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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思想·生活·艺术
康濯
我国第一届“茅盾文学奖”（长篇小说）的颁发，再次展示了我们文学战线获得的可喜成就。它表明，我们在开创文艺新局面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已迈出了鼓舞人心的新的一步。文艺界无不对此十分兴奋。在获奖的六部作品中，包括湖南作家莫应丰的《将军吟》和古华的《芙蓉镇》。我们湖南文艺界的同志，对此尤其感到激动和欢愉。
在近年的全国文艺创作评奖中，湖南还有一些作家的作品分别获中、短篇小说奖、全国诗歌、儿童文学、少数民族文学和剧本创作奖。这些作家都是中、青年，他们日益受到省内外的注目。这些成就，是粉碎“四人帮”之后，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和党的“双百”方针，解放了文艺生产力的结果。“茅盾文学奖”的喜讯，使我内心起伏难平，忍不住要略略记下几句自己情感的波澜。
思想是创作的灵魂。我们文学的灵魂是共产主义。莫应丰的《将军吟》，是较早揭露十年内乱的荒谬的长篇小说。在那个时候，认识和反映“文化大革命”是很不容易的，但作者经过深沉的思考，却摸到了时代的脉搏，较早地表现了党和人民不可遏制的强烈愿望。任光椿的《戊戌喋血记》，也恰恰在“四人帮”炮制“批林批孔”前后开始写作，而当时戊戌变化的主角谭嗣同等正被“批判”为改良派即投降派、反动派；然而作者却并没有停笔，这当然也是体现了党和人民的力量。这一切，都反映了三中全会以来的党的路线决不是从天而降，而是在党内和广大人民中有着深厚的基础的，是扎稳了根的。
《芙蓉镇》写得晚一些，却把一个乡镇的政治风云和民情风习融成一体，率真地表现出来了。大胆到几乎一切真实都袒露无遗，初读时简直震惊得有点令人咋舌，继而才觉得原来到处可以耳闻目见，作者只是如实展现了前人未敢触动过的生活面貌而已。但也正是敢于正视现实，倒显露了作者思想的深沉和扎实。叶蔚林的中篇《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容量并不很大，但它可以说是一幅长卷。它把十年内乱中“四人帮”的乖戾疯狂，人民的横遭摧残，革命的烈焰和劳动人民心灵美的火光依然闪亮的情景，巧妙地结合起来，动人心魄。水运宪的中篇《祸起萧墙》，跌宕起伏，自始至终充满着电闪雷鸣，它把工业体制改革中很少人敢碰的一个重大矛盾，毫无掩饰地揭示出来，读来也是令人内心震撼。可见，这些作品中突出的创新和最足以动人之处，首先是在于作为文学灵魂的思想力量的深沉和强大。
任何有出息的作家总是代表人民的意志，任何优秀的作品总要从各个不同的角度闪发着时代精神的特异亮光。从生活中深入挖取当前时代为广大人民灼热地关心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又只是经作家点破才使人恍然大悟，感到原是自己十分熟悉和呼之欲出的心声，因之激动和策励不已。这就是作品的灵魂和主要思想。它来自作家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对党的路线、方针的把握。湖南作家大都认真学习和严肃思考、领会马列主义著作。在十年内乱时期有的一度涉及过唯心主义、人道主义、现代派和存在主义，但终于在自己下放农村、工厂或参军的生活实践中深刻觉悟过来。这都是曾经使我至为激动地听他们讲述过的，什么人生的偶然，世界的荒谬，绝对的自由等等，到头来一个个课题都被实践和理论所否定，而通过真理标准的讨论，解放思想的争辩以及一系列文艺问题的探讨，才逐步认清人民的命运和社会主义的前途，也才寻获到创作上满怀革命激情的种种意念。正因为这样，看到近年来曾有个别作品把人生的出路寄托于过去时代资产阶级的人本主义、个人奋斗以及对性爱和宗教的追求，大家立即感到是违背了生活真实和人民理想。这说明作家和作品的灵魂极端重要，也说明作家、作品的灵魂不是出于抽象的书本，而是来于在革命理论照耀下，和人民的斗争同呼吸共命运，对生活海洋的深入观察、体验和分析。因而艺术创作不仅首先决定于思想，更重要的还决定于生活。
生活是创作的基础，也是创作的唯一源泉。古华在1962年开始写作以来的二十年中，有十四年是作农业科学研究所的普通农业工人，一直扎扎实实地种田，学技术，根本不是为了写作。这在根本上奠定了他创作的基础。叶蔚林一直下放在他的老生活基地潇水之滨，尝尽了苦辣辛酸生活，受到了数不清的磨砺。土家族作家孙健忠一直迷恋着他的湘西土家山寨。张步真当了二十多年农村基层干部。韩少功是下乡知青。《山道弯弯》作者谭谈来于煤矿。还有今年获得全国优秀剧本奖的湖南花鼓戏《八品官》作者甘征文，本人就和他作品中塑造的“八品官”一样，是个多年命运坎坷的生产队长。水运宪更长期在车间劳动。老工人作家肖育轩早就是六级师傅。离了如此深沉厚实的生活根基，这些作家又从何成长哇！
作为创作的基础，作家们显然必须经受劳动人民生活的锻炼。工农群众是历史的主人和人民中的绝大多数，不论描写任何题材和任何人物的命运，如果不懂得工农群众的感情和爱好，是不可能刻画得深入人心的。至于我国知识分子，他们是劳动者和工人阶级的一员，是社会主义的依靠力量，但他们最可贵之处，如蒋筑英、罗健夫等等，也还在于他们树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有的作家可以专写知识分子和城市生活，但即使那样，如果根本不到工厂、农村走走，那总是个重大缺憾。封建时代的进步作家，资产阶级的进步作家，往往还同情工农；我们如不深入劳动人民中去，滚一身泥巴，经受一些锻炼，体会劳动者的种种艰辛和美德，能够称为社会主义的人民作家吗？近年来有的作品写了些同工农群众关系甚微的生活侧面，如个人忧愁和爱情纠葛，再加几个细节便点染成一部中篇小说，而有的评论甚至还颇加赞美。对此我们可未以为范。创作基础的要害确是生活的磨砺，特别是工农生活，即使不写工厂、农村也非此不可。
生活基础和思想灵魂当然还必须结合于艺术表现之中，这才得完成各方面统一和谐的艺术作品。因此，艺术表现力又成为决定性因素，从而一任古往今来的作家飞翔、驰骋，各显独特、新奇，为人类创造着日益辉煌的艺术瑰宝。这就是说，作家的创作最终还取决于艺术表现的能力。
艺术表现是创作的关键，而这一方面又贵在创新，没有新意就不可能获得艺术生命。《将军吟》最首要的就以开艺术之先为贵，是第一部真切、动人地描绘“文化大革命”的长篇，并比较成功地塑造了遭迫害而威武不屈的老将军彭其的英雄形象。这一成就当然离不开艺术表现上的创新和突破。《芙蓉镇》更是紧紧融会着二十多年的时代风雨、人物变迁和民情习俗，往往两章之间情节多年相隔，下一章开头便不得不处理写作上最忌的为联贯情节而补述过程；谁知那些叙述竟又恰恰寓于几个最富特色而又引人入胜的细节描写之中，不仅一扫我的担心，反倒觉得它显露了艺术上巧夺天工之妙。
艺术的表现和创新决不只是单纯的技巧、手法和创作方法问题，而是既要发现时代激流中引人震动和深思的问题，又要提炼生活宝藏中令人激励和省察的典型形象，更要创造自己独有而又使人舒畅、动情并适应民族欣赏习惯的一整套艺术形式、技巧和方法。也就是说，艺术表现上创新的关键，是要从思想、生活、艺术三者的统一上探求和突破，而思想、生活、艺术三者的统一体，我理解显然就是革命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
这也说明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作为艺术表现上多种因素的统一，主要还是来于生活，来于观察生活时思想的亮光；自然也需从技巧、形式和方法中来。但技巧、形式和方法既同样来于生活，又来于前人的经验，而前人经验总仍是来于在刻画生活和塑造人物中种种不断创新的积累。《芙蓉镇》的艺术发现，终归离不开古华在偏远乡镇中土厚泥深的生活。
我们的文艺创作还远不能满足客观的要求，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特别是同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这一沸腾生活的进程差距还很大。为此，我们还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强学习，面对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以及丰富无边的现实和历史，深入当前的生活，了解时代的种种矛盾和斗争，积极进取地开拓前进。我们百花齐放的社会主义文学，必须着意重视新人的塑造，以及工、农和劳动知识分子生活的反映，但同时也需要各种人物斑斓辉映，并且当前多采多姿的社会生活有时也难于区别哪些题材是工业或农村范围。至于随着人民共产主义觉悟和科学、文化的提高，关于世界观、人生观、幸福观、生死观以及道德和人情，也将不断深化和色泽缤纷地诱人刻画。我们的作家、艺术家要在十二大精神和新宪法的光照下，从思想、生活基础和艺术技巧三方面努力，为开创文学的新局面而奋力以赴。我们要认真学习各地经验，谨慎、谦虚，在艺术创新的艰难而令人迷醉的路上攀登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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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及时反映当前的变革生活
——读长篇小说《改革者》
童大林
张锲的长篇小说《改革者》在《中国青年报》开始节要连载时，就把我吸引住了。之后，我找到了《当代》第五期，又一口气把它读完。这大概是同我目前的工作岗位有关。我刚到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工作，正在从头学习。《改革者》虽然是小说，但题材、主题和许多情节，都同当前经济调整、改革的过程大体吻合。因此，我就把它当作一篇具有艺术形式的“经济论文”来看，从中吸取我业务工作所需要的东西。
一部长达十四万字的长篇小说，能这么及时地反映当前重大的政治、经济问题，这是文艺创作上大胆的尝试和探索，应该受到欢迎和鼓励。尽管这部小说中所描写的一些情节，如一个盲目建设的大工程是否下马，企业扩大自主权的试点和改组联合的经济效果到底如何，科技人员的招聘办法能不能行得通，等等，没有一个问题是完全落实了、很好地解决了的。可能有的人会认为这是这部小说不完整之处。恰恰相反，这些问题都是非常复杂，盘根错节，矛盾重重，实际生活还难于解决，就是写一篇经济论文，也很难写出必要的结论。文艺作品的作用，是通过艺术手法，引起人们对这么一些矛盾和难题加以思索，想一想我们如果遇到这类问题应该怎么办。《改革者》做到了这一点，可以说是一个成功之处。
从这部小说的人物结构来看，它大体上反映了当前我国的经济、政治改革中各种矛盾力量的格局。《改革者》中的改革者不是单数，是复数，有雄厚的群众基础，其中没有很突出的英雄人物，而是一个个充满内心矛盾和承受着各种压力的有志改革之士——性格不一，表象迥异，但改革志愿是同一的。至于那些有意无意阻碍改革的力量，也是形形色色，其动机，其表演，几乎没有雷同的。在改革过程中，这一类人物必然还会分化，如何分化，那就让我们读者加以想象吧。
自一九七六年天安门事件和粉碎“四人帮”之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文学艺术战线出现了一股反映当代生活的现实主义的新的潮流。其中，有一类文艺作品（主要是报告文学、电影、戏剧和一部分小说）更引人注目。这类作品看来有这么几个特点：一、它的题材反映当代的以及当前正在进行中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动向和重大事件。二、它的主题真正接触了尖锐的矛盾和斗争焦点。三、这类作品站在党的正确纲领、路线、方针、政策的立场上，具有鲜明的进步倾向。四、它的效果有助于政治形势、经济形势和社会生活的向前发展。
人们可以看到，在同“四人帮”进行最后决战的时期；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为着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同“两个凡是”观点进行大辩论的时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进行全面落实政策、拨乱反正的时期，都有一大批优秀作品及时反映每一个历史时期的斗争。应该说，这是这几年来我国文学艺术的主流。
党的十二大之后，我们国家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振兴经济的时期。经济体制改革将贯穿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全过程。改革，是各个领域的重大课题；改革者，一定一批批、一群群地涌现。因此，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如同《改革者》这样的作品和比它具有更高的思想性和更美的艺术性的作品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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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首都文艺界人士集会
纪念左翼女作家关露
文艺界四十多位人士于十二月十八日在北京聚会，深情怀念三十年代有“中国前进的女诗人”之誉的左翼作家关露。
关露因受潘汉年同志冤案牵连和林彪、江青一伙迫害，身心遭到摧残，于今年十二月五日不幸去世。
与会者回忆了关露的一生。她一九三一年参加地下党领导的革命斗争，次年入党，并加入左联，在上海工厂为女工们写诗，组织进步的工人运动。她曾说过：“我的青春活在当年苦难的工人当中”。一九三九年后，关露受党派遣，长期从事地下工作，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对人民和革命事业的无比忠诚。她在受到迫害时，曾以诗明志：“戎马从来喜战场，驰驱不为世留芳。文章兴祸成冤狱，犹恋风流纸墨香。”
座谈会由文化部、中国作协联合举办。周扬、王炳南、夏衍、梅益、周巍峙、丁玲、艾青、徐光霄、姜椿芳、冯牧等参加了座谈会。（据新华社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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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美学述林》出版
《美学述林》是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美学读物。该刊设有“美学基本理论研究”、“中外美学史研究”、“创作问题探讨”、“艺术欣赏与评论”、“世界美学名著介绍”、“青年与美学”、“美学书评”、
“美学信箱”等栏目。 （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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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美学问题》出版
朱狄同志编著的《美学问题》，最近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涉及美学中的重要问题，诸如马克思《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美学的指导意义；现代西方对于美的本质问题的争论等等。
（成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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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严肃深刻 生动感人
——谈影片《茶馆》的成就
邹霆
酝酿多年，为广大影剧界人士所关注的影片《茶馆》，已经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制完成。这部影片确实同导演谢添所说的那样：它是一个“新片种”，既不是舞台纪录片，亦非一般艺术片，更不应笼统地称为故事片。原因大概就在于影片导演在严格保留《茶馆》舞台精华的同时，较好地运用了电影的特有手段。它以镜头引导观众去对《茶馆》主要人物的传神表演和重要细节加以过细观察。它在融合话剧、电影两大艺术特性的努力中，取得了成就。
老舍先生的名著《茶馆》虽然通篇妙语如珠，十分诙谐风趣，但其主题严肃，结构极其严谨。这是一部为三个时代（清朝、民初、国民党统治）送葬的剧作，它为旧社会唱出一阕怆凉的挽歌。自然，为垂死者唱挽歌和迎接新生儿的降生是同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茶馆》在反映了三代反动统治的继承性的同时，也暗示了以康大力为代表的青年一代革命者必将取得胜利，人们有理由寄希望于这些迎接黎明的人，这是《茶馆》原作者的苦心所在。而影片《茶馆》在体现原著精神的时候，以生动的银幕形象，显示了一个人生真理：对待生活，斗争比妥协（逆来顺受）有出路；“改良”是一条死胡同，革命则意味着通向阳关大道。《茶馆》主人公、“裕泰”的掌柜王利发（于是之饰）的生活道路，就为这条真理作了注释。
老舍先生笔下的裕泰茶馆是浓缩了的旧社会，通过这个不大的横断面，人们可以看到那早已逝去的三个时代里的芸芸众生的种种活动：他们或浑浑噩噩，蝇营狗苟，为名为利，为非作歹；他们或忧国忧民，心怀大志，以挽救民族危亡为理想，但又找错了出路与方向；也有人明哲保身，但求苟活，却在严酷的社会现实面前碰得鼻青脸肿。而更加引起人们同情的则是子继父业的茶馆老板王利发，他为求举家温饱，在时代的变迁后面亦步亦趋，紧跟不舍。他怀着心中的郁悒，时刻对顾客和大大小小的权势者唯唯诺诺，笑脸相迎。到头来，这位处处妥协的聪明人和“骨子里的老实人”，却弄得走投无路，不得不在他潦倒的暮年悬梁自尽……。无须多加引申，王掌柜的一生所给人的启示，已经远远超越了他个人命运的范围。
谢添在当年著名话剧导演焦菊隐先生精心构思的那场“三老自奠撒纸钱”的基础上，巧妙地安排了王利发、常四爷和“实业救国”论者秦二爷三位老者的忆旧与“总结性”的对话。除去舞台剧原有的警句外，当纸钱在阴暗的空间飞舞，当“抬杠”的号子声和低沉悲凉的丧乐交织在一起时，人们随着摄影机俯瞰，三位垂垂老迈的不同人物踉跄行走在茶馆厅堂，心中不禁升起一种悲凄之感。就这一场景而言，影片《茶馆》带给观众的遐思，应大于舞台剧。
影片中“北京人艺”灿烂群星的表演十分出色。王利发（于是之饰）、常四爷（郑榕饰）、秦二爷（蓝天野饰）、松二爷（黄宗洛饰）和两代刘麻子（英若诚饰）和扮演者在表演上支付的心血是没有白费的。人们通过他们刻画、塑造的人物形象，又能深刻地感受到那个时代的气氛，特有的风习以及角色灵魂深处的颤音。“精明，有些自私，而心眼不坏”的王利发掌柜，经过于是之的再现，其性格、气质、语言习惯，使人拍案叫绝。他那生动、精确、真实可信的表演技巧，丰富了角色，挖掘了作家留在纸后的潜台词，使其韵味无穷，耐人咀嚼。自然，限于演员的年龄和形体的变化，王利发的青年时代不及中年，而中年又略逊于晚年。但作为一位年过半百，在话剧舞台驰骋达三分之一世纪的老演员，于是之在影片《茶馆》中取得的成就，无疑高于他过去奉献于广大观众之前的程疯子（《龙须沟》）和余永泽
（《青春之歌》）。郑榕同志塑造的硬汉子、爱国心切的常四爷，在三个时代中的性格被勾勒得线条清晰、棱角分明。那种正气在胸、铁骨铮铮的劲头，感人至深。蓝天野以光彩夺目的台风，在“第一幕”戊戌年间出场，俨然一位倨傲不凡的“浊世佳公子”。但到“第三幕”（抗日战争胜利后）他拖着羸弱、疲惫的步子走进老裕泰茶馆时，那眼神、那语气，那身躯姿态，早已判若两人了。这位家财万贯、矢志搞“实业救国”的民族资产者，早已被日寇、国民党和“四大家族”压得奄奄一息。当年那个目光炯炯，神采飞扬，不可一世的秦仲义，而今安在哉？！作为“人贩子”的两代刘麻子，是个不齿于正派人物的社会渣滓，但，他和那些唐铁嘴、二德子、“灰大褂”之类的家伙一样，除去起到渲染时代、烘托气氛的作用外，还和贯串全剧中另外一个重要人物——被出卖的贫农之女康顺子（程中、胡宗温饰）形成纠葛，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典型。英若诚在精确显示两代刘麻子肮脏的灵魂，以及这类人物丑恶的嘴脸方面，作了很大的努力。
影片《茶馆》中的音乐（彭修文作曲、指挥）和音响，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效果。它不仅一般性地辅助了作品的主题，强化了主人公王利发的感情潮汐的感染力，还成功地渲染了环境气氛，反映了昔日北京的市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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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历史小说巡礼
吴秀明
粉碎“四人帮”后，多年被冷淡了的历史小说，凭借着思想解放运动潮流的推动和“百花齐放”、“古为今用”方针的贯彻，活跃、繁荣起来了。当然，仅仅谈论作品数量并不能说明历史小说的发展和成就的高下，重要的还是作品所达到的思想艺术质量，作品对历史生活所作的深广概括，作品在人民群众中所产生的社会影响。我们所以重视历史小说，也恰恰是因为它在思想艺术质量上达到了一定的水平，表现出了众所公认的成就和特色。
新时期历史小说，从总体上看，从艺术追求看，正视严酷的史实，探讨发人深思的教训是它的主流。我们高兴地看到，随着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随着文学的革命现实主义传统的恢复，越来越多的作者把历史拿到实践这个严正的审判台前，或于众所熟悉的题材中发掘使人猛醒的新意，或于“未开垦的处女地”上提炼令人颤栗的主题思想。这样的作品为数不少，长篇如《李自成》、《戊戌喋血记》、《金瓯缺》，中篇如《天京之变》、《三人行》，短篇如《鸡肋》、《最后的恩赐》、《金缕曲》等。它们题材各异，主题各有深浅，手法各有千秋，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不是简单化照搬历史，而是站在一个新的思想高度，善于从大至一个时代，一场运动，小至一个片段，一种意念中，提出尖锐深刻的社会历史问题。在这方面，我觉得任光椿的长篇小说《戊戌喋血记》和李晴的中篇小说《天京之变》，是有特色的。
《戊戌喋血记》在艺术上也不是无懈可击的（最主要是结尾部分拖长），但发表后却受到了广泛的欢迎。戊戌变法的问题，自从不公正地批判了影片《清宫秘史》以后，曾被彻底否定。这个案今天当然要翻。但如果仅仅为翻案而翻案，没有较深的立意，那么时过境迁，很会被人们所忘却的。《戊戌喋血记》可贵之处就在于，它努力从历史材料中发掘历史的本质和规律，为今天现实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教训。小说开头关于中日甲午战争的描写，揭示了一个提挈全书的严肃课题：贫穷落后就要挨打受欺，这就超过了一般的政治“翻案文章”，而使作品的主题思想升华到一个新的高度。在描写维新党人与慈禧、刚毅为首的顽固派斗争的同时，作者也写及义和团对维新党人的无情打击，这是很有深意和力度的。改革者为了愚昧的群众奋斗牺牲，愚昧的群众反因愚昧的见解和改革者“对着干”，这是何等令人痛心和沉思呵！它使我们感到封建遗毒的沉重可怕，从而悟出改革的艰难，反封建的重要。
《天京之变》尽管某些描写不免粗糙直露，但仍不失为一部别有深意的作品。反映农民起义的作品，过去往往在“胜利”上兜圈子，在“歌颂”上下功夫，写到蜕变，写到失败，就哗一下过去了。《天京之变》不仅别开生面地正面展示农民政权得而复失的整体和原样，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而且“切入”到历史生活的底蕴，从洪秀全、杨秀清等几个农民领袖异化蜕变的思想性格中，探究和总结农民政权功败垂成的“肇祸之源”：一个是安富尊荣的“小天堂”生活腐蚀了他们的心灵，一个是“咁大权能”的万岁宝座使他们骨肉相残，走向毁灭。我们从这里认识到了封建迷信、绝对君权、争权夺利、分崩离析是怎么一回事。这是别的作者还没有发掘或发掘得不够的。近年来的许多历史小说所以在广大群众中引起深切的共鸣和热烈的关切，是因为它们在主题提炼和历史生活深度挖掘方面，真实而深刻地表现了我们时代千百万群众的“感情、意见、企图和希望”，对今天现实有着强烈的警策作用。
其次是典型塑造方面，创造出千姿百态、丰富多采的人物形象。封建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各民族、各行各业、三教九流的人物，无论是农民义军的领袖、将领，还是皇帝、藩王、勋戚、太监、豪绅；无论是文人学士、医卜星相、船工盐商、倡优艺伎，还是外国侵略者、冒险家、洋行经理、神甫修女等等，都被我们的作家摄进了作品里。有些带“史诗”规模的历史长篇，写到的人物更是达到几百个，每部作品简直就是一座辉煌宏大、群像壁立的人物博览馆。其中有些形象达到了血肉丰满、呼之欲出的境界。
新时期历史小说人物塑造的丰富性，不仅表现在对整个封建社会现实关系中的形形色色的人物作了高度概括，而且也反映在对同一个阶级、阶层、类型中的人物进行了多样化的描写。如：同是农民领袖，《李自成》中的李自成与张献忠、罗汝才，《风萧萧》、《九月菊》中的黄巢与王仙芝就大不一样；同是帝王将相，《李自成》中的崇祯与福王、杨嗣昌与熊文灿，《金瓯缺》中的宋徽宗与金太祖、耶律大石与李处温就迥然有别。这种多样化的描写，不仅使人物在“用更加对立的方式彼此区别得更加鲜明些”，有助于塑造姿态各异的人物形象，而且也十分符合历史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试想：如果《李自成》、《风萧萧》、《九月菊》只写李自成、黄巢而不写张献忠、罗汝才、王仙芝，那么就难以显示农民起义军的复杂性，如果只写福王、熊文灿、薛崇而不写崇祯、杨嗣昌、郑畋，那么封建政权就显得不堪一击，因而也就不符合历史的真实。不难看出，描写同一类别人物多样化的意义，不只在于形象本身的开拓和扩充，也必然决定着寄寓形象之中的作品的真实性和思想意义。
历史小说人物塑造的丰富性，还表现在对单个的人的创造，追求立体而不平面，多样而不单一的性格描写。这方面，《李自成》第三卷中慧梅的形象写得很出色。作者大胆率真地揭示了她在夫妻“私事”与革命“公事”发生尖锐冲突下交织错综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显现出一个善良多情而又刚强决绝的女性多色调的感情、情绪、境界的全部复杂性。她一方面恨丈夫忘恩负义，叛逃李自成，一方面又对李自成派兵追来感到惶恐不安，害怕丈夫死在战场上；一方面愤怒责骂丈夫“狼心狗肺”，甚至拔剑相向，一方面又对他温柔体贴，表示只要能保住“官人”，甘心情愿到闯王和高夫人面前跪下七天七夜……象慧梅这样具有丰富深邃思想性格内涵的形象，在《李自成》、《戊戌喋血记》、《金瓯缺》等作品中还可举出不少。
在艺术形式和风格方面，不少作家顽强地表现出自己的个性，从题材选择、形象塑造、结构故事到语言运用，乃至构成作品整体的艺术面貌上，都鲜明地打上了自己个人艺术气质和艺术追求的印记。如象姚雪垠的《李自成》，笔力雄健壮阔，色彩奇伟瑰丽，结构和描写上纵横捭阖，疏密相间，浓淡有致。端木蕻良的《曹雪芹》，行文走笔，明丽工细，挥洒自如；镜头广角，历历如绘。周熙的《一百零三天》简约凝练，节奏明快紧凑；徐兴业的《金瓯缺》细密潇洒，谨严活泼，熔叙事、抒情和议论于一炉；凌力的《星星草》豪迈而细腻，壮丽而俊逸。同是描写唐末农民起义，蒋和森的《风萧萧》讲求历史真实，以淡见浓，典雅清丽；杨书案的《九月菊》偏重于艺术创造，文采飞扬。肖军的《吴越春秋史话》挟风带火，富有传奇色影。鲍昌的《庚子风云》舒展曼衍，恬淡自然。另外如张笑天的《永宁碑》、刘亚洲的《秦时月》，也都有自己的特色。
在充分肯定历史小说成就的前提下，也要看到其中存在的一些缺点。除了只重视写“史”、写“事”而不注重写人；缺乏深意、手法雷同、语言陈旧等以外，主要表现有以下二点。第一，“长”风可畏。无论短篇、中篇或长篇，字数和篇幅都越拉越长，结果影响了作品的社会效果。第二，真实性不足，目前突出的表现，一是对英雄人物从思想到行为人为“拔高”、过于理想化的倾向相当普遍；二是人情风俗、生活细节的描写，一些作品错乱颠倒，颇多失真，一些作品则极力回避，绕开不写。结果给作品的艺术形象和生活画面上抹下了虚伪的痕迹。
历史小说还需要发展，还需要更多的同志参加到这一行列里来作不懈的努力。但也要防止这样一种倾向：大家一窝蜂都去写历史小说，而忽视现实生活题材。这种倾向，在前一阶段是存在的。原因就在于有的同志把历史小说创作看得过于简单，以为现实题材难把握；历史题材既已有定论，又有基本的故事梗概，政治上保险无误，容易获得成功。这种为回避现实矛盾、走捷径而写历史小说的作法，既影响了现实题材小说的创作，也无助于历史小说的发展，不足为取。我们在强调题材多样化的同时，还应提倡作家多写现实题材，这在当前是尤为迫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