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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既解决问题又稳定局面
胡尔任
党中央在农村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过程中，有一条值得特别强调的经验，就是坚决摆脱了多年来那种用批人整人来贯彻方针政策的错误作法，恢复和发扬了我们党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既解决问题又稳定局面的优良传统。作者试图从这一方面来阐明一种正确的领导方法和领导艺术。
党中央在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过程中，有一条值得特别强调的经验，就是坚决摆脱了多年来那种用政治运动批人整人来贯彻方针政策的错误作法，恢复和发扬了我们党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既解决问题又稳定局面的优良传统。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在制订和贯彻农业新政策的过程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强调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强调服从真理、纠正错误，强调尊重群众意见、爱护和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强调典型示范、自觉自愿、逐步推广；在党内生活方面，特别强调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健全党内民主生活，在重大问题的决定时进行反复酝酿、充分讨论，既强调服从多数又注意尊重少数，既强调服从上级又注意尊重下级，既强调严格纪律又注意以理服人。这种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是我国经济日益繁荣的可靠保证。
三中全会以后，在农村坚决纠正长期的“左”的错误，是整个拨乱反正工作的一个重点。在推行和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过程中遇到了种种阻力，这当然是一场严重的斗争，但是，党中央没有这样提出问题，也没有想用什么斗争的办法来解决问题。没有采取什么“大批判开路”、“大批促大干”、“开展两条路线斗争”的办法；对于那些思想不通、行动犹豫甚至顽固抵制的同志，也没有采取什么辩论会，没有在会上或者在报上批判过什么人；还特别注意防止一阵风、一刀切、强迫命令、以势压人的作法，坚持正面教育和典型示范，坚持宁肯慢一点稳一点，踏踏实实，分类指导。党中央在这一场农业大变革中采取的这一系列的稳妥措施，不仅在农业建设上收到显著的成效，而且在使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化方面也作出了很好的榜样。
人们认识真理总是有一个过程，有的快一些，有的慢一些，有的深一些，有的浅一些。总是要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经过比较，经过反复，经过修正，经过补充，认识才能逐步清楚，逐步正确，逐步完整。一个人是这样，一个组织也是这样。一般组织是这样，就是党的高级领导机关也常常是这样。在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对于新的农业政策，也有过根据实际情况的发展不断充实、不断完善的过程，也有过集中群众意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过程。
特别是在经过长期曲折刚刚端正思想路线、进行拨乱反正的时候，对很多重大问题的认识不免是有分歧的，有的甚至是很对立的。在这种情况下，要统一认识，团结一致地行动，当然很不容易。既不能象过去那样用大帽子压人和用斗争整人，也不能对统一认识简单从事或操之过急。要恢复和发扬我们党那种深入细致做思想工作的光荣传统，要善于从理论和实践结合方面做说服教育工作，善于用典型示范、总结经验、逐步推广的办法帮助人们提高认识。因此，中央确定的农村政策充分考虑到给下级以根据具体情况灵活机动的可能。三中全会的农业政策原则是很明确的，但实施的办法确实是容许多种多样的。对于那些一时思想不通的人也留有余地。对先进的热情鼓励，对后进的耐心等待。容许在大原则下多种办法同时存在，容许进行竞赛。鼓励持各种意见的同志作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和试验，拿具体事实来证明自己的意见或者批评别人的意见。
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新事物，在初期，积极赞成的地区是少数，敢于去创新的负责干部也是少数，他们是在重重责难和压制中前进的。当中央和领导肯定了他们的创新以后，在当地逐渐由少数变为多数。他们因为当过“少数”，他们也懂得会议上的少数不一定代表群众的少数；而且有时真理常常在少数手里。他们也深感“少数”受压的苦处，所以他们对于仍然思想不通的少数，就注意不采用责难和压制的办法。在党的会议上，既强调少数服从多数，又注意尊重少数的意见；在执行的时候，既强调下级服从上级，又注意给下级以机动灵活的余地。甚至特别容许一些地区的领导同志坚持他们自己的意见，容许他们按自己的意见继续试行一个时期。我们访问过的江西吉安地区、赣南地区和安徽滁县地区，地委书记都是推行包干到户很坚定的，但是，在该地区包干到户发展到多数生产队的时候，地委并没有趁势强行推广，反而一再强调因地制宜，防止一阵风、一刀切，容许、保护一些县不搞包干到户。地委书记对那些不搞包干到户的县委书记说：地委不批评、不压制你们，希望你们对于你们的下级也不要责难和压制。在这些地区，包干到户已经超过90％，但是，他们没有因为不推行大包干撤换过一个干部，也没有批判过一个干部，对于留下来的百分之几的少数生产队，不仅不施加压力，而且仍然鼓励他们、保护他们、帮助他们。所以，在这些地区，没有因为赞成和反对形成两派，或者同过去的派性结合起来；没有出现你压我、我反你的分裂活动。结果全区生产大发展，干部和群众的团结也大大增强了，十多年来贫困落后的面貌改变了，闹派性的隔阂分裂局面也改变了。党中央这种既弄通思想又团结同志、既解决问题又稳定局面的方针，在这次农业大变革中显示了它的威力。
本来，一些部门、一些地区的领导同志在贯彻中央精神、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方面，跟不上形势，这是难于避免的。值得注意的教训是：当自己错了的时候，如何能够早些觉悟起来，尽快纠正，特别是如何防止扩大错误、错上加错。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很好地总结和吸取了这方面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党章第十、十四、十五、十六条规定得很明确。党章规定：党的领导人的活动要处于党和人民的监督之下；任何党员都不能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任何领导人不允许个人专断；少数必须服从多数，但对于少数不同意见，应当认真考虑。关于下级服从上级，新党章强调：“党的下级组织必须坚决执行上级组织的决定”。只有这样，才能如总纲中规定的：“党内充分发扬民主，在民主的基础上实行高度的集中，加强组织性纪律性，保证全党行动的一致，保证党的决定得到迅速有效的贯彻执行。”这就是说，不容许任何下级自以为是，对上级党组织的决定采取“合意就服从，不合意就不服从”那种无组织无纪律的态度。另一方面，新党章又规定：“下级组织如果认为上级组织的决定不符合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情况，可以请求改变；如果上级组织坚持原决定，下级组织必须执行，并不得公开发表不同意见，但有权向再上一级报告。”这里，就是说，对上级党组织的决议必须执行，但不能一味盲目地执行。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六中全会以后，我们党的干部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普遍提高了，党中央的威信也大大提高了，下级干部在贯彻上级决定和执行领导同志意见时，能够考虑是否合乎马克思主义，能够考虑是否合乎党中央的精神，注意在政治上同中央保持一致，这是很好的现象。在这次贯彻执行中央关于生产责任制的政策中，很多下级干部常常这样考虑问题。万里同志在农业书记会议和农村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的报告中说：“过去农民受了气也不敢吭气，现在有人再搞那套‘左’的东西或者干其他坏事，他们就要抵制了。有些地方社员搞大包干，干部去‘纠偏’，社员就质问他：‘你不听中央的，我们为什么要听你的？’”这一段话是很值得深思的。我们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既规定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而且还规定全党要服从中央。就是说，下级要服从上级，但是还要强调全党服从中央。如果下级发现上级的决定违背了中央决定的精神，当然有权提出意见，而且有权向再上一级报告，直到向中央报告。新党章在十二大讨论时，加上了“但有权向再上一级报告”一句，是十分必要的。
早在1930年，毛泽东同志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就教导我们：“我们说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是正确的，决不单是因为它出于‘上级领导机关’，而是因为它的‘指示内容’是适合于斗争中客观和主观情势的，是斗争所需要的。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为什么党的策略路线总是不能深入群众，就是这种形式主义在那里作怪。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可见，对上级指示不能“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执行”。总之，不能唯上唯书，要唯实，要实事求是。
我们党是一个大党，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大国，我们各地区各方面的情况十分复杂、区别很大，这就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党来进行集中统一的领导，全党在政治上同中央保持一致；同时，又要在政治上同中央保持一致的前提下，把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充分调动起来。正如耀邦同志在十二大的报告所说：“我们的全部经济工作，我们的一切方针、政策、计划、措施，都必须立足于统筹安排，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把中央、地方、部门、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都充分调动起来，科学地组织起来，使之发挥出最有效的作用。”
在1981年的两次会议上，中央领导同志曾经号召各地区各部门主动地独立地开展工作，强调发动大家的积极性创造性，指出：中央没有想到的，你们可以想；中央没有叫干的，你们看准了的，可以干；中央说的不适合你们地区的情况，你们可以变通办理；中央决定错了的，你们可以争论。……一个叫想，一个叫干，一个叫变，一个叫争。当然，按照组织原则，这几条都要向上级，向中央，及时反映汇报，或者交换意见，或者请示报告。这样，就可以真正造成一个生动活泼、你追我赶的局面。
毛泽东同志早在1957年就向全党提出：“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经过三中全会以后三年多的努力，这种新局面终于开始实现了。随着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村不仅日渐出现繁荣兴旺的景象，而且日渐出现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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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精神贿赂小议
沙华
所谓精神贿赂，不过是标新立异的提法，精神贿赂其实就是拍马屁、阿谀奉承。把拍马屁、阿谀奉承同贿赂这种经济犯罪现象对比一下，也确能发人深思。
贿赂是为达到某个目的而以财物收买别人。精神贿赂呢，奉送的是阿谀奉承罢了。有人说过，拍马屁的人是披着温顺的外衣，以便钻进对方的肚皮来支配他，可见这二者有一点共同性。但精神贿赂比起财物贿赂来，却有着隐蔽性的特点。精神贿赂奉送的是阿谀之词，空口无凭，使人抓不到把柄。而且，高明的马屁精也是拍马有术的。一开始，他们并不把调子唱得太高，使被捧者有肉麻之感。只有当被捧者已飘然昏然而不知西东之时，他们才唱得响入云霄，可惜这时被捧者已难以觉察了。精神贿赂的不易露馅，还因为它是放长线钓大鱼的。一个马屁精也许要拍马屁几年乃至十几年，才能达到他升官掌权的目的，不象用财物收买人那样急功近利，几等于现货交易。前些时陆定一同志说过，在拍马屁这个问题上，林彪、江青、康生就是殷鉴。殷鉴这个词用得发人深省！
（原载《新民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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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点民国史
长城抗战与《塘沽协定》
日本帝国主义自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我国东三省之后，本着蚕食中国以至最后独占中国的既定方针，加紧作侵略华北的准备。1932年日本帝国主义在制造伪满洲国的同时，即大造“热河为满洲国土”、“长城为满洲国界”的舆论，并集中优势兵力在东三省境内疯狂镇压抗日义勇军，以解除它侵热的后顾之忧。
1933年元旦，日军故意在榆关制造事端，随即炮击临榆县城。我国驻临榆的东北军第九旅何柱国部官兵忍无可忍，奋起还击，揭开了长城抗战的序幕。国民党政府惟恐事态扩大，不肯支援，3日，榆关失陷，城内商号、民房毁于日军炮火者500户以上，民众死伤千余人。日军占榆关后，于10日占九门口，接着向锦州、通辽、绥中等处集结兵力，准备三路进攻热河。
面对日军的侵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于1月17日发表宣言，提出在立即停止进攻苏区、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和立即武装民众的三个条件下与国内任何军队订立抗日的作战协定。平津沪等大城市的工人、学生、商人，各地民众团体、爱国将领纷纷通电要求抗日，就连一些参加“剿共”的国民党军将领也不断请缨。但国民党政府仍幻想国联的所谓对日制裁，而不作认真抵抗的准备。日军便于2月下旬以第六、第八两师团向热河进犯，守军万福麟等部纷纷溃退。日军所到之处，奸淫、烧杀、抢掠，无所不为。3月3日，热河省主席兼第五军团总指挥汤玉麟闻平泉失陷，即率部弃省会承德西逃丰宁。4日午时，日军先头部队128名不费一弹即占领承德。
热河旬日之间为日军侵占，全国人民极为悲愤。蒋介石在全国同声谴责下，竟将丢失热河的责任转嫁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张学良身上，迫张引咎辞职，由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取而代之。为给何应钦的嫡系部队及应付群众的舆论，调了中央军第二师（师长黄杰）、二十五师（师长关麟征）和八十三师（师长刘戡）三个师北上，统由第十七军军长徐庭瑶指挥。
日军占承德后，随即分兵攻击长城各口。3月4日，日服部旅团从凌源出发占冷口。6日，为晋军三十二军黄光华师夺回。9日，服部、铃木两旅团联合先遣队进犯喜峰口，占领北侧长城线山头。驻遵化西北军二十九军宋哲元部一○九旅旅长赵登禹派王长海团急往救援。官兵们抱国耻奇痛，组大刀队500名于晚间潜登日军所占山头，出其不意地将山头日军砍毙。大刀队亦多数壮烈牺牲。次日，日主力部队抵达，下令三日内攻下长城各口。其步兵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向喜峰口、古北口等处全线猛攻。时二十九军主力部队亦相继抵达。赵登禹率部伏处各峰峦幽僻处，待敌炮火暂戢，敌兵临近时，蜂拥而出，用大刀砍杀。赵负伤，仍督战，士兵更英勇，给敌以重创。同日，中央军关麟征部开抵古北口，官兵们激于爱国热情，与东北军王以哲部共同抵御日军第十六旅团的进攻。11日晚，赵旅与佟泽光旅分两翼绕敌后，占领日炮兵阵地，毁其大炮18门，烧其辎重粮秣。经过几天战斗，古北口方面国民党中央军三个师轮番上阵，遭受重大伤亡，12日退守南天门阵地。而喜峰口方面，日军虽多次进攻，终未得逞，14日后撤至半壁山。其后，日军在罗文峪、冷口分别发动过几次进攻，均遭守军抵御而未达目的。
长城抗战不仅给骄妄的日本侵略军以沉重打击，而且显示了中国军队抵御外侮的士气与能力。全国各界强烈呼吁国民党当局趁时实行全民族的抗战，收复失地。但是，蒋介石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4月上旬，他连续在江西对“剿共”军将领训话，说什么“我们的敌人不是倭寇而是土匪（对红军的诬称）”，宣称：“凡我‘剿匪’将领，嗣后若再以北上抗日请命，而无决心‘剿匪’者，当视为贪生怕死之辈，立斩无赦”。同时请出他的盟兄黄郛出任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负责对日交涉妥协。黄郛是有名的亲日派，他一受命就在上海频繁地与日人密洽妥协途径。日军早已窥破蒋介石的态度，以加紧军事进攻来取得蒋介石的投降。4月1日进攻滦东，侵占沙河寨、石门寨。接着，又增加兵力，再次猛攻长城各口。我国守军奋勇御敌，但孤军无援。在何应钦撤退命令下，11日放弃冷口，13日撤出喜峰口。滦东守军何柱国等部也遵何令向滦河西岸撤退。日军侵入滦阳、秦皇岛一带。这时，日军想在平津用收买汉奸从内部策反的办法，在华北制造第二个伪满洲国，一度将滦东日军撤返长城附近。至5月初，策反不成，再次加紧军事进攻。当南天门阵地争夺战正烈时，12日，黄郛竟按照日驻沪武官根本博的意图，密电何应钦，提出将古北口附近、南天门中央军撤至密云后方牛栏山一带，以换取日军停止进攻。13日何应钦令南天门守军撤退。但日军并不以此为满足，几天之内跟踪侵占密云、牛栏山、平谷；滦东日军亦渡滦河占唐山、玉田、三河、香河，对平津取包围之势。
日军虽然进逼平津，但担心英美等帝国主义国家的干预，还不敢冒然占领，便加紧以军事威胁迫国民党政府订立城下之盟。5月17日，黄郛赶抵北平。22日，行政院长汪精卫密电黄郛：“除签字于承认伪国，割让四省之条约外，其他条件皆可答应”。当晚黄郛亲至日海军武官宿舍与日代办中山、武官永津、藤原会谈，接受日方提出的撤兵线及“今后不准有一切之挑战行为”等条件。25日，又派军使往日军阵前求和。同日，何应钦电令前方部队，按日方指定之线撤兵。31日，派北平军分会总参议熊斌与日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在塘沽正式会谈。熊斌在日方事先拟定的条款上一字不改地签署了《塘沽协定》及附件“觉书”。“协定”内容为：（一）中国军即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之地区，尔后不越该线而前进，又不行一切挑战扰乱之行为；（二）日本军为确认第一项之实行情形，随时用飞机及其他方法以行视察，中国方面对之应加保护，并与以各种便利；（三）日本军如确认第一项所示规定，中国军业已遵守时，即不再越该线追击，且自动概归还于长城之线；（四）长城线以南及第一项所示之线以北以东地域内之治安维持，由中国警察机关任之，上述警察机关不可用刺激日本感情之武力团体。“觉书”内容是：
“万一撤兵地域有妨碍治安之武力团体发生，而以警察力不能镇压之时，双方协议之后，再行处置。”
《塘沽协定》的签订在全国引起极大的愤慨。“协定”把中国军队在自己国土上抵御外国侵略的正义战争，竟颠倒黑白地说成是挑战扰乱；“协定”不仅事实上承认了日本所占东北四省的合法性，而且将冀东19县划为停战地域，无形中造成中国领土的又一次割裂；还以所谓“随时用飞机及其他方法以行视察”为日本预置了侵略的借口。从此华北危机日益严重，华北事变接踵发生。但是中国人民大众决不容忍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蒋介石等的卖国投降，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一个伟大的抗日救亡运动不久即在华北和全国广泛兴起。
（江绍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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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全国第一次生态经济讨论会
1982年11月中旬，全国第一次生态经济讨论会在南昌举行。一百多位自然科学者和经济科学者用生态经济的观点探讨了我国的经济建设问题。
大家认为，生态平衡是经济平衡的客观基础，只有保持生态平衡的资源利用，才谈得上合理利用，才符合长远的经济效益。在生态平衡与经济效益之间，主导的一面是生态平衡，如果生态平衡受到破坏，其造成的损失，必然要落在经济身上。过去，由于指导思想上忽视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统一，造成生态平衡严重失调、环境严重污染，给经济发展带来极严重的损失。现在，十二大政治报告已经提出“坚决保护各种农业资源，保持生态平衡”的要求。因此，加强这方面的科学研究，与有关学科配合，提出符合客观情况的、切实可行的合理化建议，实在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任务。
大家认为，为了实现十二大提出的经济全面高涨的战略目标，在生态平衡上，首先要提高全党全民对生态经济问题战略意义的认识。三十年来，造成生态破坏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生态平衡的经济意义缺乏认识。加强这方面的普及教育，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基础工作。只有把生态经济理论变为千百万群众的自觉行动，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问题。要编写通俗教材，采取多种形式，利用各种宣传工具，广为宣传。大家认为，四川省丰都县开展全县生态经济调查规划并且召开学术讨论会的做法是好的，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推广。
第二，做经济工作的同志要牢固树立生态平衡的观点，并用以指导经济工作。现在，许多同志一提保持生态平衡，往往当成额外负担。他们不明白，治理污染，保持合理的生态，是对资源的合理利用，可以得到更好的经济效益；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必然损害全面的、长远的效益，到头来是得不偿失。许多生产和建设事业，花了不少人力物力，却办了蠢事，受到自然界的惩罚。过去的教训应引以为戒。要把生态经济效益的思想引入各项经济工作。每一项开发工程，不但要进行技术经济论证，而且要进行生态经济论证。农业的发展要十分重视生物技术措施，保护各种资源，保持生态平衡。代表们强调，我们的经济政策无不与生态平衡有关，比如商品价格确定不当，就会对生态从而对经济造成严重恶果。
第三，下决心在十年内抓住几个当前危害严重、事关全局长远、治理后又可取得巨大经济效果的生态经济项目，比如综合治理黄河流域、治理大中城市污染、合理开发利用海南岛和西双版纳热带作物资源等，经过充分准备，一抓到底，使问题得到解决。
第四，加强生态经济科学研究，培养生态经济人才。要在经济建设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建立我国生态经济学科体系。建议现有的大专院校增设生态经济课程。我国生态经济人才的大量需要在农村，要改变农村中学体制，大量举办农业中学，使学生受到农业专业培养，具备农业生态经济的基本知识。 （王登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