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12月3日人民日报 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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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人才是创业之源
中共湖北省襄樊市委员会书记 王清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襄樊市的经济建设保持了较好的发展势头。工业总产值1981年达到12亿元(按1970年不变价格),比1978年接近翻了一番,利润增长1.2倍,工业总产值和利润三年的平均递增速度分别为25%和44%。经济建设能够较快发展并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依靠了科技人才和技术进步。方毅同志在最近召开的全国中小城市科技工作会议上指出:“人才是强国之本,创业之源。”对于这一点我们是有深切感受的。几年来,我们对科技人才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使用到重用、从把他们当作业务力量到当作依靠力量的过程。
科技人才是宝贵财富
我们从实践中深深感到,科技人才是宝贵财富。
襄樊市属于中小城市,突出的是人才缺,工程技术人员更缺。六十年代末,全市工业企业工程技术人员还不足60人,很多企业连一个技术员都没有,不仅科技工作无法开展,就连生产中的一般技术问题也解决不了。有的企业来了新的机器设备不会安装使用,有的产品不适应市场需要也不能更新换代,致使很多企业长期发展缓慢,甚至濒于关闭的边缘。那个时候,我们迫切感到科技力量不足。而一当起用科技人才,面貌就大不同了。比如1965年,市里好不容易办起一个硫酸厂,厂房设备都有了,就因为没有人会安装而一拖好几年。后来,从上海请来一位工程师,只半年时间就安装投产。还有一个橡胶二厂,由于没有科技人员,花色品种少,质量提不高,生产上不去,工厂处于关闭状态。后来,从外地给这个厂调进了7名专业人才,仅几个月时间,企业就扭亏为盈,经济效益大增。象这样依靠科技人员“救活”的小厂,全市有二十多个。活生生的事实表明,同样的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有了科学知识多、劳动技能好的人,能创造多一倍、几倍甚至更多的社会财富。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办社会主义企业,固然需要资金,需要设备,但更需要人才和知识,人才问题比资金、设备更重要,更具有决定意义。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以后,我们更感到人才的重要和人才的难得。过去作坊式的手工劳动,企业小,生产工具简单,凭经验就可管理;现在企业规模大,现代化设备越来越多,技术复杂,工艺严格,仅靠经验管理不够了,没有科技人员就难以组织生产。过去作坊式的生产,有个管帐会计即可,现在管理一个企业,需要标准化、系列化,生产一个产品就需要掌握几十种、几百种数据,没有科技人员就无法进行科学管理。现在工业产品千变万化,日新月异,新产品、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层出不穷,要使企业能适应市场变化,就一定要靠科学技术,靠科技人员。市场竞争本质上是科学技术的竞争,智力的竞争,说到底是科技人才的竞争。为了争取人才,解决我市人才严重不足和建设急需的矛盾,我们从三个方面作了努力。一是“招贤纳士”,从大城市、大单位引进人才。襄樊的隆中,相传是诸葛亮躬耕的地方,刘备“三顾茅庐”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我们常常想,刘备为了自己的事业尚能“三顾茅庐”,请贤才辅佐,今天,为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我们难道就不能到外地去请进人才吗?为了请进一名科技人员,市委、市政府的负责同志也曾“六顾”、“七顾”“茅庐”。请来的科技人才在生产科研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同时,我们还注重自己组织各种技术培训班,培养技术骨干。几年来,我们通过办科技进修学院,采取与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挂钩,面授、函授和开展学术活动的形式,培养了相当于大专、中专水平的科技人才。此外,我们还发挥襄樊地区中央、省属企业和三线军工单位技术力量雄厚的优势,成立了“繁星股份有限公司”,以适当的经济利益为纽带,开展技术交流和长期的多项技术协作攻关活动,使这些门类多、技术精、专业性强的科技人才成为我市开展科技工作的重要力量。
科技人才也是依靠力量
对于科技人才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真正从理论上弄明白,思想上搞清楚,还是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之后,特别是党的三中全会以后。几年来,党中央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不断改善党同知识分子的关系,这些,不仅从根本上打碎了长期以来禁锢在知识分子身上的精神枷锁,也摘掉了我们头上的“左”的“紧箍咒”。过去,由于“左”倾思想和小生产观念的束缚,在我们有的领导干部中,虽然一方面把知识分子、科技人才当作经济建设的重要力量,但并不敢放手使用,相当普遍地存在着对知识分子的隔膜和偏见。同样的缺点错误,发生在知识分子身上,往往就要看得严重一些;同样的长处、优点,表现在知识分子身上却容易被忽视,也不敢大胆地赞扬和宣传。一句话,没有真正把知识分子当作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来看待,而是看作“外人”,因而不能以平等的、同志的态度对待他们,挫伤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不消除对知识分子的偏见和隔膜,就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就会损伤社会主义建设的有生力量。过去,我们有的同志总认为知识分子清高,容易“翘尾巴”,世界观是非无产阶级的,不自觉地把知识分子当作“异己”力量,因而一边使用,一边又不放心。这种观点和做法是完全错误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为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作了大量的工作。除彻底平反了科技人员的冤假错案外,我们明确提出了破除过去干部工作中“三重三轻”即重资历轻德才、重党内轻党外、重出身轻贡献的清规戒律。对有真才实学、有组织能力、善于打开局面的科技人才,大胆提拔,委以重任。要求党政部门对待科技人员要象对待工人群众那样,做到“七个一样”,即:政治上一样信任,工作上一样支持,生活上一样关心,使用上一样选拔,经济上一样按劳分配,有成绩一样受表扬,符合党员条件的一样吸收入党。另外,我们还经常组织各级领导干部,对科技人员进行走访,和他们谈心、交朋友,虚心学习他们的长处,尊重他们的职权,认真听取他们的建议,帮助他们解决工作中的困难。所有这些,对扭转社会上对知识分子的不公正看法,提高党内外群众的认识,切实落实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都起了很好的作用。我们不少企业的领导干部彻底改变了过去对科技人员既用又疑的态度,把是不是重视科技工作,敢不敢重用科技人才,抓不抓科技人才的培养和建设,作为衡量自己有没有战略眼光和现代化觉悟的重要标志。在比较老的企业领导班子里,一些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创业者,感到自己文化水平低,适应不了现代化管理的需要,申请退出第一线,而把德才兼备、适宜于搞领导工作的知识分子推荐到领导岗位。许多科技人员感慨地说:“‘四人帮’把我们当作草,今天党把我们当作宝,我们要尽力为党工作。”
认真落实科技人员的政策
科学技术人员主要是脑力劳动者,为了发挥他们的创造性,应该为他们的工作创造相应的条件。在这方面,我们冲破了“左”倾思想和平均主义的阻力,理直气壮地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不断改善科学技术人员的生活条件和学习工作条件。几年来我们将科技干部和技术工人的家属户口从外地迁入了我市,解决了他们两地分居问题,并安排他们的家属子女就业。过去许多科技人员的家庭里是一个人拿工资,四五口人吃饭,现在是几个人拿工资,收入成倍增加。在住房问题上,我们加快了职工住宅建设,各局各厂都把解决科技人员的住房困难放在优先地位,住房面积享受所在单位最佳待遇。在全国性的三次调资中,还适当照顾了中年科技人员。在解决科技人员的后顾之忧方面,我们强调各级党政领导干部要亲自动手,抓紧抓细。由于政策上落实,各级组织的关心,有的科技人员一年之内就六喜临门(入党、提干、调资、迁入新居、晋升为工程师、荣获科技成果奖)。科技人员一般有着较强的事业心,最担忧的是出不了成果。为此,我们注意了为科技人员出成果创造必要的物质条件。同时在进修方面,先后举办了计算机、程序控制等专业进修班,邀请国内外有关专家教授来市里讲课,举办了各类新技术讲座、外语高级短训班等等。对于条件较差的小厂,我们从全市调配支援,协助科技人员搞好工作。
几年来,由于我们认真执行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激发了科技人员的工作热情,涌现出了一大批先进科技工作者,有力地推动了全市的工业生产的发展。全市1979—1981三年工业总产值和利润的增长因素中,技术进步因素所占的比例分别为29%和45%。我们决心遵循党的十二大精神,把教育和科学技术作为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之一,抓紧,抓好,抓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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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史札记

应当破除“资格论”
隋喜文
用人时讲究论资排辈,这在中国曾经断断续续地通行了一千多年。它严重地压抑了人才的成长。始作俑者一般都认为是后魏的崔亮。后魏神龟二年(公元519年),崔亮任吏部侍郎,主管官吏的考核与升黜。他为了图省事,“乃奏为格制,不问士之贤愚,专以停解日月为断。虽复官须此人,停日后者终于不得;庸才下品,年月久者灼然先用。沉滞者皆称其能。”(《魏书》第66卷)这就是说,提拔官吏,只看年资,不问德才。熬到了年头就加官晋级,不够年头的即便品学兼优,也只能等到满头白发方可排上座次。这种办法很受庸劣无能之辈的欢迎,但却严重地压抑了有才干的年轻人,因此当即遭到有识之士的激烈抗争。当时有洛阳令薛琡上书反对说:如果不问德才好坏,只按任职年头的多少,把官吏象拿根草绳穿鱼一般地依次晋升,那还要设个吏部干什么呢?崔亮的外甥刘景安也写信规劝崔亮说,您用“停年格”的办法提拔官吏,会使人们不求上进,“天下士子谁复修厉名行哉!”(《魏书》第66卷)但是这些批评都被视同废话,不见采纳。史书上说,由于崔亮搞了“停年格”,“自是贤愚同贯,泾渭无别,魏之失才,从亮始也”。
崔亮的“停年格”实行了二十多年后被宣布废止。到了唐开元十八年四月,吏部尚书裴光庭又重施崔亮故伎,奏用《循资格》。他把资格论制度化,对官吏“无问能否”,“限年蹑级,毋得逾越,非负谴者皆有升无降”。于是,“其庸愚沉滞者皆喜,谓之‘圣书’。而才俊之士,无不怨叹”。(《文献通考》第37卷》)当时宋璟曾公开反对这种制度,但势孤力薄,终于失败。直到裴光庭死了,中书令萧嵩上书,说《循资格》不利于选拔人才,这才废止。但也只是名义上废止罢了。
论资排辈是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期才盛行的。在那以前,特别是春秋、战国时代,固然通行世卿世禄制度;但对特别优秀的人才破格提拔的现象是常见的。著名的如甘罗十二岁便因出使赵国、攻取燕地有功而被拔擢为秦国的上卿。直到西汉,用人也是不大讲资格的。比如张释之十年不得升调,杨雄三世不升官;而公孙弘布衣为相,刚刚二十多岁的贾谊一年之内就超迁为太中大夫,霍去病二十一岁便被拜为骠骑大将军。当然,据明代大学士丘浚考证,“年劳之说,汉已有之”。(《大学衍义补》)但把它搞成一种法定的制度,则确是北魏以后的事,而且是“传之后世,踵而行之,卒不可变”。(《文献通考》第37卷)为什么踵行而不可变呢?原因在于历朝历代的吏部“以循资格便于己”(《容斋随笔》),用人只需“以差次日月为功能”,
“以简用老旧为平直”,岂不省心省事?久而久之,自然把“斑白处后,晚近居先”一概视为反常的了。这股渗透到各级政权机构中的传统惰性,成了一种千余年间难以治愈的顽症。
在这种传统势力的束缚和压抑下,官吏的年龄普遍老化,年轻有为的人不能脱颖而出,各级政府机构的官僚化和低效率日趋严重。因此,它理所当然地遭到立志改革者的激烈反对。宋代孙洙曾列数资格论的几大罪状:“贤才伏于下者,资格拘之也。职业废于官者,资格牵之也。士之寡廉鲜耻者,争于资格也。民之困于虐政暴吏,循资格之人众也。万事之所以利弊,百吏之所以废弛,法制之所以颓烂决溃而不救者,皆资格之失也!”(引自《群书考索》官制门)这不啻是一篇声讨资格论的檄文。而明代丘浚在其《大学衍义补》中则从另一个角度历数资格论的弊端:“所用者皆衰老之人,衰老之人布满天下,而欲事理民安,难矣。事不理民不安,乱之兆也。”(转引自《古今图书集成》第686册)中国古代反对资格论的人颇多,大概数孙、丘二氏最为激烈慷慨了。
在中国历史上,凡是有作为的君臣,大多是反对在用人上讲资格的,他们主张“建官惟贤,位事惟能”,不以资历阻碍贤才。如汉武帝下诏说,吏民才能卓异者“可为将相及使绝国”(《汉书》卷六);曹操用人不拘微贱;王安石变法时上来了不少年轻人。朱元璋在建立大明帝国后,破格用人,指示有关部门“毋拘资格选人”。(《续文献通考》卷36)还有一个值得称道的是金世宗完颜雍。他对资格论的弊害体会较深,曾多次反对。他斥责那些拘守资格论的臣僚说:“日月资考所以待庸常之人,若才行过人,岂可拘以常例。国家事务皆须得人,汝等不能随才委使,所以事多不治。朕固不知用人之术,汝等但务循资守格,不思进用才能,岂以才能见用,将夺己之禄位乎!不然,是无知人之明也。”(《金史》第8卷)
完颜雍的这番话,不但反对资格论,而且多少道破了资格论久久不能破除的一个重要原因,即“才能见用,将夺己之禄”。中国历代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是颇不乏人的。不少人认为不负责任、贪图省事是一大原因。象唐朝董昌曾用掷骰子的方法决定官吏人选,明朝万历年间实行过抽签办法选官,都是可以为这种原因作注脚的。另外,把任命高官要职与安置功臣耆旧等同起来,自然也是使论资排辈这种传统习惯得到长期维护的原因之一。
时至今日,公开把《循资格》奉为法典的自然是罕见了。但是,传统的惰性仍在现实的生活中起着作用。现在是从思想上和制度上彻底清除那个在我国政治生活中徘徊了千余年的“资格论”的幽灵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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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评

读《传教士与近代中国》
宋坚之
顾长声同志长期致力于教会历史的研究,他的近著《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是一部具有开拓意义的专著。
传教士入中国,自1552年罗马教皇派圣方济各·沙勿略来华为序曲,至新中国成立后外国宗教势力被逐出中国大陆而告终,凡三百九十余年。初期,东来的传教士人数不多,曾一度受禁。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后,西方的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手持武器的侵略者为身披教袍的传教士争得了在华活动的“权利”。于是,大批传教士以不平等条约为护符,涌入中国。在中国近代社会积弱受辱的特定环境里,传教士日增,以宾欺主,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的特殊势力,对历史的进程有过这样和那样的作用。因此,考察各国在华传教活动,是近代史研究的重要内容。长时期来,对此没有用马克思主义进行探讨,传教史一直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薄弱环节。所能见者,只是教会自编的著作,此类书不用说有浓厚的宗教色彩,还流露出征服者的傲态。
《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以传教士在华百余年来的活动为内容,辟15章论述,是一部有着自己特点和写作风格的专著。
书中以大量的、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剥去了传教士们的伪善打扮。从传教士在华的种种行径,从教会势力对中国近代社会各个时期和各个历史事件的影响,作者得出了传教士的活动在总体上是有利于帝国主义的对华侵略、促使中国半殖民地地位加深、阻碍了中国革命这一结论。各国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侵华是帝国主义侵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传教士来华开办大量医院、学校,目的何在?有人说,是为了配合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侵略,在思想文化上进行侵略;也有人认为,是为了传播先进的科学文化。该书作者认为,传教士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传教,让上帝的福音传遍中国。各国教会与各国政府不同。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不同。传教士办医院、开学校是为了使人们能接近教会,为教会培养人材。而传教士的举动却产生了两方面的后果:一方面使许多人盲目崇拜西方,培植出一批为外国侵略势力服务的奴才;另一方面也在沉闷压人的封建思想文化统治的容器内,滴入了科学技术甚至民主政治的新鲜空气。动机与效果之间不完全统一,说明了近代中国的特点。
史料翔实、取材典型是此书的重要特点。作者熟悉教会历史,在资料工作上花费了一番苦功。书中史料主要取自外国人写的传教史和传教士本人著述、日记等。这些记载,不少是传教士的亲身经历和切身感受,其中一些正是干涉中国政治、掠夺中国人民的自供状,翔实而能说明问题。
由于作者立足于揭露传教士们历来传播的“拯救中国”的谎话,书中用了较多的笔墨披露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侵华的罪行;因此,作者虽也谈到了传教士介绍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沟通中外文化交流,但使人感到稍嫌分量不足。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传教士是中西文化交流传播的桥梁,西方的声光化电甚至立宪共和的文化思想由他们传进来,中国的经书典籍以至一些戏曲由他们传出去,他们编成了第一部汉英辞典。在来华传教士中,也有一些正直的、甚至宗教色彩并不怎么浓厚的人,如在上海翻译书报、开办格致书院的傅兰雅,他主编的《格致汇编》旨在介绍科技知识,对当时的中国是颇有益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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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普及宣传讲话

我国刑罚有哪几种
刑罚是同犯罪作斗争的重要武器。同犯罪作斗争,就好比打仗一样,要根据具体情况配备各种武器,才能有利于战斗的胜利。犯罪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从性质上讲有轻有重,从情节来看千差万别,从犯罪分子来说改造的难易程度也不一样。因此,刑罚就应该是多种多样的。也就是说,要有不同的刑罚方法,才能更好地适应同犯罪作斗争的需要。
我国刑法,总结多年来同反革命和其他刑事犯罪作斗争的经验,根据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和各种不同犯罪的实际情况,规定了一套完整的刑罚方法,这就是《刑法》第二十七条到第三十条规定的刑罚的种类。按照这些规定,我国刑罚分为两类,即主刑和附加刑。主刑包括: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主刑是处罚犯罪分子的主要刑罚方法。这种刑罚只能独立适用,而不能相互附加并用。例如,一个人犯了一个罪,不能判处无期徒刑附加管制。附加刑包括:罚金、剥夺政治权利、没收财产。附加刑可以与主刑同时适用,也可以独立适用。例如,一个人犯了一个罪,可以在判处有期徒刑的同时,附加罚金、剥夺政治权利或者没收财产,也可以单独判处罚金、剥夺政治权利或者没收财产。主刑和附加刑相比较,有两个区别。
第一,主刑适用于每一个具体的犯罪。《刑法》分则中的各种犯罪,都分别规定有各种主刑;而附加刑只适用于某些犯罪,例如没收财产,一般适用于反革命罪、部分严重的经济犯罪和少数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剥夺政治权利,一般适用于反革命罪以及其他利用政治权利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罚金主要适用于经济犯罪和其他以营利为目的的犯罪。
第二,主刑一般来说,要比附加刑严厉得多。它不仅可以限制、剥夺犯罪分子的人身自由,甚至可以剥夺犯罪分子的生命。附加刑则主要是剥夺犯罪分子的政治权利或者给予金钱、财产上的处罚。
刑法还规定,对于犯罪的外国人,可以单独适用或者附加适用驱逐出境。
根据我国《刑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分外,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
我国《刑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分,但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者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分。”这一规定的主要精神,是为了尽量缩小判刑面,扩大教育面。就是说,对于那些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人,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采取以下几种方法予以处理。
(1)训诫。这是指人民法院以国家的名义,对犯罪人进行批评教育。
(2)责令具结悔过。这是指人民法院以国家的名义,责成犯罪人用书面保证悔悟改过。
(3)赔礼道歉。这是指人民法院责令犯罪人向被害人承认错误,表示歉意。
(4)赔偿损失。这是指人民法院责令犯罪人,按照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给被害人以一定的经济赔偿。
(5)由犯罪人所属的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
在现实生活中,有的人对什么是免予刑事处分和什么是宣告无罪往往分辨不清。免予刑事处分,尽管不判处刑罚,但仍然属于对犯罪人的有罪判决,只是不判刑罢了。宣告无罪则不同,对于被逮捕、起诉、审判的人,经过人民法院审理,认为不构成犯罪的,不能宣告免予刑事处分,只能判决被告人无罪,立即释放。因此,免予刑事处分和宣告无罪完全是两种性质不同的处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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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简讯

简讯
△中国未来(预测)研究会一九八二年年会及学术讨论会将于十二月二日至六日在杭州召开。
△全国现代外国哲学第三次讨论会最近在江西举行。会议着重围绕人的问题和认识问题,开展学术交流,对存在主义、分析哲学、科学哲学等学派,进行了讨论。
△徐寿波的新著《能源技术经济学》最近已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此书论述了能源的分类及其在四个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阐述了能源开发、加工和转换的技术经济理论,能源转送、分配和贮存的技术经济理论,能源合理利用的技术经济理论,能源平衡的技术经济理论,以及有关能源的各种技术经济问题。(胡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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