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br/>专栏：<br/><br/> 悼江丰<br/> 丁玲<br/> 我认识江丰，是三十年代初在上海。一天夜晚，为了去拿新出版的《文学导报》，我来到北四川路一个小弄堂里找适夷。在那间又小又黑的房子里，除了适夷，我还看见一个沉默的青年。小屋子里摊两张床，已经够挤了，床前面的地上还堆满了大大小小的木块。我问这是干什么的？适夷说是准备刻画用的，有些是刻坏了的木板。我望了那青年一眼，那青年也望望我。适夷便给我们介绍，哦！原来是跟鲁迅学习木刻的江丰。鲁迅不会木刻，鲁迅提倡木刻；一些青年在鲁迅支持下学木刻，江丰是其中的一个。<br/> 这个青年，看起来有点羞涩，见人也不说一句话，躲在黑屋子里埋头工作。适夷告诉我，他是一个工人的儿子，很穷苦，很用功，很忠诚，喜欢美术，要求革命，他是左翼“美联”的成员。现在他住在这里，借一席之地学木刻，同时帮助适夷跑腿，常常陪适夷通夜守在印刷所等印出来的《文学导报》，天不亮就赶快拿走；印刷厂老板怕天亮以后警察来查，给老板添麻烦。<br/> 江丰那时给我的印象就很好。他出生在上海，却一点浮华和精灵的气味都没有。他喜欢美术，勤学苦练，却没有一般艺术家的风流派头。他是一个革命者，不夸夸其谈，自以为是，自作聪明。你能感到的这个人是如此朴实、如此诚恳、如此亲切，是一个可靠的人；是一个值得尊重的人。<br/> 过了一些年，我们在延安又见面了。他那时在鲁迅艺术学院担任美术系主任，特地来文协山上看我。我们过去虽有一两次见面，却没有交谈过。现在我们象两个老朋友那样亲热地坐在小窑洞里。这次他说话了，说了鲁迅，说了雪峰，说了适夷，还说了一两个他认识我也认识的人。我听说他坐过牢，但他却一句也没有说；他可能也知道我的一些坎坷经历，却一句也不问。尽管这次他还是谈得少，但我感到他成熟了，他想得很多，他知道得也很多。他给我看他的木刻作品，我觉得很好。<br/> 后来他常来文协，大半是来看艾青或是李又然，偶然也来看我，谈的多半是关于他的学生的事，谈这些新艺术的萌芽，谈他们的成绩。这时，我们仍象两朵浮云，偶然相遇，又忽尔分开，彼此相知太少。我们从来没谈过个人的事情。他在我的感觉中，仍然是如此淳朴、如此忠厚、如此扎实，的确是一个好党员。他决不向人表示什么私人感情，也决不会恭维人，拍马屁、烧香、拜老头子、拉拉扯扯，他与这些无缘。他是一个认真的人，对党是这样，对朋友是这样，对艺术也是这样。<br/>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我们先后到了华北张家口。他在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美术系当主任，好象更忙了。我们几乎只有见面的缘分，而很少谈话的机会。偶尔他拿几张画给我看，向我讲这些画的优缺点。<br/>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都各有职守，见面更少了。六、七年中他来过我家里两次，每次来都坐得不长，好象是因为许久不见才来看看的。我也从来没有把他当作客人招待，来了就来了，走了就走了。来了总是谈点美术，我好象一个学生，听他谈的时候多，觉得他是很有见解的。党把一个工人的儿子培养成这样好的干部，而他个人的努力，个人的言行操守，使他能成为一个毫无愧色的人民的美术事业的开拓者和领导者之一，我是很感动的。<br/> 1957年的夏天，我们一次在艾青家里偶然相遇，我们已有一年多或两年没有见面了。他不会不知道一年多来，社会上散播的对我的闲言碎语。但江丰是一个不喜欢背后叽叽喳喳的人，我也觉得没有什么可说的。我们一同去北京饭店便餐，仍象过去几十年一样，谁也没有谈个人的事。从此以后的20多年，我们没有再见面，真正是相忘于江湖。但我是相信他的，我是不为他担心的。江丰，江丰！我们有很长一段时间都不知道彼此的下落和生死存亡。有时只偶然听到一点关于你的境遇的消息，引起我那末一丝愁绪，但又转瞬逝去，空留一声叹息。我们只能把一切属于感情的东西，甚至一点美好的愿望都压在心底。但我们总算过来了。<br/> 1979年1月，我从山西回到北京检查身体，你到文化部招待所来看我们，我们紧紧握着双手，彼此端详，我们都很激动，我们没有打问彼此的情况，有什么要问的呢？现在你能来看我，不是已经说明了一切，而且不是一切都开始变好了吗？真正的共产党员永远向前看，站稳脚跟，埋头苦干就是了。后来你回美术学院又当了院长，我想象得出你的忙碌，和你在工作上的困难，我们又很少见面了。尽管八十年代，我们同住在一栋大楼，我们也很少串门。我听到有些人，背后说你保守，思想僵化，说你倔强，甚至在老熟人中也有人对你不满。同时我也听到更多的人，有的是你过去的学生，说你爱护他们，称赞你热情、耿直、正派。这些都在意料中，我不以为奇。我只担心你的身体，我知道你近年患有心脏病。我希望你能多活几年，为人民服务，为党工作。我们需要象你这样的人，多一个就多一分力量。<br/> 今年春天，我读到江丰一篇谈现实主义美术的论文。我同意他的看法。我不懂美术，更不懂美术中的流派。但我是一个普通人，凡普通人都喜欢美术，我是喜欢欣赏美术的一个普通人。我总希望我所看到的画是能欣赏、能懂，至少是以我的水平，再加上一点特别努力而能懂，能接受的。有的人把女人的脸画得很丑，要我承认是美，我是没有办法的。有的画，又象人，又象兽，又象机器，我也能勉强看明白，也许人与兽之间本有相通之处罢？但我总希望在人兽中间要表现出他们美的东西，而不单是以裸露匪夷所思的丑恶为能事就行了。我们普通人只能接受现实生活中引起美感，引起遐想的东西，而不易理解一些想入非非的荒唐怪诞的东西。江丰的文章大约是为普通人说了话，所以，我觉得很容易理解。<br/> 后来，传说他曾因为推荐一个青年油画家的画，竟惹恼了一些人。我自然理解，这或者是因为文艺见解的不一致，也可能还有别的什么比较微妙、复杂，不易捉摸的关系。但这大概不是江丰所愿意、所能够应付的。更不是我能理解的。我只能以自己处理生活的哲学，就是既要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更要有一颗慧悟的心灵，既要“有为”，又“有所不为”，能退能进，可急可缓，我以此劝勉病中的江丰。江丰很简单，他回答说：“我是一个战士，就要死在战场上。”从这一句话，我更敬爱他，我看出了他的决心，也看得出他可能得到的后果。<br/> 今年8月底，我从大连回来，列席党的十二大会议，知道他果然又进过几次医院，我几次想去看看他，都没有抽出时间。9月11日的晚上，江丰逝世前两天，他忽然来看我了，沉静地坐在沙发上。我问他身体怎样？他说不怎么好，休克过几次了。一次是在会上发言，总算抢救及时，活了过来。听后我更为他担心，我诚恳地劝他无论如何，不要再出去参加会议，学院的事也要少管，要准备交班。他有点黯然，点了一点头，又很沉重地叹了一口气，说：“完全不去还是不行啊！”他没有坐好久，就走了。12号是星期天，我遇见他的妻子路老师，我叮咛她好好照顾江丰，要劝他，管他，只让他在家休息养病。可是13日的下午，我们便接到他家人的电话，说江丰在当天美协举行学习“十二大”文件的座谈会上，发言时又猝然倒下，这次抢救无效，他永远地倒下了。我听后只觉得天旋地转，难道这是真的吗？我到他家去，但见一切依旧，只是人去楼空。江丰，江丰！我满心想埋怨你，但我能怨你吗？你总算实践了自己的誓愿，“战士应该死在战场上”。可是我们还必须战斗的人，正在战斗着的人，却不能不因为你的牺牲而引起无尽的思考。悲伤有什么用呢？<br/> 我最后看到你时，你是那么安详地躺在那里，你的面容透露出坚强和自信。肃立在你的遗体面前，我不得不想：“那天晚上你来看我只是为了来向我告别吗？你一定预感到什么了，可你还是不说，不顾。你只是要把心摊在同志们面前；把意见留在会议上去发表。难道你一丝一毫也不考虑自己的几次可怕的晕厥吗？”站在你的遗体面前，我不愿离开。我后悔我们过去谈得太少，我们应该有更多的了解（我以为我们是非常了解）和更多的照顾（我以为我们都是无须照顾的）。但后悔有什么用呢？<br/> 你在座谈会上临终前的讲话录音，我已经听过两次了。你的上海土话，我不十分听得懂，听得清，但你的声音，你讲话的气势，都使我十分亲切地感到你的为人，你的存在。这声音将永远在我的脑中回旋，鼓舞着我继续和人民一起，战斗不息。<br/> 1982．12．13晨
第7版()<br/>专栏：<br/><br/> 哭小弟<br/> 宗璞<br/> 飞机强度研究所技术所长 冯钟越<br/> 我面前摆着一张名片，是小弟前年出国考察时用的。名片依旧，小弟却再也不能用它了。<br/> 小弟去了。小弟去的地方是千古哲人揣摩不透的地方，是各种宗教企图描绘的地方，也是每个人都会去，而且不能回来的地方。但是现在怎么能轮得到小弟！他刚五十岁，正是精力充沛，积累了丰富的学识经验、大有作为的时候。有多少事等他去做呵！医院发现他的肿瘤已相当大，需要立即做手术，他还想去参加一个技术讨论会，问能不能开完会再来。他在手术后休养期间，仍在看研究所里的科研论文，还做些小翻译。直到卧床不起，他手边还留着几份国际航空材料，总是“想再看看”。他也并不全想的是工作。已是滴水不进时，他忽然说想吃虾，要对虾。他想活，他想活下去呵！<br/> 可是他去了，过早地去了。这一年多，从他生病到逝世，真象是个梦，是个永远不能令人相信的梦。我总觉得他还会回来，从我们那冬夏一律显得十分荒凉的后院走到我窗下，叫一声“小姊——”。<br/> 可是他去了，过早地永远地去了。<br/> 我长小弟三岁。从我有比较完整的记忆起，生活里便有我的弟弟，一个胖胖的、可爱的小弟弟，跟在我身后。他虽然小，可是在玩耍时，他常常当老师，照顾着小朋友，让大家坐好，他站着上课，那神色真是庄严。他虽然小，在昆明的冬天里，孩子们都生冻疮，都怕用冷水洗脸，他却一点不怕。他站在山泉边，捧着一个大盆的样子，至今还十分清晰地在我眼前。<br/> “小姊，你看，我先洗！”他高兴地叫道。<br/> 在泉水缓缓地流淌中，我们从小学，中学而大学，大部时间都在一个学校。毕业后就各奔前程了。不知不觉间，听到人家称小弟为强度专家；不知不觉间，他担任了总工程师的职务。在那动荡不安的年月里，很难想象一个人的将来。这几年，父亲和我倒是常谈到，只要环境许可，小弟是会为国家做出点实际的事的。却不料，本是最年幼的他，竟先我们而离去了。<br/> 去年夏天，得知他患病后，因为无法得到更好的治疗，我于8月20日到西安。记得有一辆坐满了人的车来接我。我当时奇怪何以如此兴师动众，原来他们都是去看小弟的。到医院后，有人进病房握手，有人只在房门口默默地站一站，他们怕打扰病人，但他们一定得来看一眼。<br/> 手术时，有航空科学研究院、623所、631所的代表，弟妹、侄女和我在手术室外；还有一辆轿车在医院门口。车里有许多人等着，他们一定要等着，准备随时献血。小弟如果需要把全身的血都换过，他的同志们也会给他。但是一切都没有用。肿瘤取出来了，有一个半成人的拳头大，一面已经坏死。我忽然觉得一阵胸闷，几乎透不过气来——这是在穷乡僻壤为祖国贡献着才华、血汗和生命的人呵，怎么能让这致命的东西在他身体里长到这样大！<br/> 我知道在这黄土高原上生活的艰苦，也知道住在这黄土高原上的人工作之劳累，还可以想象每一点工作的进展都要经过十分恼人的迂回曲折。但我没有想到，小弟不但生活在这里，战斗在这里，而且把性命交付在这里了。他手术后回京在家休养，不到半年，就复发了。<br/> 那一段焦急的悲痛的日子，我不忍写，也不能写。每一念及，便泪下如绠，纸上一片模糊。记得每次看病，候诊室里都象公共汽车上一样拥挤，等呵等呵，盼呵盼呵，我们知道病情不可逆转，只希望能延长时间，也许会有新的办法。航空界从莫文祥同志起，还有空军领导同志都极关心他，各个方面包括医务界的朋友们也曾热情相助，我还往海外求医。然而错过了治疗时机，药石再难奏效。曾有个别的医生不耐烦地当面对小弟说，治不好了，要他“回陕西去”。小弟说起这话时仍然面带笑容，毫不介意。他始终没有失去信心，他始终没有丧失生的愿望，他还没有累够。<br/> 小弟生于北京，1952年从清华大学航空系毕业。他填志愿到西南，后来分配在东北，以后又调到成都、调到陕西。虽然他的血没有流在祖国的土地上，但他的汗水洒遍全国，他的精力的一点一滴都献给祖国的航空事业了。个人的功绩总是有限的，也许燃尽了自己，也不能给人一点光亮，可总是为以后的绚烂的光辉做了一点积累吧。我不大明白各种工业的复杂性，但我明白，任何事业也不是只坐在北京就能够建树的。<br/> 我曾经非常希望小弟调回北京，分我侍奉老父的重担。他是儿子，三十年在外奔波，他不该尽些家庭的责任么？多年来，家里有什么事，大家都会这样说：<br/> “等小弟回来”，“问小弟”。有时只要想到有他可问，也就安心了。现在还怎能得到这样的心安？风烛残年的父亲想儿子，尤其这几年母亲去世后，他的思念是深的，苦的，我知道，虽然他不说，现在他永远失去他的最宝贝的小儿子了。我还曾希望在我自己走到人生的尽头，跨过那一道痛苦的门槛时，身旁的亲人中能有我的弟弟，他素来的可倚可靠会给我安慰。哪里知道，却是他先迈过了那道门槛呵！<br/> 1982年10月28日上午七时，他去了。<br/> 这一天本在意料之中，可是我怎能相信这是事实呢！他躺在那里，但他已经不是他了，已经不是我那正当盛年的弟弟，他再不会回答我们的呼唤，再不会劝阻我们的哭泣。你到哪里去了，小弟！自1974年沅君姑母逝世起，我家屡遭丧事，而这一次小弟的远去最是违反常规，令人难以接受！我还不得不把这消息告诉当时也在住院的老父，因为我无法回答他每天的第一句问话：“今天小弟怎么样？”我必须告诉他，这是我的责任。再没有弟弟可以依靠了，再不能指望他来分担我的责任了。<br/> 父亲为他写了挽联：“是好党员，是好干部，壮志未酬，洒泪岂只为家痛；能娴科技，能娴艺文，全才罕遇，招魂也难再归来！”我那唯一的弟弟，永远地离去了。<br/> 他是积劳成疾，也是积郁成疾，他一天三段紧张地工作，参加各式各样的会议。每有大型试验，他事先检查到每一个螺丝钉，每一块胶布。他是三机部科技委员会委员，他曾有远见地提出多种型号研究。有一项他任主任工程师的课题研制获国防工办和三机部科技一等奖。同时他也是623所党委委员，需要在会议桌上坦率而又让人能接受地说出自己对各种事情的意见。我常想，能够<br/> “双肩挑”，是我们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期出来的知识分子的特点。我们是在“又红又专”的要求下长大的。当然，有的人永远也没有能达到要求，象我。大多数人则挑起过重的担子，在崎岖的、荆棘丛生的，有时是此路不通的山路上行走。那几年的批判斗争是有远期效果的。他们不只是生活艰苦，过于劳累，还要担惊受怕，心里塞满想不通的事，谁又能经受得起呢！<br/> 小弟入医院前，正负责组织航空工业部系统的一个课题组，他任主任工程师。他的一个同志写信给我说，1981年夏天，西安一带出奇的热，几乎所有的人晚上都到室外乘凉，只有“我们的老冯”坚持伏案看资料，“有一天晚上，我去他家汇报工作，得知他经常胃痛，有时从睡眠中痛醒，工作中有时会痛得大汗淋漓，挺一会儿，又接着做了。天啊！谁又知道这是癌症！我只淡淡地说该上医院看看。回想起来，我心里很内疚，我对不起老冯，也对不起您！”<br/> 这位不相识的好同志的话使我痛哭失声！我也恨自己，恨自己没有早想到癌症对我们家族的威胁，即使没有任何症状，也该定期检查。云山阻隔，我一直以为小弟是健康的。其实他早感不适，已去过他该去的医疗单位。区一级的说是胃下垂，县一级的说是肾游走。以小弟之为人，当然不会大惊小怪，惊动大家。后来在弟妹的催促下，乘工作之便到西安检查，才做手术。如果早一年有正确的诊断和治疗，小弟还可以再为祖国工作二十年！<br/> 往者已矣。小弟一生，从没有“埋怨”过谁，也没有“埋怨”过自己，这是他的美德之一。他在病中写的诗中有两句：“回首悠悠无恨事，丹心一片向将来。”他没有恨事。他虽无可以彪炳史册的丰功伟绩，却有一个普通人的认真的、勤奋的一生。历史正是由这些人写成的。<br/> 小弟白面长身，美丰仪；喜文艺，娴诗词，且工书法篆刻。父亲在挽联中说他是“全才罕遇”，实非夸张。如果他有三次生命，他的多方面的才能和精力也是用不完的；可就这一辈子，也没有得以充分地发挥和施展。他病危弥留的时间很长，他那颗丹心，那颗让祖国飞起来的丹心，顽强地跳动，不肯停息。他不甘心！<br/> 这样壮志未酬的人，不只他一个呵！<br/> 我哭小弟，哭他在剧痛中还拿着那本航空资料“想再看看”，哭他的“胃下垂”、“肾游走”；我也哭蒋筑英抱病奔波，客殇成都；我也哭罗健夫不肯一个人坐一辆汽车！我还要哭那些没有见诸报章的过早离去的我的同辈人。他们几经雪欺霜冻，好不容易奋斗着张开几片花瓣，尚未盛开，就骤然凋谢。我哭我们这迟开而早谢的一代人！<br/> 已经是迟开了，让这些迟开的花朵尽可能延长他们的光彩吧。<br/> 这些天，读到许多关于这方面的文章，也读到了《痛惜之余的愿望》，稍得安慰。我盼“愿望”能成为事实。我想需要“痛惜”的事应该是越来越少了。<br/> 小弟，我不哭！<br/> 1982年11月
第7版()<br/>专栏：<br/><br/> 在边防线上<br/> 饶阶巴桑（藏族）<br/> 换景<br/> 小小弹药箱，装过火，填满恨，<br/> 泼熄了向我国境线蔓延的毒焰。<br/> 小小弹药箱，蓄起水，盛满爱，<br/> 养一池花枝朝北的单思野水仙。<br/> 水仙长在国境线突出的边沿，<br/> 巡逻途中不慎忘记了细心清点，<br/> 为了弥补不容宽恕的粗疏，<br/> 加倍地浇上滤尽硝烟的清泉。<br/> 火药<br/> 山间儿童问我火药的成份是什么？<br/> 我问祖先留下的铜盘般的擂钵。<br/> 一硝二磺三木炭，<br/> 还有从穴居时代开始的信念之火。<br/> 火药象发明它的主人的性格，<br/> 在弹壁之内，爆炸统一于缄默。<br/> 不过，一旦触犯了它守卫的主权，<br/> 它就点燃信念，轰然跨出弹壳。<br/> 爱抚<br/> 薄雾、流烟、蝉翼、竹膜，<br/> 蒲公英的伞盖，凤凰树的丝絮，<br/> 一一在枪尖上随风飞动，<br/> 一一在眉梢间川流不息。<br/> 此刻是没有枪声的时候，<br/> 激战的对垒中一次短短的间隙，<br/> 威严的山林也解甲更衣，<br/> 有意隐其粗犷，无意露其细腻。<br/> 联军<br/> 葛藤在雄关险隘上悬空织网，<br/> 笋尖在空谷深涧里密布竹桩，<br/> 凌霄戒严的峰棱啊，何其高远，<br/> 濒水布阵的沟壑啊，何其深长。<br/> 仙人掌执一柄青锋封住野渡，<br/> 针叶树举万支箭镞锁住山岗，<br/> 一根拖地电话线使草木有了神经，<br/> 土地也敏感地自知安危攻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