌出，滴落在方凳下面的地板上……暗红色的……暗红色的……比我作画时为了装点万山群峰的素裹，为了着意人间留盼的希望而选择的红色还要深，还要深，深得使我终生不会忘记。
是啊，还是我的画师说得对：红色给人留下的印象太深了！
谈话间，我们已经来到香山脚下。由于说话，竟不知我们已经置身于黄栌林下了。
据说，红叶时节是十分短暂的。须得霜降，满山秋叶经霜打之后，才能变红。其季节不过是十天半月罢了。想到这里，便不觉感到红叶之可贵了。
然而，举目望去，却又使人感到红叶之可敬了。那漫山遍野的红叶，犹如身着红衣的少女，亭亭玉立，完全不会使人断想到秋色将暮，年华将尽，反倒使人感到生命正红，一切将始。
这使我想到，无论大自然是否是有意志的，但众人的感觉是正确的。人们之所以要秋游香山，正是要饱览这使人难忘的红色。这不仅是色彩美，更是性格美，意志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