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巍巍青山
——评中篇小说《高山下的花环》
王春元
莎士比亚的一位剧中人说过：“人类是多么美丽！啊！大好的新世界，有这么出色的人物。”我读罢李存葆的中篇小说《高山下的花环》（《十月》1982年第6期），在心灵剧烈震颤之余，不由得想起了这深情赞美人的诗句。
这部作品写的是我人民解放军的一个步兵连队，在自卫还击战中的战斗进程和战前战后的营地生活。在这个跟当代实际生活很贴近的艺术天地里，我们逐渐结识了连长梁三喜、指导员赵蒙生、副连长靳开来、战士薛凯华、金小柱等，以及绰号叫“雷神爷”的雷军长，梁三喜的妈妈梁大娘和他的妻子韩玉秀。他们都是为建树民族伟业而奉献出自己一切的人，又是有血有肉、有长处也有短处的活生生的人。由于新时代曙光的映照，命运之梭的穿织，使他们得遇机缘，用自己闪光的年华，沉郁的思考，无边的至爱深情，来建筑当代人类精神的巍峨宫殿。
战争题材的作品，当然缺不了战争场面的描写，这部小说也不例外。但它没有迷恋于战役过程的纪录，也没有陷入“战壕真实”的盲目追求，而是从连队的战斗生活出发，从构成生活主体的人出发，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去追踪社会主义新人在各自的生活道路上前进的足迹；在典型的情境中，去剖析“这一个”人的内心世界的奥秘，从而显示了正在确立中的社会主义时代的人与人、个人与社会的新型关系，展现了成长中的一代新人性格发展的艰难历程。
一
《高山下的花环》是一曲悲壮的颂歌，但是，它不回避矛盾，而是以严谨的现实主义态度，勇敢地、正面地剖析了现实中尖锐的矛盾，这对军事题材文学的创作来说是一个重大的突破。
小说主人公之一的赵蒙生，原是军政治部宣传处的干事，刚刚下到某团九连任指导员。但这不是正常的工作调动，而是搞了一套“曲线调动”的把戏。导演这出戏的正是他的妈妈吴爽——一位“三八”式的部队老干部。她想把儿子赵蒙生跨军区调回身边，但她担心刚正不阿的雷军长反对，便只好打通别的关系，把儿子先调离军部，以便俟机转调。
在这出小小的闹剧里，赵蒙生扮演了一个不光彩的角色。正如他后来在痛悔自责的那样：“指导员——党代表，我是在亵渎这神圣而光荣的称号啊！”是的，他们母子亵渎了我军的光荣传统，也亵渎了自己的人格。更令人惋惜的是，一开始他们并没有感到这是亵渎，赵蒙生居然以“常常为有妈妈这样的大树做为荫庇，感到莫大的幸福和自豪”！
当然，这无损于我们伟大军队的整体。我们的连队依然是坚强的堡垒，广大指战员仍然无愧于他们光荣的天职。无论是连长梁三喜、炮排排长（后来提升为副连长）靳开来，或是司号员金小柱以及其他年轻的战士，“位卑未敢忘忧国”，从来都是把自己的连队当作捍卫祖国尊严的钢铁长城的一角。九连在连长梁三喜的严以带兵、宽以待人的革命军风的率领下，干部与战士、兵与兵之间充满了富有人情味的和革命情谊的战友关系。对于这个战斗集体，赵蒙生是陌生的，甚至是格格不入的。他和连队之间似乎隔着一道看不见摸不着的高墙，他感到自己同周围的人与事均处于某种疏远化状态，而且是双重的疏远化：作为指导员，他不但不称职，而且根本不想去称职。在梁三喜、靳开来、金小柱以及后来的战士薛凯华等当作人生的庄严岗哨、革命熔炉的地方，对赵蒙生说来，只不过是谋一己私利的跳板。作为人，他的精神世界处于封闭状态，他感到同周围的人没有互相依存的内在的联系，经常被一种朦胧的优越感所笼罩。
为什么一个诞生于战火纷飞的沂蒙山区，吸吮着劳动人民的乳汁呀呀学语，红旗下长大，“全家兵”环境里熏陶出来的“军人的儿子”，竟如此疏远，如此冷漠地对待自己的队伍、战友、兄弟、同胞？作者面对这个严峻的问题，没有采取息事宁人的庸人态度，没有走阻力最小、安全系数最大的路，而选择了一条忠于生活的路，一条勇于直面矛盾的尖锐性，勇于凿透冻土层，开掘生活真理的路。
作者笔下的赵蒙生是本质善良，胸中不乏正义感的年轻人，但是，过于优越的生活条件，特别是他母亲那一套利用关系搞特殊化的庸俗作风，使他的精神受到了扭曲和污染。当然，赵蒙生的母亲也并非生来如此，她也有过出生入死，熠熠生辉的战斗岁月。然而，无论是谁，总归逃不脱周围环境、生活条件和社会地位对他的改造。十年动乱，造成了各种精神的病毒宜于繁殖、便于传播的恶境，使一些人的精神结构发生了退婴变化，那些在过去严肃的岁月中处于受抑制状态的利己主义的人性沉渣，一经搅动，便漫然泛起。心地麻木，讲求“实惠”，不同程度地失去了人的尊严，就是这些人的一个可悲的共同特点。不幸，赵蒙生母子暂时受感染的也正是这种“病”。
生活是严峻的，但也是健强的。赵蒙生母子的错误行径，惹火了军长“雷神爷”，就在战前的一次会上，爆发了一场真正的电闪雷鸣：
“我的大炮就要万炮轰鸣，我的装甲车就要隆隆开进！我的千军万马就要去杀敌！就要去拚命！就要去流血！！可刚才，有那么个神通广大的贵妇人，她竟有本事从几千里之外，把电话要到我这前沿指挥所！……她来电话是让我给她儿子开后门，让我关照关照她儿子！……她真是狗胆包天！……我雷某不管她是天老爷的夫人，还是地老爷的太太，走后门，谁敢把后门走到我这流血牺牲的战场上，没二话，我雷某要让她儿子第一个扛上炸药包，去炸碉堡！”
雷军长雄狮般的怒吼，战士们山呼海啸般的掌声，震撼了赵蒙生灵魂深处的锈损了的尊严，他第一次感到无地自容的耻辱在残酷地惩罚他：“奇耻大辱，大辱奇耻，如毒蛇之齿，撕咬着我的心！……我晓得人间有羞耻！我，我要捍卫人的起码尊严，我要捍卫将军后代的起码的尊严！！
这时，仅仅是这时，赵蒙生才猛然惊醒，开始懂得一点什么是人的尊严，什么是军人的尊严！因为他第一次意识到在他的胸膛里还在剧烈跳动着一颗懂得羞耻的心。马克思说，羞耻本身就是一种革命，耻辱感是一种内向的愤怒。那么，一个将门之子的正义的愤怒，难道就不能出英雄吗？！
回答是肯定的。
二
《高山下的花环》以健康、朴实的笔触，从揭示人物内心世界的秘密及其发展着手，塑造了一群“位卑未敢忘忧国”，外表平凡而心灵美好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
战幕拉开。九连受命为尖刀连，向敌阵纵深打穿插。任务光荣，但谁都明白，前面将是一场难以估量的恶战。
绰号“牢骚大王”的副连长靳开来怀着慷慨赴难的必死决心，争取带尖刀排的英雄行为和在关键时刻一心为战友着想的高风亮节，给赵蒙生的触动很大，他似乎直到此刻才初次意识到，什么是崇高，什么是渺小，于是，一种对战友、对祖国、对本职岗位的责任感油然而生。而小金等战士的牺牲，则使赵蒙生心头萌生的责任感愈来愈强烈。跟随他的司号员金小柱为了帮助战友，超负荷背运装备，不幸累死在阵地上。赵蒙生在悲悼之余心中暗暗对死者痛表心迹：“我年龄几乎比他大一倍，可我……小金呀，原谅我吧，我不会是个永远都不称职的指导员！”
可以看出，此时此刻的赵蒙生完全能从小金和其他战友的壮烈殉职中，得到宝贵的启示，他醒悟到职位高低，年龄大小，出身贵贱并不能标定一个人的真实价值；一个称职而又尽职的司号员较之于一个既不称职又不尽职的指导员，不知要高多少倍！
在怎样看待副连长靳开来的为人及其牺牲的意义上，存在着不同观点。靳开来为了替干渴得就要失去战斗力的战友们，冒险弄捆甘蔗而牺牲了。评功时，赵蒙生为他请功，但有人不同意，说：“靳开来此人，思想境界一贯不高，是个牢骚大王”。并说，他是为一捆甘蔗死的，“死得不值得”。但赵蒙生和活下来的战友们坚决反对这种看法，认为：“不管别人怎么说，副连长在我们九连的心目中，永远是大义凛然的英雄！没有他搞来的那捆甘蔗，我们当时都渴晕了，我们能攻上364高地主峰吗？！”很明显，这里存在着两种不尽相同的英雄观和人的价值观。我们完全赞同赵蒙生等人的看法，也认为凡在正义事业中，在生死线上无私尽职乃至忘我殉职的人，就是英雄，而不在于他生来多么完美无缺。
基于这样的认识，赵蒙生作为指导员，他特别尊重那些要求火线入党的战士。他体会到，“受命于危难之际”，在死亡线上要求入党，“绝不是去领取一张谋取私利的通行证，而是准备向党献出一腔热血”，是在尽一个战士最崇高的职责。
基于这样的认识，赵蒙生得以在战场上迅速成长起来，他现在已不再简单地满足于以“洗净耻辱”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撑点了，而是庄严地用尽战士的职责来激励自己。他正是从这个角度来追随连长梁三喜的英雄足迹：“都是爹娘生的，连长梁三喜是人，我也是人，他能去做的事，我这当指导员的也应照着去做，才算称职！”赵蒙生这样想也这样做了。
战争以在平时无法与之相比的强大的创造力，把一个曾被军长和战友骂上战场的平庸的人，重新塑造成一个有种的勇士，此中奥秘，用赵蒙生自己的话说，“那是烈士们用热血净化了我的灵魂”。是的，赵蒙生的话并没有夸大。在敌人阵地上，梁三喜为了掩护赵蒙生竟遭敌暗害，弥留之际，他指着那喷血的左胸上的衣袋，只留下一句没说完的话：“这里……有我……一张欠帐单……”啊，一张血染的欠帐单。
几年来，这血染的欠帐单一直象沂蒙山中那古老的碾盘一样，重压在赵蒙生的心上。他痛苦，正因为他深深地理解：为什么烈士最后遗憾于人世的竟是那么一张近乎琐事的欠帐单！他更深深地懂得，那位赤胆忠心、凛然无畏的民族忠魂跟这张血染的欠帐单之间有着令人心酸的内在联系。这一切，还是让小说本身向我们讲述吧：
梁三喜家住沂蒙山区老根据地，妈妈梁大娘，老妇救会长，为革命献出了一切，没讲过条件；大哥给八路军当小交通员，十二岁上就殉了职；父亲在“批林批孔”那年气病了。为了给父亲治病，梁三喜在部队生活俭朴到了极点，还得东挪西借，那后来被鲜血浸红了的欠帐单也就这么留下了。出征前夕，三喜在写给妻子的信里，也照抄了一份欠帐单，并殷殷叮嘱妻子，万一他牺牲了，“人死帐不能死”。三喜牺牲后，梁大娘和玉秀遵照死者遗嘱，坚持清还欠债。无论大家怎样哀求劝阻，大娘只是悲痛地说：死者的话是绝对不能违的！
请看，整整两代人，为革命，为人民，为祖国，默默地献出了自己的瓌宝。他们不仅用小米和乳汁养育了革命，还把自己的亲人一个个奉献给了国家，奉献给了战争，而留给自己的依然是超负荷的艰难。他们没叫一声苦，没喊一声冤，不图答谢，不图报恩，而是把这看作是为庄户人的天职。当九连战士送别梁大娘离队回乡时，目睹祖孙三代孤儿寡母的情景，不禁潸然泪下。就在这时，“梁大娘站起来：‘莫哭……庄稼人种地，也得流几碗汗擦破点皮，打江山保江山，哪有不流血的呀！三喜他为国家死的，他死得值的……’”
啊，沂蒙山的母亲！此情此景，一切对您的颂歌都成多余。我只想告诉我的朋友们，请记住：这就是我们的人民，这就是我们的上帝，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伟大的民族精神。
人们常说，真正的人间至爱不是索取，不是等价交换，而是无偿的给予，无言的奉献。这话很对。不过照我看来，只有我们民族的忠诚儿女，即如小说中的英雄人物，又如生活中已死的和活着的蒋筑英、罗健夫，正是这些纯粹的人，才真正拥有那种象海洋一般深沉无私的爱。他们爱真理、爱国家、爱人民、爱亲人、爱战友。这种高境界的爱，主要不是表现为感情的、心理的某种状态，而是纯化为庄严的职责感。它体现在我们时代的新人身上，已成为精神生活的内在需要。春蚕既死，余丝未尽；鞠躬尽瘁，死而犹存——如此至情至诚的崇高心境，使他们永远有尽不完的职责，直到生命垂危之际，使之拳拳然眷恋于人世间者，仍是那未尽的职，未了的情。是啊，“人死帐不能死”。三喜之不能忘怀于一张血染的欠帐单，靳开来之所以留最后一瞥于“全家福”的照片，正是那蕴蓄在烈士心头的深沉肃穆的职责感在闪出最后一次神圣的光辉啊！
三
《高山下的花环》感人至深，同作者巨大而深沉的热情是分不开的。作者不但怀着深厚的感情描写那些顶天立地、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而且，难能可贵的是，他还带着同样强烈灼人的热情，无情地揭示矛盾的尖锐性，无情地剖析发展中的英雄人物心灵的复杂性。这叫寓热情于无情。作者在处理赵蒙生的心理发展过程就是这样，他用一双火样的热情的眼睛，无情地审视着人物内心精神迭变的轨迹，爱其所是，恶其所非，一点也不含糊，就象雷军长的“甩帽”、怒斥吴爽等场面所显示的那样，道是无情却有情，其实，这是真正的巨大的革命热情的独特表现。
正因为如此，这部作品能在深厚的生活真实的基础上，给人以净化灵魂，冶炼人性，提高境界，振奋人心的审美力量、思想力量和道德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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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文艺创作的良好势头
本报评论员
今年以来，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继续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散文、戏剧、电影、电视剧、曲艺等创作，都有所突破，有所发展，涌现了一批思想和艺术都好的作品。中篇小说的创作尤其引人瞩目，成绩令人振奋。据不完全统计，到目前为止，文艺刊物上已发表中篇小说近300篇，其中，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朱苏进的《射天狼》，魏继新的《燕儿窝之夜》，韦君宜的《洗礼》，路遥的《人生》，蒋子龙的《锅碗瓢盆交响曲》，叶林、徐孝鱼的《没有门牌的小院》，张一弓的《流泪的红蜡烛》，从维熙的《远去的白帆》等作品，以其反映现实的敏锐，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感人的艺术魅力，深深地吸引了读者，在广大群众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透过中篇小说创作的这一角，可以看出文艺战线形势喜人。关于文艺创作的种种忧虑是不必要的。
这批中篇小说的产生，是作家们在四项基本原则的指导下，解放思想、勇于探索、大胆创作的结果。一个具有崇高时代责任感的作家，对于生活进程中所出现的重大矛盾，对于千百万群众所关心的社会问题，是不会无动于衷的。这些作品之所以可贵，就在于它们不是背向现实，去表现什么没有多大社会意义的“心灵的秘密”，也没有回避矛盾，去表现什么琐屑的“杯水风波”，而是以极大的热情，敏锐地反映了社会的风云变化，写出了生活前进中的电闪雷鸣。作品鞭挞了丑，又歌颂了一代社会主义新人崇高美丽的心灵；揭露了生活中的不正之风，又表现了正在被发扬光大的凛然正气；写出了前进中艰难和沉重的一面，又表现了生活的发展趋向和光明前景……。正因为这些作品勇敢、正面地剖析了社会中的尖锐矛盾，表现了当前的变革和斗争，反映了人民的意志、愿望和追求，它们才拨动了千千万万读者的心弦，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响。
这批中篇小说的突破，还表现在塑造了一批既有独特的个性，又有鲜明时代色彩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这些人物大都有一段坎坷的经历，心灵上甚至还有十年动乱留下的创伤，但是，他们没有迷惘，没有消沉，而是在新时期阳光的照耀和温暖下，在变化着的新生活的感染和启示下，经过深沉的思索，找到了自己在生活中的位置和前进的目标，从而坚定了信仰，振奋了精神。这些人物也不是什么十全十美的完人，有的还是不大起眼的普通人，身上甚至还有这样那样的弱点和缺点，然而，在严峻的考验下，他们陡然站立起来了，为国争光的一腔热血，为四化献身的崇高精神，使他们做出了动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壮举。梁三喜、靳开来（《高山下的花环》），袁翰（《射天狼》）、牛宏（《锅碗瓢盆交响曲》）等一批新人的出现，给我们的文艺创作带来了一股新鲜气息，也为作家、艺术家如何反映我们的时代，如何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提供了一些有益的经验。
这批中篇小说的出现，从另一个方面又说明了作家深入生活的重要性。《高山下的花环》、《射天狼》、《燕儿窝之夜》等作品，大都出自年轻作者之手，从艺术技巧来说，它们都还有不够成熟的一面，也还有些可挑剔的地方。但是，这些作品却是那样的动人肺腑，发人深思，这种感人的艺术魅力来自何处？主要来自生活。作者们不满足于在生活的浅滩上涉足，而是投身到生活的激流中去，从人民的生活和斗争中汲取诗情。壮丽多彩的生活，为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也唤起了作者们强烈的生活激情。可以说，它们主要不是靠编织故事的技巧，而是靠叙述的朴素性，靠浓郁的生活气息，靠真实的力量，靠作者来自生活的激情打动读者的。艺术技巧的提高诚然不能忽视，我们的作者（特别是青年作者）在这方面还要下很大的功夫，但从当前的创作来说，更重要的还不是艺术技巧而是深入生活的问题。这些作品的成功，又一次说明深入生活对创作的提高是多么的重要。
在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创作中，各种艺术形式的发展是不平衡的。粉碎“四人帮”以后，先是诗歌、报告文学起了带头作用；接着是短篇小说的崛起；近年来，中篇小说又脱颖而出，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各种艺术形式的相互竞赛，相互促进，使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出现了百花争妍、欣欣向荣的局面。当前，文艺创作面临着很好的形势。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艺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为作家、艺术家的驰骋开辟了广阔的天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历史性变化，人民群众精神面貌的极大变化，为作家、艺术家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源泉；粉碎“四人帮”以后成长起来的一大批有才华、有朝气的中青年作者，是一支有潜力、有远大发展前途的生力军。我们同广大读者和文艺工作者一起，为文艺创作的良好势头感到由衷的高兴。我们也相信，在党的十二大精神的指引和鼓舞下，文艺工作者认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扎实地深入生活，进一步解放思想，振奋精神，一定能创作出更多无愧于我们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为开创社会主义文艺的新局面作出更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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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经济界和文艺界同志座谈《改革者》时提出：
文艺创作要努力反映当代生活
本报讯 张锲的长篇小说《改革者》（载《当代》一九八二年第五期）发表以后，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关注。十二月十七日，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当代》编辑部、《中国青年报》联合召开座谈会，就《改革者》的题材、主题、人物塑造以及所产生的社会影响进行了座谈。
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童大林说，当前，我国进入了经济振兴时期，《改革者》可以说是这一时期的艺术反映。它至少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一，这部作品的主题和情节，触及到了当前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重要问题，反映的矛盾相当尖锐，因而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索；二，作品反映了当前改革中的人物关系，反映了改革中两种力量的较量。其中的改革者不是单数，而是复数，陈春柱、徐枫以及冯慕白、向大光、魏寰等人，体现了当前改革的潮流。作品成功地塑造了省委书记陈春柱的形象，既写了他改革的决心，也写了他内心的一些矛盾，使人觉得这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这类老干部虽然将要离休，但在今后的改革中仍然起着重要作用。童大林同志认为，我们的文艺创作，要和生活发生更密切的联系。从题材来说，要大力反映当代生活，特别是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精神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和动向；从主题来说，要敢于接触生活的尖锐矛盾，敢于提出问题，而不要回避矛盾，掩盖矛盾。我们要创作出一大批《改革者》这样的文学作品，以促进我们的政治、经济和精神生活的改革。
冯牧在发言中说，《改革者》充满生活朝气，表现了作者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热情和责任感，显示了生活的新的趋向，这是某些作家所缺乏的。文艺创作要开创新局面，正确认识和理解时刻变化着和出现着的新的人物、新的思想、新的风尚，应成为作家首先注意的问题。我们既反对“题材决定”论，也反对“题材无差别”论。《改革者》敏锐地反映了当前改革中的重大矛盾，但它没有简单地图解生活。陈春柱的形象有声有色，魏振国这个人物也使人感到真实可信。不足的是，作品没有把徐枫放到尖锐的冲突中，通过人物自己的语言、行动来刻画人物，而是过多地靠作者的叙述、议论来介绍人物，因而这个形象显得不够生动、丰满。韦君宜认为，作品中的改革者，胸怀大志，锐意进取，坚持改革，他们能给人以力量，有新鲜感。作品中钮根宝的形象有现实意义。他纯正守法，为党做过大量工作，但在改革中成了绊脚石。作品对他的僵化保守，没有采取简单化的描写，而是通过这个形象，写出了改革的艰巨性、复杂性。
秦兆阳作了书面发言。他说，过去有些写当时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的作品，不是从生活出发，而是为赶任务去拼凑生活，违反了生活真实，这样的作品当然没有生命力。《改革者》不同于这类作品，它的艺术色彩虽还有不足，但充满生机，真实自然，对我们的文艺创作起了某种程度的开路作用。作家程树臻、焦祖尧、叶辛，《改革者》的作者张锲，就作家如何深入生活、开阔视野，文艺创作如何更好地反映当前变化着的新生活等问题发了言。
参加座谈会的还有屠岸、孟伟哉、李曙光、唐非、刘锡诚、张炯等五十多人。（顾志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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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协和北大联合举行集会
纪念伟大诗人杜甫
最近，中国作家协会和北京大学联合举行集会，纪念我国伟大诗人杜甫诞生一千二百七十周年。
著名学者和诗人冯至主持了纪念会并讲话，他称杜甫是对人类有过杰出贡献的伟大人物。他说，象但丁、莎士比亚、歌德一样，屈原、李白、杜甫可以说是诗的星空中的几颗巨星。北京大学陈贻焮副教授做了杜甫生平、思想和艺术成就的学术报告。
首都作家、学者及有关方面负责人和北京大学师生共一千五百人参加了纪念活动。他们中有艾青、沙汀、冯牧、季羡林、钟敬文、王瑶、启功、林庚、林林、朱子奇、葛洛、张僖、魏巍、玛拉沁夫、严辰、邹荻帆、邓绍基、郭预衡等。（柯小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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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真意切 动人心弦
——《高山下的花环》读后
李炳银
我不是一个感情脆弱的人。可是，在读李存葆的中篇小说《高山下的花环》时，我却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波澜，几次掉下了眼泪。
小说中的什么力量，这么猛烈地触动着我的心弦，竟使我如此地情感激荡？是小说中描绘的那些性格分明、血肉丰满的人物，是这些人物充分表现出来的那些真实、细腻而又丰富的思想感情。
战争是严酷无情的，它会给人们带来生死患难，造成悲欢离合。然而，在这无情的战争环境中，却容易使人把自己所有的感情裸露出来。文学作品反映战争生活，不应当忽视对人们感情的描写。《高山下的花环》着重反映对越自卫还击作战前后发生在某步兵九连的生活，作者在小说中为我们描绘了一批很有特色的人物，表现了各人的不同感情。这里有炽热的爱国感情，也有深沉的骨肉之情；有高尚的，也有低下的；既有比较单纯的，也有比较复杂的，林林总总，丰富多采。作者不管表现那一种感情，都严格遵循真实性原则，不遮遮掩掩，不肆意歪曲。李存葆说：“虚假永远无聊乏味，令人生厌”，因之，他笔下的人物，笔下人物的感情也都很真实，决不是那种经过“净化”或“改造”过的“人”，那种搀假的、矫揉造作的虚情。
在小说中，作者无疑是把梁三喜、靳开来等作为英雄人物来讴歌的，但在这些人物身上，没有高干事想找的那种“豪言壮语”，反而，却是有着许多普通人所有的思想情感，甚至烦恼。连长梁三喜非常热爱自己的连队，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他把自己的连队训练成全团的先进战斗单位。但他也思亲念妻，因为长期的经济拮据曾产生过“干脆转业回老家算了”的念头；靳开来工作严肃认真，军事技术全团数第一，可他却为夫妻长久分居两地苦恼，因而得了“牢骚大王”绰号。但是，当战争爆发时，就是这些极其普通的人，“位卑未敢忘忧国”，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战场。他们英勇杀敌，最后以身殉国，表现了崇高的革命感情和精神境界。作者通过真实的描写，极有说服力地把英雄豪情与人之常情统一起来了，把平凡与崇高和谐地结合到了一起。
人的感情是十分敏感的，不同的场合，不同的事件会引起人不同的感情，因之它又是极其复杂的。作者在表现人的感情时，必须准确地把握这种复杂性，才可能表现得较为贴切。当然，复杂性不是分裂性，它是有逻辑可寻的。《高山下的花环》在这一点上，对我们很有启示。靳开来负重伤生命垂危的时候，让别人从他的口袋取出一样东西，那不是记录豪言壮语的本本，而是“全家福”照片，他希望离开人世前能最后再看上一眼。对妻子、孩子和生活的热爱，衬托了他为国慷慨赴死的崇高精神境界。读到这里，谁能不为之动容？梁三喜牺牲以后，梁大娘和玉秀千里迢迢来到部队，在人前，她们一声也没有哭。难道她们心中不难过吗？自然不是。临离部队前一夜的晚上，一钩弯月斜挂中天，远近传来虫儿的声声低吟，玉秀一个人悄悄走出去了。她来到烈士陵园，趴在三喜的坟上，“周身战栗着，在无声地悲泣”。看到这里，怎能不让人动情啊！在这里，不哭和哭表现了两种感情：一种是无私的高尚情操，一种是合情合理的骨肉之情。复杂纯洁，自然感人。
《高山下的花环》还表现了人物感情的发展变化，这一点也很有新意。在某些作品中，作者不大注意或不去表现人物感情的流动和变化发展。写高尚的人物，其感情时时处处都是高尚的，低下的则无时无事不低下。这是不符合生活的实际状况的。人本身就处在发展变化中，他的感情也总会有变化，不可能始终如一。作品中赵蒙生的感情就经历过重大的转变。他和梁三喜同吃梁大娘的奶汁长大，从小受着革命的熏陶。可是，十年动乱，给他的家庭，他的心灵造成了创伤。他开始追求享乐，躲避艰苦的部队生活。他的感情由年幼时的天真纯洁开始变得自私灰色了。战争前一些日子，他借助于母亲的“外交家”手段搞“曲线调动”，战争开始了，他又企图离开战斗第一线，一副懦夫相。但是，他的正义之心，纯正的感情到底没有彻底丧失，在梁三喜、靳开来和许多战友的无私精神、勇敢行为的感召下，他重新焕发出爱国的、正义的感情。他走上前线，奋勇冲杀，最后也成为一个具有崇高精神品德的人。作者对赵蒙生感情转变过程的描绘，对这个人物性格的描绘，十分细致，富有新意。
除了作品中人物的感情以外，我还清晰地感到了作者自己的感情。自然，这种感情不是通过某一个情节，某一个行动表现出来，但它却充溢在作品的字里行间。作者对自己的人物有非常崇敬的感情，他把自己的深情注入笔端，化进作品的始终，使作品弥漫着浓郁的感情氛围。读者一入其境，就不能不为它所动。尽管这种感情属于作者，可它同作品紧密地结合到一起，成为一个重要的部分。
作家在作品中表现人物的情感，首先不是如何表现的问题，而是一个感受，认识，理解的问题。对人物很陌生，凭自己的主观推测、想象来表现人的感情，往往失真，流于造情或无情。李存葆所以能这么真切细腻地表现出人物丰富的感情，根源在于他非常熟悉这些人。没有生活的土壤，没有作者的真情，就谈不上很好的表达人物的感情。这不光是一个技巧高低的问题，而是一个生活积累薄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