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开展热爱国歌和国旗的教育
秋明
党中央领导同志多次提出，要在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当中，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对于我们十亿人口的多民族国家，在经历过十年内乱重新走上正轨的新的历史时期，爱国主义教育更有其特殊的重要意义。
爱国主义不是空泛抽象的，它是民族精神的支柱和维系，有很实在很具体的内容。我们热爱社会主义祖国，也要热爱中华民族创造的五千年悠久文明；我们热爱新中国的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也要热爱千百年来为民族独立和解放而献身的志士仁人；我们热爱四化建设大业，也要热爱几千年来形成的民族道德风尚和革命传统。我们热爱祖国广袤辽阔的土地，热爱祖国大地上蓬勃火热的劳动，热爱祖国虽不富裕但却日益发展着的、幸福的新生活，更要热爱体现中华民族坚韧精神的《义勇军进行曲》和浸染着烈士鲜血的五星红旗。
《义勇军进行曲》产生于民族危亡时期，它喊出了中国人民抵御外侮、奋发图强的心声，反映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传统，体现了居安思危的思想，激励了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五届人大五次会议已经通过决议，恢复《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五星红旗表明了中国各民族、各阶层人民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的坚强决心，为我国历次宪法规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国旗和国歌，是一个国家尊严的标志，是一个国家精神的象征。但是，十年内乱以来，国歌不唱了，不少青少年甚至不知道歌词，不了解它的意义。国旗的观念在一些人的心目中也很淡薄。因此，应该利用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国歌决议之际，在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中普遍开展热爱国歌和国旗的教育。把国歌产生的历史背景，它所蕴含的深刻思想内容，它对中国人民的激励作用，以及国旗的意义，它所代表的政治内容，它作为一个国家尊严和象征的重要作用，进行广泛的宣传和教育，使人人都了解。普遍教唱国歌，使人人都会唱。把爱国主义教育搞得更扎实更深入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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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义勇军进行曲》诞生的前前后后
丛雪
五届人大五次会议作出了深得人心的决定：恢复《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当我们重新高唱“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时候，禁不住想起这首歌诞生前后的那些不平凡的往事。
1935年初，日本帝国主义继侵占我东北三省之后，又把魔爪伸进了华北大地，就在这祖国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一直在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下奋战的革命戏剧家、诗人田汉，决定撰写一个新的以抗日救亡为主题的电影剧本，这就是表现处在民族危机下的知识分子冲出象牙之塔，奔赴抗日前线的《风云儿女》。田汉同志以他惯常的激情满怀、才思敏捷的创作方式，很快拟出了电影文学故事的梗概，并且按照故事中的设计，为影片主人公、诗人辛白华创作的长诗《万里长城》写了最后一节诗稿，那就是后来成为影片主题歌的《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原稿。据当时与田汉同志在一起战斗的孙师毅同志回忆：由于那时田汉同志正面临着白色恐怖的一次新的迫害，因此，歌词是在仓促中写在一张包香烟的锡纸的衬纸上的，衬纸被茶水濡湿，字迹模糊。现在知道，是由夏衍同志重新誊写下来的。果然，田汉同志在交出电影故事和歌词后，就被反动政府拘捕，投入监狱，于是不得不由夏衍同志接手，完成可供拍摄的《风云儿女》的台本。
词作者是在敌人的刀丛中挥就这战斗诗篇的，曲作者聂耳，当时也面临着即将袭来的白色恐怖迫害的威胁。他已经接到了反动派即将逮捕他的警告。党组织决定，要聂耳离国暂避，取道日本去欧洲、苏联，以求在音乐上深造。聂耳并不因此而有丝毫畏缩懈怠。他抓紧离国前短促的时间，到处抢工作做，主动从夏衍同志手中“抢”过歌词，说：“作曲交给我，我干。”接着就以全副身心投入了紧张的创作。他在离国的前夕，谱出了初稿；到日本后不久，又寄回了经过修改的定稿歌谱。令人痛惜的是：没过多少日子，就在1935年7月17日这一天，这位年仅23岁的民族歌手，竟在游泳时殁于大海之中，《义勇军进行曲》也就成为他的绝唱。
年青的人民音乐家虽然离开了我们，战斗的诗人后来也不幸牺牲在十年动乱之中。可是，他们以心血作成谱就的《义勇军进行曲》，却响彻人间，永存于世。1935年5月16日出版的《电通画报》第一期，首次刊出了《义勇军进行曲》的影写谱，接着又灌制了唱片，在同年7月《风云儿女》首映之前，上海的各个角落，就到处响起了《义勇军进行曲》的歌声。后来，伴随着“一二·九”运动的巨浪，救亡歌咏的热潮，抗日战争的烽火，解放战争的硝烟，这首歌就传遍了祖国的长城内外，大江南北。1940年以后，经著名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的热情歌唱和灌制唱片，《义勇军进行曲》又享誉于国际，在全世界传播，成为在反法西斯战线上和世界革命运动中代表中国人民最强音的一支高昂的战歌。
（选自1982年12月9日《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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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转送方志敏烈士手稿的经过
胡子婴遗作
我两次转送方志敏烈士的手稿经过，已在《书林》上谈过。最近关于《可爱的中国》手稿转送问题，又引起了《文史哲》等刊物的讨论。我认为，叶淑穗同志发表在11月18日《人民日报》副刊上那篇《关于〈可爱的中国〉手稿的转送》一文所述事实，与我亲身的经历基本上是相同的，但也有些出入之处，我再简述于下：
1935年夏天，记不得是我自己到生活书店，还是胡愈之同志叫我去的，因我是经常去访友、买书的。我到时，看到胡愈之和毕云程正在焦急，说有一年轻女子送来4封信，是分送鲁迅、孙夫人、李公朴和邹韬奋的。他们接下了致邹的信（当时邹在国外），内容是叫人到宝隆医院门口取方志敏托交的纸包。那女青年只说方是共产党员，在敌人的监狱中，是别人转托她的。信中还说，请给送信人一百元治病。我们当时还不清楚方志敏是谁，又怕中了敌人的圈套，但又怕如果是真的不去取要误大事。我们商谈结果，决定由我去取。我是作了各种可能发生危险的准备的。我盛装扮成一个阔太太，到了宝隆医院门口，确见一位约十七八岁的姑娘，坐在台阶上。她问我姓名，因我母亲姓宋，就自称姓宋，她听了很高兴，大概她以为我就是宋庆龄了。她说她正在焦急中，说着就把一个纸包交给了我。我当时是问了她的姓名的，可早忘了，很可能就是叶淑穗文中所说的程全昭。我根据来信，从生活书店带去一百元，要交给她，她说，“杭州已解决了”，没有收。我急忙把纸包送回生活书店，由胡愈之交给毕云程。我们是打开纸包看了的，信中说过，前四张是白纸，以后才是密写，需要显形，所以，我取来的只是一包白纸。以后是如何处理的，我就不知道了。事后不久，胡愈之出国，一年后回来，我曾问起这事，他只是含糊其辞，以后就没有再提了。
1936年11月傍晚，在章乃器被捕的前四五天，突然有一个貌似小官僚的人来找章，因章不在，由我接待，并留他在家吃了晚饭。他说，他同方志敏是同牢的，敌人经过种种威迫利诱，方始终不屈，最后牺牲了，他对方非常钦佩。方在就义前把一本题为《可爱的中国》手稿交给他，要求他出狱后千万交到中国共产党组织。他说：“我不知道到哪里去找，你们救国会一定会知道的，所以转托你们了。”我打开手稿看过，行书带草，墨笔书写，笔锋颇促，与以前看到的信中字迹完全一样。我收下稿件，曾问过他的姓名，可惜也忘了，可能就是叶淑穗同志文中所说的蒋军法官胡逸民。过了没有几天，法租界捕房把章乃器传去，我知道要出事了，急忙同吴大琨（他那时住在我家）一起，清理救国会文件，予以转移。我突然想到方志敏的手稿，立即打电话给孙夫人，取出来交章乃器之弟章秋阳（中共党员）送去。孙夫人收到后回了电话，那时已是夜里两点钟了。1960年我出差到大连，在旅顺烈士纪念馆看到玻璃窗内陈列着《可爱的中国》，我知道这书有了着落，心里很高兴。
1981年绍兴科技中学黄宗海同志曾托戈宝权同志给我来过一封信，说代方志敏烈士转交手稿的那一位女的和一位男的，他都找到了，并曾同时写信给孙夫人。孙夫人回他的信由当地县政府收下，告诉了他，但没有把信交给本人看。我回了黄宗海信，可惜这些信都没有保存下来。
唐弢同志在《文史哲》的文中肯定《可爱的中国》是鲁迅先生保存下来的。第一次取来的纸包是一本红条白纸，如生活书店送交的是这些白纸，即使显形后也不可能影印，而且我看到的影印本是同第二次我转交孙夫人的那本是完全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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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晨光短笛
果然秋色比春多
丁小莉 叶家昌
一轮明月在淡紫色的夜幕中冉冉升起，宁静的佛山古镇突然响起片片喧哗。随着快乐的唢呐声，一对长竿高挑的小灯笼，十支熊熊燃烧、鲜红透亮的火把，引来一列张灯结彩的游行队伍。一时间金鼓齐鸣，器乐悠扬。瞧，一双披红挂绿的马上，坐着两位美丽的古装少女，那是由英俊的小伙子扮装的。马后跟着一片头牌灯，都用明纱、竹篾扎成，工艺精巧，灯中有灯，看上去满目灿烂辉煌。接着，罗伞，舞龙，灯色，桌面，担头，车心；还有一条长达十多米的陆地龙舟，几十个服装整齐、头包白巾的小伙子，在舟中吆喝着作扒船状前行，令大道两旁观众，恍若置身河畔……
“秋色，秋色，这是传统佛山秋色啊！”一位年逾半百的老华侨，挤在人群中喃喃自语，他的眼里，闪着一点晶莹的泪光。老华侨昨天才从加拿大专程赶回；少小离家，他常常梦见可爱的故乡。
身旁娇俏的小孙女拉着他的衣裳问：“阿公，您从前见过秋色吗？”
“见过！那时，阿公比你还小。抗战后这秋色再也没有出过了；转眼有五十年了……”老华侨的声音里充满了感慨。
哦，整整五十年了！著名的佛山传统秋色，据传说早在明代永乐年间就有了，迄今有五百多年的历史。那时，佛山还是一个商贾云集的乡村集镇，异常发达的手工业，培养出不少能工巧匠。每年秋收之后的一个月明夜，人们便携带着自己精心制作的艺术品庆祝游行，并进行评选奖赏，叫做“出秋色”。曾有人描述过当时那种争奇斗艳、热闹非常的场面：
红灯如昼妒嫦娥，丝竹沿街按节歌。
纸马莲舟都入画，果然秋色比春多！
你看那一张张各由两人抬举的桌面上，陈列着钟鼎盘瓶，陶瓷玉器，时花鲜果以及荤素筵席；你看那一队农村姑娘肩挑的箩筐里，满盛着芋头、杨桃、荔枝、香蕉、塘鱼……你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这些象征着丰收的惟妙惟肖的物件，统统都是泥塑，蜡捏，剪纸的秋色制品。最引人注目的是一株高达两米六的大吊钟花，是用蜡、麻、铁丝、废纸做成的。树影婆娑，上百簇花朵花蕾娇艳欲滴。用来扦花的陶瓷大瓶，釉色浑厚，竟原来也是用纸粘贴的艺术品！
皓月西移，夜已阑珊，出秋色的队伍依然浩浩荡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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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书架
《达夫书简——致王映霞》
许子东
最近，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达夫书简——致王映霞》。书中共收录达夫书信94封。其中最早的一封信1927年1月28日写于上海，最后一封1938年9月28日发自福建。虽然这只是郁达夫致王映霞全部书简的残存部分（至少还有100多封信函已经在抗战与“文革”中散失），毫无疑问，这仍然是研究郁达夫的思想与创作的重要线索，也为了解郁达夫的生平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郁王关系，并非普通的文人轶事。郁达夫是个极其崇尚情感、注重自我表现的浪漫作家。恋爱生活，在他全部的感情历程中占有一定的地位。一方面直接影响到他后期的生活和创作，一方面也有意无意地被他作为艺术内容而表现。1927年底，郁达夫曾印行了《日记九种》，既是私人日记，又是文学作品。相比之下，现在我们看到的同一时期的几十封书信，因为不是作家自己发表的，所以更具有史料的价值。达夫感情上的光泽与灰尘，均在诗一般的文笔中显露无遗。此外，郁达夫在1932年写于杭州的一些明信片里，多处谈及自己的创作，很可以作为他作品的背景资料来看，譬如关于《迟桂花》，虽然他在当时发表的《水明楼日记》里，也说“或将是今年我的作品中的杰作”，但语气是比较谨慎的，而在给王映霞的信中，达夫就毫不掩饰其创作成功时的喜悦与自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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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田野（三首）
奕 林
油菜花
一大片望不到边的油菜花，
金黄，金黄，云霞般明丽，
太阳一定是在春天孕育，
也一定会从这里升起。
看！远处跃出煊红的一点，
太阳刚跳上地平线的台阶，
移过来了，移过来了，
变成清晰的图象：
却是个红衣服的小村姑，
她低着头，专心地
仿佛在寻找着什么，
手臂挽着盛草的篮子。
她并不觉得自己的美丽，
也没注意路人惊羡的唏嘘。
蒲公英
轻轻地一鼓腮，
风将你带上天；
成熟了的，自然要离开，
又何必苦苦地拖缠。
我曾嫉妒过风，
嫉妒过云彩；
心中有很多很多的泪，
你能理解我的情感？
飞去吧，飞去吧，
既然你已不再留恋；
白色的小鸟，
是应属于永恒的蓝天。
落叶
因为没有水份，
秋风乍起，
就呈晶亮晶亮的黄色。
也因为没有水份，
落在地上，
能发出金属的脆响。
金黄的色彩，
金属的脆响，
太阳贵重的奖赠。
你的感情掺过水份吗，
轻浮的云不知，
好事的风也不知，
只有深沉的大地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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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小溪
郭宝臣
我向前奔流了，
但我没有忘记我的母亲，
我总要回头眺望
那一步步远去了的
被云雾遮挡着的山岭……
绚丽的花朵在两岸欢迎我，
向我投下了无数的花瓣儿。
但我不会忘记母亲，
我的纯洁，我的自强不息……
就是母亲留给我的
让我在生命里永存的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