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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着高棋 全局皆活
——记老干部赵化达和北京市畜牧局党组大胆提拔优秀中青年科技干部的事迹
本报记者 尹品端
1975年，“三八”式的老干部赵化达同志被任命为北京市机械化养鸡、养猪指挥部（北京市畜牧局的前身）的总指挥、党组书记。在依靠什么人办好现代化企业的问题上，他和党组的其他成员经过了一次又一次的曲折，终于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引下，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
出师不利
人们记得，1975年是邓小平同志主持工作的时期。在这一年，北京市根据党中央关于“大城市要尽快兴办一些机械化、半机械化养猪场、养鸡场、奶牛场”的指示，成立了北京市机械化养鸡、养猪指挥部。搞机械化的饲养工作，这在工业发达的国家早已司空见惯，但在我国还属首创，对于赵化达这个老干部，更是一个新的课题。
怎么办？他花两个多月时间到国外考察，给他留下的深刻印象是：一些先进国家的畜牧场，从场长、经理到饲养员，几乎都受过专门训练，有较高的科学文化知识。回国后，他广罗人才，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在禽舍建筑、饲料配制、饲养方法等方面，放手让科技人员去处理。但是，没过多久，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开始了，一时间，“崇洋媚外”、“修正主义”的大帽子满天飞舞，“机械化养鸡、养猪不符合中国国情”的“大批判”，甚嚣尘上，一个大学在批判邓小平同志的“罪状”时，把机械化养鸡、养猪也列为一条“罪状”大批而特批。
一天深夜，一位领导同志把赵化达找到办公室，神情有些紧张地对他说：“顶不住了，再这样下去，我是修正主义分子，你也是修正主义分子。”
赵化达同志泰然自若地说：“我是个小萝卜头，不怕当修正主义分子，我下决心在这方面搞出成绩来，让事实说话。”
这位领导同志有些不高兴了：“你的干劲我佩服，但你的确太听知识分子的话了，你被洋人（知识分子）包围了。”
赵化达同志没有动摇。他顶着各种政治压力，仍然同工人、干部、科技人员一起，日夜奋战在北京市第一个机械化养鸡场的建设工地上。
实践的教训
1977年，北京市畜牧局成立了，一批现代化的畜禽场陆续建立起来。担任畜牧局局长、党组书记的赵化达同志，虽然对科技人员在现代化企业中的作用早有认识，但对要不要由他们来担任主要领导，认识还不是很明确，再加上当时种种条件的限制，结果各直属企业的领导还是由不懂专业的行政干部担任。随着生产的发展，矛盾逐渐暴露出来。
实验猪场的党支部书记、场长、副场长工作都很积极，能吃苦耐劳，但文化水平低，不太懂科学技术。猪得了拉稀病，管生产的副场长让给吃黑豆、木炭，越吃拉得越厉害。1978年，这位副场长到外地买种猪，明知猪有“血痢”病，仍不以为然的大量买进，致使猪场疾病蔓延，最后一猪不剩。
圆明园鸭场的党支部书记和场长，与实验猪场的领导有相似的长处和不足。1979年以来，局党组先后派去三个大学毕业的畜牧兽医专业干部，都不被重用。科技干部和工人一起进行了快速育肥实验，填鸭育肥期由64天缩短为50天，成本也明显降低。科技干部还推广了维生素代替水草、网上育雏等技术。这些，不但没有得到支持和推广，反而弄出不少是非，使得几个技术员都不安心工作。
类似情况，其他场（厂）也不同程度存在。
这些，使赵化达同志和局党组成员进一步认识到，要办好现代化企业，如果不把那些思想品质好而又懂业务的科技干部大胆地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他们所掌握的科学技术也就不可能充分发挥作用。
冲破重重阻力
1980年以来，畜牧局党组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东风，决心把一批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科技干部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实践中却遇到了重重阻力。
为了扭转红星鸡场年年达不到设计指标的局面，1981年初，局党组准备让1964年大学毕业的畜牧兽医师刘江、1960年大学毕业的畜牧兽医师欧景钧，分别担任红星鸡场的党支部书记和场长。原来的党支部书记有些想不通：“我没有功劳有苦劳”，“我在哪里跌倒还从哪里爬起来”。赵化达同志有些为难了：这位同志抗战时期就参加革命，又是建场的元老，把他换下来，感情上的确有些过意不去。但是，赵化达还是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把个人感情放在第二位。他多次找这位同志谈心，终于说服这位老同志到另一个对他更适合的岗位去工作。
刘江、欧景钧走上领导岗位以后，与全场同志通力合作，很快改变了红星鸡场的局面，去年全场产鲜蛋518万斤，比1980年增产68万斤；全年盈利158万元，比1980年多71万元，增加81％。在超额完成生产任务的同时，他们还组织领导了另一个新种鸡场的设计、施工、安装工作。红星鸡场去年被评为全市的先进单位，刘江被评为市的先进工作者。
北京市种鸡场孵化厅技术员赵继善，性格直爽、思想敏锐、勤奋钻研技术，同工人、技术员团结得不错，在改进孵化器方面，做出了一定的成绩。局党组准备提拔他为种鸡场场长。有人却说：“这人太骄傲了，不尊重领导，组织观念差，提场长轮不着他。”
局党组在群众中反复调查，了解到对赵继善的这些意见是某些人对他性格直爽、敢于坚持原则的一种误解。局党组做耐心细致的工作，统一了思想，坚决把赵继善提拔起来。去年，这个场有三个生产指标接近了国际先进水平：种蛋受精率达95．8％，受精蛋孵化率达91．8％，雏鸡雌雄鉴别准确率达95％至98％。现在，44岁的赵继善，又被提拔为北京市种禽公司的经理。
赵化达同志已经64岁了，为了响应中央的号召，他主动提出不再当局长，只当党组书记。当党组提出让刘江当局长后，各种议论都来了。有人说：“太嫩了。”赵化达说：“42岁，不嫩，我19岁就当区武装部长。”有人说：“太快了。”赵化达说：“大学毕业快二十年，不快，我参加革命一年就担任领导职务了。”
有人说：“在原来的副局长中，提谁都比他够格。”这话倒不是没有一点根据。畜牧局原有副局长7人，论年龄，在49岁到59岁之间；论资历，有的副局长的党龄比刘江的年龄还大；论经验，有的是二十几年的“老畜牧”；论文化技术，有3个副局长是五十年代的大学生，业务能力不比他差。但有远见的党组成员，没有一个以自己的长处去衡量相比之下有所不足的刘江，相反，他们主要看到的是刘江在改变红星鸡场面貌、建立新种鸡场的过程中所显示的才干，他们用党中央关于干部“四化”的标准衡量，认为刘江完全够“格”。
“白纸”绘新图
目前，北京市畜牧局共有公司、场（厂）和机关处级干部116人，其中大专毕业的59人，占50．8％。9个局党组成员中，大专毕业的4人。直属的15个场（厂）长，全部由六十年代初毕业的大专生担任。
由于这个局坚决执行了新时期中央的组织路线，带来了畜牧事业的发展。1981年，15个直属场（厂），盈利564万元，比1980年盈利增加一倍；向国家提供鲜蛋1，628万斤，比1980年增加50．9％。今年上半年向国家提供鲜蛋1，114万斤，比去年同期增加58％；盈利406万元，比去年同期增加75．5％。由畜牧局直属鸡场提供商品蛋占全市收购量的30％，这就给首都人民的生活带来很大的方便。
几位中央领导同志检查畜牧局的几个场（厂）时，感到十分高兴，鼓励他们向更高的标准前进。那位当年批评赵化达同志是“被洋人包围了”的领导同志，也心悦诚服地说：“过去我的批评错了，你做得对，做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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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哈尔滨市委召开青年工作会议强调
党委要加强青年工作
黑龙江省委负责同志到会讲了话
本报讯 中共哈尔滨市委最近召开青年工作会议，着重讨论如何动员青年为实现十二大提出的宏伟目标而奋斗，开创青年工作新局面的问题。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哈尔滨市直属机关以及各级党组织的负责同志、共青团干部四百多人。会议讨论和修改了《中共哈尔滨市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共青团工作的决定》，交流了开展青年工作的经验。
黑龙江省委第二书记、哈尔滨市委第一书记李力安，黑龙江省委书记、哈尔滨市委第二书记王钊等领导同志到会讲了话。
李力安同志在讲话中说，加强青年工作，不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重视、关心青年工作是我们党的光荣传统。在新的历史时期，各级党委要进一步加强青年工作，把广大青年培养成为四化建设的合格人材，接好革命的班。他强调指出：帮助教育青年，引导青年为党的十二大提出的目标奋斗，是各级党组织的重要职责。从这个意义上说，不重视青年工作是失职的表现，对一个领导同志来讲，是党的事业心不强的表现。他说，各级党组织要精心、热情、认真地培养、建立一支过硬的团的干部队伍。
王钊同志在讲话中着重对当代青年进行了分析。他列举哈尔滨市各条战线上优秀青年的大量事例，证明青年的本质和主流是好的。他说，不肯定这点，就会丧失做好青年工作的信心。当然，青年中也存在不少不容忽视的问题。但要历史地具体地分析，准确估价和正确对待部分青年中的消极现象。这代青年需要关心、体贴和爱护，更需要启迪、引导和帮助。少部分青年中的消极现象是可以改变的，各级党委不要只是在那里消极地指责、议论，而要采取实际步骤，切实加强青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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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云南边防某部新兵连战士生活生动活泼
本报讯云南边防部队某部通信营新兵连积极开展文体活动，活跃战士生活，促进了各项工作。
今年入伍的新兵到达连队后，连队在努力搞好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的同时，利用课余时间组织新战士开展各种军体活动，活跃了新战士的情绪，消除了部分新战士不习惯部队生活而产生的孤独感。
肖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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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来信
坚决刹住赌博的歪风编辑同志：
最近，我回原籍安徽天长县休假，耳闻目睹农村、城镇赌博现象比较严重。赌博的形式多样，赌场上输赢的金额少则十几元，多达几百元。赌者输了钱常常闹家庭纠纷，夫妻不和、吵嘴打架。甚至造成更严重的恶果，影响社会安定。
赌博泛滥的原因，一是文化生活不活跃。农民一年到头难得看上几场电影和戏，更谈不上搞一些适合农村特点的受群众欢迎的文娱活动。二是有些党团组织忽视宣传教育，对农民群众很少深入进行精神文明和社会公德的教育。三是对赌博活动制止和打击不力，甚至有个别基层干部也参与赌博。
希望各地政府采取措施，刹住赌博的歪风。
解放军某部 李保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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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空军航空兵某师党委
坚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本报讯 记者孙茂庆报道：拿起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振奋革命精神，才能开创工作的新局面。这是空军航空兵某师党委在学习党的十二大文件时总结的体会。
学习中，这个师党委成员们分析了以往该师处于落后状态的原因，主要是领导班子软弱涣散，对不良风气不敢严肃批评处理，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后来，上级领导机关对这个班子进行了调整，新班子坚持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整顿党风，加强党委的自身建设，师里工作很快有了起色。为了推动批评的开展，这个师党委还注意倾听群众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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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漫话
话说“老实”
治非
某厂长同职工一样排队打饭，有人窃议：“这个当官的好老实！”某青年冒雨徒步从农村赶回机关上班，有人惊讶：“谁象你这么老实！”……
这几句话里，“老实”一词似褒实贬。在有些“聪明人”看来，“老实”是无能，甚至是迂腐的代名词。
其实，“老实”是极为可贵的品质。一个人在世界上要办成几件事，没有老实态度是决计不行的。革命者对党，对工作，对同志，更应当持忠诚老实的态度，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全力奉公，不为自己谋一点私利。《中国共产党章程》就是这样要求每个共产党员的。在英雄模范人物身上，“老实”的品质表现得尤为突出。“傻”和“憨”可谓“老实”之极了，但赵春娥说：“有人说我憨。和雷锋比，我憨得还不够，只要对党有利，我情愿当一辈子这样的憨子。”这种“憨”，其实是对党、对社会主义坚定信念的体现，也是对自身责任的高度觉悟。
党的十二大在全党、全国人民面前展示了灿烂的前景。但是，实现十二大提出的宏伟目标，绝不可能一蹴而就，更非投机取巧所能济事。只有依靠亿万“老实”人踏踏实实地奋斗，才能迎来胜利的明天。“老实”这种品质实在是应该发扬光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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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具有革命传统的民族——彝族
在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史上，曾传诵过工农红军在长征途中和四川“夷民”结盟的佳话。“夷民”，就是今天的彝族。
彝族是一个具有革命传统的民族，历史上曾经为反抗外来侵略者和本民族内部的压迫者进行过不屈不挠的斗争。抗日战争后，彝族人民热情支援红军抗击日本帝国主义，许多彝族青年在红军的宣传教育下，参加了革命队伍。彝族人民的优秀儿子罗炳辉，就是一位从奴隶成长起来的红军将领。
彝族的历史比较悠久，据汉文和老彝文历史资料记载，在公元前二世纪到公元初期，彝族先民的活动中心大约在滇池和邛都（今四川西昌东南）两个区域，后来才南下到金沙江和安宁河流域。大约在公元三世纪以后，逐渐扩展到滇东北、滇南、黔西北及广西西北部。
由于地区和历史条件的不同，解放前，彝族社会发展很不平衡，云南不少地区封建地主经济已经迅速发展，可是在川、滇的大小凉山地区还存在着野蛮的奴隶制度。社会生产十分落后，奴隶的生活极为悲惨。
彝族人民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也创造了自己的古老文化。彝文，也称为“爨文”、“韪书”，统称老彝文，大约形成于十三世纪。至今，大部分彝族地区都保留着一种用老彝文抄录的有关彝族的历史、文学、医学著作，用老彝文镌刻的碑铭也不少。
彝族有自己传统的历法和节日，年节，彝语称为“库施”，意为“新年”。年节没有固定日期，一般在秋收后择吉日举行。“火把节”，是各地彝族共同的节日。
解放后，经过民主改革，彝族人民彻底砸碎了奴隶制的锁链，从1951年到1980年先后在彝族聚居的地方成立了凉山彝族自治州（首府在西昌）、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和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在云南峨山、路南、宁蒗、巍山、江城、南涧、寻甸、新平、元江以及贵州威宁、广西隆林等地成立了彝族自治县或包括彝族在内的各族自治县，彝族人民获得了当家做主的权利。三十多年来，彝族地区的经济文化有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彝区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献书（附图片）
四川越西县苏姑公社光明三队的彝族社员在学习彝文。张在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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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彝家欢度丰收年
收获刚刚结束，大红海椒挂在门旁，稻谷和玉米还晾晒在房顶上，凉山彝族人民的年节就来到了。
11月20日过节这天，我们访问了昭觉县瓦洛公社瓦洛大队瓦洛窝寨。走进寨子，只见街道宅院打扫得干干净净，人们已穿上节日的盛装，互相祝福。
我们被热情的彝族同胞邀请到家里去吃捉猪酒（捉杀年猪的一种仪式），主人献出一杯杯美酒，还按习惯拿出熟鸡蛋请我们吃。主客欢聚，畅叙丰年。大队支部书记曲比尼伍告诉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大队4个自然村，全部实行了生产责任制，三年来，年年丰收，今年全大队人均有粮食2，051斤，比去年又增产32．8％，总收入达到人均679．93元，牛马猪羊四大牲畜存栏数比去年增加64％。过去连年缺粮欠债的困难户，今年也都有余粮存款，都杀了过年猪。曲比尼伍笑容满面，边喝酒边说：“党的十二大召开后，中央领导同志又来凉山视察工作和看望我们彝族人民，给我们作了许多指示，经过学习，大家怕政策变的思想打消了，干劲更足了。”
社员们都争着要留我们吃年饭，说：“党的好政策，给我们带来了幸福生活，我们感谢党，也感谢执行党的政策的好干部！”有的社员怀着深情告诉我们，他们很怀念毛主席、周总理，要是这两位老人家还活着，能来到彝家的火塘边，和他们一块过年节，看看他们的新生活，那该多好！
吴琪拉达 梁志德 莫西则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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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中人口较多的民族之一，有5，453，448人，主要分布在川、滇、黔、桂四省（区），其中大部分居住在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和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
彝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有六种方言。彝文历史悠久。由于老彝文的字形、读音不一，解放后进行了整理和规范，并出版了彝文报刊和书籍。
目前，凉山彝族自治州正用规范了的彝文进行扫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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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龙”穿山来
——访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乃托火车站
游乐业
重峦叠嶂的群山中，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越西县乃托火车站象一颗小小的珠子，串在千里成昆线上。
乃托，是彝语的译音，意思是山的上坡。削山建成的乃托火车站，座落在陡峭的苏主各山腰。七十年代初铁路刚通车时，这里仍然相当冷落，站台上只有几个人上下车，附近裤裆沟的悬崖陡壁上常有猴子出没。随着铁路的通车，乃托的面目日新月异。
晨曦中，亮着车灯的公共汽车直驶乃托火车站，送往迎来，直到夜晚。现在，车站每天平均客运量达几百人，年货运量十来万吨，按全县人口平均，大约每两户即有一卡车物资进出。
乃托火车站是越西县的门户。铁路通车时，火车运来苹果树苗，几年之后，乃托又成了大批苹果的发货站。1976年8月，首次向香港试销的苹果，一炮打响，售价压倒美国名牌货——蛇果，此后，外运量逐年递增到二三十吨，越西也成为全省外贸苹果基地之一。由于“火车进山，石头变钱”，山里自古以来无人问津的石料、矿产，顿时身价百倍，每年仅外运的硫铁矿、石灰石和白云石，即有好几万吨。现在，车站附近建起了四个厂矿、两个电站。
车站山脚的沟谷，是乃托公社所在地。和整个凉山一样，三十年前，这里白天没有暖人的太阳，夜里没有照明的亮光。二十年前，也只能勉强解决温饱。十年前，加工机具、化肥用量仍相当稀少。近几年来农村实行了生产责任制，粮食产量较十年前翻了一番，社员收入剧增，照明、打米磨面都用上了电。收音机、录音机、缝纫机、手表，也陆陆续续进入社员家庭。每当铁路上流动供应车开来，彝族群众便挤在柜台前选购物品。
公社业余文艺宣传队，编出歌唱节目，表达人们喜悦的心情：“吔嘿，阿呷姑娘哟，来看来听来玩呀！祖国各地的货物进凉山，汽车坐火车最好看；家乡的产品运内地，苹果、花椒受欢迎；四化建设当模范，到北京、上海去参观……”
（原载《凉山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