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共产主义思想与实践琐谈
根基要扎实些
宋志坚
近日重读《红岩》，刘思扬这个人物引起了我的深思。“资产阶级的三少爷”，竟然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这使国民党的特务头子徐鹏飞大惑不解。刘思扬回答说：他“研究了一切资产阶级的理论和主义”，“学完了各种政治经济学说。最后，才从唯物主义哲学，《资本论》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中，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真理，只有无产阶级是最有前途的革命阶级，只有它能给全人类带来彻底解放和世界大同！”这是刘思扬这样一个知识分子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形成的过程。其中包括“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这些探究真理的重要环节。刘思扬“研究了一切资产阶级的理论和主义”，“学完了各种政治经济学说”，学习了《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他对这些学说并不是狼吞虎咽，囫囵吞枣，而是对这些理论、学说和主义提出疑问，加以审议，决不轻信；他经过周密思考反复比较，辨别真伪，决定取舍，最后才作出抉择。刘思扬经过了这样一番认真探讨，因而他能有确信，不自欺。
“笃行”是思维的归宿。信仰一经确立，就要身体力行；主义一旦认定，就要矢志不渝。和许多革命先辈一样，刘思扬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并不是轻易形成的，其根基很扎实，因而经得起种种考验——无论是死的威胁，还是活的引诱，硬的刑罚，还是软的心战……
确立共产主义的信仰，不同的人们，有不同的途径。有的人从实践开始接触理论，有的人从理论开始参加实践。但不管怎么说，都得有扎实的根基。轻易得到的东西容易失去，轻易形成的观念容易改变。现在感到共产主义渺茫的人们，有不少是曾经以为一个早上就能进入共产主义的。然而，即使在当初，他们就缺少象刘思扬那样刻苦学习、认真思索和努力实践的过程，既没有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也不了解共产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发展历史，更没有在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非共产主义的思潮的比较和斗争中来认识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因而，一遇风浪就左右摇摆，一有挫折就心灰意冷。要使这种“头重脚轻根底浅”的“墙上芦苇”不再这样一直摇摆下去，看来还得从马克思主义的A、B、C开始补课，循序渐进，锲而不舍，打下扎实的根基。
根深才能叶茂，这个普通而又正确的道理，我们是应该牢牢记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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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晨光短笛
深山篝火红
徐立忠
这是个临冬季节，我们一行森林调查设计员，背着仪器，由老农阙大伯带路，向一个长长的峡谷里走去。两边是峭壁丛林，小溪里有流泉怪石，松涛在头上呼啸，瀑布在身边咆哮。我们一边测绘，一边往里挺进。这里方圆数十里没有人烟，也没有路。只能顺着山涧往里走，沿着山脊往上爬，有时从岩石里钻出，有时往丛林里穿过，有时涉水过河，有时攀藤而上。登上顶峰，一看测高器，已是拔海1，800米了。这是武夷山的主峰之一。极目四望，云海茫茫，宛如置身天际，飘飘欲仙。这时，不知从哪里涌来的云雾，忽然弥漫了远近山峦，浩瀚无边的云海在升腾，只剩下几个峰尖伸出云外，犹如座座孤岛。我凝视着这云雾茫茫的万顷波涛，颇有“水漫金山”之感。正兴叹间，忽然吹来一股强劲的山风，霎时把云雾吹散了，远近的林木山石，又尽收眼底。没有云雾来遮挡视线了，我们便抓紧这有利时机，沿着山脊测量境界线。风很大，罗盘仪的三脚架被风摇晃着，需要一人扶住才能观察。测完境界线，已是暮色茫茫了。
来到山窝下，只见一个三角形的茅草棚出现在我们眼前。我们都夸奖阙大伯有一手搭棚的绝技，只那么短短的一两个小时，就搭起了一个草棚，真不简单！大伯捋着粗黑的胡子呵呵地笑着说：“这没什么，我们山里人谁都会，解放前穷人就住这样的草棚。”这茅草棚只用了三个树杈支起来，顶上和四周，披盖着茅草，地上铺着厚厚一层松软的丝茅。我们都欢乐地在茅草铺上打滚，象回到了温暖的家里。这时，阙大伯已抱来了一堆干松枝，在门口烧起了篝火。我们围坐在篝火旁，拿出干粮，一边吃着，一边讨论着这里的规划。阙大伯吧嗒吧嗒地坐在一旁吸他的旱烟。我拿出森林普查图，借着红红的火光，细心地在图纸上做着标记，画着线条：这里该修一条公路；那里该办个木材厂；那片处女林的顶峰上要架条钢丝索道，让砍伐下的木材顺着架空索道凌空而下；那荒坡上要营造一片新林和茶园……
天上，繁星眨眼；林中，宿鸟无声。只有那呼呼的松涛，飞舞的竹林，在和我们同享这篝火旁的乐趣。
阙大伯听我们谈着这美妙的远景，忽地站了起来，把旱烟筒一敲：“行咯！行咯！在党的领导下，这些都能办得到咯！”眉宇间露出兴奋自信的光芒。大伯坐下来给我们讲土地革命时期，方志敏的部队攻打崇安县，就是从这里翻过山去的。后来红军跟随毛主席长征去了，留下一支红军游击队，转战在这闽赣边境的大山里，一直坚持斗争到全国解放。他说：“那时候，我是个红小鬼，曾经给游击队送信到过这里，没想到今天又给你们带路到这里。”我说：“大伯原来还有一段光荣的历史啊！”他感叹地说：
“那次到这里，是为红军打天下；这回给你们带路，是建设四化！”我们被他的话感动着。只见那篝火熊熊的火苗，似乎跳得更欢，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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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副刊文选
考试之后
贵州省普定瓷厂 刘艳
职工文化考核结束后，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拿回你的卷子，明天来重新考。”我看着试卷上的一道道红勾，惊愕地说：“我是及格的啊，为啥要重考？”老师明亮的眸子盯着我：“那不是你自己的笔！”“怎么不是？我花了两元九角八……”话没说完，我反应过来了：老师已经知道那答案是我照别人抄的。“去吧，去找找吧，把属于你自己的笔找回来。”老师意味深长地说。
我再也不能入睡。皎洁的月光流水般从窗口泻进来，照见了我苍白、空虚的心灵。我只是考试作弊吗？在生活的试卷上，我是不是在认真地解答着每一个试题？我不光丢失了笔，也丢失了真诚。记得刚刚上小学时，妈妈给了我一支笔，语重心长地叮嘱我：“要好好学习……”那时，我曾下过决心要用妈妈给我的笔，学知识，长本领，去描绘祖国的风貌，去讴歌时代的英雄，去为祖国建设出力。当我还沉浸在斑斓的幻梦里时，突然交白卷的零蛋大学生成了英雄。在惊愕、困惑中，我理想的小船翻沉了。后来，高考制度恢复了，我报考中专都名落孙山，更不要说考大学了。进工厂了，做工只需要劳力。前途、希望都在哪里呀？我丢开妈妈送给我的那支笔了，没有想到，这也正是丢失了我自己。喇叭裤、三洋牌、迪斯科……时光在烟圈的旋转中飞逝了。
生活在变，人也在变。曾陶醉在啤酒沫、疯狂旋转中的同学有的自修考上了大学，我还能老是混吗？不！我呼唤，我寻找，那丢了很久很久的妈妈送我的那支小笔。
为了让儿时的记忆变得明朗而深刻，为了让悔恨、痛苦充满思考和探索，我在一天晚上返回我的母校，踯躅在我留下过足迹的地方，在茸茸的草丛里，撩开长起尖刺的树枝，细心地寻觅。啊，一缕灯光、照亮了我的眼，也照亮了我的心，那正是我当年的老师，在灯下，伏案写着什么。我走进去，老师惊喜地看着我，我禁不住一阵羞愧涌上心头。接着，老师满怀深情地给了我一支笔。
啊，我终于找到了。我将用这支笔，也用我的真诚，去参加第二次考试！
（选自一九八二年十月十三日《工人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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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答读者问
民俗学种种
钟敬文
问：请介绍一下民俗学及其作用？
答：民俗学（Folklore）是一门社会科学，是一门人文科学。它的研究对象，是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人民（主要是劳动人民）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它的范围，过去在某些国家的学者眼中看得比较狭窄，仅限于民谣、民间故事、民间信仰及某些比较古怪的风俗。但是，现在一般已经把它扩大了。它的疆域是相当广阔的。从物质生活（衣、食、住等）、社会组织（如家族、村落及各种固有的民间结社）、岁时风俗、人生仪礼以及广泛流传在民间的一切技术、文艺等。
关于民俗学研究的任务，各国学者的看法和做法很不一致。我们认为它的主要任务是：站在人民的立场和具备科学的态度，用实地调查的方法，把这种长时期被蔑视、被抹煞的民族基层文化资料收集起来，并给以科学的整理（包括分类等），然后，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它进行精密的分析、论证，揭示它产生的社会原因，生长、消亡及继承、传播等的规律，揭示它的社会作用。
今天我们研究这门社会科学的作用究竟何在呢？首先，它能满足人民希望认识自己祖先的经历（历史）和他们伟大的文化创造的迫切需要。民间各种风俗现象，是历代广大人民在长期生活和斗争中所创造、享有的整个文化财富的一部分。它跟其它重要的社会事物密切相关联，并同样作用于社会生活的存在和发展。可以说，民俗是每个民族以及整个人类的文化史上不能缺少的篇章（时间越往上推，它的意义和所起的社会作用就越觉重要）。现在，我们的广大人民正在运用自己的智慧和干劲，去创造人类新型的社会，对于他们，祖先所创造的文化成就及其历史，是一种必需的知识。具有这种历史知识及其它知识和能力，他们才能成为真正“有文化”的人民，才能较好地去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
其次，民俗学的知识，有利于人民更好地掌握马列主义的真理。经过科学的整理和探究的民俗学知识，它能够正确地和雄辩地显示出在这种民俗文化创造上所体现的历史规律和科学法则。这对于要更有效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及唯物辩证法的我们，是最得力的教材，是有权威的老师。再次，民俗学的知识又是推动我们在文化创造上猛进的战鼓。因为它将告诉我们，许多无名氏在历史的长流中，凭他们的智慧和毅力，在生产上、生活上和社会斗争上所创造、继承和发展的无数优异业绩。那是过去广大人民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创造出来和继承下来的。它现在还生存在我们的生活里（有些外国学者巧妙地称它为“生活中的古典”），其中一部分，还起着资助我们的现实生活和创造的作用。关于它的知识，不但启发我们对那些创造文化先辈的由衷景仰，它更要激起我们创造时代新文化的热情和勇气。
问：请您谈谈民俗学的历史，何时传入中国，情况如何？
答：作为一种科学的民俗学，它的抬头是在十九世纪中叶的英国。但据学者们的考察，在比较早的一些时期，它已经在德国产生，虽然用的是另一个名称（Volkskunde）。它在英国学界出现后，很快就在别的国家蔓延起来。到前世纪末，它的学会和出版物已经在许多国家建立和涌现了。它的传入中国，是在“五四”前后。开始是从搜集、整理和研究民间歌谣出发的。稍后，才正式提出“民俗学”这名词。本世纪二十年代，它在我国北方和南方一些国立大学里得到培植，并出现了相当长势。广州的中山大学，在短短的几年中就出版了民俗周刊一百多期和民俗丛书近四十种。三十年代开始以后，这种学术活动，逐渐与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等科学接近或连结起来，使它的道路更显得宽阔。在四十年代的前半，北方解放区，由于创作为广大人民服务的新文艺的需要，因而重视起“萌芽状态的文艺”（人民固有的文学、艺术）来，使对这部分民俗资料的搜集以及整理工作，有了新的方向。
全国解放后，以研究人民固有文化为主要职志的民俗学，本来应该得到巨大的、全面的发展。但是，由于某些原因（不适当地接受了邻邦学界这方面的做法，该是原因之一），这时期，除了民间艺术和文学，因为有着解放区的新传统和教育群众、创作上推陈出新等需要，有较大的发展之外，民俗学作为一种科学是受冷遇的，有时候还受到片面的批判。它一时差不多成了“绝学”。“四人帮”被打倒以后，民俗学才恢复了名誉和地位。1978年夏，顾颉刚等教授向社会科学院领导同志建议恢复民俗学及建立有关研究机构。在全国文代会期间，各地先后成立这方面的研究小组、发行小报及在一般民间文学刊物中刊载民俗记录资料，还有些急进的同志，发表了有关论文。这种情形，年来更有所进展，如相继成立省市级的民俗学会（辽宁民俗学会、吉林民俗学会等），专门的民俗学期刊也诞生了，如《浙江民俗》，记载风俗的专著也出现了，如《西南少数民族风俗志》、《中外民间节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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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沂蒙春
陈洪泽
护林员脚印系完最后一个警惕的法网，枪刺编完最后一根威严的篱笆；踏着黎明走回护林小屋，那神情，俨然是刚刚奶下娇儿的妈妈……
护林小屋如帆的炊烟对我说：你是海上巡逻的舰舶。警惕的枪刺对我说：你是镇守海疆的哨所。我说你是林区的一把大锁，卫护着一支生机盎然的春歌。
放蜂伯甘醇的蜜水沏满一碗，让我浇一浇嘴唇上的火焰；我仰脖一气灌下，呵，为啥有点甜得发咸？莫非酿进了放蜂大伯的热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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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书架
《春影集》
韦野同志的《春影集》已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受到了读者的欢迎。
韦野的散文注重生活气息，有情有景，有浓郁的、朴素的泥土味。这些年来作家足迹所到之处，往往有新作问世，或写草原，或写人物，都灌注了作家对生活、对祖国的一山一水的热爱，从而有饱满的激情洋溢在字里行间。《春影集》便是这些作品的综合。
在广大读者盼望着能读到更多的好散文时，笔者愿作家们以散文这种“轻骑兵”的形式，努力反映开创新局面的现时的生活。
（路拾）