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共产主义思想与实践琐谈·
从“砍头”到“吃亏”
杨玉辰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这首《就义诗》，早为人所熟知。最近又看到广西边防战士步《就义诗》原韵写的另一首诗：“吃‘亏’不要紧，只要主义真。‘亏’了我一个，幸福十亿人。”吟罢此诗，感慨万千。这并非是寻常的仿作，它凝结着边防战士继承先烈遗志的真挚朴实的感情。
为“主义”不怕“砍头”和为“主义”甘愿“吃亏”，似乎后者距我们更近一些。“吃亏”虽没有“砍头”那样壮烈，却是一种无处不在的考验。有个朋友认为，“砍头”和“吃亏”毕竟是不可相提并论的两码事，大可以不必原韵步和。他还说，假如他自己处在夏明翰那个时代，也会为追求共产主义真理笑赴刑场，虽死无憾。这话说说当然容易，但真的事到临头，是否真会如此，我不敢轻信这样的许诺。当然，小事不拘而临大节不辱的人并非没有，但敢于献头颅却不肯牺牲一点个人利益的人，恐怕也是很难找到的。倘以“吃亏”论，被“砍头”也是一种“吃亏”，是一种比一般的“吃亏”大得多的“吃亏”。不可设想，平时为个人私利斤斤计较的人，能在关键时刻献出自己的脑袋。真正的不怕“砍头”和不怕“吃亏”，都不是偶发的冲动，而是受其信仰、人生观所支配。一个人所处的环境、时代不同，遇到的考验也有大有小，但只要有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和献身精神，就会在平时不怕“吃亏”，乐于“吃亏”，自找“亏”吃，在关键时刻不怕流血，以至献出自己的宝贵的生命。
写“吃亏诗”的战士们正把平时的“吃亏”和战时的献身统一起来，融为一体。请听他们对“吃亏”的见解：
“没有革命先烈的吃‘亏’，哪有我们的今天？没有我们这一代人吃‘亏’，哪有全国人民的安宁和子孙后代的幸福？哪有共产主义的到来？”
这是共产主义思想境界的写照，是战士心灵美的集中体现，是我们共产党人所宝贵的“吃亏精神”啊！
共产主义的思想和实践是具体的。胡耀邦同志在十二大报告中指出：“我们每天的生活都包含着共产主义，都离不了共产主义。”雷锋之所以成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主要在于他把共产主义的理想化为千百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行动，从甘当人民的“傻子”做起，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为人民服务的无限中去。那些仅限于对巨大考验的空洞憧憬，而不肯在眼前吃亏的考验中拿出一点行动的人，说穿了，不过是“言语的巨人，行动的侏儒”。
第8版()
专栏：
“此是心花和血写”
——记李可染先生参观李逸民遗作展览
巧巧
12月7日，全国政协委员、总参政治部顾问李逸民同志的遗作展览在他逝世半周年之际，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开幕了。在展览会上，最惹人注目的是一位满头银发的老人，他对每一幅作品都仔细地欣赏着，认真地评论着，时而展颜微笑，时而聚目凝思。他就是中国画研究院院长、著名国画家李可染先生。李可染先生年事已高，身体欠佳，各项活动繁多，但是，当他接到请柬后立即表示说：“李逸民同志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者，他的画展我应当去！”
李逸民同志是我党我军久经考验的老党员、老战士，同时又是一位多才多艺、博览众书、有着较高文化素养的老将军。他生前擅书画、喜赋诗。早在六十年代，他的作品就在全军第二届美展中受到邓拓同志撰文好评。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他的右手在狱中伤残，绘画是左手。但由于他谦谨，从不让人宣扬自己，以至他的许多作品在他逝世后才得以与广大群众见面。
李逸民同志的作品构思大胆，寓意深刻，“意在画中，言在画外”。李可染先生对他的作品在艺术上给予较高的评价；同时对每幅作品中内涵的意义，也解释得十分透彻，以至李逸民同志的爱人周磊同志也深为叹服。例如，李可染先生看了他画的《残荷图》说：“秋天很容易萧瑟，但他总是这样乐观、不悲怆。”周磊同志连连点头说：“是的，他正是这样的人。”尤其是在十年浩劫中，人妖颠倒，黑白混淆，李逸民同志更是将他的爱与恨全部凝聚于墨色之中。在一幅《竹》的作品上他题道：“恶竹不自量，啸聚欲成林，稀疏几片叶，哪得作秋声。”以寄托他对“四人帮”的忿懑不平。1976年1月8日，敬爱的周总理与世长辞了。逸民同志一反爱画红梅的常习，挥毫作下了一幅漫天风雪的白梅，天低云暗，雪压枝头，白梅挺立，傲骨红心，以寄托他对周总理的哀思，也表达了自己决不屈服于“四人帮”淫威的崇高气节。李可染先生指着这幅作品说：“枝干穿插，变化多端，上下左右，四面生枝，不但画得好，还有更深的意义！”在一幅名为《批斗》的作品中，画了四只螃蟹围着一只气鼓鼓的青蛙，比喻坏人斗好人。李可染先生会意地说：“‘文化革命’幸亏被解决了，否则中国文化大毁灭！”
在李逸民同志的作品中松、竹、梅占大部分。李可染先生说：“中国人讲究松、竹、梅的气节，国画不是光画形象，更重要的是画品质、画气质，李将军的画就是这样。”他在一幅《松崖》的作品前，久久停留，侃侃而谈。他说：“这是一幅艺术性很高的作品，很有气势，笔墨关系很好，有骨力，是一幅非常好的画。”他还说：“中国画到了高峰，除了表现气势之外，还要表现韵味，给人一种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感觉。就好象唱歌一样，同样的歌子有的人唱出来就非常感人。”当李可染先生走过一段距离之后，又回过头来看这幅画，重复说：“这样看，这幅画多好！”
粉碎了“四人帮”，李逸民同志已经七十多岁了，但是他心情舒畅、青春焕发。他虽然还担任顾问工作，同时为政协文史资料审理大量稿件，仍然夙兴夜寐，画笔不倦。他在诗中写到：“屈子当年赋楚骚，只缘没有手中刀。志士英雄豪情在，芳草如今着意描。”看了他的作品《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李可染先生说：“气势真大。这首诗是太白在政治上的问题解决后做的，也寄托了李将军的心情。”他的作品《秋实丰收》，李可染先生说：“这幅画表现了将军自己关心人民大众的生活，他和人民的感情是联系在一起的，丰收了他多高兴啊！”特别是对他的作品《莫忘菜根香》，李可染先生称赞说：“画的好题的字也好，他这是告诫我们不要忘记过去。我的老师齐白石当年很穷，他最爱画白菜。齐白石说：‘白菜应该是蔬菜之王’！”李逸民同志生前曾说过这样的话：“共产党人不应该谈什么个人享受，如果要进天堂，应该是天堂大门打开的时候，让人民大众先进去，共产党人留在最后。”
李可染先生兴致勃勃一气看完了全部作品，其间几次劝他休息，他说：“我虽然身体不好，可是一见到画就来劲儿了。”我们不禁为可染先生的精神所感动。同时更加怀念多才多艺、耿耿正气的李逸民同志。他曾在一幅《红梅》上题道：“老兵自有豪情在，一片春光笔底来，此是心花和血写，历年经久自然开。”他的作品和他的精神是永存的，正如张爱萍同志在李逸民同志遗作展览会上的题词那样：“艺与人共长青！”
第8版()
专栏：
北方印象
金蝉
冬天的向往
——写在旱冰场
纵然是七月流火的盛夏，
这里也依旧人群熙攘；
少男少女，象彩色的小鸟，
在快乐地旋转、飞翔……
旱冰场前，我忽有所想，
更理解北方，更热爱北方；
是的，就连令人战栗的冬天，
在北方人心里，也是天堂！
伊春
松香一般透明，
松香一样芳馨；
你本身就是一块松香呀，
——美丽的伊春！
今天我来看你，
把你抹上心琴；
为林业工人祝福，
为美好生活歌吟……
五花山
桦树银白、松树碧青，
杨叶金黄、枫叶火红……
大自然真是位神奇的画家，
胜过所有的妙手丹青！
我仿佛也化作了一棵树，
融化在绚丽的“五花山”中，
虽然，春天未能开花绽蕾，
秋天，我却定要万紫千红……
大连
虽然只是小住几天，
却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爱城市美丽的市容，
更爱市民鲜艳的服装。
大连，以盛产苹果著名，
它本身，也如同苹果一样；
我真想买个网兜，把它提走，
因为它不但有色，而且有香……
第8版()
专栏：新书架
《曾朴研究》
顾熙
曾朴是晚清谴责小说之一《孽海花》的作者。《孽海花》出版后曾风靡一时，评论、考证、续作很多，在当时颇有影响，鲁迅曾称道其“结构工巧，文采斐然”，又批评其“尚增饰而贱白描”。
时萌同志在二十多年前，由于某种生活的机缘在曾朴故居虚霩园居留过一个时期，并促使他产生撰写这本小书的契机。当年与曾朴熟稔之乡先辈为他沥述往事，提供了资料。经过十年动乱，书稿竟然无恙，并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时萌同志在《曾朴研究》中，力求比较全面地介绍曾朴的生平、著译考、文学思想，探讨其诗歌的思想与艺术、曾朴与法国文学，以及《孽海花》后五回及《续孽海花》等等，还附有其诗文选录和各家哀悼曾朴之文墨。近代文学研究多年来是个薄弱的环节，本书的出版，为研究近代文学者提供了论据。
第8版()
专栏：
清水出芙蓉
——介绍《文教资料简报》
韦顺
一个小刊物《文教资料简报》出版整整十年了，一直受到知识界的注意。《简报》的编者是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资料室和院图书馆的少数几位同志。从一九七二年始，他们“实地劳作，不尚叫嚣”，点点滴滴，切切实实地在精神园地里耕耘了十年。当出满百期的时候，他们曾谦虚地表示，如果把社会上发行的刊物比喻为琳琅满目的百货大楼，那么《简报》充其量不过是大楼边的一个“地摊”。
然而，许多读者却欣喜地在这个“地摊”上找到了别处很难找到的东西。十年来，《简报》编者精心遴汇了大量文献资料，介绍了一批古今中外的名人，其中一些是现在不大听说的了。如教育家唐文治，历史学家柳诒征，经学专家王伯沆，古汉语学者黄侃，金石家陆澹安，杂文家周木斋，图书馆学家李小缘，女作家谢冰莹、张爱玲，等等。更难得的是那不囿一说，崇尚事实的精神。比如，多少年来人们说《清宫秘史》的作者姚克是“卖国主义者”，《简报》却介绍了他爱国的史实；人家说曹聚仁是“反动文人”，《简报》却连载了他的自传体文章以明辩；五十年代就被判定为“内奸”、“叛徒”的恽逸群，粉碎“四人帮”以后，《简报》最先告诉读者他是一位“拂逆之来，咎非自取”的老革命家和硬骨头的学者。
我有时偶尔到《简报》编辑组跑跑，多少了解一点编者的甘苦。他们初办时只有一二人，现在也只有三四人。从组稿、选材、抄录、编写到筹划纸张、跑印刷厂、校对清样，全是自己干，每月一期，出刊之后，又是自己亲手包封、写签和邮寄。他们无力登广告，至今尚未能公开发行。
就是这样一个“与世无争”的小刊物，在“四害”横行时期也无法避免一些无妄之灾。他们介绍了少年时代的鲁迅如何刻苦学习，于是就被人扣上“宣扬智育第一”的帽子；因为刊登了徐特立同志早年在湖南办学的资料，又有人质问“你们宣传这些干什么？有什么背景？”因为发表了吴世昌先生的有关《红楼梦》研究的征求意见稿，更遭到公开发表文章的批判，斥为红学研究中的“沉渣泛起”。对于这些突如其来的攻击，无拳无勇的《简报》编者只有报以沉默。
说来也怪，《简报》却在坎坷中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喜爱。老作家巴金，在刚刚走出“牛棚”尚未完全“解放”的时候，就默默地订了一份《简报》。一九七六年七月，他在《简报》四十六期上看到一处有关三十年代文艺史实有误，马上认真地写了一封说明当时真相的信给编辑组，该信在四十九期上以“一个读者”的署名发表了。这封信可能至今尚未为巴金的研究者所注意。
资料工作历来不大为社会重视。重科研，轻资料的偏向至今尚未完全扭转。但事实上，任何一种研究工作，都离不开资料。随着科学事业的发展，资料与科学研究的关系将越来越密切。“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象《简报》这朴素无华而又内容充实的刊物，理应得到爱护和支持。
第8版()
专栏：
莫忘菜根香〔中国画〕
李逸民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