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悼江丰
丁玲
我认识江丰，是三十年代初在上海。一天夜晚，为了去拿新出版的《文学导报》，我来到北四川路一个小弄堂里找适夷。在那间又小又黑的房子里，除了适夷，我还看见一个沉默的青年。小屋子里摊两张床，已经够挤了，床前面的地上还堆满了大大小小的木块。我问这是干什么的？适夷说是准备刻画用的，有些是刻坏了的木板。我望了那青年一眼，那青年也望望我。适夷便给我们介绍，哦！原来是跟鲁迅学习木刻的江丰。鲁迅不会木刻，鲁迅提倡木刻；一些青年在鲁迅支持下学木刻，江丰是其中的一个。
这个青年，看起来有点羞涩，见人也不说一句话，躲在黑屋子里埋头工作。适夷告诉我，他是一个工人的儿子，很穷苦，很用功，很忠诚，喜欢美术，要求革命，他是左翼“美联”的成员。现在他住在这里，借一席之地学木刻，同时帮助适夷跑腿，常常陪适夷通夜守在印刷所等印出来的《文学导报》，天不亮就赶快拿走；印刷厂老板怕天亮以后警察来查，给老板添麻烦。
江丰那时给我的印象就很好。他出生在上海，却一点浮华和精灵的气味都没有。他喜欢美术，勤学苦练，却没有一般艺术家的风流派头。他是一个革命者，不夸夸其谈，自以为是，自作聪明。你能感到的这个人是如此朴实、如此诚恳、如此亲切，是一个可靠的人；是一个值得尊重的人。
过了一些年，我们在延安又见面了。他那时在鲁迅艺术学院担任美术系主任，特地来文协山上看我。我们过去虽有一两次见面，却没有交谈过。现在我们象两个老朋友那样亲热地坐在小窑洞里。这次他说话了，说了鲁迅，说了雪峰，说了适夷，还说了一两个他认识我也认识的人。我听说他坐过牢，但他却一句也没有说；他可能也知道我的一些坎坷经历，却一句也不问。尽管这次他还是谈得少，但我感到他成熟了，他想得很多，他知道得也很多。他给我看他的木刻作品，我觉得很好。
后来他常来文协，大半是来看艾青或是李又然，偶然也来看我，谈的多半是关于他的学生的事，谈这些新艺术的萌芽，谈他们的成绩。这时，我们仍象两朵浮云，偶然相遇，又忽尔分开，彼此相知太少。我们从来没谈过个人的事情。他在我的感觉中，仍然是如此淳朴、如此忠厚、如此扎实，的确是一个好党员。他决不向人表示什么私人感情，也决不会恭维人，拍马屁、烧香、拜老头子、拉拉扯扯，他与这些无缘。他是一个认真的人，对党是这样，对朋友是这样，对艺术也是这样。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我们先后到了华北张家口。他在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美术系当主任，好象更忙了。我们几乎只有见面的缘分，而很少谈话的机会。偶尔他拿几张画给我看，向我讲这些画的优缺点。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都各有职守，见面更少了。六、七年中他来过我家里两次，每次来都坐得不长，好象是因为许久不见才来看看的。我也从来没有把他当作客人招待，来了就来了，走了就走了。来了总是谈点美术，我好象一个学生，听他谈的时候多，觉得他是很有见解的。党把一个工人的儿子培养成这样好的干部，而他个人的努力，个人的言行操守，使他能成为一个毫无愧色的人民的美术事业的开拓者和领导者之一，我是很感动的。
1957年的夏天，我们一次在艾青家里偶然相遇，我们已有一年多或两年没有见面了。他不会不知道一年多来，社会上散播的对我的闲言碎语。但江丰是一个不喜欢背后叽叽喳喳的人，我也觉得没有什么可说的。我们一同去北京饭店便餐，仍象过去几十年一样，谁也没有谈个人的事。从此以后的20多年，我们没有再见面，真正是相忘于江湖。但我是相信他的，我是不为他担心的。江丰，江丰！我们有很长一段时间都不知道彼此的下落和生死存亡。有时只偶然听到一点关于你的境遇的消息，引起我那末一丝愁绪，但又转瞬逝去，空留一声叹息。我们只能把一切属于感情的东西，甚至一点美好的愿望都压在心底。但我们总算过来了。
1979年1月，我从山西回到北京检查身体，你到文化部招待所来看我们，我们紧紧握着双手，彼此端详，我们都很激动，我们没有打问彼此的情况，有什么要问的呢？现在你能来看我，不是已经说明了一切，而且不是一切都开始变好了吗？真正的共产党员永远向前看，站稳脚跟，埋头苦干就是了。后来你回美术学院又当了院长，我想象得出你的忙碌，和你在工作上的困难，我们又很少见面了。尽管八十年代，我们同住在一栋大楼，我们也很少串门。我听到有些人，背后说你保守，思想僵化，说你倔强，甚至在老熟人中也有人对你不满。同时我也听到更多的人，有的是你过去的学生，说你爱护他们，称赞你热情、耿直、正派。这些都在意料中，我不以为奇。我只担心你的身体，我知道你近年患有心脏病。我希望你能多活几年，为人民服务，为党工作。我们需要象你这样的人，多一个就多一分力量。
今年春天，我读到江丰一篇谈现实主义美术的论文。我同意他的看法。我不懂美术，更不懂美术中的流派。但我是一个普通人，凡普通人都喜欢美术，我是喜欢欣赏美术的一个普通人。我总希望我所看到的画是能欣赏、能懂，至少是以我的水平，再加上一点特别努力而能懂，能接受的。有的人把女人的脸画得很丑，要我承认是美，我是没有办法的。有的画，又象人，又象兽，又象机器，我也能勉强看明白，也许人与兽之间本有相通之处罢？但我总希望在人兽中间要表现出他们美的东西，而不单是以裸露匪夷所思的丑恶为能事就行了。我们普通人只能接受现实生活中引起美感，引起遐想的东西，而不易理解一些想入非非的荒唐怪诞的东西。江丰的文章大约是为普通人说了话，所以，我觉得很容易理解。
后来，传说他曾因为推荐一个青年油画家的画，竟惹恼了一些人。我自然理解，这或者是因为文艺见解的不一致，也可能还有别的什么比较微妙、复杂，不易捉摸的关系。但这大概不是江丰所愿意、所能够应付的。更不是我能理解的。我只能以自己处理生活的哲学，就是既要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更要有一颗慧悟的心灵，既要“有为”，又“有所不为”，能退能进，可急可缓，我以此劝勉病中的江丰。江丰很简单，他回答说：“我是一个战士，就要死在战场上。”从这一句话，我更敬爱他，我看出了他的决心，也看得出他可能得到的后果。
今年8月底，我从大连回来，列席党的十二大会议，知道他果然又进过几次医院，我几次想去看看他，都没有抽出时间。9月11日的晚上，江丰逝世前两天，他忽然来看我了，沉静地坐在沙发上。我问他身体怎样？他说不怎么好，休克过几次了。一次是在会上发言，总算抢救及时，活了过来。听后我更为他担心，我诚恳地劝他无论如何，不要再出去参加会议，学院的事也要少管，要准备交班。他有点黯然，点了一点头，又很沉重地叹了一口气，说：“完全不去还是不行啊！”他没有坐好久，就走了。12号是星期天，我遇见他的妻子路老师，我叮咛她好好照顾江丰，要劝他，管他，只让他在家休息养病。可是13日的下午，我们便接到他家人的电话，说江丰在当天美协举行学习“十二大”文件的座谈会上，发言时又猝然倒下，这次抢救无效，他永远地倒下了。我听后只觉得天旋地转，难道这是真的吗？我到他家去，但见一切依旧，只是人去楼空。江丰，江丰！我满心想埋怨你，但我能怨你吗？你总算实践了自己的誓愿，“战士应该死在战场上”。可是我们还必须战斗的人，正在战斗着的人，却不能不因为你的牺牲而引起无尽的思考。悲伤有什么用呢？
我最后看到你时，你是那么安详地躺在那里，你的面容透露出坚强和自信。肃立在你的遗体面前，我不得不想：“那天晚上你来看我只是为了来向我告别吗？你一定预感到什么了，可你还是不说，不顾。你只是要把心摊在同志们面前；把意见留在会议上去发表。难道你一丝一毫也不考虑自己的几次可怕的晕厥吗？”站在你的遗体面前，我不愿离开。我后悔我们过去谈得太少，我们应该有更多的了解（我以为我们是非常了解）和更多的照顾（我以为我们都是无须照顾的）。但后悔有什么用呢？
你在座谈会上临终前的讲话录音，我已经听过两次了。你的上海土话，我不十分听得懂，听得清，但你的声音，你讲话的气势，都使我十分亲切地感到你的为人，你的存在。这声音将永远在我的脑中回旋，鼓舞着我继续和人民一起，战斗不息。
1982．12．13晨
第7版()
专栏：
哭小弟
宗璞
飞机强度研究所技术所长 冯钟越
我面前摆着一张名片，是小弟前年出国考察时用的。名片依旧，小弟却再也不能用它了。
小弟去了。小弟去的地方是千古哲人揣摩不透的地方，是各种宗教企图描绘的地方，也是每个人都会去，而且不能回来的地方。但是现在怎么能轮得到小弟！他刚五十岁，正是精力充沛，积累了丰富的学识经验、大有作为的时候。有多少事等他去做呵！医院发现他的肿瘤已相当大，需要立即做手术，他还想去参加一个技术讨论会，问能不能开完会再来。他在手术后休养期间，仍在看研究所里的科研论文，还做些小翻译。直到卧床不起，他手边还留着几份国际航空材料，总是“想再看看”。他也并不全想的是工作。已是滴水不进时，他忽然说想吃虾，要对虾。他想活，他想活下去呵！
可是他去了，过早地去了。这一年多，从他生病到逝世，真象是个梦，是个永远不能令人相信的梦。我总觉得他还会回来，从我们那冬夏一律显得十分荒凉的后院走到我窗下，叫一声“小姊——”。
可是他去了，过早地永远地去了。
我长小弟三岁。从我有比较完整的记忆起，生活里便有我的弟弟，一个胖胖的、可爱的小弟弟，跟在我身后。他虽然小，可是在玩耍时，他常常当老师，照顾着小朋友，让大家坐好，他站着上课，那神色真是庄严。他虽然小，在昆明的冬天里，孩子们都生冻疮，都怕用冷水洗脸，他却一点不怕。他站在山泉边，捧着一个大盆的样子，至今还十分清晰地在我眼前。
“小姊，你看，我先洗！”他高兴地叫道。
在泉水缓缓地流淌中，我们从小学，中学而大学，大部时间都在一个学校。毕业后就各奔前程了。不知不觉间，听到人家称小弟为强度专家；不知不觉间，他担任了总工程师的职务。在那动荡不安的年月里，很难想象一个人的将来。这几年，父亲和我倒是常谈到，只要环境许可，小弟是会为国家做出点实际的事的。却不料，本是最年幼的他，竟先我们而离去了。
去年夏天，得知他患病后，因为无法得到更好的治疗，我于8月20日到西安。记得有一辆坐满了人的车来接我。我当时奇怪何以如此兴师动众，原来他们都是去看小弟的。到医院后，有人进病房握手，有人只在房门口默默地站一站，他们怕打扰病人，但他们一定得来看一眼。
手术时，有航空科学研究院、623所、631所的代表，弟妹、侄女和我在手术室外；还有一辆轿车在医院门口。车里有许多人等着，他们一定要等着，准备随时献血。小弟如果需要把全身的血都换过，他的同志们也会给他。但是一切都没有用。肿瘤取出来了，有一个半成人的拳头大，一面已经坏死。我忽然觉得一阵胸闷，几乎透不过气来——这是在穷乡僻壤为祖国贡献着才华、血汗和生命的人呵，怎么能让这致命的东西在他身体里长到这样大！
我知道在这黄土高原上生活的艰苦，也知道住在这黄土高原上的人工作之劳累，还可以想象每一点工作的进展都要经过十分恼人的迂回曲折。但我没有想到，小弟不但生活在这里，战斗在这里，而且把性命交付在这里了。他手术后回京在家休养，不到半年，就复发了。
那一段焦急的悲痛的日子，我不忍写，也不能写。每一念及，便泪下如绠，纸上一片模糊。记得每次看病，候诊室里都象公共汽车上一样拥挤，等呵等呵，盼呵盼呵，我们知道病情不可逆转，只希望能延长时间，也许会有新的办法。航空界从莫文祥同志起，还有空军领导同志都极关心他，各个方面包括医务界的朋友们也曾热情相助，我还往海外求医。然而错过了治疗时机，药石再难奏效。曾有个别的医生不耐烦地当面对小弟说，治不好了，要他“回陕西去”。小弟说起这话时仍然面带笑容，毫不介意。他始终没有失去信心，他始终没有丧失生的愿望，他还没有累够。
小弟生于北京，1952年从清华大学航空系毕业。他填志愿到西南，后来分配在东北，以后又调到成都、调到陕西。虽然他的血没有流在祖国的土地上，但他的汗水洒遍全国，他的精力的一点一滴都献给祖国的航空事业了。个人的功绩总是有限的，也许燃尽了自己，也不能给人一点光亮，可总是为以后的绚烂的光辉做了一点积累吧。我不大明白各种工业的复杂性，但我明白，任何事业也不是只坐在北京就能够建树的。
我曾经非常希望小弟调回北京，分我侍奉老父的重担。他是儿子，三十年在外奔波，他不该尽些家庭的责任么？多年来，家里有什么事，大家都会这样说：
“等小弟回来”，“问小弟”。有时只要想到有他可问，也就安心了。现在还怎能得到这样的心安？风烛残年的父亲想儿子，尤其这几年母亲去世后，他的思念是深的，苦的，我知道，虽然他不说，现在他永远失去他的最宝贝的小儿子了。我还曾希望在我自己走到人生的尽头，跨过那一道痛苦的门槛时，身旁的亲人中能有我的弟弟，他素来的可倚可靠会给我安慰。哪里知道，却是他先迈过了那道门槛呵！
1982年10月28日上午七时，他去了。
这一天本在意料之中，可是我怎能相信这是事实呢！他躺在那里，但他已经不是他了，已经不是我那正当盛年的弟弟，他再不会回答我们的呼唤，再不会劝阻我们的哭泣。你到哪里去了，小弟！自1974年沅君姑母逝世起，我家屡遭丧事，而这一次小弟的远去最是违反常规，令人难以接受！我还不得不把这消息告诉当时也在住院的老父，因为我无法回答他每天的第一句问话：“今天小弟怎么样？”我必须告诉他，这是我的责任。再没有弟弟可以依靠了，再不能指望他来分担我的责任了。
父亲为他写了挽联：“是好党员，是好干部，壮志未酬，洒泪岂只为家痛；能娴科技，能娴艺文，全才罕遇，招魂也难再归来！”我那唯一的弟弟，永远地离去了。
他是积劳成疾，也是积郁成疾，他一天三段紧张地工作，参加各式各样的会议。每有大型试验，他事先检查到每一个螺丝钉，每一块胶布。他是三机部科技委员会委员，他曾有远见地提出多种型号研究。有一项他任主任工程师的课题研制获国防工办和三机部科技一等奖。同时他也是623所党委委员，需要在会议桌上坦率而又让人能接受地说出自己对各种事情的意见。我常想，能够
“双肩挑”，是我们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期出来的知识分子的特点。我们是在“又红又专”的要求下长大的。当然，有的人永远也没有能达到要求，象我。大多数人则挑起过重的担子，在崎岖的、荆棘丛生的，有时是此路不通的山路上行走。那几年的批判斗争是有远期效果的。他们不只是生活艰苦，过于劳累，还要担惊受怕，心里塞满想不通的事，谁又能经受得起呢！
小弟入医院前，正负责组织航空工业部系统的一个课题组，他任主任工程师。他的一个同志写信给我说，1981年夏天，西安一带出奇的热，几乎所有的人晚上都到室外乘凉，只有“我们的老冯”坚持伏案看资料，“有一天晚上，我去他家汇报工作，得知他经常胃痛，有时从睡眠中痛醒，工作中有时会痛得大汗淋漓，挺一会儿，又接着做了。天啊！谁又知道这是癌症！我只淡淡地说该上医院看看。回想起来，我心里很内疚，我对不起老冯，也对不起您！”
这位不相识的好同志的话使我痛哭失声！我也恨自己，恨自己没有早想到癌症对我们家族的威胁，即使没有任何症状，也该定期检查。云山阻隔，我一直以为小弟是健康的。其实他早感不适，已去过他该去的医疗单位。区一级的说是胃下垂，县一级的说是肾游走。以小弟之为人，当然不会大惊小怪，惊动大家。后来在弟妹的催促下，乘工作之便到西安检查，才做手术。如果早一年有正确的诊断和治疗，小弟还可以再为祖国工作二十年！
往者已矣。小弟一生，从没有“埋怨”过谁，也没有“埋怨”过自己，这是他的美德之一。他在病中写的诗中有两句：“回首悠悠无恨事，丹心一片向将来。”他没有恨事。他虽无可以彪炳史册的丰功伟绩，却有一个普通人的认真的、勤奋的一生。历史正是由这些人写成的。
小弟白面长身，美丰仪；喜文艺，娴诗词，且工书法篆刻。父亲在挽联中说他是“全才罕遇”，实非夸张。如果他有三次生命，他的多方面的才能和精力也是用不完的；可就这一辈子，也没有得以充分地发挥和施展。他病危弥留的时间很长，他那颗丹心，那颗让祖国飞起来的丹心，顽强地跳动，不肯停息。他不甘心！
这样壮志未酬的人，不只他一个呵！
我哭小弟，哭他在剧痛中还拿着那本航空资料“想再看看”，哭他的“胃下垂”、“肾游走”；我也哭蒋筑英抱病奔波，客殇成都；我也哭罗健夫不肯一个人坐一辆汽车！我还要哭那些没有见诸报章的过早离去的我的同辈人。他们几经雪欺霜冻，好不容易奋斗着张开几片花瓣，尚未盛开，就骤然凋谢。我哭我们这迟开而早谢的一代人！
已经是迟开了，让这些迟开的花朵尽可能延长他们的光彩吧。
这些天，读到许多关于这方面的文章，也读到了《痛惜之余的愿望》，稍得安慰。我盼“愿望”能成为事实。我想需要“痛惜”的事应该是越来越少了。
小弟，我不哭！
1982年11月
第7版()
专栏：
在边防线上
饶阶巴桑（藏族）
换景
小小弹药箱，装过火，填满恨，
泼熄了向我国境线蔓延的毒焰。
小小弹药箱，蓄起水，盛满爱，
养一池花枝朝北的单思野水仙。
水仙长在国境线突出的边沿，
巡逻途中不慎忘记了细心清点，
为了弥补不容宽恕的粗疏，
加倍地浇上滤尽硝烟的清泉。
火药
山间儿童问我火药的成份是什么？
我问祖先留下的铜盘般的擂钵。
一硝二磺三木炭，
还有从穴居时代开始的信念之火。
火药象发明它的主人的性格，
在弹壁之内，爆炸统一于缄默。
不过，一旦触犯了它守卫的主权，
它就点燃信念，轰然跨出弹壳。
爱抚
薄雾、流烟、蝉翼、竹膜，
蒲公英的伞盖，凤凰树的丝絮，
一一在枪尖上随风飞动，
一一在眉梢间川流不息。
此刻是没有枪声的时候，
激战的对垒中一次短短的间隙，
威严的山林也解甲更衣，
有意隐其粗犷，无意露其细腻。
联军
葛藤在雄关险隘上悬空织网，
笋尖在空谷深涧里密布竹桩，
凌霄戒严的峰棱啊，何其高远，
濒水布阵的沟壑啊，何其深长。
仙人掌执一柄青锋封住野渡，
针叶树举万支箭镞锁住山岗，
一根拖地电话线使草木有了神经，
土地也敏感地自知安危攻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